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美国政府打了一场“糊涂仗”
到2011年12月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出伊拉克为止，这场战争历时八年多。回过头看，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目标的美国，打了一个自己都没弄清楚为何的“糊涂仗”。
◆2019年调查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和退伍老兵认为伊拉克战争不值得打。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然而，伊拉克并没有因此迎来安定与繁荣，美军撤出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威胁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战争令这片孕育过两河文明的大地千疮百孔，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耗费近1.8万亿美元，受此殃及的伊拉克家庭更是不计其数。
眼下距离这次战争已经20年，世界并没有因为大国直接进场的军事行动恢复安定，俄乌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更冲击着国际社会的信心：和平的黄金年代是否一去不复返？看着“世界警察”越发难以“维持秩序”，不同国家动辄走向擦枪走火，伊拉克战争能给我们足够的警醒和思考吗？
一场目标混乱的“糊涂仗”
今年2月初，美国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出版了新作《面对萨达姆·侯赛因：乔治·W·布什与入侵伊拉克》，回溯了20年前那场影响美国和地区命运的战争。
◆萨达姆
莱弗勒在书中反击了过去常见的一种说法，即伊拉克战争的悲剧“源自一个不走心的总统被一帮新保守主义顾问轻易操纵”。在他看来，“小布什始终掌握着当时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而且一开始并不急于要开战”。
◆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强调伊拉克的威胁。
此书的问世，正值伊拉克战争爆发20周年之际。与过去的历史大事件相比，伊拉克战争其实不算遥远，可它对美国、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后冷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决策之一。出于同样原因，它引发了大批智库、媒体和专家的回溯与思考。
莱弗勒新书的主要内容，在于重新解释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要发动一场争议不断、消耗国力，且于己于他国都没什么好处的战争？如果并非被“战争贩子”所裹挟，时任总统小布什及当时的共和党政府为何会做出这一决策？
◆2003年2月15日，数千名反战抗议者在纽约呼吁和平。
通过走访各界人士，莱弗勒得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小布什政府从未真正评估过发动战争的核心动机。“相比于战前的状况，侵略和战争是否能带来更具吸引力的结果？这一点从未得到过评估。”
可以说，小布什政府打了一场“糊涂仗”。结合不少当事人的回忆，莱弗勒发现，小布什的决定基于一个硬伤很大的假设，即伊拉克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因为它可能研发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可能会使用这些武器或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以主导地区局势。
但这种说法当时就被美国诸多官员、学者，甚至法国、德国等部分盟友领导人视为言过其实。最终在美军面前，伊拉克的常规武装部队一打就垮。
至于伊拉克可能拥有核武器之说，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更是不以为然地提醒道，国家能力强于伊拉克的巴基斯坦都花费26年才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萨达姆无法在短期内拥有如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2年9月26日，33名美国国际关系顶尖学者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联名信《与伊拉克的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即便萨达姆拥有核武器，使用起来也不可能不遭到美国或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
◆2002年9月26日，33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纽约时报》刊登联名信，反对出兵伊拉克。
这些学者还驳斥了另一个出兵动机——反恐，原因是没有足够可信的证据能证明当时的伊拉克正与“基地”组织进行合作。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至2003年间，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萨达姆政府和“基地”组织之间“建立”联系。时任副总统切尼被曝曾施压中情局完成这一任务，他曾在2001年12月接受采访时言之凿凿地称，“‘9·11’事件的劫机人员事前与伊拉克驻捷克大使馆参赞在布拉格密会”，这一指控很快被视为假消息。
如果连消除安全威胁的动机都如此经不起检验，所谓的“促进民主化”更是无稽之谈。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者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直言，直到国家安全这一出兵理由被事实证明空洞无物后，“伊拉克民主化”的辩护论调才得到战争支持者的重视。
对此，著名政治学者福山讽刺说，倘若美国政府在战前提到“斥资数千亿美元、牺牲上万名美国人的生命，是为了给伊拉克带来民主”，该举措“只会被一笑置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勒亦指出，在美国公众看来，促进民主从来都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其重要性远逊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保护美国就业、加强联合国力量等。
“伊拉克安全威胁论”被美军的战斗力击破，反恐之说证据不充分，“打倒独裁、建立民主”更不是白宫真正的关切——这种情况下，小布什政府依然花费2.2万亿美元打这场仗。这一仗远不止于他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大谈“使命完成”，而是在消耗美国国力八年后，才由继任者奥巴马彻底卸下战争包袱。
