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李振亮：种田人却要经常饿肚子，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摄于1972年
李振亮，1952年出生，1968年下乡知青，1974年入辽宁科技学院前身本溪钢铁学校学习，1976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开始从政，历任民进本溪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2018年5月退休。
原题
在农村广阔天地里
（一）
1968年9月，那年我16岁，正赶上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从初一到高三整整六个年龄段上千万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奔向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来到辽宁桓仁农村下乡的主要有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来自于大连甘井子区四所学校（11中、23中、27中、51中）大约有3000名学生，另一部分就是桓仁县当地学生，主要是桓仁完中毕业的大约1500名学生。我是从"桓仁完中"初一六班毕业，下乡回到了当时我家所在地雅河公社董船营大队第二小队，由学生一下子变成了农民。
我们那个生产队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那时实行"铲秧移栽"，就是把水稻苗用平板锹铲下来，连根带土一起用土篮子挑到需要插秧的地块，再用手一小块一小块的掰下来，栽到地里。由于年龄小，挑着满满两土蓝子带着土的稻苗，足有六七十斤，走在又湿又滑的田埂上，东倒西歪，踉踉跄跄，泥里水里不知跌过多少跤。
插秧的季节，如果赶上倒春寒，早上起来稻田里还有小冰茬。为了赶农时，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就要一个一个挽起裤腿赤着脚走进冰冷的稻田里插秧。那种针扎似的凉的感觉令人刻骨铭心，就盼着太阳快快升起来把水温晒热。
到了秋天收割稻子，那也是很苦的活。北方10月的早晨已经很冷，需要穿毛衣了。稻穗上面结满了白白一层霜，手摸上去拔凉拔凉的，一会儿就把手冻僵了。只好不住地把手放到嘴边，用口中的哈气暖暖手，再继续割。到了九、十点钟，太阳照在稻田里，把冰霜融化了，才可以甩开膀子大干。
当地农民割的很快，一会就能收割一大片。我哥哥比我大三岁，他很快就适应了各种农活，割稻子也和农民一样很快。他割完了就来帮我割。我年龄小，割一会腰就酸的受不了，休息的时候，就用割好的一捆一捆的稻子垫在身体下面，躺在那里直直腰。
除了栽种水稻之外，每年农闲时节还要从各个生产队抽调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到东方红水电站去"出工"修大坝。浑江是鸭绿江上游一条主要河流，水力资源丰富，1960年以前就在桓仁镇的泡子沿修了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文革时期又在雅河董船营修了第二座水电站。这座电站在当时除了具备少量发电功能外，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属于土法上马的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从我们家到东方红电站需要徒步走一个小时，所以早上早早就起来，吃过早饭，带上午饭干粮和社员们一起去东方红电站。董船营各个生产队前来参加修大坝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的，主要任务是往大坝上抬石头，把石头装在铁丝网里，而大坝主体需要用混凝土浇筑，也需要我们往上面运沙子、石子和水泥。那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所有的活几乎都是靠人工来干，劳动效率低，工程进度也特别慢。年年都要去修大坝，年年都修不完。
农村需要人扛肩挑的活太多了，除了挑稻苗，平时挑粪，挑水，修大坝抬石头等等。我的左肩好像天生就没有劲，干什么活都是靠右肩，天长日久把右肩都压低了。这是在那个下乡的年代，身体还没有完全长成熟的年龄段，肩上过早地承担重担留下的永久烙印。
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缺粮，整天吃不饱。春天青黄不接时，一日三餐只有菜团子充饥。就是用萝卜丝放到开水里焯一下，剁碎，攥成团子，再放到面板上滚一层薄薄的玉米面，放到蒸锅里蒸熟，整天就吃这样的东西。
秋天，刚收割下来的稻子是需要就地放在稻田里晾晒的。进入初冬，再用马车或人背的方式把晾干了的稻谷一捆一捆运进了场院（打谷场），一垛一垛地堆在场院里。当全部稻谷都收进了场院，再用脚踏脱谷机一捆一捆地把稻粒脱下来，最后再用磨米机把稻粒加工成大米，整个过程大约需要进行两个月。
稻谷进了场院，社员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都堆在场院里。晚上怕有人来偷，就需要安排年轻的民兵社员几个人一组，轮流住在场院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看护。当轮到"看守场院"的时候，也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候。
等夜深人静了，几个人就偷偷地跑回家里，拿来锅、碗、瓢盆和自家腌制的辣白菜。然后自己动手把已经脱了粒的稻谷取出来一点，放到碾米机里加工成大米，利用窝棚里烧炕用的炉灶，焖上满满的一锅白米饭，几个值班的人坐在一起，就着辣白菜，饱饱地吃上一顿。
用刚收获的新稻谷磨的大米，焖出来的米饭，有一种极特殊的米香味，再配上当地农家腌制好的辣白菜，那个香喷喷的味道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场院的窝棚里吃的那顿大米饭，留在舌尖上的味觉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一辈子都永远挥之不去。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大米饭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曾经几次试着去寻找当年那顿用新米焖饭配辣白菜的味道。可是，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在饥饿年代里所品尝到的那顿美餐，竟成了一辈子的永恒美味。
