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效雄：1977年兄妹三人同赴考场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张效雄，湖南湘阴人，湘潭大学77级中文系毕业，写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出身的小说作家。他是一位生活在机关大院的资深记者，长期从事党政和法制新闻的报道工作，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高级编辑，中国首批都市报的创始人之一，曾获得青年文学创作竞赛报告文学一等奖，2015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畅销长篇小说《风起》。
本文作者张效雄。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已是1977年的初冬。
那年我刚过21岁，在洞庭湖畔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做专职团委书记。
这消息实在太令人激动了。从做知青的第一天起，我压根儿就没有＂扎根农村＂的长期思想准备，农民兄弟也没有指望咱能在那儿呆上一辈子。
1970年代父母和兄妹们的全家福，后排左2为作者。
前两年只好默默无闻，因为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这段时间内是不能招工招干入伍升学的。
第三年，我离开生产队，成了办点的工作队员，做＂以工代干＂的农场干部。但我这干部的主要活儿，就是到生产队＂办点＂，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地头干活，与农民别无二致。
这段时期内，虽然有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但被人家占去了名额。18岁那年准备去当兵了，外婆听说是去新疆，硬是拽着不让我走。在父母和外婆看来，我们兄妹几个的人生座标必须是上大学。
农场的知青岁月漫长，啥时才能圆大学梦呵。
作者家乡左宗棠故居柳庄，位于今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柳家冲。
机会终于来了，掰着手指头数了五年哪。
弟弟跃雄在农场水泥厂做了两三年临时工，常年做夜班。妹妹雄飞高中毕业不久，在大堤边担芦苇混了半年。听说要高考了，他们索性辞了工。
我们三人兴冲冲赶到农场招生办，领了视如珍宝的《准考证》。细细算了算日子，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星期了。
父母决心搞突击应考，把我们关在家里填鸭式复习。我是干部，按规定应回分场继续去“蹲点”。父母豁出去了，把我的自行车锁上，不让到十多公里外的＂点＂上去。
这下可闯了祸，高考结束发榜之前，我回单位时，自然被作为＂不安心农村＂、＂不守纪律＂的典型抖了出来。
恰逢年底农场开三级干部大会，党委副书记在工作报告中点名批评我，小组还专门开了个＂帮助会＂，让我作＂深刻检查＂。好在同事们心照不宣，走走过场也就完了。
后来我才知道，党委副书记的孩子关在家里复习了几个月。这种两套语言体系的做法，我当时怎么也不理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对两套语言体系感悟太多，在我的长篇小说《风起》里刻意描写过。这是后话。
株洲是全省高考试点地区，刚刚结束考试，传来不少讯息。优秀作文《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考场静悄悄》等手抄本也飞到了我们的案头。
做教育工作的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了些莫名其妙的习题、模拟题。他们恨不得浓缩以往十年学习的全过程，逼着我们漫无边际地读书演算。他们还临阵抱佛脚，请了农场里几个优秀的中学老师给我们答题解难。
这一段时间里，黑白颠倒，迷迷糊糊地猜题背题，模拟作文，大脑其实还是浆糊一团。好在母亲每日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还有夜宵。
那时候年轻，只要有好吃的，就有使不完的劲头，一点也不觉得累。只是老妈不准我们出房间半步，觉得闷气得很。好在农场场部电影院放映刚解禁的电影《鸦片战争》，记得是赵丹主演的。父母觉得这与我们的考试有点关系，放我们去看了一场，总算呼吸了一回室外的空气。
那一年洞庭湖畔特别冷。12月17日是个寒气逼人的日子，可在我们的心里，今天却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兄妹三人走进了考场，分别在不同教室参加考试。我报考文科，弟弟报考理科，妹妹是应届生，也是理科。
风刮得呼呼地响，我们带着帽子围着围巾进了考场。考场设在我读高中那个地方，那是我五年前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现在倒是觉得陌生得很。场外有民警把守，场内监考员无声地缓缓踱着方步，一片肃静庄严的气氛。
考场静悄悄，湿冷湿冷的，北风从缺了几块玻璃的窗户吹进来，室内似乎比户外还要冷。
先考语文。
