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高速运转，女性投身其中。“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来自文化、科技、商业领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
因拒绝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被31岁的未婚女性徐枣枣（化名）以“侵害一般人格权”为由告上了法庭。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诉讼案，徐枣枣和“徐枣枣”们的寻求的不仅仅是生育权上的平等，还是和社会上长期存在的性别凝视的勇敢对抗。这不是一个战士的故事，这是一群战士的故事。法庭上，徐枣枣又一次遭受了和在医院时一样的性别凝视。
2018年，30岁的徐枣枣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决定通过冻卵为自己的未来加一道保险。职场上，她刚刚得到晋升；情感上，她结束了一段长期恋情，综合各种情况，她认定自己不会在近期结婚生子。经过一系列检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确认她的身体相关指标正常，卵子也很健康。但当她向医院提出冻卵需求的时候，却因单身未婚遭拒。徐枣枣告诉虎嗅，在等待期间，她看到医生对待别的病人都非常专业，悉心为他们解释着生育的可能性、有哪些注意事项。而到了枣枣这里，一听到她未婚想要冻卵时，医生一下从专业语境切换到了家长里短的劝说。医生劝枣枣先结婚生孩子：“工作重要还是生孩子重要啊？”语气像极了生活中常见的长辈，虽是好心好意，但越过了边界，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医生的语气越温柔，越为枣枣考虑，就越是在暗示，自己很忙，劝说枣枣的这些时间都是挤占了其他病人的资源，好像枣枣在无理取闹。枣枣心里很憋屈，同样是花钱挂专家号来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她却得到了明显的差别待遇，好像已婚病人冻卵是正当需求，而她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闯入者，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地胡搅蛮缠。职场上雷厉风行、受到尊重的枣枣产生了困惑：“平时我像个人似的，为什么在这儿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教训？”当时的场景下，仿佛医生就是有权力提出这样的建议。同样的，在这个社会上，好像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对一位未婚女性的人生选择说三道四。2019年12月23日上午，全国首例“未婚冻卵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从医院到法庭，从立案到庭审，在这些漫长的过程中，医生、医院和法官给出的最强劲理由就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放开。然而，每个人规劝徐枣枣的重点却全都是社会伦理、文化道德。他们不断质疑枣枣为什么不采取“正常的方式”结婚生子，更是直言：“你要是真想做（冻卵），就出国去做。”目前，中国的单身女性想要冻卵，只能自费去美国、日本、泰国等国家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完成。此前，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和律师、哈佛大学法律博士詹青云共同发布的文章写道：“中国现行的《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明确提到，男性可以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的生育，即可以出于“生殖保险”的目的，并没有要求已婚身份。一方面允许单身男性冻精，另一方面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涉嫌性别歧视，有违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对此，虎嗅咨询了律师，对方表示，我国法律对在男女保存精卵子上的区别对待暂无解释。而医院方律师提出的主要观点，多少有些难以服众：医院方表示冻卵技术仍存在风险，但冻卵技术已经在国内作为生育辅助技术实施，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也有过成功的冻卵案例。同时，医院方认为推行单身女性冻卵技术可能会导致单身女性生育年龄推迟，或造成单亲家庭等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女性平均婚育年龄推迟是近年来社会发展等多方原因的产物，而单亲家庭等社会问题同样可以由离婚、丧偶等产生。从医院和法院的态度可以看出，对女性和单身女性的隐性歧视依然存在，而这份歧视甚至不那么“隐性”。在一线城市、高端职场这样的近理想环境里，不以性别、婚育状况对一个人横加判断已经成为主流，至少已经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而一回到婚恋、生育等更为私密的语境下，几代人为之努力的“平等”与“尊重”便荡然无存。在法庭上听到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时，徐枣枣感到荒谬而无助。而后，法官宣布休庭，等待二审。走出法院后，徐枣枣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在等她，除了媒体，还有很多自发前来的女性，甚至有央求母亲带自己过来的小女孩。那一刻，她突然从紧绷的情绪里放松下来，甚至有些兴奋。她欣喜地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得道多助吗？她甚至想冲上去和大家吐槽刚才法庭上听到的荒谬言论。当她看到有那么多陌生人理解她，支持她时，心里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愈发强烈，和在医院、法院时的挫败感形成了鲜明对比。网络上，大批为单身女性声援的舆论扩散开来，冻卵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小众需求。这些年来，陆续有单身女性被拒绝冻卵的报道见诸于媒体，其中，为什么是徐枣枣站了出来，成为了单身女性冻卵诉讼第一人？二十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凝视”理论。