农民的直接产品就是粮食，可是种田的人却要经常饿肚子，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农忙时，早上三点钟起床下地，晚上直到八点多钟才能收工，一天需要干十三个小时的农活。每天成年劳动力可以挣到十二个工分，我只能挣到十个工分。
我记得有一年收成不错，年底结账时，十分工才核算为0.21元钱，即使一年365日天天出工，也就能挣到3650个工分，合计为760元钱。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壮劳力，一年所挣到的工钱不足800元钱，还要从中扣除自家的口粮钱。所以年终结算分红时，基本见不到几个钱，家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能结余几十上百元钱，而大部分社员由于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扣掉口粮款还要欠生产队的钱，也没有能力还，就放在账面上挂着。
那时我就想，农民的劳动为什么这样不值钱哪？后来到城里念书了，学了政治经济学才弄明白：主要是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粮食，太不值钱了。为什么粮食不值钱？那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把粮食价格定得很低，几乎是无偿提供给城里人。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利，只能把自己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等农产品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城里人。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存在剪刀差，把农民的利益剥夺了，贴补给了城里人。但在那时，我不可能明白这些道理的，农民更不可能明白，他们认为自己是农民，与生俱来就是穷苦的命。
（二）
那个年代，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各种活动也基本具有群体性特点。这种集体生产劳动从根本上来讲是有助于培养农民集体主义的精神，逐步摆脱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是一种进步的而不是落后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劳动组织形式。大家在一起干活，有说有笑，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这给每天从事于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带来了许多欢乐。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生产劳动形式的全面恢复，由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那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农村集体生产劳动形式被彻底消除了，再也看不到了。
劳动休息的时候，年轻的社员总是愿意互相开玩笑，互相"打闹"也是家常便饭。我们那个生产队是姓宋的占多数，其他姓也大部分都能和宋姓沾上亲戚，所以姐夫、小姨子、小舅子一扯就是一大堆。
记得生产队里有一个社员叫刘运田，她的妻子是宋家的姑娘，姓宋的这个家族有那么多姑娘和年轻媳妇都叫他姐夫。到了劳动休息的时候，刘就说一些"骚"话，去挑逗这群年轻的小姨子。而这帮小姨子也不是好惹的，就一齐上阵，把他按倒在地，有的把住腿，有的压住胳膊，有的骑在他的身上，让他动弹不得。问他还敢不敢了，如果还嘴硬，就会动手扒他的裤子，有的时候会向他的脸上挤"奶汤子"，给他弄的很狼狈。对他来说这种"愿打愿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所在的生产队甚至还残留着旧社会遗留下来"拉帮套"的陋习。就是夫妻俩商量好了，可以找一个身体强壮的单身男子常年帮助家里干些体力活，比如挑水、种地、打柴等等，而干这些活是完全不计报酬的，这样的男子被称为"拉帮套"的。但是，作为回报，丈夫就要允许"拉帮套"的男子与自己的妻子保持一定的性关系，三个人之间需要有一种默契和相互认可。
这种陋习的背后估计是有几种原因，一个是丈夫性能力缺失；二是夫妻俩好吃懒做；三是丈夫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养家糊口，妻子出于无奈，两个人商量好了，选择一个人男子来家里帮忙干活养家。
我们生产队里的那对夫妻大约有五十多岁，无儿无女，丈夫姓姜，又瘦又小，并无残疾。而他找的"拉帮套"还是当时的生产队长，单身男子，家里很穷，四壁皆空，腿脚还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经常看到他给人家挑水，割柴，帮助人家侍弄自留地，还要时常受到人家丈夫的呵斥，他也不吭声，只是笑。
（三）
我的家乡董船营，可以说是一个鱼米之乡。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水塘，当地人称为"大泡子"，有一条水渠一直通向位于浑江的东方红电站，所以这个"大泡子"一边连着浑江，一边连着大片的水稻田，近似于一个湿地小湖泊，起到调节水量的作用。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到那里去洗澡玩耍。每到夏日汛期来到时，那里就会涨满了水，浑江里大量的鲤鱼、鲢鱼、鲫鱼就会沿着天然的水系，进入这个大水塘里，进而再从大水塘进入到各个小河沟岔以及稻田里去产卵。每到这个季节，来到这里产卵的鱼很多，池塘里、河岔里、水沟里、稻田里到处都是鱼，大的都在十斤到二十多斤之间。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当地农民就在各个水沟里下了大网，悄悄地守候在岸边，不论蚊虫如何叮咬，都一动不敢动，静候大鱼进入网里。
"猎物"一旦触碰到网上，"猎手"们就会敏锐地感觉得到，站在水沟两边严阵以待的渔民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网，一条二十斤重的大鲢鱼就被裹进网里。这么大的鱼在水里游动和挣扎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往往要超过一个健壮的中年男子，因为人在水里往往使不上力，两个人必须使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将其治服。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捕获成功。有的时候，大鱼会把网挣破，在两个人拼命与之搏斗到精疲力尽时逃之夭夭。
