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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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华裔父母轻视或忽略：少数族裔青少年身处两个文化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一个是父母从移民母国带来的族裔根文化，一个是同伴及学校和社会呈现的主流文化。这两者对于他们都非常重要，却往往针锋相对水乳不融，使他们不得不面对难以选择的头痛心痛和困惑。身为父母，我们一定要了解青少年阶段孩子成长的特殊需求。本文为您提供理论和实例上的指导。
正文共：6630字预计阅读时间：16分钟撰文：QZeng

（Photo courtesy of Erika Yang）

美国移民孩子中有80%以上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移民到美国，安营扎寨，生根发芽，升级成为了父母。在这片新土地上，应该如何在胼手胝足兢兢业业打拼耕耘经营事业的同时还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使孩子们健康成长？这是一项新课题，一个新挑战，一段新任务。如果可能的话，父母们不妨学习一下成长阶段规律，了解孩子各个成长阶段的特点和需求，以保持亲子沟通交流的渠道畅通无阻，促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青少年阶段普通需求

所有人的青少年时期需求

孩子成长到青少年阶段 （11-19岁），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首先是身体发展变化，然后有智力发展变化，还有包括自我意识在内的情绪和社会性的发展变化。

1. 身体发展变化：快速生长期（growth spurt）宣示青春期来临，个体发生生理剧变，带来性成熟。男女间有一到两年的性别差异。女孩从十一岁开始发育，身高陡然增加。在童年阶段一般每年增加两英寸，在快速生长期则有可能一下增加4-5英寸，在童年阶段一般每年体重增加五磅，而在快速生长期，一下增加10到15磅，甚至20磅。美国女孩平均于12.5或13岁来月经初潮，伴之乳房发育。而男孩的时间表大约是从十三岁开始，有身高体重增长，肩膀变宽，声音变低沉，夜里遗精，胡须体毛出现。

2. 智力几经飞跃日臻成熟：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青少年时期的智力发展已经达到最高阶段，即成年人的智力水平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能够在逻辑思维能力之上使用新增加的抽象思维。能够自己设立虚拟情景和假设问句，采用系统和科学的方法，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处理和解答复杂难题。

3. 社会性发展方面：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孩子会开始对自我定位有了思考，开始质疑世界，自我拷问，向自己提出 “我是谁？” 这个问题。

由于生理成熟带来个体身高和形象的剧烈变化，惊喜之余，关注自我。照镜子的需求和时间次数增加。他们对镜自问：Who am I？同时因为身高接近甚至超过父母，眼界不同了。对父母不再仰视，与父母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同时，生理成熟带来了性成熟，带来了性苏醒。开始对他人（大多数对异性/极少数对同性）感到兴奋好奇。于是依然要照镜子，琢磨着：我怎么才能让对方也喜欢上我？

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网络图片）

按照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自我定位，弄清楚自己的identity，即认清自我，确立自我，解答好 “我是谁？” 这个问题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孩子们需要面对的最大危机和最大挑战。自我意识包括三个方面：（1）职业自我意识：今后人生中何以安身立命？（2）性别自我意识：我的性别，我的性倾向，我将与什么样的人形成联合自我 (form shared identity) 共度此生？（3）信念自我意识：哪一种思想理念观点信仰最让我信服？会成为我的人生支柱？顺利解决了这个自我意识问题，才能进入成年人世界，成为社会中的一名成员。

加拿大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的退休心理学教授马斯亚（James E. Marcia，1937- ）在青少年人群中做过研究，之后在埃里克森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又称为 “自我定位地位理论（identity status theory)” 。马斯亚认为，根据一个人（A）是否开始寻求自我定位的过程，以及（B）在经过探索搜寻之后认定了一个自我定位而做出承诺与否，可以划分出四种自我定位类型，划分细节见如下表格:

1. 自我定位完成：这一类青少年已经经历了认真思索，考察了各种可能的（他／她感兴趣的）选项，并且做出了选择，做出了决定，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出了承诺。