第一道题是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把它们变成汉字。这是复习押题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题目。好在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十分全到手了，我心里便有了底气。
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与《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异曲同工，因有心理准备，不感为难，几百字信手写来。政治考试，我不是强项，估计最多是及格的水准。轮到考历史地理，我的信心又足了。历史考了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地理考了京广线、湘黔线等等，都是以前复习过的。如此下来，两天四场考试，张弛有序，倒也顺利。
因为我们兄妹三人在不同的考室，考试卷子不一样，回家吃饭时无法对答案。这样也好，免得互相影响情绪。但看弟妹二人，只顾埋头吃饭，表面上显得比较轻松，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底。父母也不多问，只等发榜看结果了。
戏剧性一幕：兄妹三人后来成为“新三届”同学。摄于1960年代汨罗江农场。
考试结束当天，我便回＂点＂上去了。那时我还在一个生产队做工作组的副组长，照样每日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不知不觉到了瑞雪纷飞的年关时节。很不幸的是，亲爱的外婆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们一家忙着办丧事，没有心情去理会高考的事儿。
好事多磨。就在农场党委副书记点名批评，并安排小组会帮助教育我以后的第二周，我们兄妹三人都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
作者1970年代在国营农场当知青时。
按照当时的规定，平均分数过了40分的，就有参加体检的资格。这40分，相当于后来的最低分数线。
个人的录取志愿是领取准考证时就填写好了的，体检后合格者，录取本科还是大专或是中专，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那个年代，能够被中专学校录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我心头的第一感觉是，从此后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不安心农村＂了！
父母不知从哪儿得知了分数，还真够味儿。我的成绩四科290分，平均每科72.5分，是很高的分数。后来的情况自然明了，我以第一志愿被重点大学湘潭大学录取。
妹妹当年被湖南农学院录取。弟弟以几分之差当期落选，他继续复习，奋起直追，半年后以第一志愿高分，被全国重点大学湖南大学录取。
从此以后，我们三兄妹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新三届”。
以后我在媒体上得知，1977年底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共计有670万名，也有说是570万名考生。这几百万人里，许多是夫妻同考、父子同考、兄弟姐妹同考。与我的家庭相似，兄妹3人同考，都被录取的不在少数。
77级这一届录取的学生，全国共计27万人，其中包括少量的“走读生”。有一部分是进入了中专学校“戴帽”的大专班。这些中专学校，后来大部分改成了4年制本科院校或专科学校。如果按照570万人计算，录取人数272970人，录取率为4.8%。
如果按照670万人计算，其录取比例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就是后来所称的“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
1980年代全家人在岳阳楼前合影。八个人中，新三届占据了5位，前排左起：大妹张雄飞，湖南农学院77级；小妹张雄文，湖南财经学院85级；母亲胡凤英；作者夫人聂朝霞，湘潭大学77级；后排左起：大妹夫陈飞跃，湖南农学院77级；父亲张业精；弟弟张跃雄，湖南大学78级；作者张效雄，湘潭大学中文系77级。
多亏父母的决心与信心，点燃了我们永不放弃，奋斗与追求的希望之火。
我感谢给我爱与恨、苦与乐的那个农场，我更感谢那些诚实可爱的农民兄弟。
我按政策带每月36元薪金度过大学四年，是他们的血汗养育了我。我对我的父母，对遥远年代里那些不知名农民兄弟们，始终充满着感恩之情。
在那个录取率极低的年代里，我们四兄妹全部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感谢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都是教师。在全社会都丢荒了知识的岁月里，知识却一直在悄悄滋养着我们这些困苦的孩子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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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达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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