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文革中的“五七干校” 50周年。这个发轫于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干部改造模式，意外地让一批尚未成年人随父母发配边远农村，历经沧桑。本号特开辟“干校”专栏，期待更多的同龄朋友在这里分享懵懂少年的干校生涯，当然，本号欢迎父兄辈的干校追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吕燕群，1953年生于北京，文革前在北京读小学；1968年12月到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公安部五七干校当知青，伐过木种过田，烧过砖挖过煤；1970年底到云南省第二炮兵某基地当兵；1978年转业回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做预审工作；1988年到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做管理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五七道路上的“逃兵”
作者：吕燕群
50年前，前所未有、举世无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轰轰烈烈、席卷全国，我也被卷入其中，卷到了冰天雪地里……
1968年12月，新年即将来临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雪花时不时地飘零，阵阵寒风割脸刺骨，令人止不住地总想打寒颤。我这个本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因父亲的问题被学校的“工宣队”和父亲单位多次规劝，离开北京下乡去。于是在这一天，我跟公安部的子弟，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揣着自己的“革命理想”，背着沉重的包袱，蹒跚着登上了一列开往黑龙江方向的火车，就这样走上了一条“革命的五七道路”。
上了火车，我躲在车厢里偷偷地向外张望。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不知疲倦地反复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亲友们在站台上三三两两地围着将要离去的孩子，叮嘱着；有的母亲、姐妹们已掏出手帕，悄悄地擦拭眼泪。我不忍看这如同生死离别的场面，把视线移开，但我最不想看见的人——我的母亲却在此时闯入我的眼帘！
此时，我的父亲已被打倒、隔离审查；17岁的二姐响应号召去了内蒙古；13岁的弟弟受父亲牵连被注销了户口，投奔外地亲戚；家里只剩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姐和多病的妈妈。我的离别，使妈妈悲痛而无奈！她一再坚持要送我，而我却坚决不同意。我是怕她伤心而狠心拒绝的，趁她不注意悄悄从家里溜走了。
但在火车就要开动的最后时刻，妈妈却突然出现在了站台上！妈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左右寻找，向每个车窗里探望着，好像永远要失去我似的。我偷偷地望着妈妈，看见她因日夜操劳、担惊受怕而过早发白的头发，看见她那张充满辛酸痛苦的脸庞，看见她此时那失魂落魄的神情，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再也无法绷着什么男子汉的尊严了，陡然蹲在茶几下，双手紧紧地捂住脸，无声地呜咽。我不敢抬头，怕碰上讥笑或怜悯的目光，我更不敢向外张望，怕让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而引起她更大的悲伤。
当火车启动摇晃的一刹那，车下送行的亲友们和车上的孩子们就像是同时被扳开了感情的闸门，哭喊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庞大的火车躯体瞬间被淹没在悲情、“豪情”的海洋中了。站台上的高音喇叭仍不厌其烦地播送着语录歌曲，送行的锣鼓也敲打得更加响亮，这一切都随着车轮的滚动，被渐渐地抛在了身后。站在寒风凛冽中的妈妈离我越来越远，直至在我眼中消失。
车厢里十分安静，只有车轮磨擦铁轨发出的“咔哒咔哒”声和偶然的抽泣声，大家此时无心交谈，有意无意地避开对视，生怕别人的表情引起自己的伤感。沉默着、回想着……突然，有人提议让一位带着手风琴的大哥拉一段手风琴，整个车厢也活跃起来，不知在谁的带动下，大家随着手风琴唱起了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
