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延迟退休”四个字病毒式刷屏后，许多人的工位之上愁云惨淡。
80后与90后，被历史选中的两代人，带着过劳的疲惫，又提早踏入了对衰老和未来的焦虑与恐惧中。
“65岁退休，但我还能活到那天吗？”
有人调侃，恐怕以后想过60大寿，都得和30岁的领导请假。
有人模拟了未来的老年生活：5点起床，叫醒35岁被裁员在家啃老的两个孩子，送一大群孙子孙女去上学，然后自己再挤上熟悉的地铁，不然赶不上早上9点钟的打卡。
这份自嘲里也带着对大环境的无奈。
社科院曾经做出预测，2028年，全国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到2035年，养老金的全部累计结余将耗尽。池子里的水不够用了。
大道理大家都懂，但也确实越来越没有人愿意付出巨大成本生孩子。
最新调查显示，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
2022年人口正式负增长，与65岁延长退休放在一起看，似乎我们正在跨入一道新世界的大门。
至于大门背后是什么，日本社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在对“延迟退休”恐惧的背后，是年轻人对衰老的恐惧。
把洋葱再剥开一层，其实就是赵本山小品里说的：到底是“人死了，钱没花完”更焦虑，还是“人活着，钱花完了”更恐怖。
如果恰好在30多岁选择了不婚不育，80后和90后将要面对的老年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每次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总会扭头看一看隔壁的日本。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日本更懂这种无力回天的疲乏、航母掉头的艰涩、以及长久堆积的结构性顽疾。
在本年度日本《电影旬报》的十佳电影提名中，有一部特殊的电影。说起来它甚至不像电影，更像一部纪录片翻拍的故事片。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
剧情很简单，改编自一起真实的新闻。
2020年11月16日凌晨4点，东京涩谷附近的公交车站，64岁的女性流浪者大林三佐子，被一位男性用装满塑料瓶和石头的袋子殴打致死。
或许放在日本这是一条并不起眼的新闻，但当媒体和民众开始挖掘死者的身份时，才发现她的尸体里，藏着当今日本社会所有值得注意的深层问题。
在NHK的纪录片《真实之泪：落脚的巴士站~无家可归的妇女之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女人，如何在陷入贫困后，被无辜地拖入死亡。
大林三佐子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她每日拉着装满日用品的行李箱在城市游荡，夜晚睡在公交车站，她衣着整洁，沉默不语，从不打扰任何人。
这是一个每晚灯火通明，人流量与车流量都相当大的公交车站。大林选择在这里休息，恐怕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考虑。
附近的居民经常看到大林坐在车站小睡，但没有人和她说过话。“看不到她的脸，她一直低着头。我也无能为力，和她搭话或者释放一些善意，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大林的人生为何如此收场？
其实年轻时的她和你我一样，都是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人：开局抓到的牌普普通通，也没什么天降的好运气，只是勉强地在人群中活着。
长相甜美的大林，曾经的梦想是成为声优或者播音员。后来她一边在广岛的一家剧团工作，一边兼职做婚礼主持人。那时的她经常说，以后一定要在东京实现自己的梦想。
27岁时，大林在东京结婚。不过短短一年就离婚了，因为她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
离婚后的大林在一家IT相关公司工作，30岁辞职。之后她便过上了每几年换一次工作的日子。
在此期间，家人联系不上她，弟弟也无法打通姐姐的电话。
面对NHK摄制组，弟弟坦言：“她不想借助别人的力量生活，这种想法很强烈。”大林用社会性消失，来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直到大林的死讯传来，家人才第一次知道她在外流浪了很久。
大林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短期合同工，在大卖场担任试吃推销员。
60岁的大林每天要在卖场里站7-8个小时，一天的报酬8000日元（约合400人民币），而且日结工作经常会被公司取消，非常不稳定。大林这样的收入在高物价的日本来说，也只能果腹而已。
交完煤气费和电费，剩下的钱也不多了。大林经常和同事说“只是活着就感到精疲力尽”。
因为付不起东京高昂的房租，大林在四年前就搬出了公寓，从此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放弃劳动，继续在卖场做日结工赚钱，希望能够重启生活。
