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化能力的缺失：被扭曲的创伤记忆

作者 Ilan Diamant

编译 杨光

Ilan Diamant博士是临床心理学家和以色列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他曾是特拉维夫大学萨克勒医学院的讲师。

原文On Not Being Able to Know Others' Minds：The Debate on Recovered Memories of Abuse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发表于(2001).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17(3)：344-352

1.

创伤的难题

本文探讨了创伤对儿童期性虐待受害者的叙事记忆或自我体验的影响，以及目前关于是否应该恢复这段创伤记忆的争议。本文特别专注于在移情和反移情现象下组织起来的主观创伤体验。

让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和一位26岁的来访者I小姐的一次会面。I小姐一开始就提起，她前几晚都睡不着觉，接着她讲述了自己作为实习教师的经历。她说，学生们都没有她计划教学用的那本书，所以她只好即兴发挥。她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故事：《丑小鸭》和《伪装的蛋》。之后她的导师批评了她，这令她感到困惑。她觉得她想给她的导师更多的信任，但同时，她又害怕导师会控制她。

她的联想使她回忆起了许多不眠之夜，那时她躺在前男友的身边，她说他不断地控制和性侵她。于是她回忆起了那时自己的身体感受。这使她焦躁不安，关节也开始疼痛。她说：“这就像肌肉的风湿性疼痛……感觉很冷，这种感觉吞噬了我的全身。”她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胳膊和大腿。她说她描述的感觉有些像是被忽视时的表现。她补充说，她不喜欢任何人躺在她的旁边上，她需要一些维生素来让自己找到平衡的感觉。

接着她开始谈论她的父亲。她说，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很温柔。他会坐在她的床边，用他的大手掌轻轻地抚摸她的胳膊和大腿。他会坐下来给她讲一些愉快、轻松的故事。

在整个访谈中，她都以一种情感隔离的方式在讲话。对我来说，这感觉异常真实。我发现自己正在清晰地编织着一个故事。这就好像我在听一个由她最近一夜无眠引起的压力引起的故事。故事里描述了一个被男友性侵的少女，她回忆起那时，那些爱抚和控制的矛盾感觉，刺激着她整夜无法入眠。而她所感受到的，真切的风湿性疼痛感，与父亲给她按摩大腿和手臂的记忆有关。

我问自己，她小时候是否遭受过性创伤。她的脑海里仿佛融进了一幕幕画面、一丝丝破碎的感觉和一个个模糊的想法。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叙述中暗示了什么，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否有过几次被暴露在虐待的记忆面前的经历。我只是想弄明白她说的话。这似乎是一项无法克服却又无法避免的任务。听着I小姐的叙述，我感觉自己在弄明白和不弄明白创伤之间纠结，在强行探明真相与无法行动和害怕之间挣扎。

虽然现在没有人会完全地采用Freud最早的解除压抑和恢复记忆为意识的模型(Freud1900年)，但它仍然是有效分析模型中的重要部分。自Freud建立的最初模型以来，精神分析的目的，已经被详细阐述了几百年。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相信，记忆的恢复是分析中治疗行为的一部分。但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坚持这个想法会有损我们的分析技术。

精神分析是一门让未知变为已知的艺术。很多知识都依赖于语言。我们探知事物的方式，是由我们的自我感觉组织起来的。

叙述通常被认为是将“知道”解转化为“讲述”的加工过程。组织起叙述有助于将人类经验塑造成一种易于理解的，有意义结构的形式。我们等待着虐待的受害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感受。然而，根据来访者扭曲的记忆和症状，很难将这些体验准确的重建起来。重建创伤的体验，通常被认为是一项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创伤的编码和记录模式

毋庸置疑，创伤干扰了叙事记忆的形成过程。解离在创伤记忆编码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解离机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肉体与解离的精神分离了开来。此时创伤被隔离了出来，与其他的思维完全分离。

创伤记忆的“隔离”不仅是意识的反应，也是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自动反应。被分离记忆的边界看起来是完整的，但它会继续影响其他的思想产物。Christopher Bollas（1992)精彩地将分离记忆描述为“不是未知的想法，而是未想到的已知想法”。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记忆不是一个单线的进程，而是不同系统的互相交互。认知科学对两种记忆系统进行了区分，这两种记忆系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述性记忆，或者说外显性记忆系统，涉及到对过去信息的有意识检索，而程序性/内隐性记忆系统则涉及到在没有记忆经验的情况下的信息检索。

