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感染后，回望在美国40多年的生活（上）

作者和Monica近照

【写在前面】我们 Palo Alto 的邻居，湾区朋友熟悉的 Monica 大姐和她先生三月初感染了新冠，多家媒体报道了他们的病例。很多朋友关注他们的康复过程，我也一直想写写Monica 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经历，最近和她做了一次深入的访谈，现在和大家分享上篇，敬请关注下篇《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事？》

被采访人：Monica Yeung Arima

采访人/撰稿人：晓霜

01

感染新冠的经历

两年前，我先生退休后，在斯丹福大学上了很多课，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文学历史等，我们非常期待今年去埃及，这一趟历史文化之旅。今年二月终于成行，我们去了欧洲和埃及一个月，最后一站到埃及，没想到我们在路上感染了新冠。

我们在埃及的旅行有陆地和水上两部分。其中几天，我们和几个旅行团的游客一起在尼罗河乘船游览，一起共享自助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病毒已经在埃及传播开。回程路上，开始感到不适。

刚回到 Palo Alto，我觉得特别累，四肢酸痛，后来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先生的症状比我轻一些。知道外面开始流传新冠病毒，我们主动联系了医生要求测试。

Monica Yeung Arima 和先生在埃及

我们星期二回到家，星期四约到了时间去我家附近的诊所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PAMF) 检查。PAMF为了防范新冠传染，让人开车进入停车场，在停车场等到叫你，过去直接检查。为了防范传染，不让病人和行人随便走动。

3月初，我和先生是旧金山湾区最早的几个新冠病人，我们是PAMF第一例。当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测试程序，医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预约的那天他们问了病情，给我们做了其他病毒的常规检查，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他们要等到其他因素排除后，才给做新冠检查。医生给我开了抗菌素。其他的病毒检查都没问题，但是医生还是没有给我们做新冠检测。

我们有些失望，继续要求测试。医生终于同意我们下周一可以去做新冠检测。

从周四到下周一，我服用了5天抗菌素，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发烧咳嗽引起肺部发炎，哮喘开始变得厉害，因为肺炎，X-ray 后，医生说我需要住院。我是下午一点多到斯丹福大学医院的，他们让我做各种检查，也做了新冠检测。在急诊室一边检查，一边等，呆了近12个小时，到半夜一点多，医生让我住了院。

Monica 在斯丹福大学医院的病房

住院后，第二天早上收到我的新冠测试结果：阳性。

医院马上安排了我先生和儿子当天进行检测， 也让通知其他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亲友们。先生的测试结果也是阳性，医生马上安排他住了院。儿子检测没有感染， 可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斯丹福大学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自己搞了一套新冠测试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试剂，经过FDA的批准；他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可以当天知道测试结果，检测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并没有感到意外。后面的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我们住进了斯丹福大学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们马上建立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第二天，全院不让任何人探视病房。

隔离病房的防范和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一人一间房间，每次医生和护士进来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他们不仅带口罩、手套，还戴面罩，穿防护服，防护鞋。隔离病房和外面有个中间地段，医务人员在那里做准备，替换衣服，然后进入病房。

因为我和先生是斯丹福大学医院的第一例，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如何对待新冠病毒。

我哥哥也是一位医生，在香港工作，他和我关系一直非常好。我们马上告诉了他，进行咨询。他建议医院做这做那，但是那些程序在美国的医院没有FDA批准，没法做。

我运气特别好，有位女朋友，她是医生也是药剂师。她告诉我们，我先生以前工作的 Gilead Sciences (吉利德公司) (*Adrian was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at Gilead Sciences for 10+ years), 有一种药叫 Remdesivir（瑞德西韦), 虽然它不是专门治疗新冠肺炎的药，但是可以帮助。我们马上到谷歌上去查，发现在西雅图已经有成功的案例。

我先生马上联系了他在吉利德公司的前老板，他帮助我们联系到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相关部门。根据我的病情，他们觉得我是适合的病人参与该药物的临床试验。

我先生 Adrian 的病情没有我严重，他没有参与该药的临床试验。

医生马上让我开始了五天的临床试验。那药是静脉注射的，我用了第二天，就明显感到有好转。病情一天天改善。五天的临床试验结束后，我的病情稳定。我住院差不多两周，医生让我出院回家休息。Adrian 在医院三天，就提前出院了。

后来几家媒体采访报道了我们的故事。

朋友送的花和卡

Q: 您现在是否完全恢复了？

A：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跟得病前相比，我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但是，我的肺里还是有少量的痰。现在表面的反应就是，空气浑浊时，有时我还会咳嗽。新冠病毒侵入，袭击肺的下部，需要一段时间恢复。现在好几个月了，还在恢复之中。

