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有名，日本人选择原谅他的恋童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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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膝下无子的老人来说，这可能是最体面的一场葬礼。
2019年，杰尼斯事务所社长Johnny喜多川去世，全体杰尼斯艺人为他送葬，如送别父亲般痛哭失声。
他被誉为日娱教父，一手打造东亚流行文化的游戏规则。
但在光辉的背面，一道阴影始终如影随形：多年来，他被多次指控性侵旗下未成年男艺人，父亲般的关爱背后，似乎隐藏着恋童癖与强奸者的动机。
这在日本几乎已经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但又被所有人默契地选择遗忘。
直到今年3月BBC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上线，这道从未愈合的创口被重新揭开。
提起东亚流行文化，永远绕不开杰尼斯事务所。换句话说，凡是你能想得起来的日本男星，一多半都出自杰尼斯旗下。
从风靡亚洲的偶像组合Arashi、SMAP，再到木村拓哉、泷泽秀明和锦户亮等明星，专门打造男性艺人的杰尼斯撑起了日娱半边天，它就是全日本的造星工厂。
而创始人Johnny喜多川则是这座梦工厂的唯一真神。他参与练习生签约到出道的全过程，掌控所有成为明星的资源与路径。
对于相貌秀美的美少年来说，杰尼斯是逆天改命的梦想应许之地，但同时，它也是喜多川的私人狩猎场。
许多少年在这里为他们的梦想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当15岁的小林第一次推开杰尼斯集体宿舍大门时，呈现在面前的是少年漫画般的耀眼场景。
明亮的宿舍里，J家美少年聚在录音机前，做着广播节目的扮演游戏，场面热闹且充满青春活力。
“我感到很高兴。”小林回忆道，努力练习、成为明星的梦想仿佛就要起步。
然后不久后，Johnny喜多川起身走向他，对他说道：“去泡个澡吧。”
他不仅帮小林亲手放好洗澡水，还亲手帮他脱下了外衣：
“直到这一刻，我都还在想，他真是太亲切太热心了。”
但接下来，喜多川的手伸向了他的裤腰。少年羞窘地躲闪，他提出自己来。
而喜多川沉默了。
当笑容消失，亲切的爷爷形象碎裂成虚幻的镜像，少年意识到，他依旧是那个手握所有少年前途的威严掌权者。
恐惧瞬间攫住了少年的肢体，他一动也不敢再动。任由喜多川褪去全部衣物，抱进浴缸，像人偶般摆弄。
那天晚上，喜多川提出帮他按摩，但“与其说是按摩，不如说是抚摸”，从天黑一直持续到天明。
很少有人敢于拒绝喜多川的“关爱”，因为那意味着你将被赶到舞台的角落，从此告别出道的可能。
由于是集体宿舍，少年们的床铺相隔不远，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听到房中的声响。
当熄灯后，喜多川进入房间，隔壁床铺上发出淅索声，其他人就在黑暗里保持沉默：
“啊，今天是他了呀，那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
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里，一名前JR回忆道：
“Johnny先生会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宿舍共进晚餐。然后对我说，去睡觉吧。当我上床睡觉后，他也走进房间，躺上了我的床。他摸了我的生殖器，起初是嘴，随后他涂了些黏糊糊的东西，然后是手指伸进来，然后是他的下体。
这很疼，非常非常疼。”
“这是你必须忍耐的，不忍耐就无法出名。”
对于Johnny喜多川的指控并非个案，它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里，无数次复现于不同人口中。
早在1988年，杰尼斯早期偶像团体Four Leaves成员北公次出版的《致光GENJI》中，就曾公开描写喜多川对未成年练习生的侵犯行为。
1996年，另一位杰尼斯出道艺人平本淳也出版《少年爱之馆》，也提及众多遭遇喜多川性侵的艺人，同时他还指责喜多川为维持少年雌雄莫辨的体态，要求他们注射雌性激素。
恶行贯穿喜多川执掌杰尼斯的一生，直到去年还有年轻艺人谈及相似经历：