农闲的时节，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跟着当地农民们到河里打渔那也是一件很开心惬意的事。
我们家有个邻居叫孙程远，贫农出身，娶的是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做老婆。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是老大，属虎的，比我大两岁。儿子比我小三岁，俩个孩子都是大高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孙程远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也是打渔的一把好手。
三伏天的季节，几乎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都能看到孙程远和宋修斌等七八个打渔爱好者到我家附近的那个大水塘里撒网打渔。
那时，农民们在水里打渔是不穿衣服的，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孙程远每一次打渔偏偏还要带着自己心爱的女儿给他背鱼篓，女儿那时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整天跟在一群打渔人里面，只有她一个是女的。
来到水塘边，男人们大大方方地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也包括孙程远，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向水塘里走去。而这时女儿顶多是把头扭过去一会，等他们脱完了，就把头转回来，面对一群赤身裸体的男子。对她来说也许是司空见惯了，她也从不感到害臊，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很自然。
那种有女人在场，男人们集体赤裸的场面只有在那个年代会出现，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了。人是赤裸的，但心是纯净的，也没有人产生邪念，因为大家都是从小在一起彼此看着长大的。
他们打渔，我们这些孩子就跟在水塘边观看他们撒网。他们使用的是"漩网"，撒开网形成一个伞状。撒网即是所谓"纲举目张"，网的伞形底边绑着铅坠，比较重，瞬间网就会下沉至水塘底部，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罩在了网里。"漩网"都是他们自己用尼龙线编织的，网眼的大小是根据需要来确定的，一般来说他们会把网眼留有一公分至两公分不等，这样可以使小一点的鱼，顺着网眼溜出去，把大于一斤多重的鱼打上来。
不知为什么那时水塘里的鱼会那么多，每一次打渔，他们各自的鱼篓里都能收获到好几斤新鲜鱼，上面用柳树叶或蒿草叶盖着。
后来我也跟小伙伴学会了捉鱼。我们是用柳条编织一种叫"鱼坞子"的捕鱼工具，形状大致像一个大胆瓶，脖子很细，肚很大，就安放在水塘的出口处，鱼儿顺着水流进了鱼篓里，水可以从篓的缝隙流出去，可是鱼儿却出不来了，就用这种方式捕鱼。但是，大鱼是不可能进来的，我们捕的一般都是十公分以下的小鲫瓜子。
有一天中午，他们在水塘里撒网打鱼，而我在水塘的出口用"鱼坞子"捉鱼。由于他们在水塘里一网又一网的把鱼都给赶到了出口，进入了我的"埋伏圈"，结果那一天中午我足足收获了三四十斤活蹦乱跳的鲫鱼。
到了冬天，大水塘结的冰足有一尺多厚。这时我们也有办法捕鱼，就用尖镐把冰层刨开一个一米长，半米宽的口子，露出水面来，然后就不用管了，回家去等着。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打着手电来到冰口处，往里面照射手电光。鱼儿在冰层里面是缺少氧气的，它们本能的游到了冰口附近来吸氧。你用手电光一照，它们看到了亮光就会一起聚拢过来，张着小嘴看着你。这时，你拿着笊篱一样的渔网，像在自家鱼缸里捞鱼一样，就把这些鱼捞上来了，小的就放生了。
那个时候，每到夏季，我们家的饭桌上鱼炖茄子就成了家常菜。新鲜鱼一下子吃不完，又没有冰箱，就只好先晾成鱼干，后来再慢慢蒸着吃。
（四）
我家有个邻居叫李景芳，他不是当地老户，而是移民户，老家在桓仁水库库区上游一个叫英歌通的村子（多么好听的一个地名）。由于桓仁水库扩大库容，淹没了这个村庄，他们被迫离开故土，背井离乡，县政府把他们安置到了董船营落户，和他一起搬迁到董船营的还有姚兴田一家人。
李景芳为生产队办了一件大事。当时我们生产队在"砬湖沟"的山上有一个人参园子。栽种人参需要搭建棚子，就是用木桩子搭建出一个一边是1200cm高，另一边是800cm高，两面高度不同的斜坡，上面盖上用蒿杆或者芦苇杆制作的人参链子，使人参在链子下面既能够吸收到一部分阳光，又避免强烈阳光的直射。夏天下暴雨时，还可以避免雨水直接冲刷人参。可见人参这种植物是很娇贵的，对环境的要求很苛刻。
董船营属于水稻产区，缺少木材。生产队就通过李景芳的关系，利用冬季水库的水面结冰给交通带来的便利，到英歌通村去砍伐柞木，从封冻的冰面上直接拉回来。
那一次生产队派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赶着两挂大马车，起个大早，跟着李景芳浩浩荡荡地向库区上游进发了，我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晚上掌灯时分才到达英歌通，住进了当地几户没有搬迁的农户家里。
位于水源地保护区内的英歌通村，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是一望无边的辽阔水域，临水而居。"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家家户户几乎每天都有鱼吃，吃不完的鱼，就用大缸把鱼腌起来。
山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柞树，学名叫橡树，当地老百姓称为"青杠柞"，一水儿的碗口粗，六七米高，直直溜溜的一棵紧挨着一棵，茁壮挺拔，看着就很招人喜爱，真不忍心砍倒。那一次，我们砍伐了整整两马车的上好柞木材，趁着夜色拉了回来。
李景芳在英歌通时就是放养柞蚕的一把好手，来到董船营后，生产队仍然让他"放蚕"，为生产队搞副业。
