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丨朱嘉明：程秀生与"中心"故人点滴

朱嘉明新三届

老编的话：1980年代的中国，是意识形态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是思想如白云苍狗、精神在雪地撒野的时代。每次读到追忆1980年的图书，如柳红《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等，都令人心潮澎湃、激情燃烧。本号特辟“致敬”栏目，邀约追忆1980年代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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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1966年就读于北京13中；1968~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8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先后在哈佛大学、曼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MBA。之后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学习、考察、经商。2000年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现已退休。

2015年朱嘉明、柳红夫妇与蔡晓鹏（左）留影

　　（2016年）1月15日傍晚，收到李善同经我夫人柳红转来的微信：“请转告嘉明，程秀生于1月11日晚因肺癌在京去世。”那天的台北，正是投票日的前一天。一些朋友专程来观选。入夜，风雨交加。

可能是这些年人在海外，接到了太多来自国内朋友的噩耗，对于秀生之死，我并没有太大的震惊，但是，确有一种深沉的悲哀。

自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创建之始与程秀生相识，至今已有35年。我与他有四年同事经历，从月坛北小街2号院到中南海工字楼，那是充满希望、努力做事，所做之事对社会进步能起推动作用的岁月。

　　程秀生（1944-2016，安徽宿州人）是当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之一）所精选的第一批四个研究生之一。他是1962年考进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文革后第一届清华经管系研究生。巧得是，他的大学同学，而此时北大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李善同(1944年生）也同时被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自1980年代后期，技术中心的“青年”一辈先后离开，他们俩位数学出身的同学“元老”却一直呆下来，在发展中心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除了这两位老大学生，第一批招入的另外两位研究生则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后来去农村插队，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是皮声浩（1949-2008），一个是许小年(1953年生）。而此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刚由马洪创建，只有孙尚清、张泽厚和我。

　　最近读何维凌手稿，才知道1962年高考的特殊之处：“从1957年起到1976年止，整整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被淹没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阴霾中；而1962年却偶露天光......1962年又是文革前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全国应届毕业生的报考与招收比例为10比1。入学的学生因硬碰硬考进来的，多是业务尖子，多自负，多‘怪’才”（《何维凌手稿》第5页）。

　　李善同说他们数学系，在1962、1963、1964年扎扎实实念了三年书。二年级分专业后分为数学两个班，计算数学一个班，力学两个班，程秀生在数学一班，李善同在数学二班。1965年9月开始到正定参加四清，1966年5月回京。1967年毕业后，程秀生在农场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就到青海的化工厂工作，1979年考到清华经管学院。

据张泽厚回忆，马洪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招什么样的青年，有三点指示：一是主要从三个地方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是，成绩优秀者；三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程秀生入选。

1990年代后，程秀生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综合部副部长，部长，企业所所长，信息中心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司治理、民营经济、城镇化等。

在旁人眼中，他在官学两界的地位兴许还不错，但是，我却为他惋惜。如果不是“文革”，原本，他有可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这个国家应该更需要数学家。

后排左1程秀生。图片来自杨明轩博客

　　在我与程秀生共事的日子里，私交不算多。这不仅因为大家各自忙碌，还因为那时的我惹了太多单位之外的事情。在我印象中有这样几个有趣的片断——

　　一是，他讲话慢条斯理。谈问题强调逻辑和推理，还不忘数字，这无疑和他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有关。二是，与人为善。他比我大六岁，那时的我，常有狂傲不羁，有些同事对我有意见，而在程秀生那里我总能感到的一种笑咪咪地欣赏。

1982年整党时，入党不久的我，还担任个支部副书记，自然因为“自由散漫”的行事作风受了很多批评，程秀生替我做过不少解释和辨护。三是，程秀生做事仔细、踏实。在中心当时研究2000年的中国的大课题中，他作了相当贡献，担当了好几个领域的研究主力。

　　后来，我离开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在河南省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中信国际所等地工作。那年春夏之际到海外，与国内很多师友都断了联系。唯一保持联系的人是和程秀生同年进中心，后调入中信国际所的老皮（皮声浩）。

在2000年我到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作后，曾与李善同就《工业发展报告》有过合作，老皮和善同也来维也纳做过访问。而再次见到程秀生，则是2008年的事儿了。

在老皮的牵线和安排下，那年春节，老技术中心的同事们聚会在隆福寺的一家饭店。其中最年长者是王慧炯（1925年生人），此外还有李伯溪，张泽厚，苗复春，皮声浩，程秀生，李善同，鲁志强，曹思源，于伟加等等。做东的是苗复春。

程秀生一反我年轻时对他性格内向的印象，逢年过节的问候从来没有少过，也是聚会的热情张罗者。就在头一次聚会不久，就又约了一个小规模聚会，地点是在万寿路，有上次缺席的许小年。

席间，谈及中心的老人马宾，有人说，他就住在附近，于是，吃罢饭，大家立刻去马宾家拜访。不知道地址，只凭一个信息：全院惟马宾家没有封阳台，我们就顺利找到，并在那里做了些交谈。

按中国不伦不类的“左”“右”划分，我们那天见面的人的“左”“右”光谱可能最为宽广。之后，是小年送老皮和我们回家。我们与老皮告别于南小街。已患癌症的老皮是乐观的，而我的预感是不好的。不出所料，这次见面之后才一个多月，老皮就去世了。

左起：皮声浩、程秀生、朱嘉明、张泽厚、李善同、许小年

　　 2015年过年，中心老人又在北京聚过一次。那天刚做过癌症手术不久的曹思源来了，人瘦了不少，激情与热情不减当年。他还将自己所写有关中国的前途、总统制方面的文章发给大家。遗憾的是，程秀生出差在外，未能赶上。当他几天后回到北京，又向我们发出聚会邀请。然而，我离国时间不能改变，未能聚成。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是在1981年春天，地点是中南海。院子里盛开着粉红色的桃花，生机盎然。

马洪创建中心的初衷就是要突破既有的体制，不按官制序列，从“中心”这个名称，到“总干事”这个头衔，都有创新的意思。他雄心勃勃，想建设中国的兰德公司，成为独立智库，为政府提供技术经济方面的决策咨询。

那时的马洪不过60岁出头，孙尚清不过50岁，张泽厚不过40岁，我也才30岁。30多年过去，马洪、孙尚清已成为故人，老皮走了，思源走了，秀生又走了。

年岁越大，越懂得亲人和朋友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我为自己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故旧见面交谈而深深地遗憾。是的，那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有点像传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已经远远脱离了它最初的轨迹。与这个中心相连的第一代人已经凋零和衰老。他们为那个时代所做的贡献和在1980年代留下的印迹，已经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