“喜多川会要求我一直我服侍他到睡着，我手上有录像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去年年底，在日本著名“八卦议员”东谷义和的直播间里，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Kauan讲述了15岁开始遭遇喜多川性侵的故事。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个别当事人难以证实的“野史”，那么1999年《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就是一记真正的实锤。
1999年10月，《周刊文春》连续发表了10余篇针对杰尼斯的调查报道。
记者采访到多名离开杰尼斯公司的练习生，从他们口中听到了这座造梦工厂背后的阴暗丑闻。
受害者中，最小的只有12岁，甚至不足以被称为少年，只能说是男孩。
他们的描述与已被披露的情节高度相似，都指向了喜多川利用权力实施的大规模性骚扰与性侵。
这是喜多川丑闻第一次被有影响力的正规媒体报道，在日本民间引起了热烈讨论。
杰尼斯事务所立刻否认，同时于11月以侵犯名誉权为名把《周刊文春》告上法庭。
但2023年东京高度法院宣布《周刊文春》胜诉，法院在调阅多方证据后，认定杂志有关喜多川性虐待的报道属实，并未损害其名誉，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以当下的常见逻辑来推论，彼时彼刻开始，喜多川就该身败名裂，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制裁。
然而诡异的是，这则惊天大瓜却成了哑炮，除了《周刊文春》外，日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任何跟进报道，大家仿佛集体中了“一忘皆空咒”，默契地选择了回避。
于是如我们所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喜多川依旧是日本娱乐界的教皇，享受着鲜花掌声和无与伦比的尊荣。
依旧在漆黑的夜晚爬上少年的床榻，并在赞誉声里体面地走完一生。
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为什么恶行曝露在阳光下，反而是阳光失去了颜色？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陈旧的日本法律不足以规制喜多川。
准确来说，喜多川的行为很难在法庭上被定义。
在2017年前，日本刑法中，强奸罪只适用于男性对女性的施暴，而未成年男性即使遭遇侵害也无法适用这条罪名。
至于或可适用的强制猥亵罪，一来举证困难，二来不足以概括暴行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刑法规定，所有性犯罪都是“亲告罪”。
即使检方已在其他案件中掌握犯罪事实，也不能越过当事人发起公诉。
这条法律本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而设立，却成了强奸犯的避风港。
没有人有信心对抗杰尼斯事务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在喜多川在世的日子里，没有任何受害者就性侵问题提起诉讼。
于是明知道喜多川的性癖，日本执法与司法系统却无法做出响应。
与此同时，对付丑闻的另一把利刃——“媒体”也黯然失声。
在法律无法戍守的领域，我们总期待媒体至少能主持舆论的正义，但在喜多川事件里，媒体却成了消音器和灭火筒。
1999年，《周刊文春》激情四射地连续14周做出系列报道，直指喜多川和杰尼斯帝国对练习生的压迫。
当年主持报道的记者中村回忆，当时已经成年的受害人谈起当年仍然会情绪崩溃：
“我从没见过人能哭成那个样子，浑身都在打颤。”
他决心把一切真相公之于众。
然而资料详实的报道后，接踵而至的不是正义的伸张，而是无言的排挤。
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立刻跟进深入报道，而被称为“五大纸”的五家日本主流新闻社如同一团点不燃的惰性气体，共同选择沉默。
头版大幅报道着其他新闻，只在塞花边新闻的边角栏里简略地提上两句事件的发展情况。
一场本可能发酵为全国性大事件的丑闻，就这样被拖进了公众的遗忘周期，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日本新闻界独有的“忖度”。
藏在新闻边角里的喜多川事件报道
正如没有个人敢于在法庭挑战杰尼斯，也没有新闻媒体敢于得罪这棵摇钱树。
得罪杰尼斯，意味着不再能获得杰尼斯成员的一手消息、不再被邀请参与杰尼斯活动，也不会有杰尼斯成员出现在这家媒体的访谈、节目之中。
而几十年的运营下，杰尼斯早已深入日本媒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在五家主流媒体旗下，你甚至很难找到一档完全没有杰尼斯艺人的节目。