2003年，在世界各地抗议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活动中，有一条标语格外引人注目：“得克萨斯州（小布什出生地）的一座村庄在想念它的白痴。”这句从小布什竞选总统起便用来戏谑他的话，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被广泛引用。如此来看，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洗衣粉”闹剧，只能算得上是整场“糊涂仗”中的一个点缀。
◆2003年2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呈现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的“证据”。
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持续博弈
20年前，小布什在他的宣战讲话中提出了三个目标：“解除伊拉克武装”、“恢复伊拉克人民自由”、“保护世界、抵御严峻危险”。用当下人们熟悉的语言说，便是“去军事化”、“民主化”和“保护和平”。然而，之后的现实无比“打脸”。
“去军事化”意在消解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武装力量的“对外威胁”。随着原伊拉克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解散，伊拉克军队的确不具备威胁美国的实力，但它同时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维护本国安宁的能力。
以美国为主的联军不是没有帮助后来的伊拉克政府培训、打造军队，但随着2006年美国转变政策，将治安责任逐渐转交给伊拉克本国武装力量，后者很快在层出不穷的武装叛乱和教派之争中变得有心无力，让该国安全形势迅速恶化。
2019年11月，美国《得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发文分析了伊拉克军队的状况，指出该国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国防力量，而是由至少四大武装力量组成，分别为伊拉克陆军、伊拉克反恐部队、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效忠于库尔德自治区的“佩什梅格”。它们在组织上互不隶属，无法统一作战，后三者分别与美国、伊朗、土耳其关系密切，彼此之间更因民族与教派矛盾互相争斗。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则持续受困于士气低落、腐败盛行、军事能力薄弱。
被美国“去复兴党化”的伊拉克政府，国力与影响力无法与萨达姆时代同日而语。
◆2003年4月9日，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推倒萨达姆的雕像。
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尤其萨达姆执政期间，伊拉克确立了成为地区强国的目标，强化中央集权和国家认同，打造了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与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共同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话事人。1980年代之所以发动两伊战争，也是伊拉克遏制什叶派国家伊朗，实现其地缘目标的激进表现之一。
现如今，被驱逐的萨达姆政府官员没有出路，不少人成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骨干力量。伊拉克不仅武装力量分散，“民主化”之后中央政府权威与国家能力一落千丈，不复当年“地区霸主”的实力，对内无法平息极端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骚乱，对外更难抵挡本地区和域外大国持续施加的影响。
令人唏嘘的是，曾经可以出兵挑战伊朗的伊拉克，如今却成为伊朗与美国博弈的“主战场”。
处于夹缝之中、硬实力仍未恢复的伊拉克，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用另一种方式改善外交环境、提升国际地位。除了努力恢复与各国外交关系及在各国际、地区组织的身份，伊拉克还积极扮演地区事务协调者、斡旋者的角色。过去两年来，伊拉克举行“主场外交”，为沙特和伊朗缓和关系扮演重要角色。最终在北京敲定的沙伊复交，离不开伊拉克政府的前期铺垫工作。
而在伊拉克战争20周年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3月7日抵达伊拉克进行访问，该行程此前并未对外公布。奥斯汀是拜登政府访问伊拉克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美军撤离伊拉克以前的最后一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
◆2023年3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左）访问伊拉克，试图表明美国对其在该地区主要盟友的支持。
奥斯汀此行，重申了“美方在伊拉克保持军事存在的承诺”。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新闻声明则称，伊拉克“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加强与巩固伊美关系”，并未直接证实巴格达政府是否邀请美军继续留驻。
分析称，奥斯汀的访问是美国给该地区的一个重要提醒，即美国将继续在伊拉克发挥作用，并试图减弱伊朗对该地的影响力。
◆2022年1月1日，大批伊拉克民众聚集在巴格达广场，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两年前，他死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实施的空袭行动。
伊拉克民众活在不安与动荡中
“我们生活的特点，是20年来持续痛苦的动荡，而且没得到过任何补偿……未来不可能比我们经历过的更糟糕了。”一位住在巴格达的53岁库尔德妇女对法新社直言不讳。这也是对伊拉克战后20年境况的贴切诠释。
各方调查机构的数据表明，二十年来各类冲突造成的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预计可达20万人，而单一年份平民死亡数量的峰值并不在战争爆发的2003年，而是美军转交主要防务责任的2006、2007两年，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野蛮扩张的2014年。
