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潘松庆：武汉文革拾忆

潘松庆新三届

作者简介

潘松庆，1943年生，1961~1967年在武汉测绘学院工程测量系学习，现为河海大学退休教师。

一

山雨欲来

1966年春，神州上空风谲云诡，中华大地暗流涌动。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然而作为我们武汉测绘学院工程测量专业的66届毕业生，对此浑然不觉。当时的工科学制是五年，按照专业教学计划，在最后一个学期，还需完成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这之后即可本科毕业。同学们对此充满期待，自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盼毕设来。

我所参加的课题组承担的毕业设计课题是由章书寿老师指导的“光学视距测量的精度和应用研究”。这是由北京市城市规划局提供的工程测量实用性的研究项目，具体的实验和作业地点在北京市。3月中旬，在章书寿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十几位同学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乘车前往北京。

根据安排，我们小组的第一阶段任务是测定光学视距仪的视距常数，而这需要在天坛公园的测量基线场进行，因此我们小组首先进驻的是北京天坛公园。

在天坛进行测量实习

我们住在天坛公园给我们提供的简易宿舍中，白天在基线场上紧张观测，晚上在宿舍里埋头计算。由于我们多数同学都是首次来到北京，对首都充满好奇，因此遇周日休息，自然不忘到故宫、颐和园、北海等风景名胜尽情游览。最使我们激动而又难忘的，是五一劳动节晚上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庆祝活动。

小组的第二阶段任务是探讨光学视距测量的精度，需要到位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测量控制网进行视距导线测量实验，因此我们5月中旬便住进了八宝山附近的中国科技大学。

实习师生在天安门

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直属高校，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一大批国内知名的科学家如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九章、贝时璋等都在校内任教。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谈恋爱的上北师大，不怕死的上科大！”说的是当时清华的学生一般为工农子弟，家庭比较贫穷，而北大的学生有不少是干部或华侨子弟，家境比较富裕，北师大女生较多，自然交友的机会也多，而科大的学生大多出身贫寒，同时由于科大直属中国科学院，为满足中科院各科研所对科研人才的需要进行对口培养，功课十分繁重，对外语的要求也尤其高。因此，不具有特别顽强的毅力，不付出特别刻苦的努力，即没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很难在科大顺利完成学业。

出科大校园不远就是八宝山。八宝山是西山山前的岗埠，主要由东西两座山峰构成，最高处海拔约100米，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约0.6公里。建有八宝山革命公墓，专门用于安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家等知名人士的骨灰，此外还建有八宝山第二公墓，作为普通北京市民的公用墓地。第二公墓的山头上埋设有北京市的测量控制点，因而我们的视距导线精度实验就在测量控制点之间的墓地进行。

时值春末，是北京非常美好的季节，到处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这期间，我们虽然不断从报纸上广播中看到或听到一些有关政论方面的消息，从一般的文学艺术批评如对历史剧《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为对文艺界领军人物周扬的文艺纲领以及学术权威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等。

三家村

在我们心目中，这些多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或学者争鸣，似乎与我们所学的工程测量和正在努力承担的毕业设计任务关系不大。因此我们依旧每天肩扛测量仪器，日出而往，日落而归，沐浴着和煦的阳光，行进在开满山花的八宝山墓地上，架设仪器，观测记录，一丝不苟地从事着我们的视距导线测量实验。

6月1日星期三，上午晴好，天空不时有红霞抹过。我们依旧在八宝山紧张测量。附近单位的高音喇叭不时传来“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革命歌曲，仿佛在给我们加油、鼓劲。但到中午时分，天气陡变。阵阵狂风裹挟着黑云呼啸而至，呜呜闷雷紧随着闪电划破长空，偌大的八宝山公墓顷刻显得那样空旷、晦暗，置身在墓地之间感到十分阴森、恐怖。我们赶紧抢收仪器，匆忙下山。

而就在我们返回驻地的路上，听到了街道边的扩音器里正在播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编：作者记忆有误。陈伯达执笔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人民日报》6月1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6月2日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待我们回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满眼所见，顿感惊愕不已。只见教学大楼、馆舍四周，贴上了很多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不过，当时的大字报尚属初期，主要针对学校领导和学术权威。如有贴科大校长郭沫若的，斥其为“流氓加才子”，贴数学家华罗庚的，斥其为“剪刀加浆糊”。而下午当我们正在宿舍里计算时，窗外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铜锣声和口号声。外出一看，竟然是一些学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立竿见影，押着一些学校领导或“反动权威”，有的还头戴纸糊的高帽，上面的名字都打着醒目的红叉，一面手敲铜锣，自我贬损，一面低头弯腰，踉跄前行。

在这之前，全国早就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面对眼前的一幕，人们不由想起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的描述。这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演？可那是20世纪20年代农民批斗土豪劣绅，而现在是由党培养、根红苗正的莘莘学子，批斗共产党的高校领导、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或为培养他们成才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的知名教授。这难道也是对毛主席著作的活学活用？这样的重演实在使人难以理解。

