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李葆嘉：作舟篇——基于西方原典的学术史追溯
——基于西方原典的学术史追溯
沈家煊先生序
学海无边苦作舟，读李葆嘉先生的《作舟篇——基于西方原典的学术史追溯》，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也是学语言学的，在当研究生的时候读了点语言学史，一是读罗宾斯的《语言学简史》，西方人写的，现在看来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一是读了岑麟祥的《语言学史概要》，中国人写的，大大增加了中国语言学史的内容，但是对西方语言学史的论述基本上是复述西方学者的观点。《作舟篇》是一个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对西方学术史的梳理，以西方语言学史为主，其中有许多发现和看法是西方学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就非同一般了。静心一想，既然英国的李约瑟可以写一部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祖先的科技成就，为什么中国的李葆嘉就不能写一本书来阐释西方学术史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常言道“旁观者清”。只有对西方文化和历史有了透彻的了解，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有深入的认识。
李葆嘉先生研治西方学术史的方法值得称道。一是拿早期多语种原典的辨析作为立论的基础，二是把群体考察和主线梳理结合起来。不考原文，辗转引用，难免盲从误说；不作群体考察，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抓住主线，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条理不清。
我把阅读《作舟篇》后从中获益而且印象深刻的几点依次说一说。
关于术语，一个核心术语就是一段学术史，要切实理解一个术语必须熟悉它的历史语境。要明白术语在历史上是演变的，要避免以今律古（书中自序VI页，正文23页，156页）。以今律古的毛病是我们常犯的，要时刻给自己敲警钟。
关于普遍语法，格林伯格的普遍语法是唯实论的普遍语法，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是唯理论的普遍语法（书中72页，可以参见44页）。原来普遍语法不是唯一的。强调每种语言有自身特点的人不必别人一提普遍语法就反对。
关于语言类型学，中国语言学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建构切合汉语结构类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语法学理论（书中74页）。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想多说几句。建构的语法学理论一是要“切合汉语结构类型”。书中有《西方汉语文法学史鸟瞰》一文，讲西方的有识之士批评有人“给中文披上西方的外衣”，“将拉丁语法的‘普鲁克鲁斯特之床’强加给异族语言”。我也想起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一段话，说汉语的结构特点“冒犯着我们几百年来通过经院式学习，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拉丁修辞学家那儿继承来的、可以说珍藏于我们心底的信念。对我们来说，那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让人感到丢脸和愤慨”，但是“有一些人放弃原则，把词类转弯抹角地引入汉语语法。这里面既有最近的西方作者，也有当代的中国专家，而后者之所以对自己的语言进行语法研究，那也是因为受了来自西方的冲动的影响，所以他们要在研究中摆脱欧洲范畴的束缚，也许要比我们更加困难”。二是“要有普遍价值”。只讲汉语特点而不讲它的普遍价值，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是我们的语法理论不受西方学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作舟篇》视野开阔，第一组论文是比较方法论和文化总体观，从比较语言学谈到比较文学，又谈到比较方法在多个学科中的传播。我们语言学家不能只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苦作舟要面向大海。
《作舟篇》的文笔既严谨又生动，这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学术史上的事情不必写得干巴巴的，“事情”就是事和情的结合，对事的陈述必定是带情的。作者说，真正的学者从不奢谈“真相”，只能说何种感知体，面对何种对象，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方式，反映或表达何种感知（书中自序VI页）。
李葆嘉先生四十年学海苦作舟的心路历程，在他的自序中已经有说明，我只有佩服，没有更多的话可说。
沈家煊 2021年7月11日
目 录
比较方法论和文化总体观
比较语言学的“比较”从何而来
一、语言亲缘关系的早期研究
二、语言亲缘比较方法论的阐明
三、为语言亲缘关系研究加冕
四、“比较语法”的流传和变化
普遍语法、对比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的由来