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了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这歌声虽然没有“临行喝妈一碗酒”那样铿锵，但它的每一个音符拨动着我们的心弦。先是低声轻吟，后是放喉高唱；先是男声，又加入女声：
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胜利星会照耀着我们，
……
两百多个孩子心底的共鸣，使歌声如同势不可挡的洪流，从车厢的一边迅速地流动到另一边。这带着童音的歌声，仿佛是对远方妈妈的呼唤，又好像是为了冲出某种禁锢而发自内心的呐喊！
列车飞驰，窗外的大地、村庄、河流、道路渐渐地泛白了。三天三夜后，当我们下火车时，一个银装素裹的陌生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
“下车！列队集合！”在接近吼叫的吆喝声中，我们迅速地整理好行囊，伴着猎猎飘扬的红旗，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一遍遍地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奋力地翻过雪山，经过一个小时的步行，来到了我们的新家——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公安部“五七”干校的二队。
1969年夏，作者和几个北京知青在黑龙江省笔架山农场公安部五七干校六分场的田头留影。（中间高者系作者）
也许是年龄尚小涉世太浅，我以为离开纷乱的大都市，来到与世半绝的大山里或许也不错，这里不会再有凶悍的“工宣队”的谩骂，也不会再有辱没人性的批斗了吧！我枕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未来，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还没等我看清周围的情况，就被管理教育我们知青的干部（都是公安部的造反派，之后简称为“干部”）分配到了“最能锻炼人”的伐木队去了。
一听“伐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这种场面：一个个头戴大皮帽、身穿大皮袄的彪形大汉，在雪地中叉开双腿，威风凛凛地握着电锯，电锯一动，木屑四处飞扬，在人们的歌声、欢笑中，一棵棵粗大的树顷刻倒地……然而，望着发给我的那把锈迹斑斑和多处崩口的，约有十几斤重的板斧，我什么联想都没有了，美梦好愿望瞬间破灭了。
我揣着两个冻得梆梆硬的馒头，忐忑不安地爬上进山伐木的“雪爬犁”。在布满积雪曲折坎坷的山路上，我们几个怀抱板斧的孩子蜷缩在有三匹马拉着的马车上，我若有所思地望着用劲拉车却不断挨打的辕马，听着“马老板儿”挥舞的马鞭在旷野上发出带有回响的“啪啪”声，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幅“在冰天雪地中，一匹枯瘦的白色老马，拉着一个雪橇低着头孤独伫立在荒野之中”的凄凉景象。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苏联歌曲《草原》：“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我们就这样地进入了原始森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
“听好了！”干部甲开始训话，“你们每人一天要砍倒8棵树！砍倒后，把树拖下山来！你们过去没有干过？不要紧嘛！干中学嘛！你们这些脑后长着反骨的给我记住，这是对你们的考验，也是给你们一次改造世界观的机会！”他是在提醒我们，要明白自己不是一般的知青，是“脑后长着反骨”的黑帮子弟！
我看看手中没有锋口的板斧，再看看每一棵都超过碗口粗的树木，望着人烟罕迹的林海雪原，听着背后时时传来干部们的吆喝声，我一时茫然了，不知所措了。突然“砰——砰——砰！”森林里响起了彼此起伏地砍树声，我醒过神来铆足了劲儿举起板斧向树上砍去。
我边砍心里边琢磨：董存瑞勇敢地手举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碉堡，王杰忘我地扑向拉燃了的手榴弹保护了战友，欧阳海奋力拦截惊马抢救了将要颠覆的列车，他们都算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今天在我面前没有敌人，也没有手榴弹和惊马，只有沉重而锈钝的板斧，只有必须砍倒8棵树的任务，只有被人监督劳动的屈辱。
