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不休》：20年，记者从热血走向失业
《不止不休》可能是近几年中国第一部关于新闻从业者的电影。
故事发生的年代锚定在20年前：非典刚结束的2003年。
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并不知道，那一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与王雷写出了著名的调查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与全社会合力助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
下一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标题是《这梦想，不休不止》。这些细节似乎都在暗示着影院里的你我，这是一部吊缅之作。光芒曾经短暂地存在过，又迅速地熄灭下来。
2020年9月，《不止不休》在威尼斯电影节展映，三年之后国内院线终于松绑，这部电影能与国内观众碰面，已经是一次静悄悄的胜利。
它的豆瓣评分只有7.2分，评论区两极分化。有人为新闻行业一大哭，有人为隔靴搔痒还没搔着重点感到不满。
“张颂文一出场我就泪目了，看他风尘仆仆穿个旧皮夹克，带着报业黄金时代的气味回来，为自己失落的遥远的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新闻理想，哭。”
“1.女主角完全沦为挂件 2.乙肝到底是个什么病？当医生在车里说出三项传染途径时，我心都凉了，那么这和艾滋病区别在哪儿呢？这一区别不挑明，没有给观众做好心理疏导，作为商业类型就是失败的 3.让理想主义者的坚韧成为天真，胜利成为奖励。”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那就是这部电影很真诚，然而一部电影一旦要素过多，怎么看都有些刻意为之。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北漂记者韩东（白客饰演），因为学历太低无法进入报社工作。幸运的是，他调查东北老工业区的文章被资深记者黄江（张颂文饰演）在西祠胡同上置顶过，于是后者提携他成为《京城时报》的一名实习生。
张颂文正如多年前他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唐奕杰主任的惊艳出场，资深记者黄江一身不修边幅的猎装，像猎人远行归来，他的猎物就是新闻现场的事实和证据。
张颂文特意设计了许多细节。比如黄江一定是一个没有时间吃饭的一线记者，所以他一回到办公室就拿起饼干充饥，你甚至能从他几天没洗的头发上，闻到一个老记者身上的烟味儿。其实张颂文对新闻行业并不了解，所以私下加了许多来剧组客串的资深记者的微信，向他们了解曾经的工作经验。
这部电影最华彩的部分就是开头的几十分钟。
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精准还原了一个2000年左右的报社，这是我和同龄人从未见过的、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每一个编辑的头顶是滚动播放新闻的电视机，有编辑因为长期久坐，用颈椎治疗仪器将脖子挂起来。
更宝贵的是，报社中“表演记者”的群演们，就是20年前的老记者们。导演在采访中提及，甚至与张颂文对话的美编，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个真的美编老师。
电影中有一个短暂的镜头，也是我最喜欢的片段。
选题会上，记者与编辑们讨论着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的边界：我们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的报道。这场戏，导演决定找十二位老记者出演，寓意亚瑟王的十二骑士。而记者们在这场虚拟选题会上讨论的选题，是“十二骑士”自由发挥的对话。
那场戏让监视器后面的导演看得流泪：“他们讨论过一个人的尊严、讨论过新闻的边界、讨论过什么是专业、讨论过什么是媒体对社会的责任和关照。”
韩东入职后的第一件大新闻就是矿难。
他和黄江前往山西的黑煤窑。如果你还有印象，一定在早些年的报纸上见过这样的黑幕：在矿上，一条人命的价格不过几万元。
为了能深入真相，黄江和韩东从村民那里买来了旧衣服，不够逼真就在地上打滚，一身煤灰的样子，才像一个当地寻找工作的普通男人。据说影片创作过程中有数位传统纸媒人参与，这也是他们作为调查记者的真实经验改编而来。
煤矿出事之后竟空无一人，黄江反应很快，立刻带着韩东找到了当地客满的招待所，果然里面住满了处理后事的矿工家属。韩东甚至还帮助一个家属签署了同意书，也由此拿到了一手的采访故事。
这段情节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国产现实主义电影该有的水平。不管是拍摄手法还是镜头语言，导演都完美继承了他的师父贾樟柯的衣钵。
但是具备传统媒体经验的老媒体人也指出了这段故事的天真：一个调查记者，深入一线拿到采访资源的过程，比电影中呈现的要困难一百倍。