一、13世纪德英先驱的“普遍语法”理念
二、17~18世纪德法学者提出的比较语法
三、19世纪德国学者发展的比较语法
四、20世纪上半叶学者的比较研究理论
五、对比语言学的形成轨迹及其阶段
六、自立门户的语言结构类型学研究
哥廷根－魏玛：揭开“世界文学”之谜
一、歌德（1827）Weltliteratur：具有世界价值的文学
二、施莱格尔（1803）Kosmopolitismus：普遍的世界主义文学
三、赫尔德（1796）Literatur aller Welt：综合体的世界文学
四、福斯塔（1791）谈过同样话题：文化世界主义
五、维兰德（1790）Weltlliteratur：国际都会的精致文学
六、施勒策尔（1773）Weltlitteratur：世界各地的文学
七、德国世界文学与荷兰学派的总体历史观
比较方法的传播与“新欧洲”总体－比较文学的轨迹
一、荷兰亲缘语言学的总体观和比较法
二、肇始于17世纪末的德国总体文学
三、比较解剖学的形成及其发展
四、比较方法向人文学科的渗透
五、19世纪的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
六、语言学的比较与对比：文学的关系和平行
现代语言学史论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1870）创立应用语言学
一、博杜恩关于应用语言学的论述见于何时、何处、何文？
二、博杜恩论述的具体内容为何？
三、博杜恩提出的理论和当代学者有何异同？
四、本哈迪划分的纯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继往开来的西方三代社会语言学
一、第一代社会语言学：19世纪后期
二、第二代社会语言学：20世纪上半叶
三、第三代社会语言学：20世纪下半叶
四、西方社会语言学的来龙去脉
句子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起源和发展
一、古希腊语法学的“两个平面”
二、甲柏连孜的“语法分析三层观”
三、丹内斯的句法研究三个平面
四、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
五、关于三个平面与三分模式的形成线索
当代语言学理论：植根于往昔语义学著作之中
一、语言与心理：语言研究的心理转向
二、形式与功能：语言的心智－功能研究
三、语言主观性：语言的本质所在
四、语言与社会：语言是社会事实
五、静态和动态：来自社会学的概念
六、语境和情境：语言交流理解和话语行为功能
七、隐喻和转喻：人类的普遍心智能力
八、意义域理论：范畴原型理论的来源
九、当代语言学与传统人本主义语言观的衔接
论家族相似性理论的语义学来源
一、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解析
二、如何分析语言学问题的“游戏”
三、奥斯汀的原核意义理论
四、此前语义学家与之相关的观点
论英国学者的语义学简史研究
一、乌尔曼的语义学史简介
二、古代学者的意义问题研究
三、创立语义学学科的动力
四、语义学发展的前两个阶段
五、语义学发展的新纪元
六、误说对中国学界的误导
至简美国语言学史
一、18~19世纪美国语言学的3位先驱
二、引领20世纪美国语言学的7位犹太人
三、面向21世纪的计算语言学首倡者：海斯
西方中国语言学史论
西方汉语文法学史鸟瞰
一、17世纪：多明我汉语文法学研究
二、18世纪：罗曼汉语文法学研究
三、19世纪：日尔曼汉语文法学研究
四、西方汉语文法学：特点及创获
西方汉语古音学史发凡
一、19世纪西方学者对汉语古音的探索
二、对早期西方学者汉语古音研究的述评
三、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汉语古音学论著译介
四、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汉语古音学论著译介
五、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汉语古音学论著译介
西方汉语亲缘关系学史发凡
一、17世纪：巴比塔变乱之前的始源语
二、18世纪：汉语与远距离语言的关系
三、19世纪：汉语所属语系问题的探索
四、20世纪：汉语在超级语系中的位置
五、21世纪初：值得关注的几项新进展
六、1980年以来：西方论著的部分译介
七、结语：请关注东亚远祖丹尼索瓦人
English Abstract
跋
自 序
在语言学的道路上，跋山涉水四十年。从中国传统语文学、现代汉语学到语言文字学理论，再从语言文化哲学到语言科学技术，从元语言工程、语义网络建构、幼儿语言成长到话语行为分析，从方言地理学、民族语言学、语言史到语言学术思想史……文献的搜集和研读，也就从汉语文献拓展到欧语文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探索“华夏民族－华夏文明－华夏语言”的起源及演化，也就是为了解析青少年时代的梦呓——“我从哪里来？”
世事皆有因缘。1996年8月，王士元先生应邀莅临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专业访问。这次机缘，不但使后学有可能请益王先生，而且承蒙惠赠《汉语的祖先》。数日后，王先生从黄山来信，约后学撰写书评。是年秋，后学到北京大学访问，师从徐通锵先生。听课之余，研读《汉语的祖先》而萌发了翻译念头。其后，陆续邀请多位学者（李锦芳教授，以及司联合、延俊荣、魏慧萍博士和白丽芳、温秀杰、于红等）合作，至2004年9月杀青（中华书局，2005年）。通过翻译和撰写译序《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深感研读外文原著的乐趣和重要性。