每到春天，柞蚕蛾破茧而出，他的家里就会到处都飞舞着蚕蛾。蚕蛾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会产卵，他家有好多像筛子那种平底大筐，里面放上一些嫩绿的柞树叶子，蚕蛾就会把卵产在柞树叶上。再过几天，卵就变成一个个小小的、黑色的、慢慢蠕动的小虫儿，这就是蚕的婴儿。每片柞树叶儿都爬满了这样的蚕的幼苗，把这样的叶片带到山上去，洒在蚕场的柞树叶子上，层层叠叠鲜嫩的柞树叶儿为蚕宝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蚕的幼苗很快就长大了，到了八月份就会长成五公分那么大，颜色绿而透黄，和柞树叶儿的颜色一样。到了秋天，蚕又会吐丝，作茧自缚，把自己变成蛹包在茧里，从而，完成一次生命的循环周期。
李景芳不仅是个放蚕能手，还是一个编筐挝篓的能手。在农村编筐那也是个手艺活，李景芳会编各种各样的农用家什，如跨在胳膊上的蒯筐、挑担子用的花筐，挑粪用的土蓝、农家常用的筛子、装苞米用的墩子等等，都会编。
看着他编制出来的这些农用家什，真像精美的工艺品，令我羡慕不已。于是，我就拜他为师，跟他学编筐。到山上割回当年新发出来的杏条枝（一种灌木)，把每根枝条破成三瓣，就可以用来编筐。我没事就到他的家里去跟他学编筐，他总是乐呵呵的教我。后来，我们家里用的所有的筐、土蓝、筛子、苞米墩子还有捉鱼用的"鱼坞子"，背鱼用的"鱼篓子"等等农村常用的器具都是我亲手编的。
当农民是辛苦的，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数九寒冬、烈日当头，劳动环境可谓艰苦。可是，农民也有农民的乐趣，在广阔天地里劳动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无限的欢乐。只有直接接触大自然才会享受到大自然赋予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这种感受是城里人很难体会得到的一种精神享受。
（五）
正当我在广阔天地里和社员们一起，一边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又在集体劳动中获得许多人间欢乐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我们家，在雅河公社担任农业助理的爸爸"摊上事了"。
起先，是爸爸的同事，在公社里担任民政助理的王德礼，被认定为国民党员抓了起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天天拷打他，逼问还有谁是国民党员。由于他实在是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乱咬乱攀起来，咬了好多在他周围共事的人，咬到谁，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谁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我爸爸也被他咬了进来，列入"牛鬼蛇神"行列。
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里人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通知一下家属。心里纳闷，爸爸为什么好长一段时间也不回家，后来才得知爸爸出事了。
妈妈不敢让我们这些孩子去探望，就偷偷的一个人带点爸爸换洗的衣物，到雅河公社看管爸爸的粮库里去探望。妈妈回来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就只告诉我们说："你爸爸挺坚强，没有乱咬别人，他现在没有自由，在专政队的看管下接受劳动改造"。
妈妈每隔几天就去雅河公社探望一次，而每次探视，爸爸都挺乐观。在看管人员严密的监视下，也不可能说过多的话。接过换洗的衣物后，就是一句话："我挺好的，你回去吧。"然后就赶紧低头干活去了。
后来爸爸获得自由回到家里，才述说了他受专政时的详细经过。
专政队一般是利用晚上召开批斗大会，把爸爸带到批斗现场，然后就有人上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揭发材料。说爸爸是地主，是国民党员，是特务，是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继而就是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李培德等等。然后就逼着爸爸一一承认这些罪名。爸爸性格刚直不阿，怎么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呢？于是，就棍棒交加往爸爸的身上打，打得他遍体鳞伤。
专政队的人说："你不是地主，怎么能念得起大学呢，你在沈阳念大学肯定加入国民党了，你还不承认，你还嘴硬，你快说还有谁是国民党？"。
爸爸一言不发，默默对抗。他们就用细麻绳拴住爸爸的两根大拇指，然后把绳子吊在房梁上，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全部身体的重量就系在两根手指上，而且头上还要用一个大大的灯泡烤他。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豆大的汗珠从爸爸的脸上，脖子上滚落下来，就用这样的严刑来回折磨他。
性格倔强的爸爸每一次都是一声不吭，任你怎么打，怎么问，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没有用。面对这样的铮铮铁骨，台下的革命群众都看不下去，偷偷落泪。
批斗完了，晚上的时候，爸爸强忍着疼痛，把沾满鲜血的内衣内裤换下来。白天，利用劳动改造的间歇时间，到小河沟里洗干净晾好，用太阳光的紫外线消消毒，杀杀菌，准备下次再换。皮肤上的旧伤疤没等愈合又添新的伤疤，为了避免伤口感染恶化，爸爸就拼命卖力气地干活，多出一些汗，用汗水来杀菌。
爸爸的诉说，在我年轻的心灵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爸爸在文革期间的这段经历，这种忍辱负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气节；这种宁肯自己吃苦头也不去伤害周围无辜同志的品德，感动了好多人。后来我每次见到爸爸当年的同志时，他们都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很坚强，他挺了不起"。
落潮终有涨潮时，苦难总有出头日。那一段苦难的日子终于熬了过去。1970年爸爸解放了，获得了自由，恢复了雅河公社农业助理职务，我们全家也跟着抬起了头。后来他又被提拔为公社副社长，1980年后，又到县里担任了两届县政协副主席，直到退休。
（六）
1969年秋冬季节，我们家从后街敬老院那个破草房搬到了前街的一个"高丽房"。
