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战地记者，她还想改变世界

世界高速运转，女性投身其中。“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来自文化、科技、商业领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

周轶君，2002年成为新华社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后来，周轶君走访五国录制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以启迪的方式呈现更多教育参考。与此同时，她也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4岁的儿子。战地记者，纪录片导演，母亲，是什么让周轶君一次又一次撕下自己身上深深的烙印与标签，勇敢地走入一个又一个差异巨大的身份？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周轶君的人生选择。

尸体。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周轶君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掀开白布一角，孩子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血迹斑斑，全是弹片伤。

爆炸。

轰鸣声将周轶君掀下了椅子，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地板的冰凉。刚过午夜，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直入加沙城东，抓捕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的巴勒斯坦人，冲突地点距离周轶君所在地只有5分钟车程。

尖刀。

暴徒一脚踢开挡在前面的记者，把尖刀抵到周轶君脸旁，大声呵斥她，让她交出相机。她的身体因为恐惧和紧张凉得透彻，大脑却在高速运转，寻求解决方法。最终，她偷偷把相机踢到了后排座位底下，躲过了搜查。

如果你了解过周轶君的驻外记者经历，你熟悉的或许就是那个果敢、冷静的战地记者形象。而回国后，在《锵锵三人行》《圆桌派》里，她是一位旁征博引、知性优雅的独立女性，可以自然地用伍尔夫引出观点“女人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里，她既是专业冷静的导演，也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母亲，带领观众探索五国教育模式。

没有人可以简单地定义周轶君为战地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纪录片导演、抑或是一位母亲。这位多重身份下的锐利女性，一次又一次褪去上一段人生经历带给自己的标签与烙印，一次又一次勇敢地走入下一个重大人生选择。

在她的讲述里，自己做下的每个选择都是自然、迅速、未经千思万虑，甚至是被动的。而实际上，每个选择背后都背负了理性的考量。人生有如战场，战火为周轶君留下的，是清晰的主见和做选择的能力。

浴火重生，周轶君在多重身份中流转，未曾改变的，是改变世界的欲望。

在2016年出版的《中东死生门》里，周轶君频繁地使用着“死生之间”这个词。上一周刚去过的咖啡厅发生爆炸；路边的女孩惊恐的双眼里映射出枪手的身影；掀起地上的一个床垫，殷红的血和脑浆尚未凝结……

中东局势的混乱与动荡在周轶君的文字间展露无遗，然而，让她走进这些死生之间的那个决定，却远没有想象中重大。

小女孩在枪声里捂上耳朵，惊恐的眼睛里映射出枪手的身影。图片来源：《中东生死门》

周轶君说，她只是迫切地想去外面看看。去加沙之前，她也曾经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去埃及留学了一年。她对这个世界是好奇的，会不断的去想搞清楚一些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也比较喜欢公费旅游。”她笑着说。

终于等到驻外的机会之后，为了说服领导，消除他在安全问题上的顾虑，只有一年武术基本功的周轶君告诉领导，自己从小练武术。就像这次大胆的“骗术”展现出的一样，她喜欢冒险，也有些喜欢逞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主动走进了那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利比亚的战争时期，石油供应非常紧张，加油站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龙，有些人等几天也没等到能加油，加油站里的氛围十分紧张。

周轶君，几位其他国家的记者，还有政府派来的司机与翻译官，一行人坐在一辆小巴上，等待加油。当地的媒体经常渲染外国人都是间谍的消息，导致本就紧张的人群愈发躁动不安。

越是这样的时候，周轶君越按捺不住自己记者的本能。她悄悄掀起车窗帘子的一角，偷偷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拍得十分匆忙，连手都是抖的，成相也很模糊。

可就那样一个短暂的瞬间，碰巧就被一个坐在车顶上的小男孩看见了，小男孩指着周轶君那个车窗说：“她拍照了。”

瞬间安静。整个加油站里躁动的人群寂静到了冰点，下一秒，这辆坐满外国记者的车就被层层叠叠围住了。人群的力量是惊人的，他们前拥后簇，竟然把车子推得晃动了起来，几乎脱离了地面。 

随即，一个持刀男子冲上车，直接扇了政府派来的司机和翻译官两个大嘴巴，还踢了前排的男记者一脚，让他跪下。他走到周轶君跟前，用刀指着她的脸，让她交出相机。

周轶君冷静地说，那个孩子看错了，自己没有拍照。持刀男子暴躁地翻包搜查，没等搜到相机，就被闻讯而来的镇游击队教训了。没错，他搜不到，因为在他上车前，周轶君就早已把相机踢到了小巴最后排的座位下面。

镇游击队的人朝天鸣枪，喧嚣不已的人群一哄而散。一行记者被带到了警察局，以官方的护佑结束了这场危机。

讲述这个故事时的周轶君语气冷静，眼里却迸发着骄傲的光。仿佛是为了调节紧张的气氛，她语气轻松地说，“我当时想，别把我的脸刮花了。”