低头认罪，完成砍树任务就算经得起考验！真不明白，我一个15岁的孩子犯了什么罪需要如此改造？自从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后，我的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考验！考验！我吃力地挥动板斧向树上砍着。累了，靠着大树上悄悄地喘上几口气；热了，脱掉棉袄，扔下皮帽子，捧上几把洁白的雪往通红的脸上擦擦。一旦发现有人用鹰隼般的目光盯着我时，我就赶紧举起了沉重的板斧。“砰！砰！砰！”木屑四溅，汗水、泪水顺着脸颊流过嘴角，滴落雪中。一棵、两棵……五棵，我的眼前渐渐模糊，天地倒转。当远处传来“顺山倒——逆山倒——”的呼喊声时，我也终于伴随着一棵砍倒的树晕倒在雪地上……
照片中的那座砖房，是作者当年和知青们亲手烧砖建造的转厂，墙上的大字也是他们写上去的
1969年12月，又是一个年底，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煤矿因为没有完成全年出煤指标，而急需人力抢挖，于是上面将目光又盯在了我们这群黑帮狗崽子的身上。那时没有动员，只有命令，一声令下，我们就匆匆打起行李，坐上无遮无掩的敞篷“大解放”卡车里，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鹅毛般的大雪，一路奔赴双鸭山煤矿。
我们为了保暖，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一路上，只有汽车的颠簸声和北风的呼啸声，车上静静的，无人言语。几十里的土路现在看来不算多远，但那一时、那一刻，对于裸露在寒风中的孩子们来说，堪比两万五千里长征般漫长而痛苦！目的地终于到了，我们却没有一个下车，因为我们的腿都被冻僵了，且身披一层厚厚的雪花，卷缩在车厢里动弹不得。从驾驶室钻出来的干部们，不得不上车把我们一个个抬下车，过了好一会，我们的“灵魂”才回归到了自己的躯体里。
下煤矿挖煤真是一个苦差事。天还没亮，我们就被推醒，从大炕上爬起来，边穿棉衣，边揉着眼睛，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去领电池、矿灯、安全帽，然后把电池斜挎在肩上，把矿灯插在安全帽上，再去领俩不大个儿的杂合面做的果酱面包。
这面包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甜可口的面包，它上面成半圆状，下面平底儿，上下烤的焦黄，托在手里还能感觉到它给你带来的一丝丝余温，在灰暗的灯光下，它还挺谦虚地、有克制性地泛起一点点油亮。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托着这久违了的珍品，下意识地狠狠地吸允几下面包的香气，然后一边吞咽着口水，一边将它小心翼翼放入怀中包裹起来。不是我舍不得吃，是不到时候，因为它是我一整天的口粮呀，我哪儿敢就这么轻浮地将它放入口中呢？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孩子们排着队跟着当地的矿工依次走进了煤矿。
煤矿有竖井和斜井之分，我们下的这个煤矿是斜井。这斜井够复杂也够深的，我们要连续过三道钢筋水泥制作的沉重水泥风门，每过一道风门时，都由老矿工拿起风门旁挂着的电话问里面门关好没有，得到“关好了”的答复后，我们上前一起使劲儿才能将这道风门拉开，如果里面第二道风门没关，我们第一道风门是打不开的。因为为了防止坑道里缺氧、防止瓦斯浓度过高出现爆炸事故，从地面上大量地往坑道里送风，于是坑道里行成“负压现象”，只有对面的风门压力小于我们这一面的压力时，我们这一面的风门才能被打开。一路开关三道风门，由于气压的原因，每一次的关门我们的耳膜都被挤压得生疼生疼。
接下来就要去坐小火车。“小火车”其实只是车头有些像火车。它的体积很小，能挤进一个司机，不烧煤而靠电瓶以及头顶上一对像无轨电车的“辫子”供电而行。它身后拖挂着十几节装煤的车斗，工人师傅一声令下，我们都纷纷跳进车斗，随即这“小火车”就像一个喝醉酒似的疯汉，左右摇摆、跌跌闯闯地向地心深处冲去。
眼前漆黑一片，耳边风声呼呼作响，我们蹲在车斗里双手紧紧抓住车帮，由于一个车斗里挤了很多人，想坐下又没空地，只能蹲着。车颠簸厉害，我这蹲着的腿开始哆嗦起来，我想，咱干嘛要蹲着呢？坐在车帮上不就行了嘛。我刚要抬身坐上去时，从前面的车斗里就射过来一道强光，照在我的脸上。“你找死咋地？给我蹲下！”工人师傅这一声吼叫把我吓得半死，我赶紧麻溜儿地蹲了下去。
等车停下后，那位吼我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把矿灯打开抬头看看，（不到掌子面不让开灯，怕我们的电池过早消耗完在四通八达的巷子里走丢了）你的头离顶上面的枕木有多近，你的身体稍微偏高一点，你的脑袋就会被头顶上的枕木削下去知道不？”我打开矿灯向车斗上方一照，我再次吓了个半死，工人师傅所言极是！我的无知险些让我在“革命的五七道路上”命丧黄泉！
采煤的地方被称为“掌子面”，其实就是挖煤挖出来的一个个通往不同方向的坑道。要进入“掌子面”，我们先上到支在铁轨旁的梯子上往上爬个七八阶，到了坑道口后再半蹲式地往前一步步挪进去。这“掌子面”不高，距离地面大约也就1米5左右，上下左右全是煤，随着“掌子面”不断向前伸展，为了安全每隔2米就用圆木将头顶和左右支撑起来，防止“冒顶”。（塌方的意思）在我们的脚旁有一溜儿两边向上微翘约50厘米宽的U型铁板，（当地工人叫它溜子板）这铁板从作业面一直通到“掌子面”口下面的铁轨处。煤就是通过它作为传送带运到“小火车”煤斗里的。
