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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城乡小学校长家藏枪械库,原是地下党骨干…他就义后子女流落山林终迎来胜利
梁平历史人物
上周我们在《梁平了不起的红军战史》中说到了虎城（及猫儿寨）是梁平革命、川东革命的重镇！除了梁平第一个党小组在虎城建立、1929年四川红军血战猫儿寨、1930年虎南农民武装600人参加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1931-1932年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转战虎南-百里竹海之外，1948年2月“虎南暴动”发生（早于《红岩》 中的华蓥山起义）……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前赴后继。虎南暴动的失败让梁平数位志士牺牲，梁平也是红岩烈士最多的县之一。其中虎南地下党的区委领导、虎城乡小学校长李大荣于1948年慷慨就义。而1932年牺牲的川东游击军政委、第一支队长蔡奎是他的同学。
今天我们分享李大荣烈士后辈周思延（一年前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现就读于重庆工商大学）一篇情深意切的怀念文章。这是她读高中时所写，全文给人深沉而巨大的震撼。
她的曾外祖父“李大荣“一生传奇人生。李大荣牺牲后，他的大儿子李奇俊、地下党游击队长带领战士继续奋战，李大荣的另几个孩子们流落山林，艰难困顿中终于迎来梁平的解放（梁平激战迎来解放 详情）。
我们从小周同学一文看到革命的艰难与成功的不易。更多红色故事见#梁平史地人文大发现#。
我的曾外祖父李大荣
——从虎城楚家走出来的革命者
1948 年的那个夏天，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匪”下川东通讯联络组组长兼军火制造厂厂长的“罪名”将李大荣同志和许建业同志公开枪杀在重庆肖家湾刑场。
▲虎城镇以李大荣名字命名的“大荣村”，原属楚家乡，后撤乡并入虎城镇。现在的楚家村是以前楚家乡所在地。
从这楚家村走出来的人们，把富裕的家产都“败”给了新中国诞生前夕的声声枪响；后人们家徒四壁，不懈奋斗，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命运抗争。
那沸腾的血液燃烧在每一个楚家人的身上，家族里的五代人各自书写属于不同时代的平凡的传奇，从楚家村走出来，每个人都走得铿锵有力。
然而，正是这一年，曾外祖父决定从故乡走出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02 年，他出生在腊树沟一个生活自给自足的家庭，在当地算是富裕的“地主”。为了将来支撑门户，他努力读书，考上了梁山中学（现梁平中学）。
五四运动不久后，有四个大学生从北京返乡，向学弟学妹们讲述中国的时局，宣传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生活在小山村里的曾外祖父，有一点懵懂，被深深打动，毅然决定投身革命。
后来家中兄弟三人抓阄分房。曾外祖父让两位兄长（李大富、李大贵）先选，最后自己却分到了最富足的楚家村房产(如下图)。
宽大的房屋处在山林中，背后是密集的竹林和玉米地；房前视野宽阔，门前有一大坝田地，还有小河沟。
就是在这里，生活着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和他们的五个儿女。曾外祖母是个从清末走出的小脚女人，她一生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腊树沟到楚家村。
曾外祖父“革命者”的身份在儿女们看来特别遥远。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除了大儿子李奇俊跟着他“闹革命”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年龄都非常小，记忆便不多了。
而父亲这个角色，也显得有些苍白。据三子李奇明回忆：“他那时待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多，平时还和别人合伙做贩盐。一回家便关在自己的屋里写字看书，要吃饭时便叫他出来。父亲几乎不与我们交谈的！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曾外祖母也只是在吃饭时呼喊：“懒人！”
