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近三个月！芝大中国学生出走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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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长视觉
“感谢各位热心家长关心支持！我孩子前一段时间在洛杉矶一家机构义工，证件、钱包和手机均被偷了， 目前已正常联系，暑期准备回国！再次感谢各位！”
据悉，小范已在父亲的陪同下回到芝加哥，并积极与校方联络，协商复课事宜。
范迪文父子（右四、右五）与帮助寻人的黄正东律师（右三）、胡逸伦律师（右二）、知名心理专家徐明医生（右一），以及华联会主席郑征（左三）、理事长汪兴无（左二）、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胡晓军（左一）合影留念，图源：芝加哥侨学网
7月31日晚，范迪文父子在芝加哥宴请大芝加哥华人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侨社热心人士和清水正东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范爸爸感谢各界华人社区对儿子失联事宜的关心，感谢芝加哥大学对范迪文同学的关心和支持，感谢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提供的大力协助，感谢黄正东、胡逸伦律师的全方位帮助。
在接受侨联网访谈时，范迪文讲述了自己失联三个月的经历与心路历程，他表示在自我反思和吸取经验之后，已形成抗挫能力，期望未来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学业。
范迪文期待能继续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学业，图为芝大校园鸟瞰图
失联近三个月，当事人袒露心路历程
今年5月5日，范迪文从芝大校园出走后，乘坐长途巴士抵达德州达拉斯后去向不明。失联期间，范迪文的护照、钱包和手机均被偷走，但幸运的是，没有受到任何人身伤害。
范迪文表示自己离开达拉斯后，搭乘火车前往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后从波特兰来到洛杉矶。不过，范迪文到洛杉矶后证件、钱包和手机全部被盗。尽管举目无亲，当地一家慈善机构为他提供了食宿。作为回报，小范在该机构做了近两个月的义工。
7月下旬，范迪文主动与国内家人取得联系。7月24日，范迪文父亲从中国飞往洛杉矶，父子团聚。
据悉，小范留学前就读于北师大附属实验学校国际部，成绩优异。2020年，他同时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录取，他选择入读全美排名前十的芝加哥大学。由于疫情影响，范同学在国内通过上网课完成了大一学业，并获得了3.7（满分为4）的GPA。
2021年夏天，芝加哥大学恢复线下授课。小范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远渡重洋来到芝大校园开始留学生涯。那么，在这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离校出走且不告知家人、同学和老师呢？
范迪文出走失联两个月
在采访过程中，范迪文称自己承受了日益增加的负面情绪，最后深感不堪重负，因此决定出走。
当自己身处异国他乡，面对生活学业的种种变化时，小范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心理预期亦有落差。来到芝加哥后，他没有结识多少朋友，也缺少相应的社会支持，加上课程节奏紧张，忽略了自我关怀，甚至没有察觉到心态在发生变化。
心态的变化催生了负面情绪，而且缺乏良好有效的疏导。范迪文回忆道，“自己给自己凭空制造了许多压力，还习惯于单打独斗，不擅长求助，导致内心的负面情绪越来越沉重，最终难堪重负，选择出走。”
在出走期间，范迪文也不断在尝试和自己进行对话，最终达成了自我和解。在加州慈善机构义务服务两个月后，他说自己已经“想通了”，于是致电家人取得联系。
范迪文父子重逢
国际生心理健康挑战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表示，几乎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曾经历精神疾病。如果涉及大学适龄人群，该比例达到约四分之一；而对于大学新生而言，这一比例增加至三分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受困于心理问题的人士数量多年来一直不断上升。另有研究表明，因健康问题影响学业的国际学生中，近83%是由于“精神 或 心理 问题所致。
对于美国大学的国际学生，尽管无法获得该群体罹患心理疾病（包括社恐、跨文化交流障碍等）的确切比例，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36%国际生“心理健康”状态不佳，同样比例的留学生承认某个时点具有自杀倾向。而出现诸如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障碍或症状的国际学生绝非罕见。
当代社会在无可避免地复杂化，现实已经不容许一个大学生在大学四年里完全心无旁骛地集中于学习。如今的大学生往往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于学校、同学、家庭或者社会。在美国，家人状况，学费，奖学金，实习，就业，体育项目，交友占据了大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学习生活中日积月累的压力对国际生形成的严重心理健康挑战。范迪文的案例反映出让国际生深陷心理困境的诸多因素（孤独、沟通障碍、学业压力、以及对自我认可的全新认知）及其反映的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应激身体疾病或拒绝家庭或其他支持系统的关怀。