师友唯有随缘。我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中有多位是英语专业背景。2007年，与李艳合译德里姆（G. van Driem）《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博语族与汉－藏语系以及尚未完全证明的藏缅语系假说》、沙加尔（L. Sagart）《南岛语系高层次发生史与台－卡语的历史层次》。2010年以来，与司联合、李炯英合译吉拉兹（D. Geeraerts）的《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与章婷、邱雪玫、李炯英合译莱考夫（G. Lakoff）的《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与孙晓霞、司联合、殷红伶、刘林、邱雪玫合译莱考夫和约翰逊（M. Johnson）的《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与刘慧、殷红伶合译聂利奇（B. Nerlich）的《欧洲语义学理论1830－1930：从语源论到语境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此外，还完成了《威廉·琼斯亚洲学会年会演讲：1784－1794》《西方语义学论著选译》《西方比较语言学史论著选译》等，皆得益于通力合作。
生有涯而知无涯。2005年以来，试图对我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些疑问寻求答案。2010年全力以赴“重建西方五百年语言学史”，陆续建立比较语言学、西方汉语文法学、西方语义学和现代语言学原著文库，近几年相继合作完成《揭开语言学史之谜——基于知识库重建历史的21世纪使命》（2017年完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印行）、《层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2018年完稿，科学出版社2020年印行）、《失落的西方语义学史》（2016年完稿，预计2022年印行）。
这些书稿完成后，进一步地思考还在继续……这本论文集收录的，就是近几年来继续学术史探索的一系列专题论文。
第一组：比较方法论和文化总体观
“比较语言学的‘比较’从何而来”，是《层封的比较语言学史》交稿之后的思考，觉得有必要梳理比较方法论的来龙去脉。在此过程中，联想到“比较”的另一含义，即“对比语言学”的“对比”。长期以来，语言亲缘关系研究和语言结构类型研究用的是同一术语“比较”（拉丁文comparatio，荷兰文vergelijcken，德文vergleichende，法文comparée，英文comparative），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明确区分“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 与 “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两种“比较”的关系及分化过程，其考察结果就是“普遍语法、对比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的由来”。普遍语法与对比语言学互为表里，而19世纪语言类型学则是对比语言学的第一个表现形态。
受比较解剖学和比较语法的影响，“比较”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欧洲的学术思潮，我的思绪由此延伸到“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运用比较方法）的关系。通过翻阅资料和研读早期原著，草成“哥廷根－魏玛：揭开‘世界文学’之谜”。在此过程中，又发觉德国“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关系也需厘清，进而觉察到“总体文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的“欧洲学术研究总体观”。文献挖掘显示，这一总体观来自17世纪中期荷兰学派的语言研究总体观和比较法，由此撰写“比较方法的传播与新欧洲总体－比较文学的轨迹”。最终揭示，17世纪中期荷兰学派语言关系研究的总体观和比较法，影响了17世纪晚期的德国“总体文学”或“新欧洲文学”研究，由此开启了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 “总体世界文学”研究，从而迎来了19世纪“比较文学”的热潮。17~19世纪的欧洲文学史线索，终于豁然开朗。
第二组：现代语言学史论
这几篇论文是从不同分支学科出发，讨论现代语言学史上的问题。“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创立应用语言学考论”一文，基于博杜恩的《关于语言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1870[1871]），追溯“应用语言学”的来源与现代语言学的发端。“继往开来的西方三代社会语言学”一文，首次将社会语言学划分为三代，通过第一代（19世纪后期）的法国文献和第二代（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献挖掘，揭示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历程。通过第三代（20世纪下半叶）的文献梳理，澄清美国学派的来龙去脉。“句子研究三个平面理论溯源”一文，则是为了呈示句子研究如何走向多维化的历程。以上这些研究以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及发展为案例，旨在澄清包括生物语言学（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心理语言学（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等，并非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所谓“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一些英美学者泡制的神话。
