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丨张玫：十二岁红少年 六千里大串联
作者简介：
张玫，男，祖籍河南许昌，1954年出生于湖北孝感，幼年随家庭迁居多地。1966年小学毕业参加文革串联，后在河南农村当过知青，在湖北林场当过林工，197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武汉警察学院任教，2015年退休，现侨居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附近。
本文作者（右1）与当年串联朋友45年后再相聚，2012年广东惠州。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国大陆陆续燃烧。1965年下半年，全国批判“三家村”以及吴晗的《海瑞罢官》，文革战车准备就绪；1966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文革外围战展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文革号角全面吹响。
同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突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发起总攻并驰入了快车道。
对于1949年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如同一提起文革，就联想到红卫兵运动，一说起红卫兵，必想起“八一八”。这一天，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来北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包括北京的革命群众，共百万之众。
嗣后，伟大领袖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共八次接见红卫兵13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的举动，使已成气候的红卫兵运动如干柴烈火。红卫兵所发起的大串联更是如火如荼，达到高潮。如果说在“八一八”之前，“文化大革命”只是华夏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给这个由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打气、加油，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
这些12岁至20余岁的青少年，正在初中、高中、大学读书的学生，既身不由己被裹挟，也推波助澜见狂热。
1966年夏，首都红卫兵南下野战队开始了首次串联，于是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各地学生拥入北京，接受检阅；北京学生四处点火，传播经验。上至繁华都市，下至边陲小镇，都设立接待红卫兵串联的接待站。
大串联中的本文作者。
串联的红卫兵，不仅乘火车、汽车、轮船、市内交通免费，住宿、吃饭（后来也收钱和粮票，但对于无钱者也可借支）、逛旅游景点也不要钱（当时很多旅游点的门票只有几分钱）。
一时间，北上南下，车轮滚滚，火车上人满为患。当今50岁以下的人，只是知道每年春节期间，导致火车乘客爆满的“民工潮”，却不知当年的红卫兵“串联潮”，要超过现今的春运拥挤多少倍。
当时全国铁路无论是通车里程，车次、车速和运输能力都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各趟旅客列车里的桌子上、行李架上，座椅下，厕所内都挤满了人，这种场面，回忆起来都让人胆战心惊。
很快，铁路已无法超负荷运转，而当时的其他交通方式极其落后。不停止串联，国民经济将会崩溃；停止串联，又会给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运动泼冷水。头盖刚刚掀开，好戏还在后头，这样的难题让周恩来都束手无策。
恰好这时，大连海运学院和首都大学红卫兵发起徒步串联闹革命这一新创举，并很快得到已焦头烂额的中央领导肯定。从1966年11月开始，到1967年2月，乘车串联已被禁止，徒步串联成为主导。
徒步串联模仿的是当年红军长征，只是地域更加广泛，此时离红军长征胜利只有30年，红卫兵队伍旗帜很快飘扬在全国各地。红军到过的雪山、草地、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六盘山等当时交通不便，红卫兵鲜有到达。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延安、南昌、遵义……也就是现在所谓红色旅游之地。
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拍摄过这幅颇为壮观的图景：铁路沿线、公路两侧，到处是一队队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背着黄挎包，背着行李的年轻人。