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板儿锨，间隔一定距离顺着“溜子板儿”一字排开蹲好，即便是个头儿1.85米的我也不得不老老实实跟那儿蹲着。工人师傅蹲在最前面，他从事先炸下来的煤堆里铲出一锨煤往“溜子板”上一扔，他身后的第二个人立即将这锨煤搓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再搓给第四个人以此类推，直至将这锨煤给搓到“掌子面”下面等待着拉煤的车斗里。
搓煤这活没什么技巧就凭力气。只要你前面的人不断地把煤搓给你，你就得不停地把这煤搓给你后面的人，假如你累了想喘口气，想休息一下酸疼的胳膊时，瞬间你眼前的煤就会堆积起来，这时前面的工人师傅就会用板儿锨急促地敲打“溜子板”，虽无言呵斥，但行云流板似的击打声就足以让你立即挥起板儿锨来而不敢再继续怠慢。
胳膊酸了倒个手换一个姿势；蹲不住了就索性双腿跪在地上，但无论你怎样也不能停止手中的板儿锨，直至将“掌子面”下面的车斗装满煤方罢。装满煤的“小火车”终于走了，我们也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了。我喘着粗气，任凭汗水顺着脸颊肆意滴落，背靠着煤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关上头顶上的矿灯，听着四周时不时往下塌落的煤声，闭上眼揉一揉酸疼的腿，时不时还要把手伸进怀里，去摸摸那两个可爱的面包还在不在，它可是我下井的动力，是我在煤窑里的精神支柱！
等我们上到地面时已是掌灯时分了。天是黑的，地上的雪是黑的，我们的脸也是黑的，浑身上下沾满着煤渣，在灯光下，唯有我们的眼白和牙齿还算是白色系列的。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旮旯儿，想洗个澡太不容易了！夏天，我们下工就打盆凉水，把毛巾浸湿在身上擦一把，然后将这盆水从头到脚往下一浇就完事儿。冬天，无非就是往盆里加些热水罢了。而在鸭山煤矿，大冬天里，从煤矿底下出来，居然我们能和当地矿工师傅们一起到澡堂洗澡，真是意外的惊喜！
我脱了衣服，小心翼翼地迈进热气腾腾的泡澡池，脚刚一挨着池底儿就觉得咯！我用手往池底摸了一把上来，一看，都是煤渣。往前走两步或者左右挪挪脚都不行，走哪儿，哪儿咯脚。趁有人站起来离开澡池时，我就赶紧挤过去坐到池子边的台阶上。坐下来定了神，透过水面上不断升起的污浊的蒸汽，我看到泡澡池子里的水已成了稠糊糊的黑水，这都是从矿工身上泡出来的煤水呀！若与当下富丽堂皇的洗浴中心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啊！但在那个寒冬腊月里，即使在黑乎乎的但却暖呵呵的煤水里泡一泡，对于我们来讲也绝对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了。
2007年8月，作者（右一）与当年知青慕平（后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再次回到笔架山农场 ，在当年劳动过的六分場晒麦场留影
二十多天的矿工生活结束了，我们最终为矿上提前完成了出煤任务。当地煤窑工称自己的工作是“四块石头夹块肉”（在掌子面里上下左右都是煤，你在煤的中间）。在矿上看见不少缺胳膊断腿的矿工，我倒没觉得害怕，只是感觉矿工的体力活对于我们尚未成年的人来说确实重了些。不过苦中也有乐，那就是只要下煤井就能吃到两个杂面儿的果酱面包。那会儿我觉得幸福就是这般简单。
我们就要离开双鸭山煤矿返回农场了。按照国家规定，煤矿的工人只要下一天煤井，就有一天的工资补助。矿上要按照下井的天数给我们钱，干部甲坚决不同意。矿上觉得我们这群孩子怪可怜的，吃的也不好，就摆两桌略带些肉的饭菜，算是为我们饯行了。饭摆好菜上桌，干部甲却愣是把我们从餐桌旁全部轰走了！眼巴巴地看着有肉的菜和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就是没有口福啊！我们只好忍声吞气地咽着口水离开。
次日一早，干校又派来了“敞篷大解放”，准备把我们拉回农场去。矿上的领导一看这情景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我们的干部们说：“你们就是成心在整这些孩子，你们是不是想把他们都给冻死？”这位领导用手一指他身边的人：“去！把咱们矿上的那两辆大客儿（大客车）给我开来，让孩子们和行李坐大客儿回去。再给我往车上抬两筐面包，让孩子们在路上吃”。估计干部们也怕我们冻死冻伤在路上，回去不好交代，最终同意让我们上了“大客儿”。