天上的雷声一阵比一阵震耳，校园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场打着“文化”旗号的大革命真的开始了！我们毕业实习队的同学们再也难以端坐在此，安心实验。有同学提议，向学校领导申请提前返校参加运动；更有同学提议，为投身文化大革命而推迟毕业分配，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眼看毕业分配在即，很快就可以每月领取本科毕业生的基本工资，对于我们这些常年捉襟见肘的穷学生来说，不是早就翘首以盼？你这不是头脑发热，要好事泡汤吗？

果不其然，学校很快发来指示，立即终止毕业实习，即刻返校参加运动。我们很快整理仪器，收拾行装，告别给我们留下激动而又难忘印象的首都北京，风尘仆仆返回武汉。当我们乘校车回到珞珈山下的武测校园时，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从后门口的露天电影场到教学大楼的大路两旁，竖起一排排大字报栏，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八宝山的乌云正在漫延武汉三镇，北京城的风暴即将席卷大江南北。我们明白，学校早已停课，根本不用继续完成毕业设计和申请推迟毕业分配了，对我们而言，此时再提毕业设计和毕业分配已是不识时务之举。我们旋即投身到学校和江城武汉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二

如此横扫

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的高潮。什么是牛鬼蛇神呢？社论说就是“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均需“彻底破除”；此外还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都必须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各地学校的革命小将们闻风而动，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到处抄家，无情打砸，顷刻里多少名胜古迹被砸烂，霎时间无数珍贵文物遭焚毁。

武汉大学“三家村”李达、朱劭天、何定华

当然，我们学校是1950年代才建立的工科院校，所谓封资修的老古董自然难觅。但是专家学者、学术权威倒是不少。1956年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国家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于是原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等院校的测量专业就一并迁到武汉，组建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1958年改名为武汉测绘学院）。

当时，国内一流的测绘学科专家云集这所亚洲唯一的测绘高等学府，欲为振兴我国的测绘高等教育大展宏图。这其中就有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叶雪安等国际测绘界的知名教授。他们学生时代都曾是清华的高材生，后公费赴英、德等国留学，专攻天文测量、大地测量或航空摄影测量，获得博士学位，而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毅然回归报效祖国。在解放前后为初创和发展国家测绘专业的教育与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都是学校的院系领导或学科带头人。

然而值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到之际，凡是专家、权威，哪有不属资产阶级，不被打倒之理？怎么才能将他们打倒呢？自然首先要说明他们都不学无术。于是一天下午，由一些革命小将发起，将学校所有的专家、教授召集来，在学校体育场西侧，教学大楼通往宿舍区的大路上，令他们四人分为一组，各领一套水准仪和一对水准标尺，按规范要求，进行二等水准测量，美其名曰考核他们的测量技能。

这些专家、教授们，多年来主要从事测绘专业和学科的理论研究或教学科研的行政管理，对这种现场观测、记录、扶尺，纯粹属于年青技术人员专长的外业操作，自然接触甚少，力不从心。只见在很多学生的围观和乱哄哄的氛围下，年逾花甲的老教授们眼力不济、双手颤抖、反应迟钝、操作失灵，甚至还有的心理紧张，血压升高，汗水淋漓，难以坚持。

这样的作业成果自然无法通过。于是大路两边的大字报栏很快刷出了新的大幅标语：“测绘专家不会操作测量仪器”，“一级教授不能完成二等水准”，而“草包教授”的帽子自然无一例外地落到了威风扫地的专家们的头上。

将专家、学者批为“草包教授”“反动学术权威”，只是小试牛刀；横扫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崭露锋芒。批斗大会在图书馆一楼东端的阅览室进行。主席台上方悬挂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靠墙站立的是以纪增爵教授为首的院党委（实际上已经瘫痪）主要领导。

武测当时的院党委第一书记是毛远耀（1912～2013），湖南韶山乡韶源村人，14岁参加革命，系毛主席堂侄，可能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实际主持院党委具体工作的纪增爵教务长即成了批斗会的头号靶子。只见纪增爵等领导垂头丧气，俯首而立，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各人的名字也都打着斗大的红叉。站在两侧的红卫兵则威风凛凛，手持倒立的长竹大扫帚，不言而喻说明被批斗的都是牛鬼蛇神，统统在横扫之列。

批判的内容无非是院党委执行了“专家治校”、“教授治校”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引导学生“只专不红”等等。坐在下面的小将们随着主持人手中挥舞的红宝书，不时地跟着呼喊口号，而不少闻声赶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不知道批判的是什么，只是伸长脖子站在后面看热闹。会场一阵又一阵的呼喊声浪破窗而出，在空旷的运动场上空回响。

批斗会后，这些竭力推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统统被安排洗刷厕所、打扫卫生，触及灵魂、接受“改造”。

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的规模就像大海的狂涛，一浪高过一浪。就在大家私下猜测学校下面还要批斗谁时，邻近的珞珈山上传来震撼人心的消息：武汉大学对李达反党“三家村”的批斗大会还要反复进行。实际上在我们返汉之前的6月3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就已发表长篇文章，点名批判武汉大学的反党“三家村”。

所谓李达“三家村”自然由三人组成。为首的是李达校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号人物是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1965年初已调至广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现从广州被强制押回武汉大学，接受群众的批斗）；第三号人物是副校长何定华，系延安时期老革命，曾留学日本，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