陈述性记忆与记忆中的事件和信息有关。作为分析师，我们最关心的是记忆系统中的个人记忆或自传体记忆(Conway 1996)。内隐记忆与事件内容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系列动作的记忆，动作“是如何”完成的，例如弹钢琴或开车等技能。内隐记忆编码“由先前的经验产生，而这些经验不需要任何刻意或有意识的回忆”(Schachter 1992，p. 244)。

创伤主要会在日常生活和分析情境中表现出来，以重新体验和情境重现的方式出现。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模式来揭示那些无法通过有意识回忆和言语叙述的创伤性记忆。人们会以“如何”做，而不是以“做了什么”来揭示那些记忆中的创伤经历。Van der Kolk（1994)是创伤记忆领域的专家，他提出，创伤经历是以视觉图像和身体感觉的形式储存在躯体记忆中的，哪怕它们在陈述性记忆中无法以有意识的语言叙事的形式出现。

由于创伤性记忆无法通过意识获得（语言描述），它们以一种冻结的状态存在，不会因随后的经历或时间的流逝而改变。Van der Kolk 显然认可了Freud早先提出的观点，即当前的症状是对过去记忆的无意识表达。

最近，神经生物学研究中积累了更多关于创伤性记忆的证据(Yovell 1999)。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两个系统是完全独立的。人们发现，陈述性记忆，即外显性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理事实记忆的海马体介导的。情绪记忆至少部分地是由杏仁核调节的，杏仁核在对与创伤相关的线索做出反应时，会激活“战或逃”反应。此外，研究还发现，在高情绪压力条件下，皮质醇(一种类固醇应激激素)会分泌到血液中，同时作用于海马和杏仁核。它会激活杏仁核，但抑制海马体。

其结果可能是，创伤的外显记忆，事件的细节和环境，被遗忘了，但相关的恐惧和焦虑的感受却仍然可能会被相关线索触发。惰性的海马体和过度活跃的杏仁核之间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解离——事实和感觉之间的病态分离。内隐记忆可以保留，而外显记忆却严重受损，这一事实为图像、感觉、身体感受和行为等代表无意识记忆的论点提供了合理性。

3.

内隐记忆对人际关系的编码

如果高度紧张的事件会被储存在内隐记忆系统中，那么高度负能量的人际经历也会被储存在那里。当充满情感的人际经验里包含着自传体记忆的成份时，这种经验本身也是内隐记忆存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无意识记忆影响意识经验、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模型，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解离的程序性记忆会在实际关系中被复活。

这些内隐的分离记忆在来访者的日常生活中，和与他人的互动中变得明显，特别是在与精神分析师的移情互动之中更是容易显现。来自过去的未整合的隐性记忆碎片形成了幸存者所隐含的所谓“知识”。这种隐性知识是在客体关系的层面上产生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分析工作的重心将会是调和移情-反移情体验中的见诸行动。

内隐记忆的概念显然与精神分析有很大的关联。程序性记忆很可能是语言前早期经验的主要存储方式。现代精神分析已经理解了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之间的区别，甚至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前阐明这一点。

我们了解来访者思想内容的唯一方法，就是理解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移情-反移情互动。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一个关于无意识期望或者自我-他人关系的心理模型。促成这一模式的个人经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作为离散的自传体记忆“储存”在其他地方，但无论如何，这一模式现在都是“自主独立的”，不再依赖于促成这一模式的经历。这些模型是无意识地作为程序化进程存在的(Conway 1996)，它们组成了人际互动，但除非对这些行为模式有着特别的关注，否则个体不会有意识地觉察到它们。

内隐记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Bowlby(1973)对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的断言，认为它是建立在婴儿对养育者行为预期的基础上的，并认为这个模型会在所有重要关系中影响个体的行为。

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养育者之间的关系。依恋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父母的教养方式和人格之间的联系可以被理解为无意识或内隐记忆的一部分。依恋理论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期被儿童期性虐待破坏的亲子关系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自我发展失调与关系紊乱。

依恋理论假定人类普遍需要建立亲密的情感纽带。纽带的核心是早期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能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正常发育的先决条件。人类婴儿的依恋行为(如靠近、微笑、紧抱)与成人的依恋行为(触摸、拥抱、抚慰)相互呼应，这些反应强化了婴儿对特定成人的依恋行为。依恋行为的激活取决于婴儿对一系列环境信号的评估，这些信号导致了安全或不安全的主观体验。安全感的体验是依恋系统的目标，因此依恋系统首先是情感体验的调节器。

4.