被杰尼斯拒之门外，无异于一次抽筋扒皮，越是家大业大，越难以抉择。
于是，1999年的《文春》风暴里，主流媒体选择了“理智”的退缩。
今年BBC旧事重提，即使喜多川已然去世数年，主流媒体依然选择了沉默观望。
习惯是种可怕的东西，即使是悖离常理的恶行也会在长久的存在后变得“合理”。
喜多川事件里另一个可怖的侧面是，短暂的舆论批评后，日本社会渐渐接纳了这位老人的非法性癖。
“Johnny先生是喜欢小男孩的同性恋，这是常识。”
《少年爱之馆》作者平本淳也在接受BBC采访时说道。
他直言，很多父母明知道喜多川的爱好，仍然削尖了脑袋试图把孩子送进杰尼斯。
一些父母甚至直接告诉孩子：“为了成名，你得把屁股奉献给Johnny先生。”
数次报道后，公众对此事心知肚明。
但他们说，相比于喜多川在流行文化界的贡献，“我并不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事情”。
于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受害少年谈起喜多川，除了恐惧和憎恨，他们还会提到“爱”和“感谢”。
一位前杰尼斯练习生坦言，在16岁时，他曾被时年70多岁的喜多川以按摩为名性骚扰，但是：
“当事情变成是或非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错的。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很讨厌他，其实我很喜欢他，即使到现在，我也喜欢他，我仍然觉得我们被他很好地关爱着。”
在那栋集体宿舍里，被喜多川宠幸，意味着被爱，意味着得到红的可能。
很多少年视之为等价交换，即使付出的代价会给他们留下终身阴影。
一位受害者在《文春》诽谤案中出庭作证，在向法官陈述遭遇后，他补充道：
“我喜欢Johnny先生，我祝他长命百岁。”
他们如同房思琪般，在遭到师长侵犯后，主动把这臆想为了爱与关心。
若非如此，他们无法说服自己：如果这是恶行，为何社会不制裁恶棍，反而把他捧上神坛？
邻人的视线本该对隐蔽的罪恶做出最朴素的道德审判，但在日本，“揭露喜多川”本身反而更像是一种罪行。
在这个高度耻感的社会里，被上位者侵犯的人总是处在实质上的舆论弱势。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反常识，但实际是，状告上位者会给别人添很多麻烦，而“添麻烦”就是日本社会最大的非道德。
2015年，女记者伊藤诗织遭遇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性侵，报警并提起诉讼后，媒体和社会送来重重压力，荡妇羞辱如影随形。
一段时间内，因为“太不安分”，她甚至无法找到工作。
历经长达8年的诉讼，她终于胜诉，法院判处山口敬之支付332万日元赔偿，但这完全不足以概括8年间她所承受的人生颠覆。
她的私照传遍社交网络、面容被P图成色情影像，而事件里另一个主角山口敬之在这场风暴里得到了最好的隐私保护，形同隐形。
同类事件里，默认更体面的做法是“适可而止”，让事情停留在并不太给人“添麻烦”的能量层级，一旦超越这条界线，就成了受害人“不懂规矩”。
我们常说，日本是个“同调社会”，如同沙丁鱼群，每个人都在窥看着别人的行动来定位自己。
这通常能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但当你试图逆行，它却成了碾压性的压力。
组织当年系列报道的《周刊文春》记者中村体会尤深。
轰轰烈烈的报道后，中村愕然地发现，原来振臂高呼的从头到尾只有自己。
紧接着，他被定位为了“危险人物”，传统报社、出版社和电视台都有意将他排挤出圈外，他们说：“他是会报道这种东西的危险家伙。”
那一刻，中村意识到，在日本媒体界，事件的真相与公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遵守了大家共同的规矩。
在喜多川事件中，你既无法责怪司法者、受害人，也无法责怪主流媒体，他们各有各的不得已，也都做了能力限度内的努力。
然而，这得体的分寸感就像一张又一张湿手帕，糊在日本社会的良知上，带来痛苦而无望的慢性窒息。
所有人对症结心知肚明——只要所有人都勇敢一点，恶之花就将不再拥有生存的空间。
但生活不是少年热血漫画，所有人都希望先去勇敢的是别人。
于是，直至今日走上日本街头，你能够听到的依旧是对Johnny喜多川喋喋不休的赞美：
“喜多川是谁？”
“他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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