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发文的当天，武汉大学就在学校小操场召开了李达反党“三家村”罪行的首场批判会，不仅“彻底批判”了李达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严重罪行”，据说还由学校派人到湖南李达家乡，找来几个自称是受过李达剥削的农民，在大会上要清算所谓李达过去对他们进行剥削的“旧账”。

会后，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布置，武汉三镇每天动员数万人，手中挥舞着“打倒三家村”、“打倒李达、”“打倒朱劭天”、“打倒何定华”的小旗，络绎不绝地步行到武汉大学声讨“三家村”的罪行，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人数高达150多万。

这其中一天，我们武汉测绘学院师生也遵照市委安排，全体出动，列队步行上珞珈山，来到李达、何定华的住宅周围，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参加批判。其实，我们虽是武大近邻，但毕竟是外校学生，内心也并不清楚“三家村”究竟是何许人也，有什么样的“罪行”？也就跟着凑凑热闹而已。

夏坚白教授与毛主席亲切交谈

在回校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三三两两私下议论。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辆黑色轿车，慢慢行驶到一位身着中山装、带着宽边眼镜、头发稍显散乱、正满腹惆怅地跟着我们的队伍踽踽而行的老人身旁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位中年人微笑着招呼老人上车，有同学忙上前探看，方知老人正是我们的夏坚白院长，而车内坐着的是我们学院的毛远耀书记，那位招呼夏院长上车的则是毛书记的秘书。原来他们也来参加批判李达“三家村”。

夏坚白教授（1903-1977），江苏常熟人，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中国测绘学科的领头人。而解放前夕，他还毅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胁迫，追求光明，自己不仅不离开上海，还劝说叶雪安等著名测绘专家不去台湾，掩护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等人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为新中国保护了宝贵的科学人才。

解放后，夏坚白教授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新中国成立的亚洲第一所测绘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辛劳。可是运动一开始，就成了批判对象，待遇统统被取消，外出自然只能以步当车，而毛远耀书记受到保护，仍然能够享受原有待遇。但是他们毕竟多年来在武测共事，互相理解，结下友谊。

看到年逾六旬的夏院长文革以来经受考验，本来就身心俱疲，现在也来珞珈山参加批判，接受教育，无异于遭受折腾，毛书记坐在车内，看在眼里，心存怜悯，因而停下邀请院长上车同行。谁想，日后毛书记在运动中也成了批判对象，邀夏院长搭车同行，竟成了他“同情、庇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

湖北日报刊文批判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此后数月，武大批判李达“三家村”的势头有增无减。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武汉大学，被诬称为遭李达为首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了领导权。据统计，武汉大学当时共有1222名教职员工，受李达“三家村”株连而被批斗的有227人，后被编成两个加强连送到武昌县东升公社监督劳动改造。而李达校长在连续遭受批斗不久，便一病不起，非但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还雪上加霜地被开除了党籍，这位声名卓著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作为当时湖北省以致中南地区遭到横扫的头号“牛鬼蛇神”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

三

革命串联

1966年 8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风靡全国。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共八次、分十批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以及到北京串联的外地红卫兵和群众。从而使得红卫兵这支文革初期的生力军受到极大鼓舞，革命造反的热度迅速膨胀。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我们在武汉按捺不住，也急着要到北京串联，去接受首都文化革命的熏陶。于是在学校组织的安排下，我们大班数十人于8月下旬乘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凡是到北京串联，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坐火车不要钱，到了北京吃住也不要钱，真是天上掉馅饼。

到了武昌火车站，只见人山人海，都是带有红卫兵袖章，要去北京串联的。开往北京的列车挤得根本上不去。我们有的同学硬是爬上车窗，钻进上半身，再由先挤上车的同学尽力将他拽进车内。而到了车内，我们就人挨人地一直站着，时间久了，想活动一下腿脚，抬起就再难以插足，真可谓人满为患，水泄不通。

8月31日清晨，我们从住地出发，列队前往长安街，等待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第2次接见和检阅。据说，这次参加的主要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约有数十万人之多。很快，整个长安街两旁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红旗迎风招展，语录红歌响成一片，年轻的红卫兵们头顶骄阳，满脸汗水，心潮澎湃，翘首以盼，等待人生最幸福时刻的到来。

直到下午5时左右，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激越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嘹亮歌声，不知是谁呼喊道：“毛主席来了！”一直坐在路旁的红卫兵们随即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高喊“毛主席万岁！” 蜂拥向前。只见一列吉普车队开过来，我们手挥旗帜，挤着喊着，连车内的人影尚未看清时，车队已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

不一会，在天安门广场由康生主持召开了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林彪、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讲话。大会结束后让红卫兵和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前通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然而此时我们这些待在西长安街复兴门外的红卫兵们早已散而乱之，无人问津，只好踩着四处散落的鞋子、旗子，满怀失落、疲惫不堪地返回住地。

我们这次到北京串联，接待我们的是地处复兴门外的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测绘总局是我们武测的直系领导，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开展得热火朝天。机关大楼内到处张贴着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批判的主要矛头自然是指向局领导一把手——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