23年后的北京曾有过类似的宏大场景，但无论是声势还是人数，难以望大串联之项背。本人亲历两场在中华上演的大剧，不知是荣幸还是悲哀。
大串联中的本文作者。
我当时随父母飘落至鄂北的一个小镇，刚进入镇中学读一年级。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和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一样，赶上串联的第一阶段，也就没有成为八批中的一个，进京一睹天颜。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一直引以为憾。
要知道，当时全国七亿人口，绝大多数是毛的“粉丝”。和北京的学生具有得天独厚条件不一样，中国小城镇的中学生，能到北京接受英明领袖的接见，尽管比现在中百万大奖要容易，但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入12月，毛泽东已不再接见红卫兵，中央也不提倡外地红卫兵去北京。我们的学校已经停课，高年级学生纷纷结伴外出，高我两届，在另一所中学读书的姐姐已和同学向韶山出发。每天我都可以看到一队队各地红卫兵经小镇南下，我实在按捺不住投身于这场运动的冲动。
我的同班同学因年纪较小，在乘车串联被叫停后不再有人愿意出行。于是，我决定一人外出。虽然我当时只有12岁，身高145厘米，体重60余斤，但我从小喜欢看地图，方位感极强，也读过很多中外书籍，有着与现在的青少年不同的知识结构，而且胆量极大，敢于冒险。
我向广水镇中学负责串联的孙老师请示，诈称同学陈建国的姐姐和她的县一中高一同学的串联队带我外出，并让陈建国到场做伪证。于是，我得到了一纸串联证明和第一个月的13元钱串联费（含生活费、鞋费、雨伞费）。
如果一个月后仍在途中，学校收到电报后会向学生所住接待站寄第二个月的6元串联费。回想起来，我之所以第一次外出就将近两个月，很可能是为了得到第二个月的串联费。
1966年12月12日至1967年2月6日，我的57天的处女游分为两个阶段。和现在我每次外出旅游前都要制定计划一样，当时我计划的路线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缘于路途中的一些变化。也和我现在我外出尽量少走回头路一样，我制定的经长沙去韶山、经萍乡去井冈山，到瑞金后至南昌，经九江、黄石返武汉的路线是一个圆圈式的路线，这种出行路线比原路往返的效率高一倍。
文革中的本文作者。
第一阶段：1966年12月12日至1967年元月7日。湖北广水—湖北武汉（汉口）—湖北蒲圻（现赤壁市）—湖南长沙—湖南韶山—湖南湘潭—江西萍乡—江西南昌—江西九江—江西瑞昌—湖北广济—湖北黄石—湖北武汉（武昌）
第二阶段：1967年元月8日至1967年2月6日。湖北武汉（武昌）—湖南长沙—湖南韶山—湖南湘潭—湖南株州—广东广州—湖南长沙—湖北武汉（汉口）—湖北广水。
我出发伊始就没有遵守只能步行，不能乘车的规定，而是利用我常在铁路边玩耍时获得的知识，逃票或购短途乘长途来混火车。当时中国穷人很多，无票乘车现象时有发生，我很快成就精于此道，成为乘火车不购票的老油条。
两个阶段共6000多华里路的行程，还是步行了400余华里（武昌至李桥10华里，两次长沙至韶山约300华里，九江至瑞昌70华里，瑞昌至码头40华里），除乘火车外，两次韶山至湘潭的汽车，还有广济至黄石的轮船，我也没有按规定购票。
也难怪，如果现在一位个头矮小的12岁孩子，背一个十斤左右的被子走路(可是长途呀)，家长还不心疼死。出发7天后，武汉某中学同学在长沙向我传授经验，我和他们一样把被子邮寄回家。此后，尽管无被一身轻，走到哪就借当地接待站的被子，我还是取消了前往离铁路太远的井冈山和瑞金的计划。
我初到武汉住在辛家地小学，在长沙和南昌均住在省委接待站，在这三个省会级城市我都住了3天以上，尽兴地乘公汽四处游逛，每天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交流串联经验。
1966年12月下旬，我来到了令人神往的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购买韶山纪念章。当时凭串联证明上的人数购买，价格并不便宜（一角钱够吃一顿饭了）。我把1人的证明更改为11人，拥有11枚韶山像章的我很是激动。后来，我用这些像章在萍乡、南昌换取了井冈山和瑞金的纪念章，并在武汉的六渡桥和武昌桥头毛泽东像章交换地换取了一些其他毛泽东头像。
本文作者(右2）与人大哲学系同学合影，1979年四五运动三周年时。
70后至今的年轻人，也有对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的“追星族”，可他们无法理解，当时中国数以亿计毛泽东的“粉丝”，为什么那么狂热。全国只有一颗“星”，这就是“大救星”毛泽东，中国人是一星族，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多星族，这是一个让后世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代。
1967年元旦我是在黄石度过的，并于元月3日左右完成出行前的计划（井冈山和瑞金除外），乘火车再度来到武汉。在华师接待站的数天里，我和河南信阳一中初二的高顺友（14岁），河南泌阳一中高一的陈强（16岁）成了好朋友。
