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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追寻我们共同的理想

郭凡生 新三届 2022-01-01

        作者简介:

        郭凡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82-1987年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工作,后出任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处)组长、副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西部发展问题研究组组长。 

        1987一1990年调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任联络室主任、所办主任,并出任体改所、发展所、中信国际所三所联办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992年10月创立慧聪公司,2003年12月慧聪国际资讯在香港上市。现为慧聪网董事局主席。


2012年大学毕业30周年时,本文作者(前排中) 与工经系建经班同学聚会。


        这篇演讲的一部分,我在2002年10月77、78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的庆典上已经讲过。六年以后,我将它重新整理,再写出来的原因,是我演讲中的主要故事又有了催人泪下的续篇,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六年前的演讲认真续写完。因为我相信,对我们一些同学来讲,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在我前面,许多校友回忆了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在母校的生活。入学时我们大多尚未婚配,今天我们几乎都有了孩子,有的还当上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孩子已成为我们今天聚会的重要话题。所以,我想从我的孩子讲起。


        我的女儿今年23岁,和我入人大本科时的年龄一样。去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生命科学的博士学位。人们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而我的女儿不仅是小棉袄,她还是我烈日下的遮阳伞,入眠时的大枕头……她的照片总是陪伴着我。每当我看到她的笑脸,心中就充满了自豪和希望。因为在她身上,有我们年轻时的倩影和许多至今未曾实现的理想……


        当1978年走进这所大学时,我们心中共同的理想是十分明确的: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献身“四化”。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做到了,而且都成功了。仅仅从外面停着的几百辆高级轿车,就不难证明这一点。


        社会认可了我们的成功,我们每个人都给母校拿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可以自豪地讲,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养,无愧于一个伟大的共同称谓“77、78”!


        今天,来的同学中有不少党政机关的父母官,据说他们加在一起可能领导着几千万人。但在这众多领导身上,是不是多了当年不曾有的官气?


        今天,还来了不少成功的企业家,据说他们凑凑钱,就可以盖起数个人民大学。但是,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是不是多了当年不曾有的“铜臭味”?


        今天,下面坐着不少成名学者和大师,据说,不提他们的名字和学术成果,今天中国的许多课已没法讲。但是,今天你们有几个人,能像当年我们“罢课”时那样,面对人世倾诉衷肠?


大学时代的本文作者(后排左2)与同学。


        我们因为毕业于这所伟大的学校而成功,母校也因我们而倍感自豪,我们被社会上赞誉为成功的“三种人”:


        一、就职的公务员当上了大官;

        二、办企业的老板挣上了大钱;

        三、当学者的教授写出了大文章。


        然而,现在再问我们这些成功者,今天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们还能像当年那样异口同声地回答出来吗?我想确实已经很困难了。


       上帝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任何人占有所有的幸福。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成功者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些成功者,在人到中老年时发出的无力回天的嗟叹。


        今天,我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们都知道,是为了当年同窗的亲情。然而,我们想过吗,我们当年为什么会有亲情?大家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定是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履历不同、受尽“文化大革命”煎熬的人,都有着共同的理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献身“四化”。然而,假若找不到我们未来共同的理想,我们还能成功续写我们伟大真挚的同窗亲情吗?!


        因为我们毕业于这所伟大的学校,所以我们成功了。今天我们衣食无忧,“房子,车子,票子”几乎什么都不缺,不少人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缺失了续写我们三十年同窗亲情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未来共同的理想。


        秋雨绵绵,金风送爽,回忆往夕,使人夜不能寐。到底我们今天共同的理想是什么,我坚信它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我们这些人二十多年天南地北,少于交流,一下子难以言表。但入校时达成的共识,和我们过去为共同事业奋斗而取得的成功,一定会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共同理想的圣火。


        多少年了,我第一次觉得手中的笔是这样沉,沉得我心里发抖。因为我怕一不小心,写出言不由衷的话,毁了半世清誉。


        我们从小就爱听长辈讲故事,入学后,宿舍熄灯了,我们也经常讲故事。那时我们讲爱情,讲遭遇,讲鬼神,有时也提到未来的理想。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写在我的个人博客上,去年被《读者》刊载。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故事中,找到一些我们今天想共同追寻的东西。


        去年年末在上海《头脑风暴》电视节目的录制中,主持人要我们几个嘉宾讲出2006年自己最遗憾的事。我发现,当时很多嘉宾都在现想自己一年中最遗憾的事是什么。而对于我,在2006年里让我最遗憾的事情,在我的心中已经停留很久很久了。


        顺理成章地,我把它讲了出来。为此,在节目最后对八位嘉宾的投票中,我获得了最佳人气奖。我知道,并不是我的水平比其他嘉宾高,而是我真的碰到了一件令我遗憾终生的事情:


大学时代的本文作者(后排右3)与同学。


        1975年元月,我和尔达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轻人,乘同一列车去北京当兵。进入军营后,我和尔达又是一个班的战友,我们睡在一个通铺上,吃在一个盆里,经历了三年多的军旅生涯,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们一起退役,又是同一列车把我们拉回了呼和浩特。


        我于当年考上大学,走上了做官继而从商之路。尔达没有上大学,他成为一名工人,很快开始了他娶妻、养儿的生活。他爱人是蒙古族,按国家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他有一儿一女,生活十分幸福。由于生活道路不同,我们之间联系渐渐少了,但彼此心中都常互相牵挂。


        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参加战友聚会。他说一定来参加,但他来晚了。他告诉我他下岗了,刚才给别人用小车推土,推一车土可以挣到几块钱。我们一起唱当兵时的歌,又回忆起当年的日子。


        喝了很多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郭凡生,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也会上大学,也会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他为此很自豪,我们也一起为他将要考大学的儿子干杯。


        这次聚会后过了几个月,我突然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却付不起学费。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又难过,立刻打电话安慰他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他的儿子上大学。


        记得那年圣诞节,女儿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专门领她回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我是想让我的女儿看一看,在中国还有这样的家庭,要让她感受到身上的责任。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极端贫困中生活的家庭。我记得那天走进他家,尔达的女儿在学习,他的儿子为我们泡上一杯茶,就默默地站在一边。尔达当年是一个那样开朗的人,现在却显得如此的弱不禁风,也不怎么说话。


        我女儿出来后告诉我,她第一次感受到,穷困会给人带来那样大的压力。我也没有和尔达聊太多,因为当时的状况下,聊再多也没有用,而为了维护他仅存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后来,他儿子很努力,在大学读书成绩也不错。


大学时代的本文作者(后排左2)与同学。


        遗憾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


        2006年5月,尔达为了让小女儿也上得起学,从呼市跑到包头市,去给一个学校下夜(值夜班)。他告诉我,他会为自己的孩子挣到学费。但是没过多久,他爱人来电话,说尔达突然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必须动手术(我估计是服毒自杀造成的后遗症)。他躺在医院里,由于缺少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治疗。


        她哭着求我,一定要救尔达一命,我放下电话,立刻就给我们78财政同学郝占魁打电话,因为他在包头市一家银行做行长。两个小时后,他赶到医院交了费用,再三叮嘱医生要全力抢救,后来我给他钱时,他多次拒收。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他们告诉我,手术后情况时好时坏。大概十几天后,尔达妻子告诉我,尔达必须做第二次手术,而且还需要再付几万元医药费。


        到这时,她已经不好意思再向我开口要钱了。他的儿子甚至说:“郭伯伯,我们愿意把家里的房子抵押给您,救救我爸爸。”


        我对他说:“不要这样,除非我们穷到没有治病的钱,到那时,我们就算是把两家的房子都抵押了,也要救你爸爸。”


        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郝占魁,但他当时上班的地点搬到了呼和浩特。他说,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办这件事,这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稍稍放下。


        但就在第二天上午,我记得我是在出差的汽车上,接到尔达妻子的电话,她哭着说,钱不需要了,尔达已经走了。虽然我有些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非常突然。


        让我最难受的是,我知道,尔达走时没有闭上眼。因为,乞求活下去是人天生的本性,尔达也是一样。如果当时钱到了,有人告诉他,很快要给他做手术,他就会带着一丝求生的希望离开我们。


        我最难过的是,当他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还要盼着医药费,而且他还知道这笔救命的钱没有到来。我不能指责任何人,因为占魁已经非常尽力了。让我最遗憾的是,为什么钱没有在尔达走之前到呢?那样他会走得安详些,会走得牵挂少一些。


本文作者和他的外孙子。


        这就是我2006年里最遗憾的事。


        我希望在我们以后的生活里,在我们以后的社会中,再不要发生这种事情。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2007年去美国,我对女儿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我看得出来,她难受了好久。我相信,这件事已经深深烙在她的心里。


        作为父亲,本不应让女儿更多地承载这种痛苦,但我想这也是她的责任。在她美丽的生活中应该看到,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穷人需要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整个民族才会人穷志不短。


        2006年过去了,这件事会永远留在我心中,或许也会留在在这里看到这篇文字的人们的心中。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尔达,一个普通的父亲和下岗工人!


        今天,是我的这些成功者聚会的日子,但我不禁要大声询问,既然我们成功了,尔达为什么还会下岗?记得2002年在我们的聚会上,我就曾这样向大家呼喊,“只要还有一个尔达下岗,我们就没有成功。”


        外面的雨停了,一轮明月从窗前投到我的桌上,秋风送爽给我带来了一丝灵感。啊!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共同理想吧:只要还有尔达的事情发生,我们就永不轻言成功!不管我们这些人未来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


        这就是我们的良心,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这些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77、78!


        写于2008年。



本文作者在演讲中。


(这是作者在复校三十年庆典大会上的书面发言,收录于《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本号获作者许可刊发,图片由作者大学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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