在大林居住的区政府，查询不到任何她向官方申请生活援助的记录。互助组织的志愿者表示，由于申请生活援助的过程中要联系当事人的家庭成员，所以很多人在一开始就放弃了。无法开口的尴尬，让他们宁愿选择睡在公园里。
“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自己的错，应该自己来弥补”，许多破产流浪者都抱有这样的心态。
但现实总是搓磨着每个普通人。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总有这样的情景：每当松子觉得人生要完蛋了，人生却总是以各种姿态继续苟延残喘；然而当松子鼓起勇气重启生活时，老天爷像开玩笑一样终结了她的生命。
大林总让我想起松子。
大林有无数个和普通人重合的瞬间。这个瞬间就像松子对着镜头挤出的鬼脸。
弟弟拿出了大林每年寄回家的贺卡，上面永远都会画一个少女的爱心。
同事回忆大林在卖场里，看见路过试吃的小孩子都会开心地打招呼。看得出来是一个喜欢孩子的寻常老人。
事发前半年，大林彻底失业了。
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日本服务行业营业时间受限，民众也不再出门了。大林这样的基层服务业人员自然也就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大林死去的时候，身上只剩下8日元，折合人民币4毛钱。
还有一部合约到期的智能手机。
大林平日用来睡觉的椅子，其实根本无法舒适地坐着，更不可能躺下。
在日本，许多公共设施都被加上了如此设计的隔断，目的是防止流浪者随意露宿影响市容。
大林三佐子之死，其中最恐怖的就是，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却被时代一把拉住下坠到谷底。
她的生命，是由日本三个层次的社会问题共同行刑的。
第一刀，当然是大名鼎鼎的“老后破产”问题。
随着医学的发达，名为“长寿”的噩梦席卷了东亚。人越活越穷，在生命的尽头只想求死，绵绵无尽头的寿命本来是东亚人美好的祝愿，最后竟在贫穷社会成为了新型诅咒。
“老后破产”实际是NHK制片人板桓创造的词。在NHK的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中，镜头对准的是满头银发、面临贫困的“团块世代”。
他们是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崛起的中流砥柱，像煤矿一样燃烧了全部人生。而现在这些老人们随着奄奄一息的日本经济一起，变成一块废弃的铁锈，共同沉入海底。
团块世代（団塊の世代）是指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即1947年至1949年间日本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约800万人）。用“团块”来比喻这个世代，是指这个世代的人们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劳动，紧密地聚在一起，支撑著日本社会和经济。
“团块世代”热爱工作，许多人甚至以企业为家；到了中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大部份“团块世代”受到影响，但多数仍能维持以往的生活秩序，而且他们的房屋贷款大多在此之前已经还清；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的把社会经济制度及企业文化转型为永续性够高、能善待年轻人的制度（因此日本出生率不足）。2007年起，团块世代相继退休，年金、医疗保险等面临严峻挑战。（维基百科）
日本经济迅速在战后崛起，用制造业和汽车征服了全世界。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要在十年内将国民收入翻番，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标。整个19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欧美靠拢，经济一片蒸蒸日上。
当时日本盛行的意识形态，还叫做“一亿总中流”。
一亿总中流，或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1970和1980年代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尤为凸显。在终身雇用制下，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消费是美德”、“金满日本”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1980年代，日本人像暴发户一样在巴黎爆买奢侈品，股市楼市热得发烫，东京皇居的土地价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日本的地价可以买下4个美国。