矿难新闻登上头条，拿下关键素材的韩东成为了最受瞩目的实习生。他看着“月度好稿”光荣榜上自己的名字，狠狠咬了一口义利的果子面包，又熬了一夜的乌青的眼圈有点泛光。
投身新闻调查的韩东，随后又关注到当地卖血黑产背后的乙肝代检问题。
为了能拿到一手的证据链和素材，韩东伪装成缺钱的大学生在城中村给血牛打工，挖出了重磅社会新闻：20年前，如果你是一名乙肝患者，你将无法考研、考公、找工作；如果你是一名儿童，连幼儿园都无法入学。所以血牛和医院检验科主任牵线，为乙肝患者伪造体检证明。
但如果只是揪出代检问题，伤害的仍然是乙肝患者们。新闻道德的困境拷问着刚入行的韩东。
为了能让社会关注乙肝歧视问题，韩东决心将原有报道撤稿，放弃了首发，也放弃了已经到手的转正机会。这段情节也被很多纸媒人诟病：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要经过数人经手，不是一个记者说撤就能撤的。
影片最后，韩东走访了众多乙肝患者，独自完成了震动全社会的报道《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在媒体与社会的合力下，乙肝相关政策也发生改变。
值得肯定的是，这段情节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受访者们都是现实生活中被歧视过的乙肝患者本人。白客甚至没有剧本，因为此时他就是韩东，他只需要倾听故事。
拍摄那天，剧组把乙肝病毒携带者请到现场，提供一个可以聊天的环境，导演和白客说：“这一场戏我没办法给你明确的安排和指示，我想拜托你的是，第一是请相信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精彩，第二是挖掘这些故事，让他们安心地讲述最真实的经历。”
如果你关注这部电影，你一定知道本片由真实故事改编。
韩东的原型是记者韩福东，著名的媒体人，前《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报道了中国乙肝维权第一案。2003年，25岁的安徽芜湖县人张先著，在参加安徽省公务员笔试面试并取得成绩第一的情况下，因为体检乙肝病毒“小三阳”而不被录取，状告芜湖市人事局。
而他早在正式体检前就自费体检，他是“一五阳”而非“小三阳”，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以法律援助的方式帮张先著打了行政诉讼官司。
这份报道的名字叫做《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电影中出现了韩福东笔下的原文：
“一个人被歧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你的某一种身份（血缘、籍贯、身高、疾病）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与你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奋斗都无关。”
这已经是一部国产现实主义电影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努力。
但它的掣肘之处也相当明显。
除了对调查记者真实工作的“天真化想象”之外，导演将过多镜头让给了“北漂叙事”。
而北漂叙事中，最失败的人物就是韩东的女友小竹。她作为一个功能性人物，全程毫无主体性，你甚至不知道小竹作为韩东北漂的队友，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又有怎样的困境。坐在2023年的影院里，我们竟然还能看到如此刻板的花瓶角色。
女性作为一个“在男友赶稿时守在旁边喂饭”的角色出现，这无疑让许多女性媒体从业者有些尴尬。不止一位媒体人在评价《不止不休》时提到，女性或许在记者这个行业中更常见，但电影却丧失了对女性的聚焦。
其次是电影浓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味道。
看到一半你就会发现，韩东的故事仍然是老套的“千面英雄”叙事：少年英雄如何踏上了冒险（北漂）之路，在经历挫折到达谷底之后奋起反弹，获得成功。这是一套已经被电影行业淘汰的叙事结构。
上映之前有观众期待，或许《不止不休》会成为第二个《我不是药神》。然而答案是远远不够。
《药神》解答了“世界上唯一的病是穷病”的社会顽疾，而《不止不休》没有解答，疾病为什么带来病耻感？是谁在共同助推病耻感的蔓延？更没有解答，这些鲜活的个体为什么变成了刻板的正义符号。
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感，在电影中戛然而止。不止不休，不痛不痒。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说清就能说清的。”
即便有如此多的漏洞和哑谜，《不止不休》仍然是我们等来的第一部表现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它真诚且稚嫩。
从某种不准确的角度来说，新闻电影和漫威电影有着类似的英雄主义内核，它们都能唤醒人类最原始的正义感。
与架空的超级英雄相比，反映现实的新闻作品要复杂得多。它用媒体人艰难的报道工作来展示追寻真相的困难，唤醒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但幽默的是，近几年，大多数国内观众对新闻业的了解与尊重，更多是从“别人家的故事”得来的。