陈外欧，1910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身经百战，八负重伤，忠诚革命，功劳显赫，1953年，任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总参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是新中国和军事测绘事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但他却历经坎坷，屡遭厄运。1959年，就因为休假回乡时对农村的共产风、浮夸风等极左现象提出批评，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云南省农垦局任副局长兼景洪农场场长。1962年平反，官复原职。

文革期间，陈外欧又再次遭受迫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贺龙死党”、“五一六”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在总局的一天，知道我们是来自武测的学生，正在遭受批判的陈局长还特地来宿舍看望我们。他中等身材，面容黝黑，虽略显苍老，却两眼炯炯有光，精神矍铄。在和我们一一握手后，便坐在我们中间，向我们了解在武测的学习生活，以及武测文革的情况。有幸在此时能见到革命的老前辈、测绘行业的最高领导，且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视我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和我们促膝谈心，对我们关怀备至，使我们深受感动。

陈局长不仅将军气质依旧，而且具有铮铮铁骨。据说在遭受批斗时，有造反派批他为“反党分子”，他义正言辞地反驳道：“不错，我是反党，反了几十年，但我反的是国民党！”却不曾料到此后不久，陈局长竟经受五年牢狱之灾，直到1976年才得以平反，1984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

在京期间，为了争取有更多的有关运动的收获，我们还多方奔走，到首都部分高校以及一些机关单位，了解文革动向，学习运动经验。最令我们心灵受到震撼的是一天我们到西单附近的团中央机关串联，看到了公开批斗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领导成员的场景。

那天，团中央机关大院内挤满了进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闻声赶来的群众，大家都乱哄哄地围堵在办公大楼的四周。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的两端均为三层裙楼，而中间为四层塔楼。塔楼有门通往两端楼顶的平台。其时，四周贴满批判胡耀邦等人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的办公大楼大门紧闭，而塔楼通往两端楼顶平台的门却敞开。

每隔约半个小时，由数名身着绿军服，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将团中央的领导门鱼贯押上平台示众。当时的团中央领导主要是“三胡”，即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和候补书记胡启立。他们在运动开始不久便被打成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三反分子”，

8月中旬以来，他们每天都要头发剃光，胸挂黑牌，凡到整半点，被红卫兵押解着到办公大楼的楼顶平台上，缓慢地绕行一周，以示众的方式接受大楼四周一边跟着楼上的话筒呼喊口号，一边像看西洋景一样好奇地朝平台昂首眺望的红卫兵们的批斗，每次大约10分钟，完毕入内，下个整半点重复再来。

在此盛夏高温下，被强制地一遍又一遍地头顶烈日，低首弯腰，在楼顶绕行示众，蒙受屈辱，就是身体健壮的年轻人也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后来才得知，这种方式竟然是对团中央领导们的“保护”！因为出于种种原因，每天到团中央机关大院来要求揪斗“三胡”的红卫兵数量很多，如果放任让红卫兵对他们进行贴身批斗，很可能会对他们大打出手，免不了使他们遭受皮肉之苦，而采取这种方式，再心怀不轨的揪斗者，也无法动手，只能望楼兴叹。至于让“三胡”们剃成光头，也是为了让揪斗者无发可揪！

谁曾料到，如此苦心孤诣的“保护”并未能让团中央的领导们摆脱厄运，不久之后，胡耀邦等“三胡”便被团中央内部的造反派和首都部分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次又一次揪出去进行围攻、批斗，使他们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由京返汉后，在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革命大串联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一些同学又结伴外出串联。我们南下首先到湖南乘车前往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然后返回长沙，跨过毛主席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湘江橘子洲头，来到岳麓山的湖南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院校。

我们的一项重要的行动，就是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并及时上邮局将抄写的大字报内容寄给留在校内的同学，以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学习人家运动中的成功经验。真是革命干劲十足，取经传宝真忙。然后接着前往南昌、杭州、上海时，这样的劲头不断削减，竟和各地来的红卫兵汇聚一道，开始畅游各地风景名胜，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瞻仰韶山毛主席故居

外出串联，不仅乘车免费，吃住都在高校红卫兵的接待站，睡的是地铺自然免费，吃的如果自己带钱，可以自买餐劵，如果没钱，只要出示自己学校开的串联证明，也可以记账领取餐劵。我有一位同乡校友，身无分文，就凭一纸串联证明，不仅分文未花，游遍了除西藏以外的大半个中国，返汉时还额外多披了一件军大衣，那是因为天冷，在某地红卫兵接待站借的，也带了回来。

后来，为了进一步响应中央的号召，一些红卫兵又进行了步行串联。就在天气逐渐寒冷，大串联却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央一声文告要大家回校复课闹革命，并且答应来年春天再开始第二次串联。岂知学生们听从号召返校后，这样的好事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更加猛烈的风暴正在扑面而来。

四

惊魂批王

文化大革命早期的红卫兵运动既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受血统论的影响，最初的红卫兵组织单纯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的“红五类”子女组成，起初的行动纲领主要是破四旧，但是后来他们的父母多数成了“走资派”，他们自己也成了“黑五类”，自然想不通，便逐渐由运动的生力军走向了运动的对立面；而当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时，一些在运动初期受过压制的学生便打起了“造反有理”的旗帜，于是造反派的红卫兵应运而生。