对于失控的场面，周轶君大脑永远高速运转，试图夺回事态的控制权。

类似的危险在周轶君的战地经历里层出不穷。最初想去战地时，周轶君初生牛犊，被虚荣心和荣耀感充斥着，甚至盲目地相信着自己的幸运，觉得噩运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直到真正到了战地，死生之间，危险渐渐真实可感了起来，每次经历致命的危险后，她都会后怕，但从不后悔。

她说，在人生的选择上，当我们回想起来时，去判断这个选择对不对，其实永远不是在判断选择本身，而是选择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值不值得。“怎么选都是对的。关键是我们选了以后的事情。”

周轶君曾经以为自己的人生将会在这里住三年那里住两年，就这样当一辈子驻外记者。但她很快发现，人生不断涌现出其他选择，还有太多东西她想要体验。

引发热议的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是周轶君第一次接触纪录片，也是她第一次当导演，这次尝试对她来说弥足珍贵。令人意外的是，做纪录片这件事的开始，是一个巧合。

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面对找上门来的纪录片团队，周轶君决定得甚至有些草率。她立刻敲定了教育这个选题，在咖啡厅的餐巾纸上写下了五个教育模式值得探索的国家。她根本没有考虑自己没有学过专业导演，就直接做下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周轶君有多年的记者经验，又做过电视节目，还喜欢摄影，对画面有自己的感觉。她对这件事能不能做成，有一个清晰的基础判断。“你要是叫我去弄一个时尚杂志，我肯定不行，是吧？”她笑着说。

第一站，周轶君和团队去到了芬兰。在现象课上，周轶君跟随孩子们来到了敬老院，和老人一起画画像，通过陪伴和观察老人来认识“时间”这个抽象的概念。

周轶君看到一位老人画的画很好看，询问她是否学过画画，老人自然地回答：“从来没有，我只是喜欢。”

“画画不是为了彼此竞争，每个人都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老师对周轶君说。

看着快乐的孩子们和享受着画画的老人们，周轶君陷入了沉思，片刻，她眼眶泛红，用手遮掩自己的鼻子，想要掩饰自己的感性。老师搂住了周轶君，她最终还是落下泪来。

被感动的周轶君，图片来源：《他乡的童年》截图

“我们总是被说，你这个不行，那个做不好，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那个。”周轶君哽咽了，“如果人能拥有一个爱好，他就永远不会孤单，也永远不会绝望。”

周轶君是感性的，她袒露着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缺憾。在另一集里，周轶君说自己从小被说五音不全，所以再也没有开口唱过歌。

这部纪录片不仅是想为父母们带来启发，也为成年人们自己提供了寻求答案，让缺憾愈合的契机。

从芬兰回来后，纪录片的拍摄出了一些变化，如果想要继续做完这个系列，周轶君就要自己找投资，找平台，一切从零开始。

在芬兰课堂上被打动的那个瞬间，让周轶君下定决心要把这部纪录片做下去。她相信，感动到她的，也一定能感动到观众，可以为这个世界带去一点点启发。改变世界的欲望驱使着周轶君，把“被动的选择”变成了“主动的选择”。

纪录片播出后，很多人问，国情不同，同样的方式很难直接借鉴，他山之石如何攻玉？改变世界受到了阻碍，周轶君再一次思考起了把这些教育模式展现给国内观众的“意义”，以及“意义”该如何落地。

于是，在看理想推出的音频节目《你好，童年》当中，周轶君请来了教育学家和第一线的教育者，探讨各种教育模式的借鉴与实践。

一期节目请到了乡村校长何欢，他曾经赴英国考察了14所学校，了解了英国教育的多样化。回国后，他不仅开设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体育运动，还引进了有机器人设备、无人机的未来教室，在提供给孩子们多种选择。

周轶君开玩笑说，何欢完全在用英国贵族学校的方式在教乡村的孩子，这就是国外教育方式在国内的一次成功落地。

虽然周轶君把每个选择都说得云淡风轻，但实际上，每个选择包含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做什么有意义，什么才是她最想做的，到底能不能做成，她都会在自己过去的经验当中，找出一些可行性。周轶君是理性的，她始终有着清楚的头脑和主见，每一个决定都像是战场上做下的一样。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周轶君的爱情故事，浪漫得一塌糊涂。

一切始于一系列巧合。那天，周轶君和摄影师从加沙离开，毫无理由地被扣留在了以色列边境。第二天，他们在机场被告知无法改签直飞的航班，只好选择了从特拉维先飞苏黎世再飞香港。

上飞机已经是后半夜了，周轶君和邻座非常巧合地打开了同一部电影。“是一部言情片，女主角得绝症了，然后男主角又表白了什么的，反正是完全不重要的一部片子”，周轶君笑着说。后来，她睡着了，醒来后，就询问邻座电影的结局。由此，一段美好的感情开始了。

更巧合的是，就在前一天，周轶君惊讶于自己关系很好的中学同学结婚了，“她也属于那种大家都觉得不太会结婚的女孩子“。她问同学说，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对的，并且想跟对方在一起呢？同学回答她：“这很微妙，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等你碰到了，就知道了。”第二天，周轶君就碰到了对的人。