“当代语言学理论：植根于往昔语义学著作之中” “论家族相似性理论的语义学来源”“评英国学者的语义学简史研究”都是《西方语义学史论》完稿以后的再思考。第一篇思考当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义学之间的渊源，意在说明，当代西方语言学如何在向欧洲语言学传统逐步回归。尽管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语言学走向国际前台，然而，这些当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皆有其19世纪西欧（尤其是德法俄）传统的渊源。第二篇探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与传统语义学理论的联系，意在说明，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现代语言哲学影响了语言学的发展；反之，语言学也影响了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第三篇评注乌尔曼所描述的西方语义学简史，然而这一“以史为鉴”的学风却未能延续，其后的英国语义学家或不置一词，或偶有提及而误说丛生，由此导致中国语言学界迄今仍有以讹传讹。
长期读书作文，会有若干无意记忆。时有串珠蝉联，令人豁然开朗。2019年11月，走笔“第三代社会语言学”时，涉及多位犹太裔美国学者，心中不免一惊——莫非犹太人已掌控美国语言学界（以及国际语言学界，甚至……）！遂草成“至简美国语言学史”。也算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其中玄机，读者自有体会……
第三组：西方中国语言学史论
此处的“西方”（地域）指代“西方学者”（研究者）。“西方”的近义词是“泰西”“西洋”。中国五代时期已有“西洋”一词，起初指东南亚沿海地区。元朝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沿海地区，至明代郑和下西洋则延伸到阿拉伯和波斯。明代后期用“泰西”指欧洲。晚清用“西洋” “西方”指欧洲，后泛化为指“欧美”。
第一篇“西方汉语文法学史鸟瞰”考察西方学者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马氏文通》之前）对汉语文法学的研究。所谓“西方汉语文法学”，即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所研究的文法知识系统。有人会提出，为何不用现在通行的术语“语法”呢？这是因为17~19世纪的“文法”（希腊语grámmatiké，拉丁语Grammatica，法语Grammaire，德语Grammatik，英语Grammar；或拉丁语ars, 西班牙语arte），所涵盖的是：文字+语音+词语+词源（形态词类）+句法+用法（甚至还有文选和作文），与现在所谓的“语法”（词法+句法）并不等值。明智的读者已经明白，该“文法”是作为历史词汇在使用。希腊学者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 BC 170－BC 90）的《读写技艺》或《文法技艺》（Téchnē Grámmatiké），将grámmatiké定义为“有关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语言的实际知识”，包括语音韵律、解释词语、讲解熟语、探讨词源、类比规则和评析文学作品。罗马学者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 320－380）的《文法技艺》（Ars Grammatica）包括语音、字母、拼音、诗律、重音、正误、诗歌语言、比喻等，其书名用拉丁语的ars对译希腊语的téchnē，用拉丁语的grammatica对译希腊语的grámmatiké。根据词源，拉丁语grammatica <希腊语grámmatiké “文法” <grámmatikós“读写者”< grámmat “字母” < gram“书写”，其词源意即基于“读写”（而非口语）的“文法”。在西方学者中，最早编撰汉语文法学著作的是西班牙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其书名西班牙文Arte de la Lengua China（1592）可译为《中国语技艺》或《中国语文法》。其中的arte（西班牙语“技艺”）＜多纳图斯的ars（拉丁语“技艺”）＜特拉克斯的Téchnē（希腊语“技艺”），三者一脉相承。在欧洲中世纪学校教育中，文法为“三才之冠”或“七艺之首”。用“技艺”转指“文法”，表明欧洲学者将文法研究视为借助分析技艺而完成的一件艺术品，洋溢着文法研究的科学精神、人文气息和应用旨趣。反之，如果写成“西方汉语语法学”，照样会有人依据通行术语“语法”提出质疑，为何其中的若干内容并非“语法”呢？根本问题在于——要明白术语在历史上是演变的，要避免以今律古。对历史的叙述，其核心术语务必力求基于历史语境。