"高丽房"原来是我们生产队朝鲜族社员罗振民、罗振顺哥俩及其家属居住的房子，后来他们举家搬迁去了吉林海龙县，投奔亲属，就把房子卖给了我们家。
当时一共有五间草房，是按着朝鲜族的格局特点建造的。房子的举架比较低矮，上面年复一年的用稻草连子覆盖，压的厚厚的，四壁是用泥巴垒起来的，每年往上面抹一层泥巴，所以墙体也很厚，这样的房子冬天格外温暖。
朝鲜族房子的特点是，屋子里炕大地小，每个房间的地面只有不到一米宽，仅供脱鞋子用，其余全是炕。他们回家后，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炕上进行，吃饭，睡觉、会客、唱歌、跳舞等等，所以炕特别大。
房子前后有很大的院落，栽种了各种果树和蔬菜。可见罗家是一户很能过日子的朝鲜族人家，在这里居住经营多年，凝聚了许多汗水和心血。
我们家原来在后街一直是租敬老院的一间半房子，很拥挤，这回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是五间房子。除了一间做厨房外，其余四间均为卧室，爸爸妈妈住一间，姐姐和两个妹妹住一间，我和哥哥弟弟住一间。这在小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下子进入了天堂，心情也舒展开来，高兴的不得了。
春天到了，妈妈领着我们在前后园子里种上各种花草和蔬菜，有土豆，芸豆、黄瓜、茄子、辣椒，小葱，大蒜、香菜，秋天把土豆收获起来，又种上白菜、萝卜、胡萝卜等等，真是应有尽有。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虽然每天干活又苦又累，但是心里好像总有盼头，对未来抱有无限憧憬。
当时桓仁县武装部有一个孔政委在我们生产队里蹲点。生产队要改组领导班子，上级要求选择年轻同志担任生产队长，也就是所谓的"小班子"，孔政委就推举我哥哥来担任生产队长。
哥哥那一年才21岁，就走马上任了。一个农村生产队，百十来口人，生产劳动，吃喝拉杂，家长里短什么事情都得管。早上全体社员来到队部，生产队长就得给每个人"派活"，哪些人去哪块地干什么活，哪些人在队部里喂牲口，哪些人清除牲口圈里的粪肥，哪些人外出办什么事等等，都需要生产队长做出安排。我哥哥都能够安排的井井有条，这在农村叫做"能支开套"，很快就赢得了社员们的信任。
但是，原来想当生产队长的一个姓郭的农民，看到哥哥当了队长心里不舒服，他家儿子多，有五个壮劳动力，平时说话就有一定的煽动力。
队里要分救济粮，哥哥经过和班子成员研究后，决定按照人口平均分配。郭就在全体社员面前公开反对，说应该按照劳动力分配，哥哥说那不行，这是经过队委会研究决定的。结果他就大闹起来，说："我家劳动力多，吃的就要多，不够吃我们全家就到你们家里去吃。"
结果到了晚上他真的来到我们家闹事来了。正赶上爸爸下乡到董船营来视察插秧工作，晚上回家吃饭。爸爸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晚饭后我们召开社员大会，在会上解决吧"。
在晚上的社员大会上，爸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讲清了救济粮为什么要按照人口分配而不能按劳动力分配的道理，讲的社员们心服口服。接着就对郭的过激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郭自己感到心里有愧，坐在那里哑口无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一个公开场合里，听爸爸面对群众讲话。他讲话声音不高，语调沉稳，坚定有力。他善于抓住听众心里，逻辑性很强，一句接着一句，步步深入，下面鸦雀无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爸爸的讲话给哥哥解了围，也树立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
（七）
在董船营大队当农民的那个时候，我对"赤脚医生"特别羡慕，对针灸也觉得很神奇。一根细细的银针，扎进适当的穴位就可以治病。于是，就买来了一些有关针灸方面的书籍阅读，并在自己的身上练习扎，以便体会找到准确穴位时的感觉。那种感觉往往是酸、麻、胀，中医称为"得气"。
妈妈的一只胳膊受了风寒，很疼痛，连梳头都抬不起来。于是妈妈就让我给她扎针灸，扎了几天果然好了，不疼了，梳头也敢抬起胳膊了。于是，全家人都相信我会用针灸来治病了。像牙痛、头痛、关节痛、胃痛等等，都是我用针灸的方法来解决。妈妈年轻时就得了胃病，经常胃痛，我就坚持给她扎针，并在中脘、梁丘、足三里、内关等穴位配合艾灸，每次她都感到缓解很多，并且感觉胃脘部有明显的温热舒适感。
邻居们知道我会扎针灸，也来找我。我们生产队社员王业明，家里很贫穷，七八个孩子，常年患有类风湿病，腰、腿等关节痛，也没有钱治疗，我就坚持常年去给他扎针灸治疗，使他减少了许多痛苦，他从内心里很感激我。年轻社员刘运田患有二尖瓣和主动脉瓣闭锁不全，也来找我给他扎针灸。我心里知道他这种病用针灸治疗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还是愿意让我给他扎，至少起到精神上的作用。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一些常见病，确实会起到很好的效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水平确实比那个时候提高了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病人也普遍存在一个心里误区，就是对外科手术作用以及药物的作用产生了过分的心里依赖，而低估了机体本身对病变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抵御并战胜疾病的能力，对自身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
其实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人类对自身这个生命体的认识远远没有进入自由王国，就如同人类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一样。中医治疗原则，恰恰是以调节人体本身的各项机能，固本强基，扶正祛邪，提高对病变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对病变部分的修复能力以及对某些传染疾病的免疫能力，针灸疗法恰恰就可以起到这些作用，这一点是很容易被现代人忽略的。
在毛主席关于"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鼓舞下，1970年春天，沈阳军区派一支医疗队来到雅河公社卫生院，这支医疗队重点是在农村推广"耳针疗法"。我也参加了这次培训，时间大约是一周。