《新闻编辑室》作为豆瓣9.1分的美剧，是很多年轻人加入媒体工作的领路人。
一定有许多人在第一次打开这部剧时，被资深媒体人Will McAvoy的这番“胆大包天”的演讲震撼过——
美国为什么不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从前他们不会因为“投票给谁”而互相区分彼此，也不会如此轻易畏惧各种主义的绑架，他们曾经拥有过“承认问题”的言论自由。
而每一部新闻业电影，背后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片段。
1933年，一位意气风发的英国青年记者加雷斯·琼斯，带着他对斯大林的质疑前往苏联。
到达苏联之后，他发现这里并非西方人想象中的乌托邦，前一任调查乌克兰饥荒的记者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苏联政府的枪下。于是他突破重重封锁，换了假身份，决意踏上前往乌克兰的火车。
一边是莫斯科的酒池肉林，另一边却是火车上饥饿的百姓，连琼斯吃剩的橘子皮都要抢。他徒步40公里，来到冰天雪地的乌克兰村庄斯大林诺镇，农民接待他的午饭，是刚死去的家人的尸体。
于是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揭露乌克兰大饥荒（олодомор）的记者，这是一场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神话下的人祸。后世估计死亡人数在240万至750万左右。
“我走过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
“‘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
坚守真相的琼斯获得应有的认可了吗？当然没有。他甚至还要承受舆论砸来的石块。
时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分部总编辑、普利策奖获得者、被誉为苏联问题专家的沃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为了维护美苏外交关系，对琼斯的报道严厉反驳：俄国人虽然饥饿，但并不挨饿。
于是琼斯变成了街头小孩都嘲笑的疯子。1935年8月，为了揭开远东的秘密，琼斯深入蒙古采访，后来被土匪绑架，不幸遇难。据说他的向导与苏联秘密警察有联系。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命丧黄泉。这就是被许多人忽略的波兰电影《琼斯先生》。
时间来到1971年，一份重要的文件泄漏了。
五角大楼文件，即《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是美国国防部针对1945-1967年间美国在越南政治军事卷入评估的秘密报告，被称为越南战争的百科全书。文件揭示了美国对越政策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美国如何走上了战争升级的道路。
兰德公司职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1965年前往越南实地考察后转变了政治立场，作为为数不多读过五角大楼文件的人，他意识到战争的严重性，于是先后将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并刊于头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国防部慌了，联系司法部处理此事，于是《纽约时报》收到了法庭禁止令。
而晚一步拿到文件的《华盛顿邮报》，站在了“发还是不发”的十字路口。报社刚刚上市，文章一发，投资人就走；法务部打工人的嘴皮子都快磨冒烟了：记者和政府对着干，你们不要命了？
《华盛顿邮报》的总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力排众议，冒着牢狱之灾与报社破产的风险，支持主编本·布莱德利（汤姆·汉克斯饰演）刊发头版头条。
这就是2017年由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新闻史诗《华盛顿邮报》。
在几方力量不断斡旋压制的过程中，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本·布莱德利，一位报业继承人与一位笔杆子主编，捍卫了新闻言论自由与美国公民的知情权。
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很简单，因为“维护出版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出版”。如果《华盛顿邮报》要由政府决定张嘴还是闭嘴，那它的新闻精神也不复存在。
凯瑟琳的丈夫，华盛顿邮报的著名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如此定义新闻的使命：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News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新闻如何记录当下，就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