当两筐面包要往车上抬时，干部甲挡住了车门，指着矿领导说：“你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是在腐蚀和拉拢知识青年，你们是在干扰对他们的劳动改造，你们是在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话还没说完，只见矿领导一挥手，一个工人上去一把拉开了那个乱扣帽子的干部甲，几个工人趁势把两大筐面包抬上了车。“你们给我听着，”矿领导指着车上抬面包的工人说话了，“你们几个就在车上给我呆着，把孩子们护送回农场后你们再跟车回来，路上孩子们要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可别怪我给你们虎脸！”说完，矿领导手一背，走了。
回程的路上跟来时一样，车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但周围洋溢着一种温暖，是面包的香气，使我们的心感觉暖暖的……“听好了”，干部甲咬着后牙床说话了，“你们谁要敢吃面包，等我们回去再说！”这帮孩子还真的没有一个人敢动面包，虽然随车的工人一路上不停地往我们手里塞着面包，当他们一转身，大家又都把面包放回到筐里。到了干校，我们下车后自发地排好队向车上的工人师傅们挥手告别，有的师傅流下了热泪。两筐面包也原封不动地又随车拉了回去。
随后，我们又从事过各种的劳动，譬如烧砖、出窑、脱坯、盖房、烧锅炉、耪地、收麦、上山伐石头、赶马车，连扑荒火的危险活儿都干过。为备战珍宝岛，我还在冰天雪地里摸打滚爬练过一个月的单兵战术。在干校当知青期间，我吃过苦、受过累、挨过饿、受过伤，不过我也曾有过短暂的快乐。
作者与当年一起劳动和生活的双鸭山知青在曾经耕种过的六分场田头留影。左二作者、左三当年知青队队长（后任笔架山监狱管理处副处长）
我们听三分场的哥儿们说，他们那有奶牛，有时还能喝上牛奶。这一信息无疑太重要了，对我们这些肚子里只有高粱米、大碴子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仅次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于是在一次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好友向三分场进发了。
我记得当时是夏天，天气挺热，通往三分场的土路坑洼不平、爆土飞扬。路两旁是挺深的排水沟，沟里长满着黄花和荆条。我们一路走一路打闹，因为前方有牛奶的“召唤”，十几里的路没觉得累就走完了。三分场的哥们儿看我们“不远万里”来喝牛奶也不易，就冒着被批斗的危险，牵来一头奶牛，让我们藏在小树林里喝。当看到白花花的奶水一股股泚进“喂得罗”（小铁桶）里时，我们哥儿几个眼都绿了，迫不及待地抢着奶桶喝起来，那情那景真有上甘岭志愿军喝水的劲头。
原汁原味不加水的原奶那叫一个香！浓郁的奶香味顺着鼻子直接沁入肺中。温柔、厚重、醇甜、油滑的牛奶基本上是一口下去，直接进了胃里，容不得在口中停留片刻、容不得让你去回味。奶桶就这样急促而不停地在我们手里传递着，不一会，奶桶见底儿，十来斤的“原浆奶”滴奶不剩。在返回的路上，喝“原浆生奶”的连锁反应发生了。
一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地走着，不一会儿，就有人就窜到路边的沟里不见了，一会又一个......一路上，我们几个就这样轮番的、没有间隔的在路边的沟里窜上窜下。这牛奶太纯了，也没经过高温消毒，加之肚里长期没有油水，我们几个是不停地腹泻，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分场。当我们有气无力地趴在大炕上倒气的时候，依然一致认为这奶是我们一生中喝到过最香的牛奶！
在这所五七干校里，我们这些黑帮子弟的身份与其说是知青，不如说是半知青半劳改更准确些！根据我们父母的官职高低、父母问题的轻重，来决定我们被分派工作的艰苦和危险的程度。不仅如此，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干部的管教和监督。按照国家规定，农场知青的待遇是每月有32元的工资，但公安部军管会领导一句：“拿那么多的钱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的话，我们每月只能拿20元工钱。
最初我们应该去富饶一些的黑龙江嫩江农场的，就因为那里离前苏联边境近了些，就因为我们是黑帮子弟，怕我们往那边叛逃，后来就把我们放到了笔架山农场。笔架山农场原本是生产水稻和麦子的基地，但我们在那里却吃不着细粮，顿顿都是高粱米、大碴子和蒸的南瓜，据当地职工说，高粱米饭、大碴子是他们解馋时才吃的食物。可见我们的待遇并非一般知青应有的。
两年的干校生活，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经历了许多从未有过、甚至从未想过的事情。原本天真地以为来到这广阔天地，就没有了歧视和仇恨，没想到在干校不仅仅要吃苦，更糟糕的是还要被管制。那没完没了的苦难和屈辱使未成年的我感到身心疲惫，压抑沉重，前途一片渺茫。当时身边已有人陆续离开干校，去寻求其他出路了。我也开始动摇了。别人能以种种理由离开，我不行，我还没有摘掉黑帮子弟的帽子，我想离开，便是“逃”！