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军医，他利用挂图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耳针疗法"所依据的中医经络学基础。
在中医学看来，人的耳朵就如同一个人倒置于母腹内的胎儿，人的大脑、四肢、五脏六腑都可以在耳朵上找到一个相应的部位。一句话，人体的任何部位都能够在小小的耳朵上找到相应的穴位。所以，耳朵虽小，四肢皆有，五脏俱全，穴位多达好几百个。这些穴位的名称，主治的疾病都需要一一记住，那是需要下一些功夫的。
记得一起来参加培训的有一位是雅河公社大泉眼大队的，他叫马启凤，是村里的专职医生，当时叫"赤脚医生"。个挺高，长得白白净净，仪表堂堂，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他学习刻苦，记忆力超群，很快就把几乎所有的穴位都背了下来，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的成绩也不错，学习结束时，老师表扬了两个学员，其中就有他和我。
从1970年"耳针疗法"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1972年5月我离开了雅河公社，来到本钢石灰石矿，1974年10月又从本钢石灰石矿进入本溪钢铁学校读了两年书。就在我即将从本溪钢铁学校毕业的时候，学校搞了一次全体毕业生参加的毕业教育活动，地点就在当时的本溪钢校俱乐部，专门请来一位优秀大学毕业生给全校师生做报告。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嘉宾请来的报告人正是马启凤。
马启凤于1972年，经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沈阳药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由于他在农村当赤脚医生时，就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临床经验，在此基础上，经过三年的深造，又掌握了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毕业时，他主动放弃了在城市大医院里工作的优越条件，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农村，回家乡，回到缺医少药的雅河公社大泉眼大队卫生所。他的事迹令全场师生非常感动。
我和马启凤匆匆见了一面，后来再也没有见面了。
就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告诉我，马启凤在农村呆了几年后，1980年代离开了农村，来到桓仁县中药厂科研科工作一段时间，又报考了沈阳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又到美国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干脆加入了美国籍，就职于美国一家制药公司。
最近几年，本溪市政府在石桥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起了"中国药都"，在全球范围内招商引智引资，马启凤又以外资企业家的身份，在石桥子开发区投资了一个制药企业，经营情况不得而知，据说现在又到广州去发展了。总之，他现在应该是一个美籍华人了。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价值观念进入了迷茫。当初，有志青年以选择回到农村广阔天地为农民服务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1980年代以进城、进工厂，经商办企业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1990年代以后又以追求高学历，出国留学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进入新世纪一些所谓的"精英们"摇身一变，以"外国人"的身份回国当老板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
曾几何时，多少有志青年被不同时代的潮流折腾的晕头转向，以至于忘记了初心，迷失了来时的路，为了追逐利润和"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不停歇地在奔跑。将来终有一天会突然发现，人成了一架为他人也为自己赚钱的机器。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过：钱够用就行了，一天到晚都是金钱的世界，没什么意思。
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一面镜子，来照射出时代变革里人们精神境界的高下，更需要一把标尺，来矫正时代迷茫里中国人追求的方向。
（八）
1970年上面陆续开始派军宣队、工宣队来到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协助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宣传队一般都是短期的，而被派下来长期住扎在生产队里的是"五七干部"，所谓"五七干部"就是动员城里的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举家搬迁到农村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接受教育，改造思想，另一方面指导和帮助农村干部做好农村的各项工作。
我们董船营二队来了三个"五七干部"，一位是李德明，另一位姓万，大家称他"老万"，是个回族人。还有一位叫张启元，是个单身，没有带家属，住在老乡家。李德明和老万都是带着全家一起来的，被安排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院里。
队部是个三合院，三间正房是队部，左厢房三间土房是住人的，右边一侧则是马厩和牛圈。他俩家就被安排住进了左厢房里，各自住一头，每家一间半，合用一个厨房。队里养了十匹马，一群牛，这些牲口每天就和两家人一起进出和起居在一个院里。整个院子里到处都是牛粪，一年四季臭气熏天。到了夏天，院子里简直就是一个烂泥塘，稀泥里掺杂牛屎，鞋子陷进去都拔不出来，进院子需要仔细拣好道走才能进去。苍蝇、蚊子一群一群的，赶都赶不散。