我义务加入了斯丹福大学两个研究项目：一个是新冠病人康复后对肺功能的影响；另一个是新冠病人对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 的影响。

Q: 这场新冠感染的经历，对您和先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A：我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我把它当作一场Bad flu（严重的流感）。生病了就去治疗；需要什么，就去寻找帮助，然后接受治疗，直到康复，这是我所经历生病的过程。这也是我一生的Mindset 和人生观。

Monica 和先生在埃及

Q：您亲身经历了这场新冠后，对于如何防范新冠，有没有建议给其他朋友？

A：最重要的是增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免疫系统的功能非常重要，它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建议需要时，可以每天服用维生素C作为紧急的防护措施， 可以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

和我们一起去埃及旅行的游客中，有一对老夫妻，比我们年纪大多了。他们也感染了，他们那里的医疗条件并不像我们旧金山湾区那么好，没有那么多资源，他们那里的检测要很多天才能出结果。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症状，恢复得很快。我看到他们一路上，每天早上都冲泡维生素C冲剂，把它当作果汁一样喝，我相信这帮助了他们。即使感染了，他们也恢复得很快。

其实瑞德西韦药也不能杀死新冠病毒，只能让新冠病毒发展得比较慢，不会快速伤到人的器官，然后让病人的免疫力与病毒作战，可以让病人的恢复期提前4-5天，也可以减少死亡率。

如果我们大家提高免疫功能，可以减少感染；即使感染，也可以恢复得更快。如果你在医院的话，医药费用也可以更少；更多的人不会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死亡率也会更低，所以增加免疫功能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至关重要。

其他就是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出门回家后马上洗手等等。

如果你感染了，除了联系医生，要马上通知所有你接触过的人，防止进一步扩散。总之，大家要注意防范。

Monica 夫妇和儿子Aaron 在Cornwell, England

02

我的家庭故事

我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我的祖先来自广东中山，祖父很早就去香港定居了。我的祖父母有九个儿子，没有女孩，五个儿子在战争年代早逝。我的祖父在50多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和叔叔，作为家里的两个大儿子，在13-14 岁就出去打工，帮助养家。

我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我们三位跟祖母在城里生活，两位弟妹跟我父母在农场一起生活。

我在祖母身边长大，那时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在那个孩子多、资源少的时代，作为家里的长女，排行老三，正是中间的"管家婆", 要让我做很多家务事，却得不到祖母的宠爱和关注，感到很压抑。但是我和两个哥哥关系甚佳，不能从祖母那里得到的东西，哥哥都会为我争取。爸爸也是最疼我的，所以我在家里是男士们的娇娇女。

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和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我的一些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大的影响，让我更加独立，更加愿意帮助女性，意识到平等、公平的价值。我渴望一种更平等，更公平的生活。

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给孩子辅导功课，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家里一分钱。

我从K-12（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香港的教会女校读书，我并不是班上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在香港最好的学校念书，开始在圣心书院（天主教学校）上小学，高中在英华女校（基督教学校），这让我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包括信仰和价值观。我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在神的国度，天下人人平等。

Monica 与先生和哥哥Peter在一起

我高中毕业后来到美国，先在社区大学上学，我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两年后转到伯克利大学工程系学习。那是七十年代，现在亚裔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那时也同样面对，但是我作为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学生，我们申请学校时，大学录取和得到经济资助都比较容易。应该说我们是当年平权运动的受益者。我们自己也是很努力，白天上课，晚上到餐馆打工，自食其力。这一生的成就，也是靠这段时间中培养出来的能力，而不只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原因。

现在的新移民，起点比我们那时高多了。七十年代，那时我们一般只申请两所学校，一所加州Cal State 公立学校，另一所梦想中的学校(UC)，或者是其他更加保险的学校。因为不懂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钱申请太多学校。

40多年前我来美国时，伯克利也有很多亚裔因为平权法案而录取，亚裔的比例很高。现在的挑战当时也有，但那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法律诉讼。自己努力，然后能随遇而安。

那时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兼顾各种事情，这些经历给予我生活的能量和毅力。所以我常常对人说，你从什么学校毕业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公平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价值，因为我和很多华人都是当年平权法案的受益人，现在我们做得不错，也希望能够Make rooms for others, 让那些生活不如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加州 Carmel 海边落日 

03

我的工作经历

我在大学读书都是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不需要家里支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哥哥有时会给我一些补助。我在伯克利读书时，有幸参加了IBM的一个 CO-OP Program (半工半读)的项目，半年读书，半年工作。