逃出干校，一路上担惊受怕，生怕被造反派抓回去，会遭到无休止的上纲上线的批斗，所以在火车上两天两夜没敢合眼。到了北京是早晨六点多，天还没亮。我敲开家门时，妈妈似乎并不意外，因为就在这两天两夜中，公安部的造反派们已经三次登门找我了！在干校时，每天知青都要“早请示、晚汇报”的，我的出逃很快就被发现，消息也很快传回到公安部的留守处了。
我实在太困太累，想好好睡一觉。于是妈妈给我做了一碗热汤面，又把我身上满是虱子的衣服换下，我吃了面就倒头睡了，一直睡到当天夜里才醒来。妈妈让我吃点饭再接着睡，第二天一早赶紧离开北京。原来就在我大睡特睡之时，那些造反派又来过了。妈妈如实说我回来了，太困了在睡觉。
造反派要求我立刻返回干校去。我妈妈央求他们：“既然已经回来了，我身体也不好，就让他多呆几天吧。”最后造反派允许我在京至多呆三天！实际上我就在北京家里呆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先去了河北省正定县的伯伯家，随后赴云南，在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下入伍当了兵。
在新兵连的三个月里，我一封信没敢写，直到下了连队，被我的丁班长发现，问我为什么跟家里没有书信往来？我如实讲了从干校逃离的事情，怕公安部来抓我。丁班长安慰我说，这里是部队，跟地方不同，你不用害怕，给家里写封信保平安吧。于是我给北京的妈妈写了一封，给干校睡一个炕头的哥儿们慕平写了一封。结果，给妈妈的信被公安部扣了，并根据邮政编码找到了我部队的位置，随即派了两人持盖有红色大印章的公安部介绍信，到云南去找我，准确地说是去抓我！
作者在云南当兵时
到了部队，接待他们的是我的白副团长。白副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当过林彪的警卫员，也是我入伍时的接兵领导。由于父亲老战友的担保，他对我家里的情况有所了解，坚信我父亲和我都没有问题。公安部的人要求把我带走，白副团长问为什么？他们说我是“五七道路上的逃兵”！（据说这是在我逃跑后一次缺席批斗会上给我定的罪名，以便杀一儆百，阻扰其他知青逃跑）。
白副团长回答说：“逃兵？你们知道他逃到哪里去了吗？他是逃到我们革命军队里来了，是逃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来了，他没有逃到国民党的部队去嘛！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教育和改造好这个孩子的！”
公安部的人还是坚持要带我走。于是白副团长就不客气地拍了桌子：“人不会给你们带走的，你们地方管不了我们军队的事情！你们还是请回吧！”公安部的人奈何不了白副团长，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此后，我这个“逃兵”就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踏踏实实地呆了八年！最终被改造成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提拔为解放军军官，并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
今天，如何去评判50年前毛泽东发起的这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运动和走“五七道路”指示，实在是挺矛盾挺难的一件事。他老人家一句话，就改变了千千万青少年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失学务农、没有文化、就业艰难、亲人从此分离……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让我们这一代人过早的成熟起来，在之后的共和国建设之中，懂得了自己所肩负的重量，也有了必要的担当！
虽然我的知青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而且还背负了“五七道路上的逃兵”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七百多天的经历，使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再苦再累再难的工作和问题，都感觉不算什么事儿了。在这段艰苦的历程中我有失也有得，但收获的东西更珍贵！
作者在笔架山农场六分场原宿舍前，与当年睡在一个大炕上的双鸭山市知青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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