李德明夫妇俩都是城里的知识分子，记得他们一家四口来到生产队那一天，妻子穿的是连衣裙，见到了这幅情景几乎都要哭了，两个孩子无助地站在妈妈的身边，呆呆地望着这间即将成为自己新家的破房子和脏的下不了脚的院子，李德明只好耐心地劝妻子先住下来。
在社员们帮助下把行李和衣物从马车上卸了下来，安顿在这间破房子里，又把从城里带来的干净的被褥和大花床单，铺在了那连炕席都没有只好用稻草垫在下面的土炕上，那种巨大的反差真如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可见"五七干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比下乡知识青年差多少。
李德明，老万，张启元三个人在生产的里相当于参谋部和智囊团，积极协助生产队领导班子出主意，想办法，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我哥哥担任生产队长期间，在碰到复杂的情况时，也总是能够及时地听到来自于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处的特别好，可惜自从离开了董船营就再也没有见过李德明和老万。
张启元后来和我有一次见面，大约是在2008年，我在担任省政协常委期间，我写了一篇"关于整治私挖滥采矿产资源，保护辽东山区生态环境的建议"，省政府把这件题案批转给了省国土厅和省环保局两个部门办理。有一天我接到省国土厅打来电话，说要和省环保局一起派人前来就上述题案当面向我反馈答复意见。结果前来答复题案的一行人，其中就有张启元。我们两一见如故，中午我留他们一行吃了午饭。
朴明谦是从本溪日报社作为"五七干部"下放到雅河公社董船营大队三小队。五队还有一个老郝，他有个女儿叫郝冬菊，她和我姐姐比较熟。那时农闲时节，利用晚上时间召集党员、团员和青年开会学习也是经常的事，就这样在一起开会时我认识了朴明谦。
那时朴明谦40岁左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白皙的脸上带一副宽边眼镜，讲一口流利的标准话，说话不慌不忙，底气十足，文学底蕴很深厚，一看就是一位有城府的新闻记者的范儿。
那时我的父亲、姐姐、哥哥和他接触都比较多，他们经常在家里谈论起他，对他都很尊重和敬佩，很欣赏他的才华。我和他见过几次面，很少交谈，只知道他是一个大记者，有学问，他在我的心目中，是需要仰视才能望其项背的。
大约是在2005年左右，当时我在民进本溪市委当主委、市政协副主席。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是朴明谦，你还认识我不"，我说："当然认识了，你不一定认识我，但我对你的印象很深"。于是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聊了起来，感到非常亲切。我介绍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他也述说了过去这些年变化，回城后先是在市政府工作，是正局级干部，后来又到市工商局工作，再后来自己办起了公司，地点就设在永丰农业银行大楼内。
这时的朴明谦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体态有些发胖，但是目光依然是那样炯炯有神，阅历更加丰富，观察问题，入木三分。讲话还是那样坚定而沉着，对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极富感染力。
那以后，他经常邀请我参加一些由他组织的相关活动，我每次都认真地去参加，从不失约。由于他对发展本溪的教育文化事业很关注，而且有较深入的研究，所谈观点颇有独到见解，我也主动地聘请他作为本溪民进市委的参政议政特约专家。我们之间有过一段非常默契的配合和相互支持。
由他任主编出版了好几本书，有《邓铁梅风云录》《山城人才大典》《辽宁货典》《城市经济改革笔谈》等。
在本溪市工业遗产保护方面，朴明谦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早在本钢一铁厂高炉闭炉前夕，他就在《本溪经济》等刊物上撰文，呼吁保护本钢一铁厂旧址。
他晚年又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本溪地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发起成立了本溪市地域文化研究会，由他亲自担任会长，并积极组织开展活动。为发掘研究本溪地域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朴明谦同志逝世的噩耗是由本溪地域文化研究会何国昌同志用信息的方发给我的。遗憾的是，我得到这个信息时就已经晚了，没有能够出席朴明谦的遗体告别仪式，竟成为终生遗憾。
朴明谦同志的去世，使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本溪市新闻界失去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记者，本溪市地域文化事业失去一位忠实的守护者。
（九）
1971年哥哥离开了生产队，到了离家一江之隔的南老台石棉矿干活，后来又转到了附近的桓仁县种畜场当工人。每天要往返十多里路回家里吃住。爸爸一直在雅河公社上班，家里有两个人需要通勤，而且还隔着一条浑江，来回都要乘坐小木船摆渡，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于是1971年春天我们又举家搬到雅河公社所在地。这样爸爸上班方便，哥哥上班也方便，姐姐的工作也从董船营学校转到了南老台学校当老师。而我就从董船营大队第二小队转到了雅河大队第五小队继续当农民。
到雅河后，爸爸先是找了一个房子先安顿下，然后花了400元钱买了一个没有盖完的房子，自己动手接着盖。那时我们姊妹几个也都长大了，具备了劳动能力，就利用业余时间，全家动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于把四间新房子盖了起来。
人在十八九岁时，求知欲是最为旺盛的，况且受到当时艰苦环境的压抑，求知欲望更加强烈。我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我渴望着能有机会继续读书，将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我就脱离了雅河大队第五小队，到雅河中学一个高中班去插班听课。学校校长是张中兴，是我们家的邻居，也就同意了，把我安排在高老师担任班主任哪个班。
那时处于文革期间，大量的五七干部下乡劳动改造，农村学校本来缺少师资，他们中有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也就自然充实到农村的学校中来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师资结构。可惜，文革后，这些优质的师资又离开了农村。