2. 探索之中：这一类的青少年明白了自我定位的重要性，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有哪些选项，正处于一一加以考察，进行审视的阶段，只是不急于马上做抉择。在大学里他们往往转换专业。

3. 提前决定：这一类青少年尚未经过探索，未经过自己的深刻思考，便早早做出决定，锁定了一个自我定位。这个决定往往是家人或身边的权威者，比如教师，牧师，教练，父母等人越俎代庖替他们做出的，或者 “建议” 和影响他们做出的决定。比如父母灌输给孩子的教诲，给孩子定大学的专业和今后的职业（华人父母多期望孩子学医学计算机学金融等），孩子则未多加思考全盘接受，认为父母总是会为自己做最佳设计的，错不了！

4. 延迟决定：这一类青少年没有意识到确立自我定位的重要性，他们在心理成熟度上往往仍然趋于幼稚，所以他们既没有启动探索搜寻的过程，也没有为自己的自我定位做出抉择，做出承诺。

马斯亚认为，任何一个在12岁到20岁的年轻人，都有可能处在这四种自我定位的地位分类里的其中之一。年龄越小，越有可能在延迟决定或探索之中，越大的越有可能完成自我定位这个心理任务，而提前决定的与年岁不太相关，由于不是自己的决定，往往过去一段时间甚至人到中年都有可能感到不适而需重新思考转换方向。而且，马斯亚也认为，从探索（Moratorium）到完成（Achieved）形成一个循环／cycle，这个循环在漫长人生中有可能重复，甚至多次重复，形成 M-A-M-A 的状况。

青少年阶段特殊需求 移民孩子的青少年需求 

按照埃里克森的说法, 这个为了自我认同，自我定位而探索搜寻的过程是每一个青少年必须完成的心理成长任务，不论肤色黑白黄红。那么，作为少数族裔的青少年，所经历的是否有些与众不同呢？答案是：确实，少数族裔的青少年的自我定位，与其他人，确实是不同的。

与埃里克森的前辈弗洛伊德认定个体自身内部的挣扎斗争（比如性或欲望）是推动个体发展的论点全然不同的是，埃里克森认定个体与外界的互动关系推动个体发展，这个外界的影响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友伴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无不对个体成长施加影响。有研究指出少数族裔青少年的自我探索活跃程度比白人青少年要高一些（芬尼(Phinney)与同事，1996）。而移民孩子多半与本土少数族裔青少年情况类似，毕竟移民后代大多数本身也是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青少年与其他青少年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身处两个文化体系与价值体系之间：一个是家庭父母兄姊从移民母国（比如中国）带来的族裔根文化（heritage culture），一个是同伴及学校和社会呈现的主流文化。这两者对于他们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这两者常常并不是彼此相融天衣无缝，却往往针锋相对水乳不融，为青少年提交了两难选择题，使他们不得不面对难以选择的头痛心痛和困惑。所以说少数族裔青少年在这个期间的社会心理成长任务是双重的：既要解决通常的职业，性别，意识自我定位，又要确立文化或族裔身份认同的自我定位。

克拉克娃娃实验。（图源：legendarys.ca/kenneth-and-mamie-clark）

关于少数族裔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关注得比较早的有肯内斯·克拉克与梅米·克拉克博士夫妇（Kenneth and Mamie Clark)。他们是非洲裔美国心理学者。肯·克拉克在1971年出任过全美心理学会主席，是第一位荣任此职的黑人主席。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做的黑娃娃白娃娃的研究，发现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下，黑孩子自认白娃娃比黑娃娃更好，他们带着这个研究成果到最高法院提供专家证词，帮助1954年高院推翻 “隔离但平等” 这个当时实施的法律，结束了黑白学童分校这个种族歧视的状况。之后有纽约的威廉·克洛斯（William Cross）博士和加州的静·芬尼 (Jean Phinney) 博士与同事们对于少数族裔青少年的文化自我定位的研究。

克洛斯提出了以时间和经历为线索的族裔认同的发展阶段理论模式：

第一阶段 遭遇之前: 这个阶段对族裔对种族毫无认识，认为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不同啊。We are all human beings.