儿女们对他最深的记忆与乡亲们对他的印象一致，他活在儿女们心里的角色，就是个乐于助人的先生。他威望很高，人们在街上遇到都会尊敬地称呼“荣先生”。
那时他是虎城中心小学的校长，以此作为掩护聘用进步知识分子[注：杨喆.血火铸丰碑——解放前夕中共川东 川康地下组织斗争纪实.重庆出版社.2005.8]，学校里的教师有 90%都是共产党员。他精通医术，帮乡亲们看病，后来留下了不少记录中草药、人体穴位的图纸。
▲梁平县志中记载的李大荣
曾外祖母是个封建传统的农村妇女，这么多地都是祖祖辈辈攒下来的，地产就是命根子，不过她哪里拗得过丈夫！曾外祖父对家人一向寡言冷淡，做事又不与他们商量。
这些用自家田产换来的资金，一是用来给在他家（已经成为了重要联络点）歇脚的同志们吃饭住宿，二是用来制造武器。
他不仅把造枪机器通过重重关口运到家里，还秘密地安排了造枪地点和工人。曾外祖父将老祖屋地基挖空，藏进枪支弹药。
1948年初，他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一些未转移的枪支运到家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抄家两次未找到枪支，直到有人出卖，第三次抄家才找到藏匿的枪支。
据《文化新报》登载：“在大荣家抄出收报机一架（藏于炉灶），挖出造枪机器全套，计二百六十八件，土造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八发，左轮枪子弹十发，手榴弹十枚，子弹五十八夹，步枪十四支。” [注：杨禄升.中共梁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地下斗争时期的“后勤部长”——李大荣烈士传略.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三期.1984.9.7]
曾外祖父的家，就是革命同志的家。据彭吉安同志回忆，在曾外祖父家住过的同志有邓照明、王敏、蒋君伟、周南若、钟鼎铭等几十人。他热情周到地接待同志们，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家里成了革命的“后勤补给站”。
曾外祖父的三子李奇明回忆，一年春节除夕晚上，全家人及战友彭吉安同志围着火炉烤火。
曾外祖父兴奋地说：“过年后，解放军就会打来了，胜利离我们不远了，那时我一定要到重庆（当时梁平县属于四川省管辖）看看。”
彭吉安同志问他：“万一不等解放敌人把你抓住了呢？”曾外祖父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砍头，死只死我一个！”
入党以前，他就已经奋斗在革命的前线了。不过那时，斗争对象大多是地主富绅。在组建农民协会中，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首先领导了夺取乡政权的斗争。
1927年11月，曾外祖父和共产党员石子安，为揭露抓贫苦农民当壮丁一事，发动被抓壮丁的家属集体请愿，轰闹造反，向壮丁大队长曹德斋要人。
大家一齐涌向伪团局，哭的哭，喊的喊。曹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破口大骂，被惹怒的壮丁家属把曹打得鼻青脸肿。
经过斗争，不仅放回了被抓的人，反动当局还同意召开保甲长（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和乡民代表会，由群众民主选举乡团总和壮丁大队长。我们的革命同志都当选了，从而夺取了乡政权[注：李奇明.忆父亲——纪念父亲李大荣烈士牺牲七十周年]。
1929 年，曾外祖父组织农民武装威胁逼租的大地主周甫仁减租，周的儿子大喊大叫并企图动用武力反抗减租，被当场打死。
1930 年 1 月，处决了十恶不赦的虎城封建头子石文蛟，石的爪牙胡映堂等既害怕又企图报复。
他得知地下党隐蔽在猫儿寨后，反动头子石玉楼带领百人反动武装攻打猫儿寨，杀害了四名进步青年。
曾外祖父义愤至极，带领群众围困猫儿寨，不让石玉楼逃走，又派人到县府控告石玉楼杀害无辜，与此同时派人截击胡映堂......
虎城寨在曾外祖父、刘相臣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后来，南岳的队伍又补充一些人和枪，命名为一个大队[注：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10]。
1932 年夏，游击队失利，曾外祖父暂时到江西从事军运工作；1946 年解放战争开始，他带领的虎城地下党又重新活动起来......