我记得雅河中学当时就有好几位名牌大学毕业生。有一位教政治的老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有一位教物理的吴恒荣老师是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有一位教数学的王英姿老师是本溪市某高中一名著名数学教师，几何课讲的特别好。
当时那位北大毕业的政治老师，铿锵有力地引用马克思反击他的政敌的一句话，令我欣赏不已，至今还经常回响在我的耳畔："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激烈，发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我们家搬到雅河公社后的那一段时光，我对中医学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受到我姑父的影响，姑父王正新，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代中医，在桓仁县华尖子一带很有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我在董船营二队劳动期间就经常给贫下中农扎针灸，积累了一些中医学兴趣。
那时，我们家后院有一个邻居，在公社卫生院当中医，我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去他家，听他讲中医的理论，从他家里借一些中医书籍来读，什么《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脉学刍议》《伤寒论》《汤头歌诀白话解》等等，我都读。有些歌诀我至今还能背诵出来。
比如：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如循榆荚，如水漂木，如捻葱叶。
体状：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令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
主病：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寒聚在胸。当关土衰兼木旺，尺中溲便不流通。
沉脉：重手按至筋骨而得。如绵裹砂，内刚外柔，如石投水，必极其底。
体状：水行润下脉来沉，筋骨之间軟滑匀。女子寸兮男子尺，四时如此号为平。
主病：沉潜水蓄阴经病，数热迟寒滑有痰。无力而沉虚与气，沉而有力积病寒。寸沉痰郁水停胸，关主中寒痛不通。尺部浊遗并泄痢，肾虚腰及下元痌。
又比如：
中药十八反歌："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十九畏歌："硫黄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水银莫与砒霜见，狼毒最怕密陀僧。巴豆性烈最为上，偏与牵牛不顺情。丁香莫与郁金见，牙硝难合京三棱。川乌草乌不顺犀，人参最怕五灵脂。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大凡修合看顺逆，炮槛炙焯莫相依"。
在农村当农民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将来能考上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可惜命运没有让我如愿以偿。
（十）
我从1968年9月下乡回到雅河公社当农民，一直到1972年5月，因本钢到雅河招收民工去支援工业建设而离开农村，将近四年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这段知青经历虽然很艰苦，但是也很难忘，它铸造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也使我对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全面而细致的了解，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的生存状态，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了真实而深切的体会，这对于我人生最初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我后来在高校从事于教书育人工作，以至于再后来走上从政之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我这段知青经历中，虽然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磨难，但是和当年那3000多名大连甘井子区下乡到桓仁县的知识青年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不管怎样，我的家就住在农村，有父母的呵护和兄弟姐妹的陪伴，大家在一起再苦再累也是温暖的。而大连甘井子区的知识青年，那么小的年龄就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家，从美丽的海滨城市来到了偏僻的辽东山区，在青年点里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劳累、孤独、想家，他们所经历困难和磨难不知要比我大多少倍。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从大连来桓仁下乡的知识青年中至今还有400多人留在了本溪，其中一部分留在了桓仁，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安家了，成为了永久的本溪人、桓仁人。其中我认识的就有原桓仁县的政协主席黄柏栋等。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桓仁，也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桓仁。
他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可爱的人。共和国应该记住他们，历史更要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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