侯红志：武汉红旗大楼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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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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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红旗大楼的前世今生
文/候红志
2020年国庆节前，武汉市对江汉路进行整体保护性修缮，江汉路8号，现名为中国民生银行大楼，作为重点修复工程之一进行了大整改，拆除了玻璃幕墙，改变了建筑外立面，恢复了武汉人熟悉的“红旗大楼”原貌。
红旗大楼曾有过多种名称——永利银行、兴华大厦。在他历久弥新的躯体上，镌刻了建国后武汉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诸般烙印，弥足珍贵。此次，在这栋大楼“修旧如旧”后，门柱上镶嵌的“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上刻上了“永利银行”，人们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感知它的历史尘埃。
永利银行前身是重庆永利钱庄，该行由裕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苏汰余与渝、汉商界人士贺衡夫、黄师让、张松樵、石风翔等人组建。确定资本为1000万元，由裕大华公司和各企业投资，成为裕大华公司系统的组成部分。1943年1月22日正式开始营业。总管理处设于重庆，分行设于成都、西安、兰州，在合川、广元、达县、南充、平凉、宝鸡等地设办事处。次年另拨资本50万元，成立信托部，办理信托业务。
抗战胜利后，永利银行总管处随裕大华公司迁回汉口，1946年在汉口江汉路兴建兴华大厦办公楼，1948年落成，作为永利银行总行、汉口分行及“裕大华”办公处所。兴华大厦立面简洁，强调中心对称布置，入口处立面凸出，外形上的最大特点：竖直线条通顶，外观简洁明快，无论横竖，无论门窗，基本是由方形直线组成。他一反20世纪30至40年代汉口高楼建筑的惯常风格，属汉口早期欧洲现代派建筑风格。
永利银行在汉口经营一切商业银行业务及信托业务，因是裕大华公司投资，基础比较稳固，存款逐渐增多。1947年2月，该行资本增至1亿元，增设汉口、上海、天津分行，后改称永利商业银行，裕大华公司各厂的资金需要，多由该行调剂融通。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金圆券出笼，物价一日数涨，该行以存款囤积货物，另设暗账。暗账由总管理处的稽核处负责核算保管。后来，该行职员向国民政府财政部告密，经财政部派人来汉会同汉口金融管理局调查证实，饬令该行汉口分行于1948年12月22日停业。1949年5月永利银行总管理处迁往重庆。
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裕大华企业集团被誉为旧中国民族纺织企业的“航母”。武昌裕华纱厂是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裕华纱厂由张松樵发起创办，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3月建成投产，徐荣廷任董事长，张松樵任经理。1927年冬，徐荣廷退休后，苏汰余接任总经理。
1936年在武汉申新、裕华、一纱、民生等四大纱厂比较中，裕华纱厂总销量为28621件，占52.45%。
抗战爆发后，武汉会战时期，裕华纱厂为确保军布供应前方，与比利时义品银行签订以工厂作抵押借款假合同，工厂上方可挂比利时国旗，免遭日机轰炸。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共生产布匹263540匹，95.18%供应军用。裕华纱厂迁至重庆后，继续生产军布供应前方抗战所需。
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武昌裕华纱厂挪作军用，仓库、工人住房为其兵营。抗战胜利后，清查损失，原有的工房拆毁已逾百间，其余的破旧不堪。老华康里、新华康里、裕华南里、裕华北里及华安里等百余栋房屋仅遗断垣废墟。1948年底，裕华纱厂陆续投产，但至解放前夕，只开动纱机12600锭。
裕大华公司前身是创建于1919年的裕大华股份有限公司武昌裕华纱厂，后组建为全民所有制的武汉第四棉纺织厂，1994年，经武汉市体改委批准，武汉第四棉纺织厂正式改组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国后1951年11月，武昌裕华纱厂主动申请公私合营。在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裕华纱厂成为武汉市乃至全国轻工战线上的一面旗帜。1956、1959年，两次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单位。1956年12月，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一同到裕华纱厂视察；1957年9月6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主席亲临裕华纱厂看望全体干部职工。从1949年至2008年停产改制，裕华纱厂产生了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52名。
2008年，武汉市因地铁施工，征用了武昌裕华纱厂生产厂区，企业按照市政府“边改制、边搬迁、边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进行拆迁，1922年建设的厂房、办公楼、仓库等厂房设施等全部拆除，现在，武昌裕华纱厂旧址地域已成为武汉地铁2号线积玉桥站点。
苏汰馀（1886～1948年），四川省巴县人，爱国民族实业家，“裕大华”传奇的奠基人，是与卢作孚、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等人齐名的爱国工商业巨子。早年入东川书院学习，1922年，与徐荣廷投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公司，次年又投资组建裕华公司，在武昌创立“裕大华”纺织系统。1927年大兴、裕华两公司改为董事长负责制，苏出任董事长。1936年，大华公司成立，任董事长，建成西安大华纱厂。抗战爆发后，将武昌裕华纱厂迁重庆。1939年，建成重庆裕华纱厂（简称裕华渝厂）。同年，建成广元大华纱厂，次年在重庆开设永利银行，1941年在成都建立裕华纱厂，1946年，开设华年兴业公司，简称裕华公司，在全国纺织业占有重要地位。