典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北京，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等；而在武汉，也闻风而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第二司令部”，即“二司”（以武汉运动开始时成立的红卫兵，即“三字兵”为第一司令部），以及后来因观点不合，从“二司”分裂出来的“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后被称为“三司”）等。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造反组织，主要有以武钢工人为主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简称“九一三兵团”）和“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

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不久，做出的一项重大的行动是揪斗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当时中南局第一把手陶铸已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便调王任重前往广州主持中南局工作。但是不久陶铸被批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很快被打倒，王任重也跟着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于是在1966年底，武汉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派人去广州将王任重揪回了武汉。

1967年元旦，“武汉工总”、“九一三兵团”和红卫兵“二司”等造反派组织，召集了10万人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公开批斗王任重。时值严冬，阴风乱吼，寒气逼人，但偌大的体育场人头攒动，群情昂奋。上午10时整，一阵激越的音乐响过，主持人宣布批斗大会开始。不一会，王任重头戴军帽身着军装，外穿军大衣，配带的帽徽和领章鲜红夺目，从主席台的后面扬起右手，面带微笑，向台前走来。

王任重前不久在北京作为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之一，曾数次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和检阅红卫兵，可能此时仍然余风尚存。他走到台前，一面先向左边，再向右边缓步而行，向挤满全场的红卫兵和造反群众挥手致意，一面口中喊道：“同志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

当王任重回到台前中间后，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两名身着军装、臂带袖章的红卫兵，毫无顾忌，上前将王的军帽除去，军大衣扒掉，军装上的红领章也被抠下，一面硕大的黑牌直挂胸前，一顶纸糊的高帽直带头上，黑牌和高帽上面写的名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

就在王任重扭动身躯表示不满时，这两个红卫兵一手将王的手臂反扭，一手按住王的肩膀用力下压，来了个地道的“喷气式”。王双目圆睁，转头怒怼，以示抗议。其左边的红卫兵飞脚朝他的左腿猛地一踢，王的双膝应声跪倒在台上。我们武测的红卫兵不但参加了大会，而且被安排在靠近主席台的看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无不感到心惊胆颤。此时的王任重毕竟名义上还是一位中央首长，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奇侮大辱，真是骇人听闻。

接着，大会安排各造反组织的代表轮番发言，批判王任重在文革开始后的五十多天里，充当刘邓在湖北忠实的代言人，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冤假错案，实行白色恐怖的滔天罪行。发言者义愤填膺、声嘶力竭，会场上呼喊打倒的口号声犹如惊涛骇浪。

以前有关揪斗“走资派”的消息和画面，大多在报纸上看过，即使在北京团中央看批斗“三胡”，也还算文雅，但是这次面对这样的批斗大会，我们的大脑一片空白，双耳几乎失聪，什么也听不进去，不由地扪心自问：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这究竟是在革谁的命啊？

王任重建国后，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1954年夏天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总指挥，为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确保武汉三镇的安全，做出过重大贡献，1960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曾多次陪同毛主席乘火车视察南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又在武汉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不久便接替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但是，王在担任湖北省和中南局的领导工作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1965年春，我们到湖北孝感参加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农民群众，揭发“四不清”问题，并且召开大会，让贫下中农通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我们满以为他们控诉的一定是解放前所受的苦难，岂知他们争相诉说的竟是三年困难时期，干部如何多吃多占，群众如何忍饥挨饿的不幸遭遇，实际上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的农村干部。而这些都是在学习、贯彻、执行了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下发的一系列指导社教的红头文件后所发生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红头文件实际上都是推广的“桃园经验”。

文革前，王任重长期担任湖北省的领导工作，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从1953年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王任重喜欢钻研理论，曾被毛主席夸赞为“华北第一才子”，而李达长期以来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哲学，是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王任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提出一些观点，李达却不予认同，例如1958年王任重就提倡“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李达却说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是1958年，武汉大学和全国其他高等院校一样，进行教育革命，在其高潮中，李达却对其中的一些“左”的倾向，从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

李达的这些思想和行动难免使省委和王任重感到难堪，但王任重虽是省委第一书记，而李达不仅是老革命，还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对李达的所言所行也无可奈何。然而文革开始，王任重可能认为李达平时“碍手碍脚”，给他的领导工作带来很多麻烦，现在是到了搬开绊脚石的时候，尤其是在北京揪出吴晗反党“三家村”，南京揪出匡亚明反党“三家村”之后，湖北省委也应仿而效之，在武汉揪出个反党“三家村”，一方面表示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方面也显示湖北省文革的重大成果。于是牵强附会而又迫不及待地抛出武汉大学李达、朱劭天、何定华反党“三家村”，发动武汉市和湖北省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长达数月的批斗，最终使李达含冤而死。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曾料到，就在斗倒武汉“三家村”，成为运动初期的有功之臣，于1966年7月荣升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之后不久，在一次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竟被身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公开斥责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带领群众喊出了“打倒王任重”的口号，于是王任重也迅速被带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遭到了无休止的残酷批斗，以致身陷囹圄蒙冤入狱长达八年之久。