那时国民党采取全面封锁政策，进行最残酷的清乡，将山上的百姓赶下山来，若看见山上有炊烟就集中兵力围搜。施行五家连坐制，一家有共产党，其余四家同罪。
此时曾外祖父依然在虎城乡楚家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到山上来搜查的时候，他就躲在山上的洞穴里，在洞里连续饿了几天，没有办法，只得把生米丢进嘴里慢嚼。
曾外祖父坚信，日子越艰难，胜利就越有希望。他精通中医，自己能活下来，也得益于自己的医术。
▲(图二) 曾外祖父的遗物(复印件)：手绘的医学图纸
当年他被枪杀后，无人敢为他收尸。刑场旁的小学校长张觉仁同志以学生过路害怕为由，委托学生家长工人杨守和，去将许建业烈士和我曾外祖父埋葬在九坑子，后来，也便找不到具体位置了。
1948年春，地下党员李芳亮同志被告密，情况危急。曾外祖父不顾疲劳和危险，化装成算命先生，主动送信。
他向李平端说：“我去好了。我有算八字的工具，装成算命先生，可以通过盘查哨。”
途经忠县与梁山交界的大观乡姚家店子，遇国民党所设关卡，由于说话口音不同，曾外祖父被拦住送往大观乡关押，又遇特务殷伯贤指认，被送往梁山县府监狱关押。[注：杨禄升.中共梁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地下斗争时期的“后勤部长”——李大荣烈士传略.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三期.1984.9.7]。
在监狱里，他身体疲惫虚弱，却经受住了非人的严刑拷打，未吐露一个字，随后被解送重庆渣滓洞关押。
当敌人将他和许建业同志装上囚车在重庆市游街“示众”时，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振臂高呼：“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曾外祖父英勇就义的气概，使特务们大感震惊，说：“在监狱里不说话，现在口号喊得倒挺响亮。”特务们还打掉了他的牙，可他依然用那鲜血淋漓的嘴喊着口号。
王鸣杰同志 1951 年 6 月 30 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道：“李大荣同志深深感动了我，使我更深一层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加强了我对革命的无限信心[李奇明.继承先烈遗意 做革命事业接班人（演讲稿）]。”
余时亮同志回忆道：“一九三九年我和李大荣同志同在梁平虎城区区委工作，李大荣担任组织委员。一九四八年夏，我在重庆两路口跳伞塔附近，目睹许建业烈士、李大荣烈士在刑车上高呼口号，视死如归，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值得纪念[关于呈报继续宣传李大荣烈士的意见.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1975,5]。”
曾外祖父的二子李进修（原名李奇德），也就是我的二外公，他当时才十几岁，就已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了。
一天，他帮一些同志拿报纸，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他也不敢哭，偷偷地流泪。同志们本以为他不知晓，尝试着慢慢告诉他。他却平静地说：“我识字，我已经知道了。”
1947 年寒假，三外公还在读小学，地下党已经开始了公开活动。曾外祖父那时是救护会、农民协会的成员，冬天下雪， 他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给党支部送信。春节刚过十来天，我们的家，楚家村老祖屋，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抄了。
三外公永远都忘不了这个日子——1947 年正月二十六日晚，雨很大——他告诉我这个日子的时候，一字一顿地格外清晰。
曾外祖父躲在山洞里亲眼看见抄家，这时李奇俊、李进修两人已经跟随其他同志撤离（他们是被“通缉”的两名地下党，李奇俊是地下游击队长），由于年龄稍大，他们已经随曾外祖父开始了革命工作。
李奇明、李奇宣两个孩子一道出逃，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曾外祖母于三年前去世）；李奇玉藏在亲友李奇贵家中，据说她是藏在了鸡圈里才躲过了搜查。
国民党反动派对家里实行“斩草除根”的政策，凡是与我家有牵连者必问罪。那时三外公和外公两人从楚家村一路逃到他们的奶奶家——腊树沟。
白天他们带上一点干粮糍粑去深山竹林（图五）中躲避，找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口只容得下身体平躺，于是他们只能躺下之后慢慢缩进去。
曾外祖父的母亲又在洞口盖上一些草叶，将他们藏好。崖洞里阴冷潮湿，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又冷又饿，还要忍受虱子的叮咬。等到天黑，他们才能回到腊树沟的家里小过一夜。
那年，三外公十二岁，我的外公九岁。
▲(图五) 腊树沟老房子和三外公、外公藏过的竹林（2018年7月21日摄）
