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德国朋友弗洛里安（Florian）两个月前开始休父亲产假，成为全天候的奶爸。我们在公园散步的过程中，他熟练地调配婴儿奶粉、换尿布，还单手将婴儿绑在胸前。他们夫妻双方均是知识分子，生育前从图书馆租借了十年内出版的早教书籍进行研读，能对德国各流派的育儿方法娓娓道来。当然，理论和实践之间始终存在落差。几天前弗洛里安家里的水管坏了，好巧不巧，工人上门交涉的时刻，襁褓中的婴儿突然开始哭闹。他一手拿着奶瓶，一手核验账单，手足无措中情绪差点崩溃。此外，为了让刚回归职场的妻子有充足睡眠，起夜的重任也落在了他身上，只是夜奶后辗转难眠让他饱受困扰。弗洛里安的宝宝是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出生的，不得不承认，居家办公赋予德国年轻夫妇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德国联邦统计局不久前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从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即实施首次疫情封锁的9个月后，德国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目前德国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1.54个孩子，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但与过去一直吊车尾相比已有进步。相比生育率在疫情期间走低的南欧国家以及那些人口增长早就是负数的东亚国家，这个欧洲最强经济体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德国之所以能在全球人口增长严重放缓的趋势下成功提高生育率，与其最近十多年来实施的慷慨育儿激励政策和向妇女儿童友好型社会环境转变有着紧密联系。从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德国在提高生育率上卓有成效。数十年来，低迷的生育率是困扰历届德国政治家的难题，联动着婚姻、收入、教育、工作、养老等社会方方面面。为此，德国渐次实施一条龙的儿童保育家庭政策，帮助妇女，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比如，让育儿责任不完全落在母亲身上，通过政策倡导父母共用产假。拿14个月的育儿假来说，如果父亲不休产假，母亲只能领最多12个月的生育津贴。经过协商，弗洛里安和妻子决定休半年父亲产假，其间公司不能解雇他，性质等同于停薪留职。每月他可从政府那里领到税后工资的65%至67%（1800欧封顶）。如今德国有35%的父亲会休育儿假，而在十五年前这个数字只有3%。在德国的公园和游乐场里，父亲单独带娃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为企业和社会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德国爸爸选择休产假照顾婴儿 来源：Faz在基督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德国，撼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并非易事。保守的社会规范和充满歧视色彩的税收设计催生出大批家庭主妇——2005年时，德国妇女的失业率达到11.8%。尽管总理默克尔的长期执政改善了外界对德国性别平等的整体形象，但与北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德国仍被视为欧洲性别议题上的保守势力。纳粹德国倡导建立充满歧视性的父权社会，女性被迫让出劳动工作机会而回归家庭。当时的女权运动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产物”而受到钳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则被认为“偏离母性”，为此德国还通过法案限制高校女性的数量。与此同时，雅利安母亲生育四名及以上的子女会被颁发十字奖章，大家庭还能在家庭支出上得到丰厚补助。政府不断加强对上述扭曲的家庭观念的宣传灌输，干涉并监管德国人民的结婚和离婚，以推动其种族目标的实现。这些举措如同为生育率打入类固醇，短期内见效，但随着纳粹政权垮台而被扫入历史尘埃。经历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婴儿潮后，德国生育率从70年代起持续走低。“人们总是会生孩子。”战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1957年为养老金制度改革辩护时说。◆1800年到2020年德国生育率变化 来源：Statista
但后来人口学证明他错了，养老金系统的代际契约在低生育欲望前岌岌可危。两德统一后，全国生育率一度降至1.24，前东德地区的妇女由于动荡的经济局势普遍延迟怀孕，生育率跌至0.77。德国联邦统计局的人口问题专家奥里加·波策施(Olga Pötzsch)分析称，导致当时德国生育率骤降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受教育水平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更愿意自主决定是否以及何时生儿育女。而且，避孕药以及更先进的避孕措施的出现也决定了婴儿潮的结束，家长在生育问题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可控性。受到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掣肘，德国经济增长缓慢，推行进步的家庭政策迫在眉睫。1998年，来自社民党的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上台后推行被称作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祭出旨在改革德国福利体系的《议程2010》。其中家庭政策鼓励生育，提高子女津贴金额，并增加对未满三岁幼儿照护和幼儿园的投资额度，大幅扩充儿童保育设施。尽管外界对施罗德的政策毁誉参半，但2005年后上台的默克尔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他的福利政策，家庭事务部的历届女部长均大力推动鼓励生育的计划。默克尔的第一份政府工作便是在当时的科尔内阁中担任妇女青年部部长。当时她力排党内基督教价值观非议进行改革，并设计出欧洲最自由的堕胎法之一。默克尔当选总理后，负责贯彻落实新家庭政策的家庭事务部长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冯德莱恩共育有七名子女，在1990年代还做过全职主妇，算得上是现代女性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最佳代言人。◆时任家庭事务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生育了七名子女 来源：Emma
