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实验室 | 爱心·信心·同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及其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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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对我国和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组织专家论坛，邀请相关学者基于学科专业视角解读疫情下的世情百态，并提出应对之道。
本篇推送是亲社会实验室在该论坛发表的评论文章。论坛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引言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乃至全国各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医疗保障和日常生活遭受了巨大冲击，每日疫情信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居家防疫也考验着全国人民的耐心和信心。
与此同时，令人感动的“爱心接力”事件也在不断发生：全国三百多支医疗队逾四万名医护人员放弃春节假期，不顾生命安危驰援湖北省、武汉市；众多建筑工人日夜奋战、连续工作三十余小时只为尽快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各地人民和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捐物、筹集口罩和防护服寄往湖北省和武汉市；武汉市内的志愿者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同小区的居民之间互帮互助；很多酒店老板免费安排医护人员就近住宿；方舱医院接受过救助的人员为其他病友买方便面，帮护士打扫卫生；快递小哥坚守工作岗位，不仅为医院送达防护用品、医药和设备，也给市民及时送达生活必需品；国际友人在所捐物品包装上书写诗词表达爱心和支持；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也有序开展了诸多心理疏导工作……
这些感人的行为并非单次出现，而是发生了“你帮我，我帮他；我帮大家，大家相互帮助”的积极连锁响应。正是这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传递，保障了抗疫非常时期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打下了消除疫情的牢固基础；推进了社会治理的进程；温暖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心；鼓舞了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抗击疫情的信心；又进一步促进了更广泛的亲社会行为以及亲社会行为的传递。
01 爱心：抗疫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及其功能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且对他人及社会有益的行为（Eisenberg, Fabes, & Spinrad, 2006）。亲社会行为的类型多种多样，诸如帮助（武汉市民主动开车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捐赠（全国人民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志愿活动（社区志愿者义务为居民分发抗疫物资和生活用品）、安慰（友人或心理咨询师抚慰受伤或患病者的情绪），分享（人们将自己获得的珍贵的口罩分给他人），以及合作（全国医学专家密切配合为病人做出诊断，很多行业相互协作共同抗疫）等等，都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显然，亲社会行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行为，它具有维持人际、群际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
在抗击疫情的初期，湖北乃至全国都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新年伊始的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的日子里，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武汉市、湖北省，还有很多省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以及死亡病例数连续攀升，加之人们对病毒的传染渠道也并不完全了解，所以焦虑和担忧情绪使得部分人和地区出现抢购生活物资、散播涣散人心的小道消息等现象。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亲社会行为却为人们带来了爱心温暖，例如，社区工作人员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送菜上门，为疑似病患和密切接触者送药品，为急需出门的居民召唤出租车服务，为每个小区进出者量体温等；很多快递员是城市中的英勇骑行者，他们争分夺秒，上午接单下午就火速将医疗物资送到医院，将居民的生活用品送达居民家中；许多新闻记者也义无反顾地走到了疫情防控一线，他们用肩上沉重的摄像机和手中的一杆笔，不仅为白衣天使、民警保安、环卫志愿者、市场监管人等等“逆行者”们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形象，更是通过实事求是的信息传播稳定了人们惊慌失措的心；许许多多的心理热线开通，很多心理学家或心理咨询师也利用网络展开了心理援助，给那些不幸患病者或不幸丧亲者疏导心理郁结，调整情绪状态；更有那些可歌可泣、战斗在抗疫最前线的医务工作者们，他们真的是为武汉、为湖北、为全国人民抗击疫情在拼命。正是这些不胜枚举的来自普通人的亲社会行为，使得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使得疫区内外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和谐，也使得各个组织或群体形成了更为亲密的相互关系，使人们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不仅如此，亲社会行为事实上对于行为实施者自身也有诸多益处。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研究发现，常常做出亲社会行为的人往往更为快乐，能体验到更强的意义感，也有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更突出的个人成就（Carlo et al., 2018; Yang, Li, Sheldon, & Kou, 2019）。我们团队曾在北京的一些中小学生群体中和在监狱服刑犯人群体中的研究都发现，通过干预促进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对其心理健康的诸多指标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寇彧，张庆鹏，2017；Yang, Zhao, Aidi, & Kou, 2018）。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在这次抗疫过程中，那些做出亲社会行为的人们，无不显现出令人感动和振奋的精神面貌。最为突出的，也许是那些年轻的90后们，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不曾尝过生活的艰辛，但这次却像走向战场一般投身到抗疫的一线奋战，他们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真实的价值感，觉得自己是对人民和国家有用的人。