受损的心智化能力

现在我将集中讨论一些特定的心理认知模式，它们是在移情关系中出现的童年虐待的产物。首先，我想提醒你注意这些来访者的心智化能力的缺乏，然后通过一个案例的访谈摘录来说明这一点。

Peter Fonagy(1991)认为，受害者应对虐待伤害的方式，就是拒绝去想象他们的依恋对象的想法，从而避免不得不考虑养育者伤害他们的意愿的残忍境况。我们现在知道，探寻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是通过孩子和他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人际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为了获得对一个有着正常思维的人的本质的认识，个体需要与他人经历相互的、情感的关系。主要养育者会向孩子表明，一个有意识的人，其行为是由思想、感觉、信念和欲望驱动的。缺乏具有足够共情能力的父母形象，会导致孩子无法针对不断增长的社会意识做出适当反应，可能会对共情能力的发展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使孩子无法理解自己和他人的精神状态。

当涉及养育者的创伤事件，迫使孩子防御性地忽视对主要客体的思想和感受相关的感知时，心智化能力发展的受创就不可避免了。养育者的敌意使孩子无法建立自我意识。内在的经验不能满足对外在环境的理解。这个世界对受害者来说仍然没有标签，没有秩序也没有涵容。因此，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如果孩子能意识到父母伤害她的真实愿望，那么孩子就不再会有对安全感的期望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去揣测客体的思维状态。

长期虐待的经历最有可能导致内心世界的脆弱状态。这种状态导致受害者在了解内在经验方面产生缺陷。这意味着，在充满情感的关系中，童年虐待的受害者往往无法拥有思考自己和他人内心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够理解他人思想的能力，在这些受害者身上非常脆弱。作为受到虐待的防御性结果，他们被迫不相信过于明显的身体受虐的经历。当内在真相无法被思考时，解离就很容易发生。

虐待的环境背景在受创伤的个体的头脑中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心智结构，这反过来又在治疗儿童创伤的实际案例中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移情-反移情关系结构，其后遗症可能是来访者强烈的“不知道”的脱节感。

在持续不断地巩固自我的努力中，来访者那没有完整感的自我，可能会吸引他人的心灵，就好像她自己的心灵只能作为某个联合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可能会被推入一个持续的过程，质疑是否相信来访者的陈述。分析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无意识中希望通过更早地重建创伤性经历来消除来访者的脱节感。而这个愿望本身就在提示分析师，来访者目前可能处于类解离状态。

5.

案例

现在，我将展示一些简短的案例访谈片段，这些片段都来自于一篇博士论文，该论文关注的是早期创伤对心智能力发展的影响。为了传达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访谈材料是不加编辑的。我希望它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受访者在被要求讨论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时所经历的认知和情感过程。

A夫人在接受访谈时32岁。她描述了自己摔断锁骨时，身体上的疼痛。而她的父亲则否定了她的痛苦，说如果她坐着不动，痛苦就会消失。她的语言能力和清晰的论述风格让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她的思想。

A夫人：(长时间停顿)……我在想一些例子。我知道那种感觉，那种我曾经期望的感觉，而不是我现在的感觉，所以，我只是想举个例子，比如，当我摔断了锁骨，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身体疼痛的感觉，因为那时我的父母都在划船，虽然我想他们应该先带我去门诊做检查，我……我父亲基本上只是在说，我只是过度焦虑，根本就没有受伤之类的，于是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变得虚假起来……我仍然记得我那时的想法，你应该明白的，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记得身体的疼痛，手臂的疼痛……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你怎么能说我是大惊小怪，因为这是我的身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痛苦，你怎么知道我身体上的感受，你也没看见我做了什么，怎么知道我一定没有受伤，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我不应该受伤了，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肩膀真的很痛苦……

访问者：当他告诉你这些的时候，你觉得他在想什么?