伯克利工程系毕业后，我有不少工作机会，可能是出于对IBM的感激和我比较忠诚的性格，大学毕业后我回到IBM工作，尽管那不是最高的工资，一呆就是12-13年。

我在IBM学到很多。我的第一个老板，成为我职业和人生难得的导师。

我刚参加工作面试时，也不是很有经验，像参加考试一样。后来我问雇我的老板，我的成绩也不是最好的，你怎么会雇佣我？

老板的回答，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能在伯克利毕业，任何人能在伯克利毕业，我相信你们的智商一定没有问题，什么都可以学会，可以轻松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如果有人成绩很好，又有能力，但是工作态度不好，不能与人合作，那么会有很大的问题，会给我很多头痛的事情，那不是我想雇的人。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板， 他的这番话，给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我在IBM呆了12 - 13 年，一半时间当工程师，在IBM Santa Teresa实验室 (San Jose) 工作；另一半时间，在旧金山的 marketing （市场部门）工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职务转变过程中我所学到的。

我在技术研发实验室(Development Lab) 工作了五、六年，做得很顺，也习惯了日常的工作，但是很想有点新的挑战，也特别喜欢旧金山那个城市，所以想到公司在旧金山的市场部门去工作。

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他知道那是不同的部门，需要不同的技能，他担心我在市场部门不一定能适应立足，他怕我做不好又回不来。他说我们实验室给你保留人员关系，调你去市场部门工作借用一年，如果你不喜欢或者做不好，到时可以再回来。我的工资继续从实验室发，还给了我reloaction 的福利。我非常感激老板的好意。当然，我去了一年后再也没有回到 Santa Teresa实验室，因为我很喜欢旧金山。

我是工程师出身，我们亚洲人做工程师，做技术方面的活往往都做得比较好，但是市场销售、推销，需要另外的技巧技能，文化不同，我们在美国的 social skills, political skills, 往往比较欠缺。

幸运的是，我很喜欢跟人打交道，能够与人合作，虽然我也感觉到自己的欠缺，认识到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技能技巧，需要重新学习；意识到不同的部门也有不同的职业文化和不同的环境，需要慢慢地适应新的工作。一年后，我还是幸存下来了。

加州 Carmel 海边

谈谈职场天花板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华人朋友有个误区，华人工程师觉得自己工作做得那么好，别人的工作做得还没有我好，为什么别人提升当了经理，而没有自己？他们马上觉得这是职业天花板，或者歧视。其实我们应该区分深层的原因。

我从自己的工作经历明白，你在位置A把工作做得很好，并不意味着你自然就可以提升到位置B也能把工作做好。比如说你的技术工作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成为很好的管理人员，这需要新的技能技巧，需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大家要了解，如果你想到位置B，你要具备位置B的能力。

我非常感激我的第一任老板， 他告诉我，他招人的时候，看工作态度和团队的精神远远胜过学校的成绩。因为技术可以学习，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这样的员工是难以与人合作的，也是难以承担重任的 。

我的老板还告诉我，雇用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协议。你每天工作拿工资，所以公司并不欠你什么。如果你觉得公司对你不公平，那你应该说出来，如果你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抱怨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放到桌面上，你要找我说出来，这样我才能知道，我们才能讨论这件事，才能知道怎么改进我们的工作关系。

还有一点，如果你真是那么强，有很强的技能技巧，你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因为这些原因，我会把自己的工作态度放好，觉得公司并不欠我什么，如果我要留下来干，那就好好干，因为你每天都拿着工资。如果你觉得没有被公平对待，你就提出来，如果得不到解决，可以（准备）走人。否则，你不是自掘坟墓吗？

你在公司的位置A做得很好，想去位置B，你要跟老板说，要自己学习新的技能。我们的文化和价值不同，如果一些事情你不愿做，不喜欢那种文化环境，就不能指望老板会自然提拔你。例如，在销售部门，他们经常与客户一起喝酒聚会, 打高尔夫球，建立联系，交流信息，但是我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那些聚会，有时不能强迫自己，这是文化和性格的差异。

我跟先生结婚后在 Palo Alto 住下来，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开车3-4个小时对我来说实在不习惯。当时IBM 准备在Palo Alto设立分部，没想到我们度蜜月回来，IBM取消了这个计划，当时业界人员过剩。那时我才35岁，接受了IBM提前退休的福利计划， 然后我就开始做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个自由职业，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 一做就是26年了。

Monica 夫妇

04

先生的经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我先生 Adrian 是个很低调的人，他是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一个典型的学霸。