1991年，奇迹戛然而止，泡沫登时破裂。东京股市崩盘，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日本人迎来了漫长的“失去的三十年”，从此一蹶不振，至今也没有恢复元气。又撞上了生育率下跌的暗礁，流水线上创造出的奇迹最终走向黯淡。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体制的异常催生了大规模的投机性资产价格泡沫，泡沫是由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通过称为“窗口指导”的政策机制对银行规定的过度贷款增长配额造成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解释道︰“日本的银行放贷多，但对借款人质量的考虑比其他任何人都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帮助将泡沫经济膨胀到离谱的程度。”
团块世代的大梦初醒，一夜之间不少人走上天台，富士山下的青木原树海自杀森林就此闻名世界。不愿给他人添麻烦的日本人，连死亡都悄无声息。
在自杀第一大国日本，最主要的自杀诱因就是失业、破产、债务。一位日本青年对记者说，如果35岁被裁员，那么只有三个选择：创业、当一辈子临时工、自杀。
日本最终背负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由于医疗和养老金的压力，老龄化人口的退休年龄不断推迟，不断膨胀的账单把他们逼近了狭小的墙角。
曾经意气风发的团块世代，快速进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中。
高度长寿导致他们需要赡养老人，而“就业冰河期”导致他们的子女大量被公司裁员。以至于一家人蜗居在一起，只能靠爷爷一个人的工资养活。
即便是省吃俭用攒了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2万元）的存款，也会在这样的夹心层中被拖到老后破产。
第二把杀死大林三佐子的刀，是团块二代与茧居族。
杀害大林的犯罪嫌疑人，是一位涩谷当地的单身中年男子。
据报道，凶手本人从年轻时起长期在家，不接触外界，直到父亲死后，才开始帮母亲处理事务。
他很积极甚至偏执地维持着周围的秩序，而突然出现在公交车站的大林对他来说，是破坏秩序的怪物。据说，他给她钱，让她离开，她并没有听从。于是大林被他活活打死。
而凶手在开庭前也跳楼自杀了。他的原生家庭同样很复杂：严格的父亲、溺爱的母亲，这是由日本社会共同捏出来的巨婴。
按凶手的年龄推断，他符合了日本“8050问题”的症结。所谓的“8050”，即80岁的父母供养者50岁的啃老子女。
“她（大林）烦到我了。给她点颜色看看，我想她就会消失。”搜索“日本8050问题”，你就能看到所谓的“老后二代破产”现象：父母穷，子女穷，被时代牺牲的两代人最后只能互相折磨，甚至同归于尽。
中年人照护老年人，把不多的亲情也刮蹭掉了。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020年12月的一项统计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全日本至少发生了1.7万起虐待老人事件，同比增长353起，而一半以上的虐老事件发生原因是“看护压力”所致。
80岁母亲和50岁女儿手牵手跳轨自杀；
70岁父亲被50岁儿子用金属球棒殴打致死；
70岁母亲杀死50岁啃老儿子后自杀；
80岁母亲与50岁女儿因营养不良相继饿死于家中；
......
日本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大龄“蛰居族”？
这个场景我们似乎很眼熟。
小城市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年轻人，于是年轻人远赴大城市谋求生计。但在就业形势严峻的199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粉碎，大批年轻人被公司裁员，步入四五十岁之后，彻底失去了社会链接。最后他们只好以回归家庭看护父母为契机，引发了回到父母身边的“逆流现象”。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一位教育人士专门开设了帮助“蛰居族”重返社会的培训班。在他的走访过程中，不乏年纪很大却依然靠老人供养的中年人。
而第三把杀死大林的刀是隐形的——日本女性的贫困处境。
大林死后，有媒体报道她“曾经丰过胸”，但随后很快就被读者骂得删除了。而“丰胸”寄托了大林当时怎样的梦想和盼望，我们如今不得而知。
但这份微妙的痛苦，扎在每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女性的胸口。
大林死后，许多人走上街头悼念这名底层的流浪者。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性。在社交平台上，一句话被反复提及：
“她就是我”。
大林的遭遇只是众多日本贫困女性的浓缩。来到公交车站悼念大林的年轻女孩希咲就是其中一员。
21岁的她，从14岁就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父亲的性暴力让她逃离了原生家庭，17岁她就开始在外打工。随后她又在社交平台结识各种男性，并且寄宿在这些男性的家里。有时她也在公园或者写字楼的安全通道里过夜。