据称王任重在弥留之际，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作为革命的老前辈蒙冤而死，自然和他不无干系，另一个是曾经作为他的副手，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张体学，对湖北省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良多，在1959年也曾被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应该说作为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能够进行自我反省，王任重还是有其可贵之处。

王任重有一个儿子名叫王三宝，当时是武汉实验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也是学校红卫兵的积极分子。后来我们在省委附近的大字报栏曾经看到造反派红卫兵对他的批判，说他是“王三保，保皇、保爹、保自己”，而王三宝也贴出大字报针锋相对予以回击，说他自己的确是“王三保”，只不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

在元旦公开批斗王任重不久，上海造反派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也迅速刮到了武汉。元月19日《湖北日报》发表武汉地区41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的《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告全省人民书》，鼓吹造反派“夺权”，30日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公开批斗了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2月8日 “工总”等12个造反组织在武汉《长江日报》联合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而又严峻了！

五

江城之殇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及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影响下，江城武汉的造反组织也迅速采取行动，于1967年元月下旬开始了对湖北省党、政、财、文各部门的夺权行动，2月8日由“工人总部”、“九一三”等造反组织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要使武汉大乱、特乱、乱深、乱透”。2月12日，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首都高校造反组织赴武汉“联合野战队”又共同发表“武汉必须大乱”等文章，进一步给全市造反派的夺权狂潮推波助澜，从而使得全省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就在武汉的造反派群众纷纷揭竿为旗，争相夺权之时，原先的一些保守派群众也不甘示弱。5月16日，由1966年12月成立、1967年2月宣布解散的“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简称“联合会”）成员为主体，又吸纳了文革初期的学生红卫兵（“三字兵”）和工矿企业红卫兵（“红武兵”）等50多个偏于保守的组织成员，组成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该组织的成立，实际上得到了当时在武汉地区接替湖北省政府的军区领导的支持，成员总数迅速超过百万，所以号称“百万雄师”。

不久，在军区领导的压力下，“工人总部”于3月被迫解散，但是在《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后，于4月又重新恢复。此后，武汉便形成了以“工人总部”（后称“钢工总”）及学生“二司”（后称“钢二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与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保守派组织两大对立面的严重对抗。对抗由“文攻”逐渐发展为“武卫”，以致6月开始，规模不等的武斗事件接连发生，不断升级。

第一次大型武斗发生在6月17日。地点在汉口六渡桥附近的民众乐园。民众乐园是武汉老百姓休闲娱乐，餐饮美食最集中的场所，曾与上海城隍庙齐名，自从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之后，这儿成了当时武汉造反派最大的据点。

为了从造反派手中夺取民众乐园，百万雄师调集了数千人，计划首先占据附近的财贸大楼和工艺大楼，然后以该二楼作为桥头堡，从两侧包围并攻占民众乐园，遭到了进驻在民众乐园内造反派的竭力抵抗，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血案。当场死亡十余人，重伤数十人。

数天之后，我们来到汉口，只见昔日繁荣兴旺、人流如织的六渡桥，商店关门，行人寂寥，民众乐园大门紧闭，楼顶的女儿墙边排满铁丝网，门前的街道上堆满了东倒西歪的沙包和水泥袋，完全一副劫后余生的凄惨景象。

一周后的6月24日，汉口又发生第二次大型武斗，地点在汉口大智路有益街的市文化局大楼。当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即乘车前往探看。据知，聚集在大楼内的主要是工人造反组织“工造总司”的成员，大约有200人左右，而欲夺取大楼的依旧是“百万雄师”。

我们到达现场时，只见若干头戴柳藤帽，手持长矛或棍棒的百万雄师成员已经对大楼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用广播车在不停地对着院墙内的大楼喊话，要他们立即交出窝藏在大楼里的工造总的黑头头和反革命罪犯，而里面的市文化局大楼顶上形单影只地飘着造反组织的旗帜，楼里的高音喇叭则反复播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音调显得分外的悲怆。在包围圈外面数十米远的街道上，则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包围圈的人员不时用消防龙头向大楼喷水，欲对大楼发起进攻，而大楼里面的人则向下面投掷砖块、瓦片予以回击。与此同时，混杂在外面街道人群中的造反派及对武斗不满的群众也不时向里面包围圈的人投掷石块或其他杂物。

包围圈的人受到外围意外的袭扰，起初并无还手，突然一声号令响起，包围圈的人立即调转头来，集体挥动着手中的棍棒，向外面街道上围观的人群发起冲击，而围观的人群则迅速向四处逃散。等冲击者回到原先的包围位置后，逃散的人群又渐渐回拢，再次向包围圈投掷杂物。

不一会，包围圈的人又突然将门口的道路迅速让开，就在街道上的人群不知又有何事即将发生，争相逃避的一刹那，只见一辆载有全副武装人员的卡车按着刺耳的喇叭声向外猛冲，沿着街道呼啸而去，待卡车远去，心惊胆颤的群众又重新聚拢来向包围圈的人发泄心中的不满。接近中午时分，百万雄师终于以攻克文化局大楼结束了战斗。事后知道，此次武斗又当场死亡20余人，重伤80余人，甚至有年仅16岁的女红卫兵广播员也被夺去了宝贵生命。