A夫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好像我真的有点不通人情，就像……就像，你知道的，我的意思是我怀疑……如果我爸爸对我说些类似“天空是蓝色的”的话，那么因为我没有见过蓝色，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最初我既不知道蓝色也不知道粉红色……不管怎样，如果我说，你知道，如果我知道它是蓝色的，又有人问我说“天空是什么颜色的?’我会说‘蓝色的’，然后他们说‘不，不是的，是粉色的’。然后我想知道，究竟我看到的是蓝色，还是我爸爸完全骗了我，告诉了我错误的颜色。然后我慢慢地记起来，开始逐渐怀疑他当时说的每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说，“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不要动你的胳膊，它们就不会再疼了。”所以我会安静地坐下来，不动胳膊，但胳膊还是疼，所以我认为他在撒谎，因为我的胳膊还很疼。

受访者回忆了她童年的记忆，在回忆中她质疑自己的身体状况。她发现很难把自己的身体体验作为自我感觉的一部分。她对此再三怀疑。内在的现实，内在的真相，以及在她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身体疼痛都被父亲否认了。因此，她对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之间联系的真正理解能力受到了损伤。内部状态等同于客体对这些状态的表示。受访者对她父亲的想法和感受的反应仍然处于未分化的状态。而那时的她也没有可靠的现实评价可以参考，其结果就是她将幻想和感觉想象都归类为精神上的虚妄，而不是实际的事实，因而她的感觉开始解离。

B小姐在接受访谈时28岁。她谈到了她的养父母。她的叙述尤其有趣，因为她在自发地反思自己当前的想法，质疑自己记忆的真实性。

B小姐：太糟糕了，我们都吓坏了。我姐姐觉得很冷，但他们总是让我们在寒冷的雪地里玩上一段时间，不管怎样，我记得他们说(模仿她父亲的声音)“出去走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出去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受到了惩罚，因为我们俩扯破了她(她姐姐)的新滑雪服。我甚至不知道我说的关于这个家的一切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他们太残忍了，你知道吗，有点疯狂，他们做过的事情，在家里发生的一切(哭泣)……他们太残忍了，我在想这或许是我编造出来的?他们真的很残忍。

访问者：所以你不确定这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吗?

B小姐：或者我只是在夸大其词?哦，不，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你的所有事情，但你知道，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我不是在说谎，但这真的是事实吗?我说的是事实吗?或者我可能夸大了某些部分以确保你能理解。因为你不是每天都在，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一件小事，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所以我必须确保你理解了我的意思(哭泣)。我的意思是这样糟糕的生活……我记得自己曾受到过这样的惩罚，脑海中还清清楚楚地记着……

在这个访谈摘录中，受访者提到了她遭受的养父的精神虐待，她的养父也曾被记录有过性侵她的行为。

这位受访者意识到，她无法在自己的头脑中获得绝对准确的真实表达。她可能处于解离的精神状态，所以她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否真实。她错误地认为，为了使别人认真对待自己，为了使人相信自己，她必须夸大其词。她必须填补空白，否则对方就会否认她的说法。她相信对方对自己故事的看法，就是她对自己故事看法的关键部分。通过看到别人相信她，她才会相信自己。

受访者似乎没有独立的精神现实，她只能与别人共享两个人的精神现实。她发现自己很难区分现实和幻想，她必须让别人相信，这样她自己才能知道真相是什么。她不能在自己内部镜映，并看到什么是真相，什么不是真相。换句话说，她只知道别人所相信的真理，如果别人相信了，那么她也就可以相信了。她的心理自我本身并没有完整性。相反，它作为与另一个心智的联合体的一部分而存在。“让我来给自己讲述这个故事，看看我是否相信。如果我知道真相，那它就是真的”这些创伤受害者无法实现这样的自我证明。

有人认为，童年虐待的受害者由于在描述自己和他人的精神状态方面的缺陷，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变得非常脆弱。受损的心智化能力降低了表达复杂感受的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有一种单视角的现实存在。他们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僵化的倾向，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对方会对现实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

6.