她对NHK节目组诉说了这样的心愿：只是想在被子里睡觉。
还有更极致的女性流浪者样本。
《东京贫困女子》系列的记者，采访了一位25岁的女孩，她平日就住在池袋和埼玉县的公园或公共厕所附近。
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父母抢走了她的身份证。而在日本，没有固定住所和身份证，也无法找到一份工作。她困在死循环里。
儿时被父母家暴，中学时又被同学霸凌，交到男朋友了就住在男性家里，分手后就被赶出家门接着流浪。
唯一的经济来源，是一种被称为“邂逅咖啡厅”的风俗店。在魔术镜子的一边，是来消费的男客人，另一边则是展示身体的女性。在这里，女性看不到男性，但男性可以看到女性。配对成功后，可以换来一次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5元）1小时约会。
作家铃木凉美在和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书信中提及过，她在成为一名AV女优之前，就从事过“原味店”的软色情工作。
这名女孩笑着坦言，生活难以为继，兜里剩下的钱也不多了。她甚至每天只吃一根香蕉就饱了，洗澡的话就在公园的厕所里解决。甚至还有男子邀请她进行性交易换来温饱。
这个社会没有帮助她的人，因为大家奉行的是“自己负责一切”的原则。这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无缘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原子，飘荡在奢侈商场或是风俗街的一隅。
无缘社会（日语：無縁社会）是2010年日本放送协会《NHK特集》播出的探讨人际关系疏远的专题，而后发展成一个新创词，意为：“在高度成长的过程中，许多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逐渐被打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及血缘”。所谓“无缘”，是指一个人失去所有缘份连系，总括三大缘：“社缘、血缘、地缘”。
说起日本女性的贫困，发达的风俗业和AV产业张着血盆大口等待她们坠入。
很难评价这样的选择是好是坏。
有国立大学的医学生为了还清高昂的助学贷款走入风俗店；有疫情期间没有收入的空姐为了谋生走进软色情场所和动作片行业。文化、学历、职业，最后在贫穷和无法就业的困境面前，都变成废纸一张。哪怕是名牌大学“早庆上智”毕业生，从事色情行业也不是新鲜事。
得不到贫困父母的资助，自力更生还清贷款，陪酒和风俗业就是最后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而风俗业的收入也在逐年缩水。《东京贫困女子》的作者坦言，即使是处于黄金年龄段的在读女大学生，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50元）也是相对接近高位的价格了。
更不用提对肉体与尊严的折损。
没有父母的菅野小姐，为了凑齐自己大学4年的学费与生活费，白天打工的钱远远不够，最后只能在夜晚从事风俗业。
“有的人下手很重，有的人胡子磨得人很疼，有时候胸部还会破皮出血，真的特别累。第二天还要去打工，真的很痛苦。”
被父亲私吞助学贷款的小仓女士，一毕业就要背上1000万日元的债务。当作者问道，有没有想象过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她如此回答：
“我想我应该自杀了吧。别说是幸福的自己，就连活着的自己，我都想象不出来。”
在东亚齿轮的高速咬合过程中，总有速度慢的人要被甩下车。
戴锦华认为，在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之外，“更严峻的是一部分人被彻底放逐，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他们是结构性的多余。”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过程中，人在进一步大规模地被废弃。
而老年群体将率先成为社会性弃民。社会氛围将他们赶出了主流话语之外。
在《老后破产》纪录片的B站弹幕里，总能看到年轻人天真地质问道：
“这么大年纪还租房，年轻时怎么不买房？”
“这就是年轻时不好好工作、不努力攒钱的下场。”
人类本身就是拒斥并恐惧衰老的。苏珊·桑塔格说过，只有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才会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
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两种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是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乔纳森·科特《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东亚三国的老年人，总是为占用了年轻人的资源、空间、时间而感到抱歉。但一旦年轻人也这么想，那就变成了恐怖片。