武汉连续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于6月下旬给武汉军区发来电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为了切实解决包括湖北在内的南方诸省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于7月14日晚抵达武汉，开始他的南方巡视，先行来汉做准备工作和保护主席安全的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和毛主席一道入住武昌东湖宾馆。

但此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势态非但没有收敛，反而于7月15日在汉口武圣路又发生了第三次大型武斗。本来学生造反组织准备在7月16日这一天横渡长江，以纪念毛主席6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一周年，百万雄师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决定提前一天于7月15日进行横渡长江活动。学生造反组织对此不满，于7月15日针锋相对集中到汉口进行游行示威，但在桥口区武圣路的汉口电车公司门口受到了百万雄师的冲击，又发生了武汉第三次大型武斗，造成了新的伤亡。

7月18日，毛主席在东湖宾馆亲自召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指出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他立即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做好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工作，防止发生报复现象。

百万雄师很快获得有关消息，于7月20日凌晨，组织群众涌进东湖宾馆内王力的住地，要求回答问题，遭到拒绝，便将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大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判，并组织军民连日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从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被认定为冲击毛主席住地、危害毛主席安全、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七二O事件”。

王力、谢富治等回到北京后，中央文革于7月25日在北京召开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后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来公开信，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至此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取得了“七二O事件”的“重大胜利”。

为了庆祝胜利，武汉造反派决定还以“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的名义，组织群众举行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8月1日上午，武汉江汉关和武昌码头的沿江大道红旗招展，人潮涌动，由各单位造反派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游泳健儿兴高采烈，决心到长江中大显身手，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参加渡江的既有工人也有学生，既有男生也有女生。

根据事先计划，将学生队伍安排在前面，其顺序为女生在先，大学男生居中，中学男生在后。之所以将女生安排在最前面，据报道是因为这些女生原来都不会游泳，正是由于她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短期内便掌握了游泳技能，因而成为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次成为渡江的先锋队，就是对她们的奖励。

然而，上午9时左右在汉阳门下水处，就在活动领导人发表讲话，尚未发出下水信号的时候，由于组织忽忙，指挥失控，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后面的人群不断向前拥挤，导致女生队伍刚下到入水的台阶上，中学男生就抢到了大学男生的前面，争相下水，将刚刚下水尚未游开的女生压在水下，无法起身。后面的人，既有游泳者，还有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也身不由己地纷纷被挤入水中，将前面已被压在水中的人又踩踏脚下，结果有上百名学生溺死于水中，造成惨痛悲剧。

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系学生李双成在此次事件中也不幸遇难。不久，汉口、武昌两边的江岸上就摆满了花圈，面对东逝的江水，寄托无尽的哀思。

七二O事件后，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组织的有力支持，似乎给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群众极大的鼓舞，但是一个月后王力、谢富治来汉处理问题被认为是为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笔杆子”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批为“反党乱军”的“小爬虫”。加之犯有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及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和聚众打砸抢等罪行，而先后被捕入狱。

四人帮倒台之后，“七二O事件”则被定性为“林彪、江青等在武汉制造的反党乱军事件”。中央对“七二O事件”中遭受迫害的群众，以及当时同情、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干部、群众及家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而武汉地区历次武斗中伤亡的人员，包括横渡长江活动中牺牲的学生，则作为江城之殇，早已随着浑浊的江水，呜咽而去。

六

总理之光

七二O事件以后，为了促进武汉地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达到“乱后而治”的目的，1967年10月8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抵达武汉访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武汉数十万军民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周总理便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一道来到武汉测绘学院运动场，参加由钢二司等组织参加的群众欢迎大会。

周恩来在武测学生中间

周总理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武汉地区的革命小将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号召广大革命群众消除派性，通过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大会快要结束时，会场的秩序有所松动。靠近主席台的同学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红光满面，身体十分健康，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激动，还想多看一会儿，而靠后的同学因为看得不够清晰，便不断往前拥挤，也想更近地看上一眼敬爱的周总理。为了保护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安全，警卫人员很快组成人墙，形成一条通道，将周总理一行护送到运动场的东南面学院的二号教学楼（制图楼）上休息，同时将多部轿车停靠到了该大楼正门前，准备总理一行离校时乘坐。

得此消息，同学们便急忙离开运动场，也向二号教学楼涌去，很快将该大楼的正门口及轿车旁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希望等周总理从这儿出来离校时再一次向周总理表达敬意。就在大家挤在正门口，耐心等待的时候，不一会喇叭里传来消息，由于日程安排时间有限，周总理已经和贵宾们一道离开我校，希望大家平安返回。原来就在大家迫不及待地挤在二号教学楼正门口，盼望周总理早一点出来的时候，警卫人员已引领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悄悄从大楼另一端侧门走出，乘坐其他轿车离校。

翌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贵宾们又出席了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隆重举行的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大会，并接见了武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