短暂的见面后，曾外祖父便离开了。有一段时间，曾外祖父带着外公离开去山上。后来据外公回忆：“1947年逃难时，我是与父亲一起走的。
在竹海中的一个铁厂，见到父亲的朋友，姓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他是王之一的父亲（后来经二外公证实，此人名叫王雨村）。
我亲耳听到他对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家被抄了，我都不呕气。但连累了别人，我很呕气。当时听说国民党清乡时，有人被怀疑，受了刑。其中就包括李奇桂的父亲李大河。”
两个孩子并没有在腊树沟的家待多久，就去了明达乡找曾外祖父的朋友陈昭。陈昭同志不怕因“窝藏”共产党的儿子而受“连累”，一直帮助着他们。
一次在路边的黄葛树下躲雨，暴雨将树枝打断。他们被折断的树枝吓到，一路奔跑，三外公慌慌张张却一脚踩进了茅坑。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一个斗笠，准备用来遮雨；不料拿起斗笠的时候误用砖头砸坏了别人家的水缸，两个孩子撒腿就跑，害怕极了。
另一次逃跑的时候，外公从一个树枝横生的山坡滚了下去，爬起来发现整个腿鲜血直流，可是他顾不了很多，转过身又跑......
终于，他们找到了煤厂做童工。他们借了根绳子和竹棒，抬着比人还高的煤，从山上的煤厂一步一步地支撑着向山下走去。外公人小肚子又饿，抬不动，走一步，哭一声，直到天黑还没有到达，只好放下煤块去煤厂蹲一宿，第二天再去抬。
回到煤厂又哭哭啼啼向老板借来三斤米、两斤盐。那时担煤一百斤可换两升米，一升米是三斤半，总共七斤米。可是米又没有煮熟，于是他们向工人借来了锅煮饭，在米汤里撒一些盐就能吃了。
晚上，三外公和外公睡在稻草上，兄弟俩穿着曾外祖父二十年前的棉衣改做的衣服，背靠背迷迷糊糊地睡去。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后来老板听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儿子，害怕被牵连，就将他们赶走了[注：车毅英 宋振镛编.英烈们的嘱托.群众出版社]。
三外公和外公开始了乞讨流浪的生活。他们跑遍大山，很少有人家愿意收留他们。一天大哥李奇俊知道了他们的下落，送来《大公报》，得知父亲被抓。
这时风声没那么紧，四处逃亡的两个孩子也出来活动给别人打零工得以谋生。在那“石头都要哭泣”的年代里，他们又得知了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失去了父母，与其他兄弟姐妹走散，忍受着疼痛和饥饿，他们只剩下一个信念：活下去。
三外公走羊肠小道，登高山，穿密林，跋山涉水来到大竹县姑母家，走了一百多公里。可是这里也是个穷地方，没办法养活他（这时他和外公已经走散）。
约莫一个月后，他又回到了梁平，再走了一百多公里，给李大勋家当儿子。在这里学造纸，一学就是一年多。家里的女主人待他并不好，他成天干活却要遭侮辱毒打。
1949 年 7 月，大哥李奇俊为了迎接解放，又拉起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回到虎城楚家一带。三外公得知消息后，立刻回到大哥身边，直到解放。
1950 年，兄妹五人终于在楚家村团聚。
二外公解放后就在朝天门小什字重庆工业局工作。
三外公和外公被梁平民政科收养，送进了小学、中学。那时的县政府教育科科长陈克农为三外公写了一张条子，才让他进了初中——三外公至今仍然心存感激，他虽然基础差，在被抄家后失学两年半，但依旧很努力地学习。
初中毕业后到重庆工厂当了工人，那时他也非常渴望读书，便在下班之余复习功课，后来第二年才考上重庆一中。他当时算术并不好，便想着要有一技之长。于是上作文课时，老师布置一篇文章，他总是写两篇请老师修改。
现在八十多岁的他依然神采奕奕，还怀着当年的那份热情！大学考取西南政法学院，大学期间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入党，大学刚毕业便入了党。后来，他便在四川省公安厅工作。
外公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后来进了新隆街小学，接着读梁平中学，大学考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二十一所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空中实验，第一颗氢弹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70 年转业到重庆光学仪器厂工作，1998 年退休。
我的姑婆，先被她的大嫂带在身边照顾，后来也去读了小学、中学，最后大学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读了教育专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这个命运多舛的家族，摇摇晃晃在风雨飘摇中终于走到了现在。曾外祖父 1927 年入党后，家中陆陆续续又有 12 人入党，三外公总说：“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安排。”