图：《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促进》一书
2 信心：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与传递
毫无疑问，亲社会行为无论在社会功能方面，还是在个人功能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但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与传递也受到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个人因素方面，责任感、宜人性和诚实谦逊性等人格特质（Thielmann, Spadaro, & Balliet, 2020），共情能力、自我关怀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稳定的个体差异（Yang et al., 2019; Yang, Guo, Kou, & Liu, 2019），以及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拥有的权力及地位等特征都会影响亲社会行为（蔡頠，吴嵩，寇彧，2016；苑明亮，李文岐，寇彧，2019），不同性别和年龄阶段的个体的亲社会特征也有所不同（Eisenberg et al., 2006；张梦圆，杨莹，寇彧，2015）。
环境因素方面，社会系统给人的信任感和公平知觉（Li, Wu, & Kou, 2019; 姬旺华，张兰鸽，寇彧，2014）、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Balliet, Wu, & De Dreu, 2014）、是否有他人在场等情境特征（傅鑫媛, 陆智远, 寇彧, 2015）、事情的紧急性和帮助他人的代价（姬旺华等，2014）、早期生活经历等生命史因素（Wu, Yuan, & Kou, 2018）、以及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等宏观条件（Miyamoto et al., 2018），都会对亲社会行为造成一定影响。上面列举的发生在疫情下的件件感人行为，都是诸多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如果人们对社会制度或体系缺乏信心，对他人能否施以援手不报信心，要发生亲社会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亲社会行为发生与传递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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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可能需要上述因素的诱发，例如，当疫情发生后，人们看到全国上下各级组织纷纷行动起来，共同构建抗疫的总体布局和针对性策略，努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就对战胜疫情充满了信心，于是愿意付出自己的力量，为抗疫做出贡献（例如省市县、地区、住宅小区等层层防护）；当人们获知武汉和湖北确诊新型冠状肺炎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的人数时，立刻被唤起了共情和责任感（例如全国的共产党员在组织的感召下，三天之内为武汉和湖北抗击疫情捐款11.8亿元）；由于病毒具有传染和扩散的特征，人们也被唤起共同命运感（海内外，湖北省内外等各种群体的成员，各个地域的人们，不分国界和民族，不分年龄和性别，纷纷伸出援手解囊相助，例如日本捐助者在捐助的物资包装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于是，在个人特质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做出亲社会行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亲社会行为一旦发生，它往往并非是单方面、一次性的过程。如果人们有信心的话，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者、接受者以及旁观者等多个角色之间，将会发生一系列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也就是说，在适当的条件下，由亲社会行为实施者发出的一次亲社会行为，可以引发多人多次持续的亲社会行为，形成连续的良性社会互动，即产生了“亲社会行为的传递”（如下图所示）。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将继续提升人们的信心，进而又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继续传递。
图：亲社会行为的传递
在这个图中，ABCD代表亲社会互动中的多个不同角色，依次序分别是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者、接受者、旁观者以及与当前互动无关的其他人，ABCD之间的连线则代表了他们之间的行为互动（箭头代表互动的行为方向）。
例如，A与Ｂ之间，就是Ａ首先作为亲社会行为实施者帮助了Ｂ，而B接受了亲社会行为之后，发生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现象，他又返回去向Ａ作出亲社会行为（比如最近疫情在海外蔓延之后，四川医疗队挺身远赴意大利实施救助，就是因为2008年汶川地震时接受过意大利的救援）。这种由亲社会行为的接受者反过来向实施者做出的亲社会行为被称为“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
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者B除了可能会回报实施者A以外，还有可能会将这种善意传递给其他更多的人，即“你帮助我，我帮助他”，在上图中体现为Ｂ去帮助与当前他与Ａ的互动无关的D。这种由接受者将亲社会行为传递给其他人的行为被称为“上行互惠”（Upstream Reciprocity；也有学者称之为pay it forward, Gray, Ward, & Norton, 2014）。此次抗疫中，许多在方舱医院接受治疗获得康复的病人，出院恢复健康后主动担当社区志愿者，义务为他人提供服务的现象，就是上行互惠。