第二阶段 遭遇: 这个阶段往往是因为遭遇到某件种族歧视事件或冲突，有了一个令人不安，令人愤怒，令人屈辱，或令人伤心的经历，才忽然引起对族裔概念的注意和醒悟，注意到自己少数族裔的身份。

第三阶段 浸润: 这个阶段是寻根阶段，找到自己的族裔社区浸润其间，有找到组织的兴奋感，积极主动学习传统文化文字，参加族裔社区活动，培养对自己族裔文化的亲近感。

第四阶段 内化: 这个阶段，青少年加强了族裔文化认同，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是族裔以及族裔文化中的一员，做出了自己属于某个文化某个族裔某个族群的自我定位。

第五阶段 内化并且承诺: 这个阶段见证青少年不但自认是族裔和文化的一员，肯定自己的社会定位与族裔文化息息相关，而且做出承诺为族裔文化的坚持和传扬而出力。

威廉·克洛斯是非洲裔心理学家，他的理论模式是根据在黑人青少年中所做的研究和调查，但已经被业内人士借用于其他族裔例如亚裔、西语裔的青少年的研究中，可行性已经得到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实践证明。

另外一个少数族裔青少年的文化自我定位发展的理论模式是芬尼和同事提出的，没有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青少年对于两种文化认同的程度高低和态度亲疏分类，有四种不同类型。见下列表格：

1. 双文化自我定位：这一类青少年对于根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们认识到两者的不同，认识到两者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有长有短，他们可以扬长避短，汲取双方精华，得到双方的力量。

典型语言：我既是美国人也是华人。

2. 归顺同化：这一类青少年对于主流文化有高度认同，但对于根文化的认同程度很低。认为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与中国没有什么瓜葛，没有什么关系。

典型语言：我不是什么加连字符的亚裔美国人或者华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我就是美国人。

3. 隔离状态化：这一类青少年对于根文化的认同程度很高，但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却很低。

典型语言：我只是华人不是美国人。

4. 边缘化：这一类青少年对于主流文化和根文化的认同程度都很低，感觉是游离生存在两个文化的边缘，既不怎么认同主流文化，也不怎么认同根文化。

典型语言：我和美国人在一起时，觉得自己是华人；和华人一起时，却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结果他们谁都不觉得我是他们的 “自己人”。

芬尼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在这四种类型里，心理健康程度最高，社会文化适应程度最佳的是完成了双文化自我定位的青少年。边缘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文化适应度最低，而归顺同化的青少年与隔离状态的青少年的两种状态介于另外两组青少年之间；归顺同化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程度低于隔离状态的青少年，但归顺同化组的青少年比隔离状态组的青少年在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相对较好。

克洛斯和芬尼的这两个理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心路。

这些理论给华人移民家庭的启示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顺利适应，我们应该鼓励和帮助孩子建立双文化自我定位。有可能的话，尽量为孩子创造条件建立双文化自我。我们应当明确的一点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生长在这里，他们就是美国人。又由于父母所传递的华人文化的影响，他们同时又继承了东方文化的素养，因而他们的文化、精神层面比“纯”美国人更多彩，更富有。

如何创造条件促使孩子建立双文化自我？首先，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了解中美两种文化——让孩子既了解美国文化也了解中华文化，鼓励他们认清两者精华而汲取收存，也认清两者不足之处以舍弃避开。

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强调平等，尊重个体。个人主义比较注重个人的责任心，成就感，敢言敢干，独立自主，崇尚自由；个人主义的短缺之处是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情况下，自我中心，妄自尊大，自私自利，傲慢无礼。

中华文化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注重团体精神，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和为贵，忍让谦恭，讲究老幼尊卑有序，中华文化深受孔孟之道影响，极其注重教育；集体主义的短缺之处是个体的地位以及个性被团体掩盖，驯服听话，家长有时越俎代庖，替子女做重要人生决定。