最近有一位日籍学者，针对日本老龄化提出了令人后背发凉的言论。
耶鲁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成田悠辅（Yusuke Narita）发表公开言论：“我觉得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非常清楚的。归根结底，不就是老年人的集体自杀和集体切腹吗？”甚至他的言论获得了很多日本网友的支持：“人老了就应该去死，社会福利应该被削减”。
后来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成田还是低头了。成田承认他关于大规模自杀的言论只是一种比喻。“我应该对其潜在的负面含义更加谨慎。经过一些自我反省，我去年就不用这些词了。”
在日本，有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从前物资匮乏的时候，村民会将村里的老人送进森林或深山，让他们自生自灭，省下口粮留给年轻人。
信浓有一座楢山，附近山村的人到了七十岁就得进楢山。树桩家六十九岁的阿玲婆放心不下她的儿子和孙子，最后敲掉自己的牙齿，让自己显得更年老，主动进山送死。这就是获得戛纳金棕榈奖的《楢山节考》。
老后破产的经济困境更令人心酸。
在NHK的走访中，大部分老人过着极度清贫的生活，但仍然对人彬彬有礼，时常把“惭愧”和“抱歉”挂在嘴边。
83岁的田代先生，年轻时是啤酒公司的职员，40岁时辞职创业，打算开一家自己的啤酒店。但随着日本经济大环境的下坠，店铺果不其然破产倒闭了。
如今老人把节省做到极致。
在家只能吃100日元（合人民币5元）的凉面，还要分几顿；最奢侈的饭菜就是去大学食堂吃一顿400日元（合人民币20元）的盒饭。“有热乎乎的味增汤和小咸菜，吃得很开心。”
一个月的电费要5000日元，田代先生干脆不再用电了，回归到昭和初期的生活方式。酷暑时唯一的凉爽，就是打开门窗的自然风。他不用洗衣机，在洗碗池里用洗洁精洗衣服。电视也自然不能再看了，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收音机，只需要放两块电池就能听很久。
曾经年富力强的田代先生也憧憬过自己的老年退休生活。年轻时他创作过一副自画像，上面画着一个白发绅士，黑色西装，蓄着胡子。想象着自己经营啤酒店，或许到这个岁数已经是社长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晚年只舍得吃最便宜的凉面。
“很长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拼命工作，现在却在过这样的生活。那自己以前的人生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感觉是徒劳一场啊。”
在NHK的另一档节目《穷忙族》中，一位70多岁的老人铃木先生，曾经经营着裁缝店，破产之后只能靠每月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的养老金过活。节目组采访他时，他一顿饭的花费需要控制在100-200日元左右，也就是一个鱼罐头和一盒纳豆。
为什么不接受政府的“生活保护”（低保）呢？因为他还有100万日元的存款没花光，只有花光的那天才能获得“生活保护”的资格，而这100万日元，是铃木妻子的棺材本。
最终，铃木病重的妻子终于去世了，100万日元用来办了体面的葬礼，铃木先生也终于住进了养老院。从另一个角度说，妻子的离世反而换来了铃木的低保。无法评价这荒诞的一幕到底是福是祸。
和铃木面对相同境况的日本老人有很多。他们除非卖掉手头最后的房产，才能享受到“生活保护”。如果不想卖掉房子，就只有每月紧巴巴的6万日元养老金可用。
问题是复杂的。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高龄少子化是一块巨型的肿瘤。说白了，老人太多，年轻劳动力太少，池子里的水总是不够，钱不够发，只能先穷着一部分人。
甚至是日本的老年犯罪，在这些年都变成了一项特殊的社会风俗。
据日本法务省2020年《犯罪白皮书》显示，65岁以上老人占犯罪人口的22%，而其中七成以上的罪名是情节较轻的盗窃。日本的法律对偷窃较为严格，许多老人都会选择在偷窃之后自首。
与其断绝社会在家“孤独死”，老人至少进了监狱有饭吃，有医生可以看病，有体面的住所可以安睡。
甚至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是这样说的：“为了自身健康，每年都要坐两次牢”。
和中国人相同，日本人也曾秉持着养儿防老的观念。但是当你发现儿女和养老金都靠不住时，恐怕只能回归职场。
在NHK的纪录片里，曾经年薪1000万日元的河口先生，年轻时是东京一家大型运输公司的营销人员。43岁辞职后，只能陆陆续续做一些临时工。65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当司机。
但此时的他身体已经进入了老年病的折磨中，日常血压高得吓人。
而团块世代中有67%的老人，和河口一样勉强地生活着。
另一位老人吉春先生，年轻时也是富足的工薪阶级，住在体面的公寓里，甚至还能开着私家车带着孩子外出露营。
