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大学时留影
张德强，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现已退休。
原题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
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前不久，在整理书柜抽屉时，从一本陈旧的笔记簿中掉下一张小小的纸片，我捡起一看，竟是一张准考证：薄薄的64开粉红色书写纸，正面印着“准考证”和“浙江省1977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字样，背面是“考生须知”；翻开来，写有科别、姓名、性别、报名单位和准考证号，盖在照片角上的图章是“绍兴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想不到这张准考证还夹在本子里。睹物忆旧，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准考证
我属于“老三届”。1966年6月，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参加高考时，突然传来消息，说是中央决定暂停高校招生工作，让大家全力以赴投身“文化大革命”。当时，好多同学都欢呼雀跃——不用埋头准备参加考试，可以轻松地玩了。而我却很有些失落感。
我是绍兴第二中学（今稽山中学）高三（1）班的优等生，各科成绩都很突出，考上大学不成问题。我尤其对数学物理颇感兴趣，准备报考清华大学理工科系，另外，绘画也不错，想提前考美院试一试。
这一来可就耽搁了。但转而一想，反正是暂停，过些日子总会有机会的，慢慢地也就释然了。可谁知这一“暂停”，竟停了十年。
绍兴二中毕业证书
随后，我便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到绍兴郊区农村插队，一去就是八年。掘田插秧、挑粪割稻，盛夏抢收抢种、冬天围垦海涂，样样农活都干过，凭我瘦弱的体质，实在难以胜任，每天挣的工分比妇女还低。
后来，公社领导见我文化水平高，能写又能画，就让我发挥特长，当代课教师，组织文艺宣传队，后来又派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其间一度借调至县文化馆搞过创作。
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县级报刊、《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不少短诗，1972年7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水田》影响较大，可以算是我的处女作，引起省内诗界的关注。
下乡期间在公社广播站做编播工作，1974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陆续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称为“工农兵学员”。尽管我在农村表现不错，却总是轮不到我。有一次都已填了表，乡亲们纷纷传说我被推荐上大学了，结果却没去成——因为“政审”不过关（我大伯是右派），被某个公社干部趁机调包换了人。直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的大学梦才重新点燃了希望。
记得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赶紧找出原先的中学课本重温起来（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高考复习资料）。熬夜苦读了一两个月，先是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初试选拔，通过后才发给我这份正式的准考证。
1977年12月15、16日两天，我赶到城里的绍兴一中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比我小七岁、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的大弟，和我一起参加了那次高考，他的数学基础差，我帮他恶补了几天，勉强应付。
至今我还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成语“高屋建瓴”，要求解释加点的“建”字，我答不上来，考完后立即查词典，才知是“倾倒”之意。作文题为《路》，我就结合自己艰苦求学、上山下乡的坎坷经历，并引用鲁迅、马克思有关人生之路的名言，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抒情散文，获得高分。
这张准考证上之所以填的是文科，是因为毕竟我下乡八年，学业早已荒废，只有写作不辍，又喜爱文学，因此报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已虚岁三十，与同为知识青年的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按有关规定年龄偏大者报考须证明有所特长，于是我还特地致信浙江省作家协会，请他们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我创作成就的公函，附于报名表中。
高考结束后，我从城里返回乡下。当天晚上，妻子即临产，次日凌晨在乡村卫生院为我生了个儿子，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果然，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3月8日一大早，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和母亲，吻了一下襁褓中的婴孩，记得临出门还放了几个炮仗以示庆祝。我用扁担挑着箱子和被包，匆匆赶往火车站，谁知半途扁担折断，幸亏正巧有一辆三轮车路过，赶紧请其帮忙才顺利到站。
绿皮火车徐徐起动，我不禁思绪澎湃，热泪盈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根本没想到，时隔12年，居然又回到学生时代。12年前，我曾憧憬过大学生活，想象过大学校园，今天终于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到了杭州一下火车，便见到了前来迎接新生的杭州大学校车，我便很快到达中文系，办完报到手续，由老同学带我来到宿舍。6人一间高低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对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杭大中文系扬帆诗社部分诗友，1980年
这一年，喜事连连，我大弟被绍兴师专录取；半年后，小弟也考上了绍兴师专。于是，在同一年里（1978年），我们兄弟三个都高高兴兴地离开家门上大学去了，憔悴的母亲倚在门框上满脸堆笑，却忍不住泪眼婆娑：“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
大弟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也来到杭州，现在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小弟毕业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一家民营企业的经理。
荣获杭大奖学金
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我家的命运，一张小小的准考证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成了我珍藏的历史文物。
杭大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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