凝视预示了一种权力关系，凝视者是身居高位的主体，被凝视者是弱势的客体。“凝视”与其背后的话语权和知识权力是分不开的，它不是单纯的“观看”，而是凝视者凭借权力关系施加于被凝视者的一种具体行为，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暗示了极度不公的剥削与压制。而“男性凝视”的概念，最初可以追溯到劳拉·穆尔维1975年发表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男性凝视”是男女差异和权力不平等的表现，是性别化凝视一直以来的主题。男权社会下，女性是被观看的第二性，男性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享受窥视和愉悦，并向女性强加自己的审美与期待。在中国传统的权力模式和社会分工下，女性处于绝对弱势，人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合理化、常态化高高在上的“男性凝视”，并发展出繁琐的社会和家庭准则，鼓励男性强势姿态的同时，限定了女性的视线和目光范围，使得男性视角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看角度。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男性凝视”渐渐成为了女性凝视自己的唯一视点，最后即便不需要男人参与，女人也学会了驯化自己，削弱自我的存在感。男权社会对女孩的塑造与教育，由此形成了一个闭环。徐枣枣对虎嗅表示，她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性别凝视”里。当自己身处那些避不开的酒局里时，这种感受是最明显的。以前的她留着一头黑长直，一年四季穿裙子，在较为传统的企业里工作，和很多性别刻板印象当中的典型中年男性、直男打交道。枣枣并非业务部门的员工，但在和客户谈事情时，领导经常叫她一起去，去了就是坐着，并不会有人在专业性的东西上询问她的意见。酒过三巡，男人们开始大谈股市、国际局势，但没有人会在意她的观点。他们一和枣枣聊天，就会问出很多过分私人的问题，夸她漂亮，问小姑娘有没有对象，怎么还不结婚。给她的祝酒辞永远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从来没有人会祝一个年轻女孩事业顺利、前程似锦。一位有能力有事业的职场女性，在这种酒局上的意义，仅仅是一个陪衬，好像在这样的饭局上，“不叫几个小姑娘来，就显得过于沉闷”。她持续暴露在男性和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凝视”里，这种凝视无处不在，充满审视和玩味。女性被迫温柔，被迫体态端正，被迫笑容得体，在职场上，专业能力也得不到相应的认可，在家庭里，婚育是她们默认的选项。2018年底，徐枣枣把长发剪成了利落的短发。不知道是自己更得自信更有力量了，还是短发确实削弱了自己身上柔美的女性特质，她觉得被“凝视”的感觉减少了。和她自身相符的能力强、效率高的专业印象，渐渐建立了起来。聊起正事来，对方无谓的想象也少了，更能专注在专业的事情上。
《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是导演卡利斯托·麦克诺迪于2019年推出的纪录片，记录了传奇女演员德菲因·塞里格与女性录像艺术家卡罗尔·罗索普洛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法国相遇相知，携手投身全法妇女解放运动浪潮的故事。
她们手举录像机，行走于各类女权游行和女性工坊，用幽默、傲慢和不妥协的态度与整个男权社会进行着激进的斗争，拍摄下一系列历史影像素材。纪录片节选了许多德菲因·塞里格在电视上的演讲：“社会为女性设立了一个完美的形象，使其不断压抑自身去迎合这种标准。我希望电影行业中的女性可以开始发声，迄今为止，我们只看见过男性刻画的女性形象。女性应该开始自我描述，这是至关重要的。”如德菲因所说，找回真实的女性视角，是打破性别凝视的关键。1975年，德菲因出演了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让娜·迪尔曼》。这是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先锋影片，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一位中年寡妇的日常生活，大多数场景仅仅局限在狭小的屋子，而且全部是“单调、乏味”的长镜头：起床、给儿子做饭、买菜、织毛衣、洗碗、整理床铺、擦皮鞋……没有镜头移动、没有景别互换。这部影片彻底颠覆了银幕上男性霸权下单一的“俏佳人”女性形象，剥离了乏味的美貌与性吸引力之后，女性的真实视角与多重身份开始显现。这是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一场反抗，也是德菲因代替女性发出的一次振聋发聩的自我表达。从上世纪70年代的法国女权革命浪潮到今日的种种反抗，女性的发声一次次推动着打破性别凝视的历史进程。而打破生育上的性别凝视，是打破全局性别凝视的重要一步。在这个宏大的进程中，徐枣枣勇敢地踏出了自己那一步。早在2002年，吉林省就在《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中写入：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手段生育一个子女。然而，仍有单身女性前后向吉林4家可以合法实施人工辅助技术的医院提出冻卵申请，均遭到拒绝。 对此，吉林省卫计委宣传处的工作人员解释：国家不提倡单身主义，该条例虽然颁布，并未曾大范围宣传，不管医院是否为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均不属于违法行为。徐枣枣她在律师朋友那里了解到，在有《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前提下，假如吉林省被拒绝冻卵的单身女性提出诉讼，有极大可能可以立案。此时，徐枣枣已经走过了整整一年为冻卵四处努力探听与抗争的日子。她想：“如果迟早要有人要做这件事，与其消极地等待那个人出现，不如我自己来试一试。”生育辅助是一个大趋势，国外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她希望自己小小的个案能够加速这个趋势的发生。在她的自我评估下，自己冻卵的需求非常强烈，是抵抗现阶段生活焦虑的一个重要解决途径。因此，她愿意为此投入一两年左右的时间，花下经济和精力成本。如果能够推动这个进程，不仅自己可以受益，也为那些和她相同处境的女性争取到了权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每个想要冻卵的人都要把我前面这一年走的路再走一遍，我觉得没有必要。”徐枣枣告诉虎嗅，“我想尽自己的努力，把国内合理合法的途径都尝试一遍。最开始我只是想要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这个群体需求比我想象得还大，太多女性都处在相似的困境里。”哪怕最终没有胜诉，徐枣枣也希望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能够在群体的发声中看到女性冻卵的巨大需求。被看见，被正视，已经是无比重要的一步。这不是一个战士的故事，这是一群战士的故事。徐枣枣和“徐枣枣”们，在这场与性别凝视对抗的鏖战当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重现女性抗争的历史》，Tilda Li《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在撇开男人生育孩子？》，李珊珊007《单身女性冻卵起争议：未婚冻卵为何成法律空白？》，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