但吉春年老之后，母亲阿兹海默症需要照护，中年儿子又失业，带着孙子逆流回家啃老。满头白发的吉春只好继续赚钱，在一家殡仪馆负责外送服务，干的都是繁重的体力活，时常感到体力不支。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达到27%。日本的银发就业者已连续17年上升，达到906万，占所有老年人口的25.1%。数据显示，平均每4名65岁的日本老人中就有一人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压力，让老年人能有一份经济收入，并且充实市场上的劳动力，日本不断延迟退休年龄。所以你在日本能经常看到银发族在开出租车、在超市收银打杂、在后厨炸天妇罗、在餐馆端茶送水，新加坡也如此。
旅居日本的BBC记者曾经吐槽，自己去日本交管局更新驾照，结果却要强制听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安全讲座”。
就在他不耐烦的时候，旁边的日本同事解释，“这是一个为退休交警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口，有一句著名的标语：“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
但对于大部分日本老人来说，工作到生命尽头，并不是出于敬业和匠人精神，只是为了活着罢了。
日本总是能成为忧虑的东亚中产阶级们的最佳参照物，因为人们总能从日本社会的下坠过程中里看到相似的场景。
这一丧就是三十年。《穷忙族》《无缘社会》《下流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困》——光是从这些年日本流行的畅销书就能窥见整个社会的面貌。
不可逆转的老龄少子化，像一块拴在东亚三国脚踝上的铁砂包。
逃避生育，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就像被圈养的啮齿类动物在数量过多时会停止繁殖一样，动物的母爱也会受到环境压力的抑制。
这些结构性无力的因素综合在一起，输出的结局，就是破产老人们的一句叹息：
“为什么我一辈子努力工作，努力攒钱，最后会活成这样？”
东亚人曾经接受的儒家系统中的孝顺，建立在人均寿命很短的条件下。
中国人不假思索地认为，照顾老人是中国传承数世纪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他们忘记中国历史绝大多数的时间，这些传统的运作都是在平均预期寿命不超过35岁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子女要履行孝顺的责任相对容易。当父母生病时，他们的病情通常不会拖太久。他们与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出现前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前一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生病，没过几天就撒手人寰了。(《当世界又老又穷》泰德·菲什曼）
三年前，有一篇名为《中国农村老人的非自然死亡》的报道。当时有这样一则新闻，陕西靖边的一位男子，将79岁的母亲拉进废弃墓坑活埋，儿媳发现后报警，尚未咽气的老人三天后被救出。
而当长寿与贫穷共同袭来时，孝道和人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农村老人告诉《农民自杀研究》的作者、社会学博士刘燕舞，在农村，“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比亲儿子更可靠。”
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因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我们终将面对一个银发的世界。
已经有不少专家与媒体论述过，或许“延迟退休”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折衷方案。
毕竟延迟退休，或将面临的是“生育率更惨淡”的后果。这恐怕是每一个东亚国家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最大的隐痛。
所谓的日本问题，不止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东亚模式具有相似的崛起密码，强势政府主导型经济，利用人口红利弯道超车。但也面对相似的危机：资产泡沫、老龄少子化、债务危机、社会焦虑。
这或许就是每一个东亚奇迹都要付出的残酷代价。
还记得小时候看《东芝动物乐园》，年老的雄狮会被队伍抛弃，在荒凉的野外独自活着，甚至连鬣狗都敢上来咬掉他的鬃毛。
那时候我还不懂，为什么没有同伴保护它。
或许人类在某些时刻下，做出的选择和野兽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是披着一层现代文明的面具罢了。
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请联系tougao@huxiu.com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