他们那时所怀的信仰，已经越过当年大背景下的坎坷，走到了今天。它的精神内涵到新的时代依然有着它的价值，成就着无数后来人。周恩来总理说：“有过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会被冲破的。”
周总理的论述很好地诠释了在困难中负重前行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会因为老一辈革命人奋斗之后就消失了，正是因为它的普世性，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更要弘扬这种精神，在保持其本质内涵不变的情况下赋予其新的意义。
后 记
不知我怀着怎样的心情和勇气，决定动笔要记录下这个家族一些浩浩荡荡的故事。
未决定要写的时候，认为历史是严肃而不可亵渎的，所以不太敢动笔写——的确，是这样的，可是史料是存在博物馆里的死物，而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经过讲述，经过文字的润色以给更多的人看，去了解、铭记，才更会让青年一代去传承这样的精神；至此，这段历史才“活起来”，变得更有意义，超越了史料本身存在的价值。
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们，知道命运多艰难，所以如今生活有什么不如意也很少抱怨，去坦然接受，变得豁达乐观。我很庆幸他们是健谈的人，更是动情的人。
从前只觉得“严刑拷打”是四个汉字，直到有一天我去医院用电灼法“烧”掉了我手上的跖疣——打麻药时，我疼得咬牙，后来用几百度高温灼烧时才不那么疼。我细心体会了一下，这点疼痛算什么！那只是曾外祖父们承受的千万分之一都不及！
现在的我们很难去体会那样的肉体之痛，只能把生活中微小的痛苦假设放大无数倍，去想象曾经那些为了我们现在的“不痛苦”而自己承受痛苦的人。这是如何强大的情怀和信仰！
恰逢今年是曾外祖父牺牲七十周年，那些生活在成都、深圳、重庆主城的亲人们都回到了梁平，去缅怀曾外祖父，也去缅怀那个年代。
曾外祖父只是其中一个代表，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
我询问了一些梁平虎城楚家村的当地人，很感激他们还依稀记得几十年前那些事；后来又想了解更多，再回了几次楚家。
也专门去过成都询问最健谈的三外公一些细节和感受，他给予我最直接的帮助，非常感激他，原文中许多部分都是通过他了解到的。
可惜的是，与曾外祖父的革命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大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只能通过留下的史料去洞察他们的辉煌过去。而也是老地下党的二外公身体不适，我也没有去叨扰他。
最重要的是，我的外公，也就是曾外祖父的四儿子，以及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耳濡目染为我讲述了许多从前的故事，那些故事我太熟悉了，就像是我自己的故事一样。
他们有的人虽然平时寡言，但是谈论那些峥嵘岁月时，一字一句都很动人，让我感觉到这就是家族的故事，是可以触碰到的。不用太多的言语去煽情，是真实的，就已经很感人了。
母亲每每听到父辈们讲这些故事，都会落下泪来，这是身临其境的。那些悲壮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感动。
它有一种辉煌的崇高和壮美，可美学里讲悲剧美的前提是以艺术形式为载体，我们的历史的故事却是现实——不过，这样的历史最终一字一句都很动人，这样的家族史给人以深沉而巨大的震撼，以激励、启示我们，让我们铭记！
梅德韦杰夫说：“对民族的悲剧回忆是神圣的，它的意义不亚于对胜利的回忆。”是的，因为太珍贵，我们怀念。
邓颖超同志讲：“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是革命烈士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追求的高度概括，那些先辈追求真理，无私奉献。我后来常常想起，都惊叹于他们对信仰的执著，是什么力量一直在支撑着他们。
在资料收集方面，也非常感激我的祖辈们他们保存了很多史料。一些原件他们已经捐献给烈士陵园了，自己留着的大都是复印件。许多参考书籍都是上个世纪的“珍惜品”——二外公的每本书上，都有他自己的痕迹，我能看到他深深摩挲过的痕迹。
另外，也感谢“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幸存者孙重先生的一些讲述。我的母亲是重庆红岩英烈研究会的常务理事，2017 年 8 月 6 日，我随她去重庆歌乐山和顺寨去看望孙重老人。耄耋之年的孙重先生听到我的母亲说起我，握住我的手，不停地说：“李大荣，是大英雄！他是与许建业最早牺牲的！”
2018年8月14日，北京育英学校师生29人来渝红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渣滓洞。我谨代表重庆红岩英烈研究会陪同参观。
随行的还有被民盟从渣滓洞救出的唐珍润先生，94岁高龄仍十分硬朗，格外健谈。
以及中国红岩儿女联谊会和西花厅联谊会总干事童丹宁先生，他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之子。