另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成本核算”项目最新统计，伊拉克战争已造成包括警察、盟军、平民和反对派武装在内的55万人死亡，耗费近1.8万亿美元。项目预计，考虑到照顾伊拉克战争老兵的开支和后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到2050年，这场战争的成本将膨胀至2.89万亿美元。
此外，各类恐怖袭击、绑架、地方武装冲突、平民骚乱事件此起彼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显示，直到2016年，仍有超半数的伊拉克民众没有安全感。另据统计，伊拉克境内爆炸的贫铀弹累计超过3400吨。截至2022年，该国仍有约2500万枚地雷和其他爆炸遗留物需清除。
美国的“去军事化”让伊拉克社会长期生活在不安之中，所谓的“保护和平”更多起到了反作用。如果说2003年之前美国为伊拉克政府和“基地”组织寻找关联多为牵强附会，伊拉克战争则真切成为“新一代恐怖分子的温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语）。美军尚未正式退场时，“基地”组织利用伊拉克教派冲突，暗中控制当地逊尼派反政府武装，发起自杀式袭击等恐怖活动，在伊政府军无力制约的情况下发展壮大。
美国撤军三年后，曾宣誓效忠“基地”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从幕后走向台前，自2014年6月起发起大规模武装行动，宣称要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伊斯兰国”声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他们对美国发起“圣战”的原因，而美军在伊拉克的八年军事行动，给了他们招募武装分子、实施武装夺权的可乘之机。
这让伊拉克再次成为主战场。三年多来，伊拉克平均每年死亡人数破万，该国政府一度失去北部地区大片领土的控制权。直到2017年11月，伊政府军才收复最后一个失地拉瓦镇。
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到巴格达郊区，数百万民众遭遇过“伊斯兰国”的极端统治；从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陷落，到骇人听闻的辛贾尔大屠杀——据联合国统计，约5000人惨遭杀害，萨达姆倒台十多年后，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诸多民众终日与危险共存，活在无差别空袭、枪战的阴影下，更不用说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难民危机外溢至欧洲。
随着2020年“伊斯兰国”失去在伊拉克的所有秘密据点，2021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撤出作战部队，伊拉克终于迎来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曙光。2005年该国举行大选，被小布什形容为“反映了伊拉克人民争取自由的心声”。但经过连年的战火，伊拉克的发展举步维艰。
2003年的战争导致伊拉克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缩水36.7%，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取消了除武器禁运外的经济制裁，但持续的动荡，尤其是与“伊斯兰国”的战争，给该国造成至少46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尽管该国最为倚重的石油产业设施得到了修复，食品、卫生、供电、供水、教育等领域的重建依然因局势不稳而进展缓慢。
糟糕的是，“伊斯兰国”的阴霾尚未消散，新冠疫情又给这个命途多舛的国家加以打击，令该国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中小企业倒闭、产出锐减的情况尤为严峻，不仅危及就业市场，还恶化了该国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前景。加上2020年国际油价大跌，伊拉克国家净收入减少65%，公共财政赤字高达该国GDP的29%。
到了2022年，伊拉克仍有11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国总人口约25%），失业率反而比“伊斯兰国”扩张时期更高，达到十年来的峰值（超过14%）。近年来，不少因为经济困境失业和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伊拉克人，尤其是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居民纷纷踏上逃难之路，从白俄罗斯-波兰边境进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被跨国蛇头利用，形成灰色产业链。
战后伊拉克建立的政治制度，似乎无法抵御新一轮威胁。
萨达姆政权垮台20周年之际，伊拉克持续一年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2021年11月初至2022年10月底，由于第五届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加剧了教派与政党对立，尤其什叶派两大派别——“萨德尔运动”和亲伊朗政党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引发2021年巴格达暴力冲突和针对时任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袭击。
此后不同阵营分歧严重，新总统和内阁迟迟无法产生，包括预算、税收等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法案得不到通过。各党派讨价还价一年后，这种近乎“无政府状态”方才结束。这次政治危机造成53人死亡、1080人受伤，还出现了冲击国民议会大楼、扰乱议会会议等恶性事件。
◆2022年10月27日，候任总理苏达尼(前右)及其他内阁成员在巴格达宣誓就职。
战后初期，为了兼顾不同族群与教派的利益，伊拉克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建立起库尔德族（担任总统）、阿拉伯什叶派（担任总理）、阿拉伯逊尼派（担任议长）的分权代议制度。然而这样的“兼顾”与“分立”无法弥合教派和族群对立，社会与政坛的冲突愈演愈烈，终究在近两年呈现在公众面前。
全球多地呈现“和平倒退”迹象
伊拉克战争20周年之所以引发外界关注，不仅因为这场战争本身的影响，还在于今天的国际形势为之赋予了新的意涵。
如果说后冷战时代总体属于和平、发展、全球化的年代，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被视为整体和平环境下的局部冲突，并不影响国际社会对于世界趋势的判断，去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事，似乎是另一个走势的风向标。如今战事已过去一年有余，依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俄乌战事正在深刻改变国际局势。