他还投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五通桥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西安大秦毛纺织厂等。苏曾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苏组织生产大批军布供应前方，还组织募捐，为接济难民，筹措大量资金、 寒衣和药品。他还兼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苏主持工厂工作期间，选派人员去日本学习、培训。在推广技术、改良棉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推广营销方面均有建树。
武汉解放后，永利银行的兴华大厦曾由武汉市纺织工业局和《长江日报》共同使用。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5月23日，《长江日报》即在武汉创刊，毛泽东题写了报头。这时的《长江日报》由武汉市军管会主办，是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报。
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以后，辖二市五省（区），即武汉市、广州市、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含海南）和广西，决定《长江日报》为华中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机关报。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后，武汉市委与湖北省委分别出版自己的机关报，《长江日报》遂成为单一的中南局机关报。
1952年，中共中央考虑到各省市报纸均已先后出刊，为加强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导作用，决定撤销全国的东北、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六个行政大区的一级党委机关报，中南局《长江日报》于1952年12月31日终刊。
根据中南局意见，中共武汉市委创办一年的机关报《新武汉报》接用《长江日报》出版发行，在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工作结束之前，《长江日报》仍担负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的部分宣传任务。
永利银行于1949年5月搬出兴华大厦后，该大厦成为解放后成立的武汉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是时，创办不久的《长江日报》社亦迁入大楼内办公。纺织局使用1、2、3层，4、5、6层为《长江日报》社办公区域。
据老人们回忆，兴华大厦是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改名为“红旗大楼”的，并在大门门楣上缀上了这四个大字。1993年，在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新建报社大楼后，《长江日报》社从红旗大楼迁出。1997年，红旗大楼被中国民生银行汉口分行租用，租用方对大楼立面进行大面积改造，使用大理石、斩假石的饰面和玻璃幕墙改变了建筑外立面，使它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文革”时期1966年11月，红旗大楼叱咤风云成为武汉三镇关注的焦点。
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紧缺等其它客观原因，湖北省委通知《长江日报》停刊，与《湖北日报》合并，取消《长江日报》报头，以《湖北日报》面世。1961年5月1日，《武汉晚报》创刊，报头为董必武题写，四开四版，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
1966年“文革”开始后，从该年11月3日开始，武汉地区的“造反派”认为《湖北日报》发表错误文章，陆续到红旗大楼“造反”，继而占领了大楼。当时，反对占领报社的群众组织与造反派展开了激烈辩论与争斗。1966年11月22日、24日、25日，造反派三次在大楼前召开万人辨论大会，红旗大楼成了武汉三镇关注的焦点，支持的、反对的，汇成了人海，把大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发的辩论夜以继日。1967年2月，“二.八声明”辩论，更是推向了高潮，“香花”还是“毒草”？老武汉人记忆犹新。
红旗大楼内的《湖北日报》社被造反派封闭了一个多月后，武汉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1月21日将《武汉晚报》停刊，改名《长江日报》，出版了长江日报“新生号”。大批新闻工作者遭受迫害，有的被迫离开了岗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外，“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武汉晚报》于1984年9月1日正式复刊。1984年，《长江日报》提出“立足武汉，服务全省，贯通长江，辐射华中，面向全国，对外开放”的办报方针，把办开发型报刊作为奋斗新目标。
（责编：糊汤粉）
【作者简介】
侯红志 男 曾任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记者、电视评论员，现任中国文保基金会社会专家组专家，湖北省民政厅《国家标准地名志》编辑组成员。发表电视新闻、专题、文字及美术作品1000余篇，多次获得各类奖项，作品《中山舰还将沉寂到何时》（电视新闻专题）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系首次在《鸿渐风》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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