在探索西方汉语文法学史时，偶尔会想到19世纪西方学者的汉语古音研究，或17世纪以来的汉语亲缘关系研究。此两者有所交叉，但各有侧重（一侧重于古音构拟，一侧重于亲缘探究），故宜分别梳理。“西方汉语古音研究史发凡”一文，追溯到19世纪初，重在高本汉之前的“中国古音研究”。“西方汉语亲缘关系研究史发凡”一文，可远绍至17世纪，重在18~19世纪早期文献的挖掘。
也许，这些专题探索都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国际性。据说，真正的哲人，从不奢谈“真相”。窃以为，只能说何种感知体，面对何种对象，在何种情境下，以何种方式，反映或表达何种感知。多年来，在西方学术史探索领域，作为具体感知体——我的原则是：采用中国传统方法（考据—辨析—归纳）研治西方学术，基于早期多语种原典阐述学者观点，依据群体考察－主线梳理模式溯源沿流。这些专题研究大体上是四个步骤。第一步，围绕某个问题（多年前的疑问），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多从二手资料入手），形成探索思路。第二步，寻找一手资料（主要识19世纪以前的原著及其背景信息）研读，制作编年史。第三步，通过溯源沿流，寻找失落的承传关系，形成基本观点。第四步，在行文中反复思考，时有新的发现。虽然草拟文章的时间不等，有的一年半载，有的十天半月，但是酝酿、思考、查找和研读文献的时间却相当漫长。
就文献资料而言，早期西方学术史研究有 “五难”：难晓、难找、难读、难懂、难通。正如我在《层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科学出版社，2000年）后记中所写：
在黑暗中摸索，在荒野中探路。你不知那渺渺茫茫的时空隧道中何人曾先行；即使知道了人名，你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其论著题目；即使找到了题目，你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其论著；即使找到了论著，你也不一定能看懂……书山寻宝，处处逢歧路；学海捞针，每每陷漩涡。唯有继续前行，或顺藤摸瓜，或歪打正着，路越走越亮。也有妙手偶得，也有未卜先知。作为勘探者，我们走过的只是一段路程，严格来说，最大的收益就是绘制了一份路线图，而要建立既全面贯通又具体精微的西方比较语言学史（12~20世纪），尚需后来者继续跋涉。（李葆嘉2020: 418）
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就是寻找原始文献和编年史，由此陆续建立了“比较语言学原著文库”（12世纪~19世纪，90余种，拉丁语、法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俄语等）、“西方汉语文法学原著文库”（17世纪~19世纪，60余种，西班牙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等）、“西方语义学原著文库”（1800~1960，70余种，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等）、“现代语言学原著文库”（19世纪~20世纪，40余种，俄语、法语、德语、英语等）等。有了不同的思路，务必要有原始文献支撑；而积累了原始文献知识，又会形成新的思路……
书山有路勤为径。新的探索难免具有矫枉性和颠覆性。所谓矫枉性，也就是发掘并突显以往隐而不彰的，澄清并纠正以往夸大其辞的；所谓颠覆性，也就是与教材或论著中宣讲的“公认”可能大相径庭，与通常学者熟知的结论龃龉。恰切地说，这些专题研究并非刻意于观点的“创新”，而是笃守在文献的“复旧”——试图重建历史语境，尽量还原历史文献所体现的学术史轨迹。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其受限性，受限于我的知识基础和思维能力（何种感知体），受限于我的文献搜集和研读能力（何种对象），受限于我的历史情怀和学术境界（何种情境），受限于我的研究方法和呈示章法（何种方式）。换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具有开放性，应有不同说法，通过营造“史实－作者－读者”的互动氛围，由读者来审视、来鉴别、来取舍。
学海无边苦作舟。从1985年刊发第一篇语言学论文，到2010年，我已发表150篇。2011年，选编了两本论文集。一本题名《一叶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主要收录现代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扉页手记：
一叶可以知秋，一叶亦可障目。一叶知秋为见微知著，是智慧的推演；一叶障目为难见全貌，是悟性的警觉。以有限观无限，难免进退两难，故有见仁见智之通融。
另一本题名《钩沉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主要收录古代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扉页手记：
无分龙虫，仅出好奇之心；有所钩沉，难免贻笑大方。夜深人静，忽闻敲窗冷雨；旧文新阅，莫非自赏孤芳。而自语“我乐故我在”，大愚若智竟如此！
到今年，发表论文数已有210篇。现编辑的第三本，题名《作舟篇》。记曰：
榆桑渐晚，古稀之情，开卷有益，秉烛夜行。
古今探索，百家共鸣，学术同乐，兴趣充盈。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勉力作舟，渐入佳境！
东亭散人 李葆嘉 谨识
2020年8月于千秋情缘
拙稿校样，敬奉沈家煊先生赐教。承蒙沈先生拨冗惠赐大序，鼓励后学，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