曾几何时，为了避免欧洲地区擦枪走火、大战重演，欧洲各国在1990年与美国、苏联、加拿大共同签署《新欧洲巴黎宪章》，延续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精神，尤其重申了“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自那之后，纵然俄罗斯与西方渐行渐远的趋势肉眼可见，但彼此尚且维持着不直接起冲突的底线。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依存、互联互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更不用说享受着丰富的物质与精神娱乐资源等全球化红利，大家没有理由选择“兵戎相见”。
和平保障发展，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平，而“自由民主制”又为和平共处、促进发展增添了保险杠，看起来是一种良性循环。难怪福山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推导出“历史的终结”，他的老师亨廷顿则在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断定“文明的冲突”才是新时期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冲突。除此之外，和平共处似乎不存在什么威胁。
回溯包括伊拉克战争在内的后冷战时期的多数局部冲突，仍可用亨廷顿的理论框架解释为“文明的冲突”，但俄乌战事作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却是发生在同一个东正教文明圈内。按照亨廷顿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构成“文明冲突”的产生条件。而福山所构想的“自由民主制”全面主导、政治矛盾消解、历史进程走到终点，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被证明不足以预判国际政治的实然场景。
而在俄乌之外，全球多地呈现出“和平倒退”的迹象。眼下，美国将2024财年国防预算提高至8240亿美元，规模再创纪录；日本年度防卫费在GDP的占比突破1%的红线；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与军事对峙毫无降温势头；进入春季以来，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再起，交火只是时间问题……
在国家间冲突激烈爆发之前，上一个对国际和平构成主要威胁的是跨国恐怖主义，这也是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之一。
那时的西方世界，仍在享受冷战以来所谓民主化浪潮的胜利与全球化的红利，对国际政治言必称“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市场经济、民主和多边外交则是这套秩序的根基。美国坚决出兵阿富汗与伊拉克，也是为了消除各个方面对这一秩序的“阻碍”。
但反过来，这些做法耗费了美国的国力，降低了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能力与意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被视为关键转折点，恰好在这一年，俄罗斯对美国将北约东扩至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尝试首次做出回应，发起针对格鲁吉亚的战争。
此后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顿巴斯危机，以及升级至今的俄乌冲突，更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挑战西方世界所笃信、定义的这一秩序，其力度和破坏性无疑甚于塔利班、萨达姆抑或是“基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曾经的和平并非由于各国发自内心地达成“秩序共识”，只不过是在现实主义逻辑下基于实力现状，选择暂时休兵共存。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互补性和依赖性极高，但归根结底，一时的经济红利仍无法将两国带出地缘政治博弈与生存逻辑。
由此来看，2022年的战事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似乎已经注定，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曾断言“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帝国”，只是比其他同僚更早看到了这一点。
更不要说，一旦经济发展不再是常态，“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也就经不起原始丛林法则的冲击。
2022年10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演讲中将欧洲比作花园，并称“世界多数地方是丛林，丛林可能侵略花园”。此番言论被批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引发舆论反弹。博雷利不得不为这一傲慢言论道歉。
博雷利眼中的欧洲之所以是花园，是因为它在人类250万年历史长河“不发展”的常态中，率先通过技术革命奠定了先发优势。全球化将这种经济红利惠及世界各地，才有了维系和平秩序的经济基础。
但眼下，经济不发展的常态似乎正在回归。俄乌战事不断，停滞性通胀在多国生效，一如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英美等老牌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劳资纠纷愈演愈烈的现状，能拿出的办法仅限于“饮鸩止渴”，后患依旧不绝。加上近年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甚嚣尘上，各国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移民政策无不与国家安全、民粹情绪挂钩，全球化推动互利共赢的增长模式也遭到威胁……
2003年，外界揣测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真实动机，言必谈“石油”。如果和平、合作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面对全球性危机各国又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们是否只能将回归传统、以强力手段彼此争夺原始资源作为最后的选择？（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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