披上盛装的武汉测绘学院欢迎周恩来和谢胡

武汉测绘学院是以测绘学科为主的高校，专业设置相对单一，学校的规模不大，这样的群众欢迎大会为何能设在武测举行，由于总理的光临而给武测带来莫大的荣耀？我估计的主要原因，是武汉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的头头就出自武测，钢二司的总部也设在武测。其一把手杨道远是武测航测系66届毕业班的学生，在学校成立造反组织时，由于他是中共预备党员，表现也不错，便当上了学生二司武测分部的头头。

1966年10月26日，武汉全市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武汉二司”），由于杨道远的预备党员身份，而被武测分部推举到总部，并当选为二司总部的一把手。

七二O事件后，武汉造反派一度掌权，武汉二司被称为“钢二司”，杨道远荣升司令，风光一时，成为武汉测绘学院的骄傲。据说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亲自和随员一道，携带慰问品去医院探望。于是武汉全市很快刷遍了大幅号外：“热烈祝贺陈司令看望杨司令”。

作为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杨道远曾先后当选为武汉测绘学院革委会主任、武汉红代会主任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然而好景不长，和北京学生造反派的五大司令如出一辙，于1971年被打成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在湖北全省进行批斗，后又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捕入狱。前后刑期长达27年。

杨道远，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叫杨书贵，文革开始后为了表示和湖北省委的一把手王任重有同样的抱负，所以更名为杨道远。杨身材不高，性格较内向，在武测航测系求学时，担任一个小班的劳动委员，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毕业后一定是测绘工程单位的一名称职的航空摄影测量技术人员。

正是文化革命的大潮，将他推上了武汉地区文革的风口浪尖，后来由于群众组织的大兴大衰和他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使他既尝到了“时势造英雄”的甜头，又吞下了“沦为阶下囚”的苦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弄，更是他个人的悲哀，也给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史添上了浓墨重彩，而又令人唏嘘的一笔。

由于钢二司的一时兴盛，武汉测绘学院也一度成了武汉地区学生造反派活动的重要阵地。但是毕竟由于学院的规模偏小，就学校内部的文革而言，其群众组织的活跃度和在武汉地区的影响力都不是很大。七二O事件后学校的群众组织主要有二司分部和三司分部。三司即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1966年11月从二司中分裂出来、斗争策略偏向温和的组织，头头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丁家显。

在武测学院内部，两派组织经常打打嘴仗，进行“文斗”，但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武斗”。学校的广播台设在北面小高地的一座二层小楼里，由学校的一派占有，每天在播送文革消息的同时，也编造一些对另一派不利的舆论，这自然引起另一派的不满。

一天傍晚，另一派动员部分群众，将广播台团团包围，意欲夺取广播台的拥有权，而守卫广播台的一派在通过广播呼叫成员尽快前来解围的同时，派出一些身穿军装、臂带袖章的女同学出来，一面齐声高唱语录歌，一面手挽手构成了守卫的人墙。

准备攻占的一派当即大声谩骂：“你们是不要脸的女流氓”，守在大楼四周的女生则齐声怒怼：“我们甘当革命的女流氓”！僵持了一会儿，面对如此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的女同学，准备攻占的一派也感到难以下手，便不攻而退、悻悻离去。一时间成为校园内的笑谈。

这之后，红武测虽然仍是武汉地区文革中学生造反的中坚力量，但是除了部分学生成为二司和三司的积极分子而外，多数学生对激烈的派性冲突感到厌倦，对参与运动的积极性逐渐降温，而“逍遥派”的队伍则不断扩大。

校园内的大字报栏和学生食堂的墙上，经常见到落款为“空军司令部”、“伞兵司令部”的“声明”或“通告”，其实都是少数“逍遥派”甚至是个别不参加任何组织的“散兵游勇”的搞笑之作。在无休止的派性争斗之余，不时制造一些含有讽刺意味的小道消息或花边新闻，让内心苦闷的同学看了，会心一笑，聊以自慰。

就这样，同学们既不用上课，也无书可读，有的成天无所事事，外出闲荡，有的则购买了不少无线电原件，学习安装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尤其在毕业班的宿舍里，三五成群，互相切磋，废寝忘食，一时间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校园里蔚然成风。

七二O事件的解决，及乘周总理来汉给予重要指示的东风，武汉地区很快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武汉市、湖北省和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逐步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我们也成为文革“老五届”中最先分配的一届毕业生，于1967年秋季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过去50余年，过来人似乎逐渐将其淡忘。但是文革作为一场十年浩劫，给我们人民带来的绝不是所谓的“磨练”，而是空前的灾难；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绝不是简单的损失，而是崩溃的边缘。回忆文革，不是为了沉湎于伤痛和愤懑，而是为了认真地吸取历史的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以便采取正确的措施，使这样的劫难永远不再重演。

试想，如果文革真的“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们的国家还有今天的快速发展吗？我们的人民还能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吗？多亏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拨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将文革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说明：本文的写作主要依据笔者在武汉文革中的见闻，部分参考百度等网络信息，部分图片取自网络。

2017-10-28 南京

文图由作者提供，特此鸣谢

记忆：文革反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