最终，《纽约时报》在纽约、《华盛顿邮报》在华盛顿分别与司法部从联邦法庭走到上诉法庭，最终两案并在一起上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决媒体方胜利。
电影的高光时刻，就是大法官向《华盛顿邮报》全体同仁转达的一段话——
“新闻应该为民服务，而非为当权者服务。”（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新闻从业者的权利。新闻人本应是乌鸦，而不是喜鹊。
在《华盛顿邮报》的影片结尾，一通电话导向了下一个新闻事件。而这次事件，直接让这家报社从此一战成名。
1972年，民主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水门大厦被人侵入，时任总统尼克松及其内阁试图掩盖事件真相，阻挠国会调查，导致宪政危机。这桩美国最著名的丑闻，导致尼克松于1974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而敢把总统拉下马的，是《华盛顿邮报》的两位青年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他们赌上了自己和全报社的职业生涯，将水门事件公诸于世。
这就是1976年由达斯汀·霍夫曼与罗伯特·德雷福主演的电影《总统班底》。
同样，这部电影里的《华盛顿邮报》主编依然是本·布莱德利（扮演布莱德利的演员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第49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两位青年记者发现水门事件的破绽后，没日没夜地打电话，联系总统连任委员会名单上的所有工作人员。匿名线人“深喉”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政府内部情报，而后者在33年后被证实为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把鞋跑烂，各方求证，将一桩本来并不重大的盗窃案件撕开一个巨大的创口，拔出萝卜带出泥，最终矛头直指白宫的尼克松。而两位对抗最高权威的记者，当然也受到了生命威胁。
一组镜头语言，让我们感受一份推翻国家第一权威的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
尼克松竞选成功那天，台下的人群呼喊着“再干四年”，两个记者在写稿，整个办公室只有打字机的声音。
尼克松宣誓连任总统那天，举国欢庆，两个记者依然在写稿，整个办公室仍然只有打字机的声音。
《华盛顿邮报》咬紧水门事件时，尼克松丝滑连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其他媒体也并未跟进报道。明眼人都知道，一旦一个证据出错，整家报社都会万劫不复。
但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与主编本·布莱德利是坚定站在两位记者背后的决策人。在报道出街的前一天，布莱德利告诉两位记者：
“除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没有什么能够在此之上，保障新闻自由，可能就保障了美国的未来。”（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明哲保身是一个记者最软弱的表现。如果害怕犯错就不敢打字，那就背弃了新闻精神。
报道出街后，政府相关当事人接连否认指控，主编布莱德利的政治立场被电视台嘲讽，《华盛顿日报》登时成为造谣生事的众矢之的。
甚至美国司法部部长在电话里放出狠话警告《华盛顿邮报》：再乱说话，我就把你们老板凯瑟琳的乳房放进绞肉机里。
在政府的报复和威胁之下，《华盛顿邮报》几乎岌岌可危，公司两个电视台的执照也险些被吊销。
在编辑部陷入恐慌时，主编布莱德利只写了一句话：
“我们坚信自己的报道。”（We stand by our story.）
虽然美国宪法修正案和新闻自由对我们而言是遥远模糊的抽象概念，但这种力求展现社会能见度的愿景，是全世界通用的普世价值。
日本有《新闻记者》，韩国有《熔炉》《素媛》，无论一个人的国籍、信仰、政治立场如何，只要他心存善意，那么他一定会被执着追求正义的弱者感动。
而这样的故事无论过去多久，永远都会让人泪流满面。
但为什么我们缺少这样的新闻故事？
没有人愿意做记者了，也没有人再愿意把镜头对准这个群体。
这是一桩注定赔本的生意。
选择做新闻，大概率要面对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和不富裕。这是一份性价比相当低的工作。
“谁以后想成为记者？”——同样的问题，放在2003年问，与放在2023年问，得到的答案恐怕完全不同。
在巨大的生活成本面前，我身边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纷纷掉头考公考研。人总要先填饱肚子再谈理想。