北京中直育英学校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蒋继宁先生，他也是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后代分会副秘书长。
重庆红岩英烈研究会秘书长孟春宇先生。
我与育英学校的师生分享我曾外祖父的故事，将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故事讲述出来，让它们“活起来”。
后来，我又与他们一道参观了白公馆、红岩村等地，做个小导游携他们领略巴渝山水。那天山城正下着暴雨，短暂的暴雨之后又是灿烂千阳。就像在生动地讲述着先人们的革命故事，风雨之后一定见彩虹。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我总想自己要做些什么。不是空口的言语、无为的说辞，而是要使这种行为有一定效果。这算是我实践的第一步，让更多的人先来了解到这段历史。
后来有育英学校的老师私下告诉我，她真的被今天所看到的和我讲述的触动哭了。我那时突然体会到，我做的这件事很微小，但是依然伟大。
借此写作机会，也想提出一些建议：我诚恳希望能借助外界的力量，重修我们的老祖屋（图十一），让它再次丰盈起来。当年革命的地方，已经成了一栋废弃的破屋。
我们已经向理事会报备了这件事，却一直未落实；不仅是要将它修建好，更是要将它变为一个红岩精神的传承基地，让后人来参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我们看到挖空的地基用来藏枪，满是尘灰的炉灶里，放过的收报机，不知提供给革命者多少情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文件中强调：“坚持全面保护、整体保护，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确保革命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坚持突出社会效益、重在传承，强化教育功能，提升传播能力，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把革命文物利用好、革命传统弘扬好、革命文化传承好。”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去重建这个经历过战火的老屋，也算是作为“红四代”的一种传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种传承。
或许写作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些想法，我作为一个中学生，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想要去呐喊。除了传播、传承这样的革命精神，去感动别人，更想做些什么，哪怕是提出一些想法，具有现实意义地去实施，已经足矣。
“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其实经历这个写作过程，我能感受到那股最热切的力量，不断在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新时代的人们。探索历史写作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反省自我、挖掘家族、回望历史，最后又回到自己，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从过去的风云里走过来的人们，对历史直击的感受，仿佛身临其境；我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在从前与现实中穿梭。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也感觉到肩上的责任，负重前行。
我们总是在说，历史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其实铭记就是一种启示。不可单单要父辈记住、母亲他们记住、我要记住，千千万万的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都要记住。
清华大学政治系刘瑜女士讲：“中国的进步不是靠一群勇敢者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普通人一点点提高勇气的下限。”曾外祖父那一代人，是在抗争中冲破旧时代的桎梏；而新时代的我们，是应该在铭记的前提下，不断创造，不断建设这个由先辈的热血和坚定的信念铺洒成的新社会。或许这才是我们的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个民族要有历史的根基，才能长长久久。余秋雨先生讲：“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不忘过去，我们继续前行。我们走在新时代的路上，铭记过去，未来待我们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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