因我祖籍河南，能说一口流利的乡音。他俩和各自的队友已步行数百里，疲劳不堪，到韶山至少还要走半个月。后来，他们抛弃各自队友，让我带领他们乘车再去韶山，这就有了我的第二阶段的行程。
这时，我已不是初出茅庐，而是经验老道。于是，带着陈高二人，从武昌车站乘5次特快至长沙，住长沙钢厂接待站。我让陈、高二人将行李寄存在接待站，以便轻装步行。
20多天前走过的长沙至韶山150华里路程都是小路，当时连汽车都不通。不知何故，上次至韶山，和武汉的几个散兵游勇时合时分，走了两天并不觉得累（晚上住在宁乡九中）。而此次和陈高二人走同样的路程，却在第二天实在走不动了，最后十几里路，是二人把我架着走到的。
和上次一样，韶山到处都是红卫兵，接待能力已饱和，住宿极拥挤，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有时一支筷子一分为二，有时就用树枝吃饭。后来，我仍然采用无票混汽车的方式（比混火车难度大多了）带他俩离开韶山至湘潭，住了1天后，来到湖南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株州。一个月之前，我从湘潭到江西萍乡的火车上曾经过此处。
三人在株州住了3天，原打算回长沙，因长沙钢厂接待站有二人的行李，我的第二个月串联费也将寄到这里。但我们误上了一趟上海至广州的火车，车到株州，明明车头向北，开车后，才发现反向南行。我不顾二人反对，将错就错，索性去了广州。
本文作者（左1）与大学同学。
1967年元月中、下旬，四九时节，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间，但我们在广州五天感受的是春秋的温暖，厚厚的冬装成为累赘，很是燥热。串联途中的红卫兵很少洗澡，身上的虱子已是司空见惯。
从广州返回长沙的途中，我和两位朋友发生了争吵，我一气之下，将他们甩掉，自已挤上一趟慢车，24小时后才到长沙。在长沙钢厂接待站，我没等到他俩，没有我的带领，他们乘车将很困难。我拿到了学校给我寄来的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便乘火车回到武汉。
陈强、高顺友这两位朋友，都是极厚道的人。他们如何从广州回到长沙，后来又是怎样返回各自家乡，这几十年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1967年元月下旬至2月上旬，我在武汉住了近10天（先后住在黄石路对外协和桥口工人文化宫）。春节快到了，国家对串联开始收紧，只回不出。周恩来发指示，号召串联的红卫兵回家，待明年春暖花开再外出串联，凡回程者都办理免费车票。
这其实是一个缓兵之计，国家也承担不起这样的折腾，大串联已近尾声，除少数滞留不归和顶风外出者，绝大多数红卫兵都回家过年，并期待着春暖花开的承诺。
本文作者（后排右1）与大学同学。
离春节还有几天，我回到了离别近两个月的广水，向父母详细讲述了我的经历，她们一直以为我是和同学结伴外出。我姐姐外出20多天早已回家，她们的团队去时全程步行，最远到达韶山。
1967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几天，我带着不到15岁的姐姐，以串联回程的名义去了郑州小姨家，并不顾小姨的劝阻，从郑州去了上海玩了几天，归途中还去了许昌附近的姥姥家。
此时中央已决定停止串联，路上已看不到行走的红卫兵，火车的车厢里，除少数像我这样于心不甘者，多数都听从指示，回家复课闹革命。接待站逐渐撤消，是退潮的时候了。如果串联继续下去，混乱的状况无法想象。
尽管串联停止，但中国的折腾却在继续，之后的各地造反派的武斗和上访，使神州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直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及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混乱才算告一段落。
而我，也利用这样的混乱继续周游全国的计划，在后来的五次远程出行中，我游遍了除东三省、新疆、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云贵川之外的大半个中国。其中1967年5至6月的赴越南抗美援越的行程，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在这一次我遇见了女扮男妆的内蒙古少女谭继东——她的串联经历，见识和阅历，让我相形见绌。
40多年后，我运用多种手段，逐一寻访找到了谭继东以及当年同去越南的串联朋友，共同回忆那个火红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年代。
本文作者与谭继东（真名谭丽文）,2011年呼和浩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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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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