38岁的前媒体人、前《南方周末》记者陈涛，送外卖之后又迎来失业的打击，一段以“闪送员陈师傅”为网名的自述视频发布后，他火了，获得了12万点赞。
前几天，谷雨实验室采访了他。
35岁以上的媒体人失业，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除了做自媒体成功熬出头的之外，其余的新闻从业者面对的是更惨淡的现实。有文化记者失业两年做了家庭主妇，有财经记者换了七份工作，剩下的人要么转行，要么做公关。
况且“新闻理想”早已变成了难以启齿的四个字。
《不止不休》的开头，韩东手里拿着一本茨维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的第一页写着——到不休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想必许多人文社科的毕业生，都曾用这句话激励过自己。刚进入媒体行业的年轻人或许还会闪现理想主义的火花，但挨锤几年之后再看，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把媒体作为一个谋生的饭碗罢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需要被苛责。
在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的影院，我和同行的媒体朋友感慨，或许这个影厅里坐着的，有许多前来“凭吊”的新闻媒体从业者。说到底，大家已经不计较电影拍得好不好，更多像是来随个份子钱。
这个份子钱既是给这些传统媒体出身的电影创作者的，也是给自己的。
再加上舆论对记者行业的污名化，做新闻可以说是一项腹背受敌的冒险。
曾经，“公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报道苦难也不是向境外势力抵刀子；南方系的媒体也没当上汉奸。
而如今，新时代的罪名花样百出。
十年前在报刊亭购买《南方周末》阅读的读者，一定想不到十年后连报刊亭都找不到了，更想不到如今的世界变成这幅光景：一个有想法有立场的人一旦进入公共话语场域，就要冒着被骂臭、被举报、被禁言的风险说话。
十年前看到站在鸡蛋身旁的人，或许十年后已经站在了高墙一边。
记者的声音消失了，慢慢变成了历史的容器，再也没有人质问“凭什么”。
媒介方式的变化，加速淘汰着传统媒体人。
人人都是第一现场。手机、5G网络、微博、抖音，当事人不再需要代言人，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维权。
科技一开始总会赋予大众一种无限自由的想象。但时间总会让它成为统治阶级最趁手的工具。我们曾经幻想着，一切都会随着技术发展变得更好，但现实并非想象得那么理想。
影片中有一个看上去有些幼稚、也有些梦幻的镜头。加班写稿的韩东，看到了电视机里的杨利伟在太空中的录像，他的面前是一根漂浮的笔。恍惚之中，韩东手里的笔也漂浮起来。
笔是记者的剑。“你们的手里的笔，就是你们的权力，它能够帮助一些人，同样，它也能毁掉他们。”
笔为什么会漂浮？因为它对抗的是地心引力。
这股地心引力，可能是公权力的监管、是大众对记者行业的污名化标签、是无法平衡的生存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是承受外人无法理解的“系统性暴力”。
韩福东曾在多年前的记者节留下这样的文字：“这是中国记者的坏年代，荣光飘散，市场流失，公权力且在一侧虎视眈眈。多灾时节，各自珍重。”
记者只是一个写稿的人吗？如果剥离了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记者这份职业到底还剩下什么。
如今的大众，总是等待着被某种权威声音拯救、认可、表扬。任何与自己相左的意见，都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坏人。
我们呼喊了千万遍“调查记者已死”，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调查记者为何而死。
一个距离大家最近的，让人有些心酸的事实是，东航坠机事件之后，两位记者乔装试图进入现场，被当场拦截。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调查记者的样子。
每一个杰出的记者，都是带着无可救药的英雄主义上路的，因为他们知道，即便一个记者做得再好，也有被万人钉在十字架上燃烧的危险。
于是，沮丧的新闻记者与沮丧的国产新闻电影一起，一起走向喑哑。
即便没有票房，即便评分不高，这部电影存在的意义都不止是一部电影。
它的存在提醒了所有人。我们在二十年前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这个光明的世界如何走向黯淡；我们做了怎样的选择，以至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种境地。
它更提醒了我们，在这个痛骂记者的年代，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代热血正义的媒体人，他们为心中更好的世界燃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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