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实还原：年纪最小的上访者
父亲去世之后，我整理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他保留的我妈妈的文革交待材料和我姐姐罗红当年的上访“平反证明”。我父母在文革中被打为“牛鬼蛇神”，挨打批斗，被抄家，父亲的邮票和日记全被烧光。四岁的姐姐罗红也被牵连，东西被砸被抢不说，每天都被小孩子追打谩骂。后来我姐姐跟爸爸去北京上访。我姐姐被几个女同事带到中央文革接待室，成为文革中最小的上访者。妈妈1968年的交待材料对此有详细说明。现在将妈妈的交待材料一字不改，摘录下来。
“1967年2月份罗小红上访前后的详细经过，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
在1966年8月份，我和罗肇昌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大小会的批判和斗争。8月29日受到抄家。当时把我小孩罗小红的小人书撕了不少，玩具砸碎了一些，有的衣服扯坏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是红卫兵出于对牛鬼蛇神的愤恨。
当时我们家搬到汇丰街去住。因学生天天去围斗，影响了附近的小孩也每天去围着打骂，见到罗小红更不放过。我们每天六点以前路上行人很少时，把她送到托儿所。阿姨不来，就把她交给厨房刘师傅。晚间八点以后接她回来。不敢走大路，不敢走有路灯的地方，怕被小孩看见挨打。有一次经过房产科门前，被在外边玩的小孩看见，立即领了一帮小孩，连喊带打跟到家里，闹到十点多钟。
当时正是秋天，拉黄土抹房子的时候。一些小孩在我们家门口前修起了一个碉堡。白天一些小一点的孩子拣砖头、石块准备弹药，等我们一下班，小孩们爬在碉堡里对准我家门窗，万炮齐发。星期天一整天都是如此。所以小红星期天在家不敢出门一步。坐在炕上，又怕由窗子飞进的砖头石块打脑袋，只好躺在箱底下。当时虽然她已经四岁了，可是连大便都要在屋里。
去托儿所后，有时也受到一些小孩围着窗子往里扔石头、打她、骂她。使她经常被打哭、被吓哭。这一切，当时住在附近的人都是亲眼目睹的。罗小红当时的处境，比一般挨整人家的孩子要痛苦几倍。(因这里是有人指使的，这些情况自己在群众面前是不敢说的。因为我现在是向毛主席派来的工人阶级谈情况，所以打消顾虑，如实地谈出来。)
1967年，罗肇昌要去北京上访，当时也要顺便把她带到北京去她姥姥家，她很愿意去，问到北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后来听说红卫兵串联，车比较拥挤，又想不带她去了，可是她不同意，终于把她带到北京。我伯母因我正在产假中，还在桓仁，在北京只有我伯父自己。小红不愿跟他，总跟她爸爸。
罗肇昌在2月15日上访并没带小红去。当时，我们也没想让她去上访什么。后来在2月22日，罗(肇昌)去水电部人民来访接待室，把小红放在水电总局革命组织联络站，和几个女同志在那玩。后来有我局的关玉珠和三门峡姓何的女同志去文革接待站办事。她们认为小红很会说话，把她带去吧。
据说，当时上访人很多、很挤，要是先排号登记，要等20多天才能接待。可小红去说她也要告状。东北接待组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据说他们接待了几万名来访者，还没遇见过一名四岁多的小孩。所以东北组同志打电话向负责人请示这件事，怎么办？接待不接待她？可能对方回答让接待，所以也没用排号，接待员和小红谈了话，问了她一些情况，并且给她开了介绍信，附下：
(证明说：据小红反映，其父母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因此小红在托儿所被称为“小牛鬼蛇神”，受到歧视，其相片、衣服、小人书、玩具被撕被砸，并受到小朋友的打骂，使她不敢再去托儿所。请按十六条和中央有关政策和措施，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给予平反。
据关玉珠阿姨说，姐姐当时没有桌子高，她被抱到桌子上，也不怯场，把所有的委屈都说了出来。当时谈完话，文革接待室的人还送给她一个小册子。)
当时虽然我们事先并没想让她去上访，上访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但过后我们听到这件事，是对她给予支持和鼓励。认为她受了那么多打击，就是她上访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一切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另外我还认为，用她的行动也是更有力的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我还认为对反动路线揭露得越深刻，对它的流毒肃清的越彻底。
经过几天来同志们的帮助，自己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虽然自己没有让孩子去上访，但是她上访后，自己没有批评她，而且还鼓励她。
另外也没有教育她正确对待小孩的打骂，没有引导她把千仇万恨集中在她父母身上，所以使她做出了这件贸然的事情。”
我挺佩服那些文革接待办的人，能够接待一个四岁多的孩子，还给她开了“平反证明”。多么有人情味的举动。可是，“平反证明”却让回到单位的父母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能够让一个母亲，检讨出“让孩子把千仇万恨集中在父母身上”, 那是一个多么扭曲的时代啊！
姐姐原来叫“罗四维”，因为四维就是繁体的罗。文革刚开始时，说她的名字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意图靠近国民党，反党。父母赶紧把她的名字改成罗红。
文革中最小的上访者，应该就是她吧。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文革期间，我父母都是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不仅被抄家，被批斗，就连我四岁的姐姐也难逃厄运。后来，我爸爸和姐姐去北京上访，我姐姐得到中央文革接待室的“正式”接待，并拿到“平反证明”。因此，她成为文革中年龄最小的上访者。她的经历，被我妈妈当时写入自己的“文革交待材料”里。