另外，作为旁观者的C，在目睹了A帮助B的善行后，可能会认为亲社会行为实施者A是一个善良的值得帮助的人，所以在随后可能的社会互动中，他会给予Ａ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即“得道者多助”。这个现象被称之为“下行互惠”（Downstream Reciprocity, Nowak & Sigmund, 2005）。例如，人们看到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奋力抢救病人，就会免费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交通工具，免费提供近处的住宿等都属于下行互惠。
当然，旁观者Ｃ在目睹了A的亲社会行为之后，也很可能将Ａ作为榜样进行学习，进而也去帮助B，或为与当前互动无关的D提供帮助。这就产生了旁观者对于“亲社会行为的习得”（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亲社会行为的从众现象，Prosocial Conformity, Nook et al., 2016）。而Ｄ当然也可以像Ｂ一样，转而成为接下来的亲社会行为实施者，再进而引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总结一下，我们将上述由亲社会行为实施者的一次行为引发的，使接受者和旁观者在后续社会互动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做出的亲社会行为的现象，统称为广义的“亲社会行为传递”。
影响亲社会行为传递的因素
接受者的视角
在亲社会行为传递的不同路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有所不同，这可以帮助解释此次疫情下各种亲社会行为传递的现象。在直接互惠和上行互惠的过程中，感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恩是个体在接受他人恩惠后产生的认知-情感反应，是一种积极且愉悦的体验（McCullough et al., 2002）。感恩既是一种积极情绪，也是一种道德情绪。特质感恩水平较高或体验到较强状态感恩的人，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可能也更大（Ma, Tunney, & Ferguson, 2017）。也就是说，实施者发出的亲社会行为如果使得接受者产生了感恩情绪，那么接下来，感恩一方面可以促进接受者发出指向实施者的直接互惠行为；另一方面，感恩还可以促进接受者发出指向其他人的上行互惠行为。
前面提到，在此次突袭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派出医疗专家组前往意大利进行支援，其中多位专家来自四川。谈及原因时，四川卫健委党委书记沈骥回答到：“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意大利的红十字会以及医学会派了14名急救专家驻扎在四川绵阳的重灾区，为抢救伤员做了长时间工作，我记得有约900名伤员在意大利专家的指导下转危为安。所以四川人一直抱着感恩的心，这次三名援意专家都是主动报名、主动请缨，觉得在危难的时候要有一份回馈和回报”。3月17日，驰援武汉和湖北的全国医务工作者，随着疫情得到控制，逐渐撤离武汉，许许多多的武汉市民，眼含热泪向他们告别，湖北省很多机构和地区，还向这些医务工作者承诺将为他们提供终生的湖北旅游景点免费参观机会和酒店住宿机会。这些例证很好地诠释了由感恩所诱发的直接互惠行为。
上行互惠在此次疫情中也有非常典型的体现。武汉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被感染病毒后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接受治疗。在情人节的早上，他收到单位工会主席的信息，得知将获得一万元慰问金。收到微信转账的瞬间，他说“我一下子被感动到了…...”，最终他捐出了这一万元，给方舱医院的其他病友们购买了178箱方便面。随后，他还主动申请帮助护士发饭的工作，并组织成立了包含十多人的方舱医院A仓志愿服务队，帮助护士发放食物、搬运桶装水、打扫卫生，甚至成立了监督大家上厕所要冲水的小分队。这是他第一次做志愿者，他感恩于自己接收到的恩惠，继而转变为对更多的人提供亲社会行为。《财新周刊》记者写到：“方舱医院逐渐从医院转变成一个病人互帮互助的社区”。
不过，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接受者愿意传递亲社会行为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亲社会行为都会诱发接受者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传递。自我决定理论的学者将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分成了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Weinstein & Ryan, 2010）。其中，自主动机指实施者出于乐趣和兴趣或者为了践行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而做出亲社会行为，而受控动机指实施者为了避免自身的内疚和自责或者为了寻求社会赞许，甚至是为了获得奖赏和避免惩罚而做出亲社会行为。由于亲社会行为实施者的动机各异，而接受者在这一社会互动中也并非完全被动，他们会对实施者的行为进行归因。研究发现，相比接受到实施者自主动机的亲社会行为，接受者在接受到由受控动机引发的亲社会行为时，内心的体验会更为消极，而难以体验到感恩，在随后也更不愿意回报实施者，将亲社会行为传递给其他人的可能性也更低（杨莹，2018）。
例如，这次抗击疫情中，就有被迫参加工作而不快乐的人；也有接受了他人帮助而不感恩的人，原因就是他不认为他人对自己有付出，或者认为他人的付出是应该的，而不是他人给自己的恩惠。另外，感恩之情是接受恩惠的人感受到了施恩的人的真诚之后自发自愿产生的，绝不是逼迫的。如果有人强逼人们感恩，那只能是适得其反。
旁观者的视角
在下行互惠（即旁观者目睹亲社会行为后对施助者伸出援手）的过程中，亲社会名声起到了重要作用（苑明亮，张梦圆，寇彧，2016）。亲社会名声是个体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人对其亲社会性的评价（如：他是个慷慨的人），那些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和做出慷慨行为的人，通常会得到较高的亲社会名声。而这些人在随后往往会获得更多来自他人的帮助和社会赋予的利益, 例如金钱报酬或社会地位提升等。
然而，并非所有的亲社会行为都会得到同样的亲社会名声。例如，研究发现，实施者社会阶层的高低影响了他人对其亲社会名声的评价。不同阶层的个体往往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Kraus et al., 2012; Li, Yang, Wu, & Kou, 2020），而人们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的行为也会有不同的预期和评价。研究发现，相比低社会阶层者的捐款行为，来自高社会阶层的个体，不管是捐赠绝对值相同的金额、还是捐赠占收入同等比例的金额，所得到的亲社会名声都比较低。这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低社会阶层者的捐赠行为是出于真诚地为他人好、想要去帮助他人的动机，而高社会阶层者的捐赠行为动机则没有这么单纯（Yuan, Wu, & Kou, 2018）。