两种文化各有千秋，文化的金矿还值得花功夫进一步深度挖掘，父母可以担负起引导孩子了解根文化（中华文化）的重担，比如鼓励孩子学习中文，通过语言习得而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获得长足的了解，以及通过组织各种社区活动了解中华文化；也可以由在美上学的孩子引导亲子关系，共同学习共同了解美国文化，特别是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和行动的动态方式了解美国制度，了解美国文化。

同时，当遇到偏见和歧视时不能躲避，而应当直面抗争。以为采取 “归顺同化” 不认同中华文化，只认同主流文化，要做 “纯粹” 的，不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以不会讲中文为荣，其结果是自我意识的错位：自以为与华人社区毫不搭界，可别人仍然会把你看成华人。

设计了越战纪念碑的华裔建筑设计师林璎。（图源：Vietnam Vet Memorial）

比如设计了越战纪念碑，在建筑设计的职业生涯里取得卓越成就的林璎（Maya Lin, 1959- )，就有过这个经历，她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小时候在家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分别来自北京上海的父母不跟他们兄妹讲中文，致使她对中华语言毫无认知，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缺乏认同，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与其他亚洲学生没有认同感，缺少互动，被认为是面黄内白的 “香蕉”人。她在与莫叶斯（Bill Moyers, 1934- ）的“成为美国人：华人经历”访谈节目中提到，她在设计完越战纪念碑之后有过长达20年的困惑，最终解开疑惑是通过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接受自己的双文化自我定位。

林璎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移民第二代从“归顺同化”这条路上走得不那么顺畅转而寻根并接纳自己的双文化身份，完成身份认同的自我定位的成功案例。而另外一名移民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谢汉兰（Helen Zia, 1952年出生）的成长轨迹则可以看到“隔离状态”这条路也很难走通。

生于美国新泽西的谢汉兰当然是美国人，但是在她小时候，由于父母遭遇了一次种族歧视事件，全家人都十分痛苦，她幼小的心灵对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国家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她曾经一度拒不接受美国是自己的国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过她后来发现如此愤怒于事无补，同时她在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支持引导下逐渐走出“隔离状态”，在1982年陈果仁惨案发生时，她积极发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争取各阶层的支持，让“亚裔美国人”这个词汇进入公众视野，让美国社会听到亚裔美国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的声音。从那时开始，谢汉兰接纳自己的既是美国人也是华裔/亚裔的双文化身份，一直在为亚裔族群的权益而奋力，为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而奋力，她不愧是美国的人权战线上的先锋人物。

了解美国意味着了解美国的种族主义。了解美国意味着了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而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是众多有色人种的少数族群中之一，是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族群。美国这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非常黑暗的年代，种族主义至今仍然存在，其存在形式虽然已经不像百年前那么明火执仗，但仍然以时而明显时而隐晦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目前美国各地出现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针对非裔的警察暴力，引发了各地民众喊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浪潮。曾经是美洲大地的唯一居民的印第安原住民，现在已经成为最小的少数族群，仅占人口的1.3%，亚裔与其他太平洋岛屿后裔占6.1%，非裔占13.4%，西裔占18.5%，白人占多数，占人口的60.1%。

了解美国也意味着熟悉美国的宪法，拥抱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拥有平等权利。而作为美国公民的义务职责是维护宪法赋予每个人，每个族群的平等权利，反抗种族主义。亚裔需要与其他少数族裔比如非裔，西裔，印第安人同呼吸共命运，需要与其他少数族裔肩并肩手挽手，在抵抗和反对种族主义的过程中，共同作出自己的努力。

因为美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存在有种族主义的社会，父母需要与成长中的孩子讨论种族问题。引导孩子确立自己的双文化自我定位，可以更好地抵抗和反击种族主义，在面对种族歧视时有更多更合理的方法应对。种族主义是美国肌体中的毒瘤，侵蚀宪法的平等原则。只有首先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与各族民众一起努力，一点一点祛除掉。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美国是我们的定居在此的家园，维护美好家园，反对种族主义，是社会成员的义务。父母养育孩子的目标是培养出合格的社会成员，把孩子培养成为尽社会义务的成员，是父母们的parenting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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