1、第二语言沟通焦虑
语言和沟通障碍是留学生最为担忧的两大问题。无论在课堂还是社交场合，非英语母语的国际生往往无法完全领会他人的语意，这表现难以分辨不同口音、跟上“交流节奏”、理解文化含义、俚语或笑点，从而引发焦虑。
很多国际生对自己的英语能力缺乏自信，总是想“我的语法或口音是否正确？人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仅刚到美国的学生会感受第二语言焦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学生也屡见不鲜，尽管旁人可能觉得他们的英语已经相当流利。
由于存在沟通障碍焦虑，很多国际生往往不愿致电校内或校外的心理辅导机构寻求帮助。对于那些需要通过口头表达和非语言信息进行大部分沟通的国际生，无法依靠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或其他环境暗示等线索与人交流颇具挑战，因此电话沟通意味着缺失部分信息可能引发误解和混乱。第二语言焦虑不仅造成国际生和同龄人产生隔阂，而且还可能与那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失之交臂。
2、隔阂和孤独
来到美国大学校园后，很多留学生会感觉孤独和寂寞。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SU）对198名国际学生的研究显示，孤独感成为国际生第四大常见心理问题。超过25%受访者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很多留学生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教室或实验室和住处之间的两点一线。有时候，在两点之间他们甚至不会和任何人交流。一位印度留学生回忆道，
即使在课堂上，大家彼此间几乎也不说话，我觉得大部分国际生不是和本国同学扎堆，就是一个人待着。到校不到两个月，我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新鲜感。我感到异常孤独，和其他人一样，我开始在班里和校园寻找印度小伙伴。我很怀疑自己能否适应这里全新的环境。
部分学生解释道，缺乏交流是学业繁忙所致，或其学习或工作环境使然。但多数时候，这与社交场合的第二语言沟通焦虑密切相关，留学生往往无法找到自己与美国同学的共同爱好、此前与美国人沟通时产生过障碍（致使其未来尝试时更感更加忐忑不安）、对不同文化交流规范或定义友谊存在误解。例如，当安排一个“简单”聚会时，国际生对美国同学将其列入日程表感到困扰，在前者的本国文化氛围中，与朋友一起玩耍根本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预先规划。
通常情况下，国际生感觉聊天很吃力，因为根本不知道和美国同学聊些什么。此外，在经过闲聊阶段后，国际生往往很难与美国当地学生建立更为深入的关系。
在建立或维系友谊的过程中，国际生需要面对一个名为“边界”的概念。很多留学生可能对此概念闻所未闻，特别是那些具有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中国或东亚学生。他们渴望建立更深层次和更具投入感的友谊，而在美国建立的友谊往往让他们大失所望并因此产生孤独和隔阂感。很多时候，这种感觉最终导致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3、预期的落差
对留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国际生一般都具有心理预期。但来到美国生活以前，很多同学根本没有意识到究竟有多难，及其这些困难如何影响其自我认知。很多留学生把美国想象为一个自由、富足和幸福的乐园，然而，当实际经历和预期发生落差时，这足以令人崩溃，导致他们质疑自己赴美求学的决定，很多时候甚至考虑退学回国。初来乍到遭到当头一棒的感觉在国际新生中屡见不鲜。
这种感觉不仅影响他们当前环境的看法，而且使其对自己国家的观感亦有改变。很多国际生表示，当他们出国后才意识到作为自己国家的一员代表着什么。他们开始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文化如何塑造自己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这类观感和洞察，一方面有助其深入认识和接受自己；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他们质疑其文化习俗，从而动摇长期以来坚守的基本信念。有时候，学生因三观不合可能与父母发生代际冲突。身份认同危机和由此产生的家庭矛盾也可能导致心理困扰。
除了地域和文化观感发生变化以外，自我期望的偏差尤其令人难以应对。很多国际生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才有可能来到美国。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例如继续在美国获得成功（无论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都具有较高自我期许。当发现自己在课堂上遭遇困难，或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在某门课程取得佳绩（甚至不及格），他们很难坦然接受不尽如人意的学术表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立即自认失败，并油然而生惭愧、负疚和忧虑等令人难以承受的情绪。