此次疫情中也不乏有这样的现象。有著名演员夫妇为湖北捐款30万元，但换来的却是网友对其捐赠金额的苛责，不少网友在其微博下留言，认为他们“太扣了”、“铁公鸡”、“粉转黑”。这种现象体现了人们对高收入或高社会地位者慈善行为有极高的要求，并且对其真诚动机的习惯性质疑。我们团队的研究指出，若要想改变“明星捐款遭骂名”的现象，需要突出他们捐出的金钱具体能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Yuan et al., 2018）。具体来说，如果新闻报道突出的并非是某演艺明星捐款30万元，而是强调这30万元意味着可以购买多少台呼吸机，可以帮助多少名新冠病毒感染者缓解病痛，则会有不同的效果。在突出了亲社会行为具体的影响效果之后，人们对行为实施者的评价会更积极。
亲社会行为的旁观者除了帮助实施者，还常常以实施者的行为为榜样，向受助者伸出援手，或者将亲社会行为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一现象体现了社会学习的过程，道德提升和信任等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道德提升是个体目睹或耳闻他人做出值得称赞的道德行为后，内心产生的一种积极情感体验，如“钦佩”、“感动”、“喉咙有种哽咽的感觉”等感受（Aquino, McFerran, & Laven, 2011），进而做出见贤思齐的亲社会行为。道德提升的感受会使个体更关注与他人的关系，更能体会到他人的困难处境，从而促进后续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传递。
但是，只有在旁观者对实施者有较高的信任时，目睹或耳闻其亲社会行为才会引发道德提升的感受，进而传递亲社会行为。在本次抗击疫情初期，某红十字会接连出错，被网友认为物资发放不及时、分配不公正、程序不透明。红十字会本是慈善的代名词，但在一次次陷入公共舆论事件后，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其的信任感。当人们无法信任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者时，看到其行为就会对其动机的真实性抱怀疑的态度，便难以产生钦佩和感动等道德提升的感受，这就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传递了。这对全社会营造良好的亲社会氛围是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强调除了政府之外，更多的社会组织、社区平台以及公民个体等都要逐步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这就对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假如社会各个主体都学会了如何亲社会，整个社会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同心协力的亲社会行为传递机制，那么，就有望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建立秩序和活力兼备的社会体系，以及全社会的良好社会心态。结合前述的诸多因素，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有益于促进亲社会行为及其传递的原则。
从社会层面来说，运转正常的社会制度和秩序，良好健康的民众心态，明确公正的社会规范，以及善良友好的文化氛围等因素，都会影响亲社会行为能否产生并进一步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内容，例如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天下大事，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责任感，强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回报意识等，促成了这次抗击疫情中举国上下的亲社会行为。
不过，当前社会也显然存在一些不利于亲社会行为发生与传递的因素。比如，较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人们更难以信任他人和某些社会机构，会让人们形成社会不够公平的感觉，也会使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更为流行，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和传递。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应致力于改善贫富差距的现状，也应全力培育使人们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不应促使人们信奉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而应逐步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体系。在宣传亲社会行为时，要突出实施者动机的真诚性和自主性，而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说教层面，这样才能激发大众的道德情感和增强其道德提升，以便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传递。对亲社会行为实施者，也应给予相应的回报，而不能总是提倡其无私奉献，应使亲社会行为实施者得到价值认可，而不是对其进行道德绑架。相反，鼓励和肯定代价微小的善行，其实对促进良性的社会互动大有裨益（这次抗击疫情中的党员捐款100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此外，从群体层面来说，我们还应积极推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倡人们不仅关注国内同胞的命运，对其他国家民众的遭遇也都怀有一份怜悯和博爱之心。
从个体层面来说，良好的自尊和共情能力、适度的自我关怀、追求平等的价值观等都是促进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有效干预，亲社会行为的能力也会出现显著的提升。鉴于青少年阶段是德育的关键期，因此，我们尤其提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使他们从小形成亲社会的价值观和具备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潜质。这不仅对于社会的未来有极大的好处，而且对于青少年个体本身也有极大的好处。
总之，在这次全民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人们慷慨地付出了亲社会行为，并不断地引发亲社会行为的传递，形成了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共同战胜疫情，保卫家园和人民生命的壮举。我们应去深思并从中获得启发。
推文作者：寇彧 李文岐
编辑：林靓
排版：董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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