珍珠港事件爆发，二战后，许多美国人十分愤怒并谴责所有的日裔美国人，反日情绪高涨，几乎所有的日裔美国人受到排挤，很多人进了集中营，根本找不到工作。Adrian 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美国陆军上校，拥有博士学位，在军校任教，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后在加州Carmel定居。他家非常重视教育，妈妈65岁还在斯丹福拿了个博士学位。Adrian 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1968年他在 Carmel (卡曼)高中毕业，他是那届的学生主席（Student President)。他们那一届毕业班大概有250人，现在已有100来人去世，2018年毕业50年集会，有100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你可以想像，他们年级同学的关系是非常亲密。Adrian 很受同学们的尊敬。

Carmel 海边落日

Adrian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四年拿了本科和硕士两个学位，后来上了伯克利法学院，毕业后又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他是一位 Licensing 律师，负责斯丹福大学技术转让相关的法务工作，后来他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做律师主管（Managing attorney）。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19年后被裁员。斯坦福大学工资不是最高的，但是福利非常好，有很好的退休金。他当时离退休期的福利(early retirement)只有六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到退休呢。

先生失去工作，一时无法买到个人的医疗保险，因为他的年纪加上身体状况（pre-existing conditions), 有钱也买不到保险，这是当时美国的现状（当然后来有了奥巴马计划）。

19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完全没想到他们整个法务部门被外包了，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这给 Adrian 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他自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的母亲和哥哥也毕业于此。那时我怀孕9个月，马上要生儿子。先生在这种处境下，我们的心情都非常不好。

更没想到的是，3年后，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法务部门又恢复了，他们把年轻人雇回去，但是年龄大的员工再也回不去了，都失去了工作和福利。那年我先生46岁。斯坦福大学这样做，当时震惊了法律界。你无法知道他们最初的动机和政治原因，但是很多老员工都失去了工作。Adrian 和他们一批老同事对此毫无准备，给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和创伤很大。对于Adrian 来说，他的失落可能有10年之久，这段时间没给斯丹福大学任何捐赠。

我们把Adrian 拿到的一笔Severance pay (遣散费）建了一个family  charitable gift fund (家庭慈善基金), 这样做有税务的优惠，等于遣散费少交了一半税。放在家庭慈善基金里的钱可以自己控制今后如何捐赠使用。但是那时我们取消了给斯丹福大学所有的捐赠。

Adrian和Hachi在Carmel 海边

但是人的命运总是非常神奇。我们没想到，上天自有安排。可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我先生被裁员后，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很多律师同行帮助他，给他推荐工作。他在工作中和做各种义工时，建立了强大的 network，他口碑好，业务能力强。了解他的人都愿意帮助他，后来他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

他是红十字会我们地方分部的董事和总裁，斯坦福Credit Union的董事，Asian Staff Forum 还有 Stanford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lumni Club 等创始人。孩子上学后，我们也在学校做很多的义工。

我从Adrian 那里学到很多，如何与他人合作，怎么跟市政府去沟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如何写文书文件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举个例子说明。

我们在Palo Alto买了一栋被划为历史保护文物的旧房子，因为是个“历史老房”，我们加盖和重建房子时面对很多挑战，每一步都要经过市政府严格的审批，做任何的修改都是非常困难。在那些繁琐的审批过程中，你如何跟市里的相关人员去交涉，这让我了解本市的city hall 政治和市议员（city councils）的工作。

每一个程序审批前，我常要写很多东西，然后我先生帮我修改，我再交上去。经过很多的程序，我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那个历史老房改建成现在的家。当然审批程序得以完成，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Monica家的花园

我先生被斯坦福大学裁员后，律师朋友邀请他到Palo Alto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工作，后来朋友介绍他到高科技生物公司去当首席律师。

他在斯丹福大学医学院做技术转让的法务工作和管理经验，他了解药的临床试验过程和法律，让很多生物公司感兴趣。

他开始到一些小的生物公司当首席律师，不过这些年有很多公司合并，每次小公司被大公司合并后，首席律师都自然丢掉了工作。他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几家公司，工作很不稳定。

最后为了工作能够稳定一点，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就是吉利德公司，他在那里当 senior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工作了10多年，一直到两年前退休。他赚了一大笔钱，现在可以很舒服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完全没想到，我还用上了他们吉利德公司的药，参加了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让我的新冠病情得以控制和加快恢复。

回过头来看我先生的人生经历，他早已放下了当年被斯丹福大学裁员后耿耿于怀的心理状态。

回头看看人生的一些得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未完待续。。。

敬请关注【访谈 Monica】下篇：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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