冯德莱恩参照北欧模式，于2007年为德国引入带薪育儿产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个月父母津贴，并为休产假的父亲留出两个月额外假期。当时有一些男政客抱怨，男人不需要“换尿布的实习期”，还指责她破坏了传统家庭模式。此外，冯德莱恩还推动政府投资扩建儿童保育配套设施。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表明，日托机构的扩容对生育率有着积极影响——公共托儿所覆盖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每千名妇女的生育数量就会增加1.4。从2013年开始，德国所有1岁及以上学龄前儿童都拥有了获得公共托儿所名额的合法权利，托儿所的覆盖率也提高到了35%。当针对儿童护理的公共服务变得容易获得且可负担得起，母亲在分娩后就能够较快返回工作岗位，从而减少生孩子的成本，最终也能增加生育率。弗洛里安所在公司的办公楼内就有一家Kita（德国托儿所的简称）。不过，由于其开放时间与大人的工作时段朝九晚五完全重合，他和妻子不确定小孩是否能适应这么长时间与父母分离。他说，如果孩子出现强烈抵触情绪，妻子恐怕不得不申请偏文职类的半职工作。据统计，尽管七成的德国妈妈拥有工作，但其中近五成是非全日制工作，在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2%。同工不同酬、职业上升渠道狭窄、雇主不帮助女员工平衡事业和养育责任、女性难升至高管职位等性别不平等问题，至今依然存在。由于许多妈妈在孩子出生后只能转做兼职或放弃工作，有研究表明，她们的收入在十年后比分娩前一年平均要少61%。更别提二胎、三胎，会将母亲的职业规划肢解得支零破碎——目前，仅有9.4%的德国家庭有三名及以上子女。◆德国一对母子 来源：ihre-vorsorge.de时至今日，德国的税收体系仍给予单方负担家计的家庭纳税优惠，这意味着只有当家庭主妇才能获得税收减免。而目前执政的联盟党内部分保守势力，正是改变这个极具性别歧视色彩的税收框架的最大阻力。社会舆论对职场妈妈的压力也不小。德语中将疏于照管孩子的父母贬义称作“乌鸦妈妈/爸爸”，这个词汇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被用来贬低那些不能全天候照顾孩子的职场母亲。而现在，一些年轻父母喜欢自嘲为“乌鸦父母”，外人的指指点点已经不能影响他们了。◆德国搞笑喜剧《乌鸦妈妈》 来源：SAT.1 / Frank Zauritz
为了对抗针对职场妈妈的不公平待遇，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纠偏。德国从2006年开始施行《一般平等待遇法》，明文规定雇主在发布招聘广告以及招聘期间不得进行性别歧视。比如，招聘广告中不能写入“招友善的年轻女服务员”，求职面试中也不得询问女性求职者未来的家庭计划。此外，德国《母亲保护法》规定，女性员工从怀孕起到产后第四个月结束，解雇她是非法的；女性员工有权享受预产期前六周到分娩后八周的全薪产假，在分娩前最后六周不允许她们工作。德国从2019年开始实行所谓“过渡兼职工作时间”（Brückenteilzeit）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为那些需要照顾家庭的职业女性量身打造的。按计划，雇员可向雇主提前申请，在1至5年的时段内减少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且不需要陈述任何原因（如带孩子），该特殊阶段结束后，雇员可恢复到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与此同时，移民妇女也为德国生育率的上涨做出了贡献，2015年难民危机暴发后，德国生育率一度上涨至1.59。非德国籍母亲2016年为德国带来了18.5万个新生儿，与一年前相比增加了25%。而德国籍母亲的新生儿出生率只增加了约3%。柏林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在文化宗教等因素作用下，移民母亲平均接受教育程度更低，生育年龄更早，也更为青睐大家庭。移民确实会对德国劳动力市场和年龄结构产生影响，但长期来看，移民的生育率会逐渐趋向于德国人——比如，移民母亲的生育率已从2016年的2.3降至2019年的2.1。此外，只要是在德国合法居住的18岁以下儿童，无论是否在德国出生及是否为德国籍，都可以申领儿童金。从2021年1月1日起，此类儿童补贴进一步增加，标准为第一胎和第二胎每月219欧，第三胎225欧，第四胎及以上250欧。德国政府在各项家庭津贴上的花费每年超过600亿欧元，而2020年的国防支出只有456亿欧元。不过，德国政府的上述补贴依旧没能将德国的生育率拉回至世界公认的人口稳定更替水平——2.1，即为了维持人口稳定，平均每对夫妻需要生2.1个孩子。但若降低或取消这些生育福利，德国的生育率只会更低。许多德国家庭之所以决定生娃，也不是因为政府的“小恩小惠”，而是真正渴望并准备参与另一个生命的成长进程。生育政策的核心应是尊重所有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包括母亲可以去追寻自己的事业成就，孩子享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等等。鼓励生育也需要全社会参与创建对女性更加平等且尊重的氛围。我试探性地询问弗洛里安是否会生二胎，他觉得最终拿主意的应该是他的妻子。妻子怀孕期间，他也近距离体会到生育对女性的巨大摧残。他还尊重妻子的愿望，将孩子的姓氏改为父母双姓——由于德国冠姓权法律的限制，他们为此费了一番周折。◆2014年OECD国家的生育率排名，德国处于中后段
德国稳定的经济局势和常年较低的失业率亦是年轻人愿意考虑生育的大背景。德国从小学至大学免收学费，政府会严厉打击炒房和房租坐地起价等行为，没有所谓的“学区房”，对有孩子的家庭还有住房补贴。
尤其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德国人对环境保护议题愈发重视，社区绿地面积扩大，有机食品摆满货架，也让父母们能安心把新生命带到这个愈发自然美好的世界上来。毕竟，为了确保后代有更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生育控制反映了一种权衡，是现代家庭的理性选择。相应地，德国政府的决策也是在尊重个人选择基础之上进行无形引导。文 / 张梦圆（发自德国杜塞尔多夫） 编辑 / 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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