文革结束后，妈妈的“文革交待材料”被返还给她。我把其中关于我姐姐上访的内容摘录出来，于是形成了《文革史实还原：年纪最小的上访者》一文。
我妈妈看了文章之后，写了一篇后记。她的回忆看似平淡，其实步步惊心。我才知道，我父母当时竟然差点熬不下去而自杀。那个年代，自杀的人不少。只是，如果我的父母选择了那条路，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我的存在了。这么一想，心里真是百味杂陈。
下面就是我妈妈的回忆。
我读了女儿罗新整理的《文革史实还原：年纪最小的上访者》一文，真是思绪万千，像潮水般涌来，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情况，还原那一段历史真相。
为什么一个四岁的孩子遭遇如此悲惨的处境？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水电局也紧跟中央的部署，揪出了局里的“三家村”。中央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文化人。于是，水电局也找了三个文化人：朱虎庄，当时子弟中学的教导主任，曾经当过桓仁水电报的副主编；罗肇昌，中学语文老师；谢焕文，中学语文老师。
要想批斗这三个人，怎么批呢？他们先找了一间空教室，拉了三条绳，每条绳上贴出一张一个人的大字报，做引子。在学校左派领导和“根红苗正”的造反派的发动下，很快每个人的绳上都贴满了揭露他们三人的罪行大字报。绳子上贴满了，就贴到外面墙上。就这样掀起对水电局牛鬼蛇神“三家村”的批判高潮。
地主家庭出身的我，没有资格再去教无产阶级子弟，被迫离开班主任岗位，专注写检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的学生是四年级，就是10来岁的孩子。在没有任何娱乐的年代，能批斗牛鬼蛇神也是一种乐趣和消遣。于是就出现了前文中所说的情况。
我原来住在沿河街，学校旁边的砖瓦房。红卫兵抄家后，勒令我搬到医院附近一个黑戶建的马架子里。墙上一个洞，糊的塑料纸，屋里只有一个炕和一个灶台。这个地方是我教的班学生住的人多的地方。这样才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能无休止的来批斗大小牛鬼蛇神。
我们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看到孩子天天跟着遭罪，非常心痛。一度我和老罗商量自杀。孩子怎么办？扔下她吧，没人管，她的处境会更惨。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去死吧。又不了手。就这样犹豫着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处境稍微改善是因为初冬的一场雪，学生们每天的砖头石块将窗上的塑料布早打的所剩无几，支着屋顶的几根木棒也歪歪斜斜的了，下点雪把房子彻底压塌了。
房子倒了，我找到房产科的毛连科和师长利，他们都和我关系不错，也很同情我的遭遇，帮我找了车队旁边靠哈达河的孤零零的一栋油毡纸屋顶的临时房。这里比较安静，我才算死里逃生了。接下来就是老罗受批斗，我也大会小会的检查挨批斗，我们的孩子也挨打挨骂。那一段经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创伤，促使她去中央上访。
在上访前后，我要感谢几个人，在逆境中给我帮助的人。学校的赵淑贤老师，当时她家住的离我家不远，看到有人天天往我家扔东西打我们，她有时候出来制止学生，有时让我到她家躱藏。星期天，我们不敢呆在家中，早早吃完早饭带着孩子上北山去，我同学陈树忠家在北山住，我们去她家吃午饭休息，天黑了才回家。
老罗和我女儿是怎么离开的水电局，跑到北京上访的呢？是车队的师傅马云楼、焦庆礼冒着风险偷偷地把他们爷俩送走。在上访回来的路上，女儿得了流行性脑膜炎，生命垂危，在途中的南札木卫生所抢救。当时任学校工会主席的姜仁淑老师，顶着压力和风险给老罗寄去銭，孩子脱离危险期后，又联系救护车把孩子拉回水电医院治疗。
5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文革的经历时，总是会想起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只能说一声谢谢。我希望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子女能把我的心意转达。这是我写这篇后记的主要目的。我妈妈的后记发出去之后，收到一位当年的学生的留言。这位学生写道：
“王老师您好！我看了您的这篇文章，感慨万千，一肚子的话不知怎样说？！这篇文章里面，您忽视或者有意抹去了一个13岁的男孩，带头批斗您！那时候王老师您身怀六甲，我带头批斗你的时候，使劲推打您！一场批斗接着一场批斗！惨无人道！惨不忍睹！53年过去了，今年66岁的我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忏悔的泪水不住的流淌！再一次向我的恩师谢罪！恳求您老人家原谅！”
时隔五十年，能够发出这样的忏悔，说明这位学生的良心未泯。
当年的那场浩劫，无论是被整的人，还是整人的人，其实都经历了一场心理创伤。
虽然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应该正视那段历史。揭开伤疤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体验痛苦，而是为了汲取教训，走好以后的路。
我又读了一遍那位学生的忏悔。“那时候王老师您身怀六甲，我带头批斗你的时候，使劲推打您！一场批斗接着一场批斗！惨无人道！惨不忍睹！” 原来，我在娘胎里就经受了文革的残酷洗礼。
这样说来，我姐姐是“文革最小的上访者”，而我，会不会是“文革最小的幸存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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