临床思考

虐待受害者在临床中应该怎么处理?不管恢复记忆是否是治疗的目标，对这个特殊人群来说，心理治疗技术都有产生错误记忆的风险。回到本论文开头所讨论的“I小姐”，来访者的联想很可能被误解为是儿童期性虐待的暗示。她讲述了她的不眠之夜，可怕的，被导师控制的感觉，前男友在身边控制和性侵的记忆，访谈中她不安的行为，按摩她的关节，谈到她的父亲轻轻地安慰她，我发现自己被卷入到，试图寻找能解释她现在的情绪状态的历史事件的努力之中了。

我很难不去质疑I小姐是否在童年时被她父亲性虐待过。我挣扎着把自己从与我的移情关系中分离出来：我被投射成为一个给予了养育但有着控制潜在虐待的角色。不仅她陈述性的记忆影响了我的思想，而且她实际的、痛苦的、戏剧化的外在表现也影响了我。我被搞糊涂了。我必须谨慎，因为我知道，将她的身体症状解释为早期创伤事件的身体记忆很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些症状可能是由于我需要澄清自己的困惑而引起的。分析师处于陷入无意识暗示的危险之中，这种暗示加上自我觉察能力的下降，很容易导致错误记忆的发展，最终导致分析失败。

对于那些遭受持续和普遍的创伤经历的人来说，物理和精神现实之间的屏障已经被打破，事件的准确编码也被打乱(Fonagy 1995;1996 Fonagy & Target;Target & Fonagy， 1996)。因此，实际创伤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表现是记忆过程不可逆转的损害。虽然治疗框架可以涵容幻想与现实、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混淆，但这不会导向对事件的准确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一开始就没有被准确定位。很有可能，任何因为分析师的压力，而想要寻找内隐记忆痕迹根源的，产生特定行为模式的具体记忆经验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分析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来访者的压力下，想要恢复从未被语言编码过的虐待记忆。毫无疑问，这样的努力可以减少来访者的不确定性，产生一种解脱感。分析师的刨根问底，可能会提供一个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从而赋予来访者一种寻求真相和减轻内疚的幻觉。这可能会帮助她扭转因创伤而产生的孤立感和无助感。然而，在寻找证实的过程中，幻想和其他心理过程会扭曲那些浮现的记忆，以至于即使是来访者也会觉得有些记忆是不真实的。

确认来访者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模糊感觉，可能会否认另一部分感觉，让来访者觉得这些记忆是不真实的，从而产生一种虚假的“仿佛是在治疗”的体验。这扭曲了来访者的整个分析体验，因为错误的记忆占据了他治疗的中心。此外，矛盾的是，来访者可能会感受到分析师减轻不确定性的努力，因而削弱自己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他可能承担了保护分析师免受不确定性的责任，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来访者人际关系中的强迫性重复。

在虐待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无法容忍自己对客体的思维状态的揣测(Fonagy ，1991)。因此，分析师的任务就是对来访者的不确定状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希望和冲突表现出真正的理解，对那些怀疑怀着抱持的状态。

要使分析有效地发挥康复功能，必须建立起来访者与分析师共同关注心理世界的紧密关系。分析师需要认识到受虐待的来访者很少的或根本没有思考能力的现状。分析师必须承认，来访者无法确认自己的记忆或心理经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来访者的头脑中，信念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对应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怀疑”无法在这个空间存在。他无法“退一步海阔天空”，也无法灵活、适应地回应他人行为中的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内容。来访者对思考能力的抑制是对严重或长期虐待的一种适应，分析师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帮助来访者在当下体验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来访者对能提供理解的心智化能力的恐惧，就是他们进步的障碍，这也是在移情中，使他们在过去过度体验创伤的心理功能。根据Peter Fonagy 对我的建议，我在遇到虐待受害者时，会坚信分析带来的效果，强调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的认知差异，面对相同事件时，多方面的解释和不同视角的行为与意义的认知阐述。

来访者反复的发现自己被涵容在分析师的思想中。分析师的思维模式不断挑战来访者固有而僵化的思维，激发他们以新的方式构思想法的需求。关于来访者对分析关系的感知的不同解释，使他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和分析师的心理表征，以此获得思考和感受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种核心的自我意识，具有感受思想和意义的能力，并最终拥有自己的思想。

参考文献见原文

On Not Being Able to Know Others' Minds：The Debate on Recovered Memories of Abuse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2001).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17(3)：34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