被问及怎么才知道自己和伴侣是合拍的，周轶君显得有一些犹豫，这份犹豫并非出于不愿分享，而是担心大家不能理解。她询问自己的助理：“你说这个我能说吗？”助理没有说话。

“比如说我在锁门，他就知道要去按电梯了。这个可能太生活细节了，但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就是生活拍档，我需要这种合拍的节奏感。”她补充道，“当然了，这个不是什么绝对的标准，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还有一点，聊天的时候彼此觉得快乐吗？我其实很喜欢那些能把我逗笑的人，最开始我发现我老公很喜欢说笑话，都后来发现他的笑话都在重复，结婚之后新笑话都说完了。”笑话是说完了，可周轶君的幸福依然溢于言表。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生孩子是当代女性在婚姻之外面临的又一大抉择。

在采访最开始，周轶君就提出了一点疑惑，“做妈妈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吗？”成为母亲对周轶君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她很喜欢孩子，笑称自己生孩子是受到了大自然的召唤。

年轻的时候，周轶君曾经觉得要小孩很麻烦，需要把自己小时候学会的所有东西全都陪孩子重来一遍，她害怕重复。可生了孩子之后，她发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思想上的分享，是一种塑造。

那种掏心掏肺地想把自己所有会的东西都教给另一个人的感觉，只有面对孩子时，才能毫无保留。在孩子面前，她永远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工作挤占了周轶君陪家里人的时间。今年夏天，拍《他乡的童年》结尾时，她又接下了另一部片子的主持，跑了几十个城市。

那段时间，她在外面连轴转，整个暑假都没有见到孩子们。再次回到家时，她发现，孩子们好像突然都长大了一点。“那个感觉特别明显，就在提醒我，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们了？”

不过，这样的缺席，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

周轶君曾经和中国作家中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背包客陈丹燕聊过这个话题。陈丹燕在全世界旅行，记录，女儿两岁时就被送进了寄宿幼儿园。

陈丹燕去北极时，离开家很久，写了一本《北纬78度》。回来的时候去女儿的幼儿园看她，就有一个小朋友跑上来说：“你就是那个去北极的人！”原来是女儿和大家炫耀过这件事，大家都很羡慕她的女儿，有一个那么有趣的妈妈。

陈丹燕说，从小让孩子看到自己在工作，是一位独立女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虽然她和女儿物理上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她们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女儿也成长得很优秀，目前是苹果公司最年轻的设计师。

周轶君也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她或许不能每时每刻都在孩子身边，但她信守与他们的承诺，给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教育，她也深信，自己的独立自主为他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

婚姻上，周轶君选择了精神上的合拍；教育上，周轶君维持着工作和家庭间巧妙的平衡。为了让自己少一些思念，她会干脆“不和孩子们视频了”，也会在能陪伴他们的时候，倾付所有。她把自己的坚毅与灵活，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聊到女性主义时，周轶君描述了香港服务行业中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女性，她们在餐厅工作，大多穿着西装，打扮很中性，不会刻意偏向女性化的装扮。“好像性别这件事并没有占据她们的太多精力”，周轶君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艳羡。

化妆这件事一直或多或少地困扰着她。

“拍纪录片最大的困难？化妆啊。我前几天还跟他们说，好无聊啊，早上要化妆，晚上要卸妆，不如以后整个画皮贴上去。”

“有一个化妆师说每次看我节目都觉得我的妆惨不忍睹，”周轶君笑道，“那我又没钱把化妆师请到印度那种地方去。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采访，是那位化妆师帮我画的妆，后来我看很多网友说我肯定去医美了。”

尽管只是玩笑，但化妆的必要性对周轶君来说是令人费解的，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产出比非常低的事。

周轶君说，限制女性独立的一种阻力是女性自我意识上的禁锢。真正的平权不仅仅应该体现在法律上，而是一些无形的看法。等到女性真的可以不去在意白不白瘦不瘦好不好看这些事，才是做到真正的强大。

“我坦白讲，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但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做到。”

周轶君已经比10年前少在意太多别人的看法了，她发现，当自己专注于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或是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注意力就不会在外貌或是别人的评价上了。

小小地抗拒化妆这件事，这是一种女性意识的突围，也是一种呐喊与宣告。每个人都能自己做选择，也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是理想境界。

作为记者，周轶君始终以敏锐的观察关注着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在当代社会，有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对比，周轶君表现出了对每个人选择的理解与尊重。

她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科技也解决了很多陪伴问题，一个人也能很好得生活，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选择。“他们更能够为自己做选择了，可能比我那个时候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很佩服他们。”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好奇心促使周轶君睁眼看世界，也让她拥有了丰盈的人生，广阔的视角，和开明的态度。

她曾经说，所有的欲望都能够被放弃，但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的。战地记者，纪录片导演，妻子，母亲，不管是改变家庭的小生态，还是为世界带去启发，在每一个人生选择上，周轶君都践行着自己改变世界的积极力量。

谈及未来，周轶君说，自己喜欢上了纪录片这种表达形式，会继续下去，也有可能会做一些虚构和现实间的尝试。她说自己想多关注科技领域，她喜欢那些“闪着银色光芒的，未来感的东西”。

又一个标签撕下了，又一个决定做好了。周轶君再次启程，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身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