如果学生无法继续其过往兴趣活动或研究课题时，国际生也可能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例如，某个学生原先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但出国留学后，他或她无法继续参与舞蹈活动。再比如，由于条件所限，学生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路径（如因项目敏感或国家安全等原因，某个研究型实验室不再接受国际生）或其他考虑（例如该领域研究生在美国求职的难易程度）。
部分身份危机的案例涉及身处一个更为自由环境或获取新的知识和事实后，学生对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产生进一步认知。PSU研究显示6%受访者认为性别取向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问题”。其他身份危机则与被“赋予”一个全新身份（例如成为其校园的一个少数种族群体）相关。举例而言，来自非洲的留学生经常谈及被其他小伙伴被视为美国黑人并有生以来首次在美国经受与此身份相关的假设或刻板印象。无论何种原因，国际生原有的自我认同往往遭遇挑战，而新的身份认同则需通过不断调适才能逐渐形成。
这个过程本身相当激烈并造成心理健康危机。期望的落差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调整过程。很多国际生认为这个适应过程是线性的：开始时他们会遭遇困难，但他们会克服这些困难，开始感觉适应，随后就诸事顺遂、万事大吉。
然而，专家指出适应过程绝非如此一帆风顺。相反，这更像是一个波折起伏的过山车。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种充满意外的调整过程将出乎很多国际生的预料，他们或许将这种“失落的预期”归结为自身过错，从而导致剧烈的心理困扰。
由于各种各样的预期偏差和认同危机，很多国际生称自己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他们失去家人（远在天边的家人）、失去熟识感（熟悉的环境和人生路径）、失去自信（突然间感觉变回小孩，不懂如何表达和期待），失去自我（不再是最好的学生），乃至失去方向（由于不确定能否在美国求职成功，他们不知道毕业后前往何处）。这些失落感的叠加催生了担忧、疑虑和毫无归属等感觉。
4、家庭关系
很多国际生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是维系与其家人、合作伙伴、以及（某些情形下）配偶和孩子的远距离关系。在PSU研究中，23%的国际生担忧家庭关系，15%受访者认为存在家庭问题。对于已婚国际生，该比例升至25%。很多国际生表示自己在赴美留学的同时肩负毕业后留美工作的家庭使命。该使命或许与其自身目标保持一致，但并非完全如此。学生或许很难在追寻内心激情和满足他人愿望间取得平衡。这种纠结或许导致其家庭关系变得微妙，使学生很难告诉家人其真实想法、感受或困难，更遑论寻求家人支持和帮助了。
国际生通常不会将自己遭遇的困难告诉家人，原因在于：
不希望家人担心；
家人或许无法理解其挑战；
由于不熟悉所处环境，家人无法给予有效的建议。
中国和其他东亚文化注重学业，很多留学生家庭往往对孩子的学业表现具有很高期望，从而导致该群体学生将精力过度集中在学术而忽视校园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社交、课外活动或其他有助于健康的习惯 ，例如运动、节食或睡眠。
尽管后者或许没有直接关乎学术或职业发展，但这些被忽略的因素有助于情感健康和个人可持续成长。很多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不愿承认问题或寻求帮助，以免家人大失所望或引以为耻。他们倾向于把问题留给自己，努力自行消化压力，从而导致抑郁、焦虑、失望甚至自杀。这些都是东亚背景国际生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很多留学生提及其家人认为自己在美国生活得开心顺利。然而事实却是他们深陷困境、经历失败，或感到迷茫甚至绝望。 疲于应付远距离家庭关系进一步催生强烈的失落感、孤独感和隔阂感，这反过又加剧了精神沮丧。
5、经济压力
国际学生无法获得美国联邦资助和大多数私人助学金，从而限制了其留学期间的经济保障选择。
对明尼苏达州一所大学国际生的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间遭受财务相关压力。此外，很多招聘岗位和公司不考虑聘用国际生，对于他们毕业求职前景也是一大冲击。求职限制、额外签证要求、以及有限财务资助都引发国际生的不安情绪。
结语
众多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美国白人学生和留在本土求学者，东亚留学生呈现更普遍的抑郁、焦虑乃至自杀冲动。根据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统计，美国大学生罹患抑郁症比例约为17.8%；而2019年有关中国和其他亚洲留学生的三项研究结果显示该群体抑郁症比例达32.2%至45.4%不等。
全美范围内，抑郁症高发率显示中国和其他东亚背景的国际生经历严重的心理健康挑战。其潜在因素可能包括其独特文化背景导致的高标准学业预期、对心理障碍问题的错误观念、面对问题和寻求帮助的意愿等。
希望所有遇到学术、生活或心理问题的中国学生要积极积极应对，尽快寻求专业或情感支持，无论是联系学校的心理健康办公室/其他校内外资源，或者告知家人、同学或朋友。
参考资料：
https://ccc.vt.edu/content/dam/ccc_vt_edu/acec/2021/Addressing%20Mental%20Health%20Issues%20Affecting%20Int_Nina%20Ha.pdf
https://mp.weixin.qq.com/s/nCzUA68faov9HeFxCawi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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