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马小冈：跨越半世纪重返杨家川

马小冈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辑，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原题

重返杨家川

——记山西夏县知青

上山下乡50周年返乡活动

作者：马小冈

2018年9月6日，普利茅斯。

当接到北航附中老同学刘会远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游览。刘会远告诉我，他与安育中、郇中建、王海河、乔丹阳等十几位知青插友编辑的《夏都知青》样书已经印出，这本收有60余篇文章总计20余万字的书籍从各个视角反映当年1300余名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在夏县插队的生活经历，并附有上百幅照片和绘画作品；同时刘会远告诉我，10月下旬将组织曾经在夏县插队的京津地区老知青重返“故里”，他问我是否可以参加这次聚会。

我拿着手机，沉思良久，也许是一种历史时间的巧合。眼前是普利茅斯的开阔港湾和北大西洋的无际波澜。398年前的今天，即1620年9月6日，180吨的3桅帆船“五月花”号（ May Flower）载着102名躲避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从普利茅斯港驶向大西洋，开启了美利坚的立国之航。“五月花”号清教徒的蹉跎苦旅，在后世成为美国精神的一种象征，只是当时那些清教徒的自我流放并非心甘情愿。

苦难的背后可能是辉煌，昔日的艰辛反倒是一种生命财富。山西夏县，是我插队的地方，那里毕竟是我离家之后的第一站。当时也似乎是自我流放，也并非心甘情愿。然而五十年后的今天，夏县成为我无法拒绝的“故里”，若问我为何对她念念不忘，因为那冬夜的山风雪影格外苍凉。

尽管在同一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也要组织我们这些1978级的“新三届”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但是我想，夏县插队50周年似乎对我更有召唤力，抑或是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是同龄人的缘故。

从欧洲旅游回国之后，10月16日我便随同刘会远一起回到阔别五十年之久的山西夏县。

夏县在山西南端，因公元前22世纪夏朝在此建都而得名，号称“华夏第一都”。其后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建都安邑（即今夏县），孙皓晖先生的长篇巨著《大秦帝国》曾反复提到安邑这个地方。夏县地貌为“七山二川一丘陵”，至今农业人口仍占93%，足见夏县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县。

中条山横亘在夏县县城的东部，那里不仅距王屋山仅百里之遥（王屋山属中条山余脉，“愚公移山”之两山之一，另一座是太行山），中条山深处的村落“杨家川”正是我们插队的地方。

五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和几个同学从北京一路搭车来到夏县县城时已是傍晚，同来的其他人各自寻找落脚的地方去了，为投奔先期到达的老同学刘会远、王青、李小平、谷永胜、王纪华等人，我背着行李在朦胧月色中顶着寒风踏着积雪独自跋涉29里山路走进“杨家川”，记得那夜我终于与同学们相拥在一起时，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了……

杨家川的知青以北航附中的同学为主，除了上面提到的男生以外，还有郭华、李气虹、岳小岚等女生，同时也有其他学校的同学，王文波就是北京13中的66届高中生。

我至今尚记得杨家川的知青曾经做过一件轰动整个夏县的事情——知青张小红千里迢迢把家里的钢琴从北京托运到夏县水头站，又在众人的帮助下人拉肩扛地运上了山。此后张小红、黄元等人手指间流淌的钢琴曲优雅地回荡在杨家川贫瘠的黄土沟壑里，同时王文波娴熟的手风琴演奏也令夏县的乡亲们耳目一新，杨家川的知青们在这里用知识展现出一道独特的文华风采。

杨家川深藏于中条山的沟壑地带，一共只有十几户人家，这里一下子来了近二十个男女知青，已经难以承受了。作为插队的编外人员，我的后期到来无疑给杨家川的乡亲们又额外增加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尽管本人当属壮劳力。在土地贫瘠的中条山垣里，缺地少食，连山上的柿子都要算作分配的口粮，在一天工只合0.30元的生产队里，多来一个知青无疑多一份负担。看见杨家川杨队长为难的脸色，我内心的凄惶与不安终日在折磨着自己，这是我最终在第二年开春之前离开杨家川的原因。

记得在返回京城的火车上因为没钱买票，我被列车员和乘警堵了个正着，他们押解着我在车厢里开现场批斗会，满车乘客以复杂的眼光看着我这个逃票的穷知青，唯有那个女列车员以领导阶级的赳赳气势雄鸡般地吼叫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低头认罪！”我却傲然微笑着昂首挺胸，拉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并回顶一句：“毛主席啥时候说过这句话？”

乘警闻之气急败坏：“我们天天抓逃票的知青，属你们北京知青最犯混！”随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他一把将我推下了火车……后来我又赴山东东平老家、河北宁河插队，其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般。

夏县的京津插友们在《夏都知青》一书中已经尽情挥洒记述着当年在夏县的种种经历，我能够描述的只有这次五十周年返乡活动的一些片段了。

这次以“凤还巢”为主题的夏县知青返乡活动，得到夏县县委、县政府在财力、人力、物力等诸多方面的倾力支持，尽管刚刚脱贫的夏县并不富裕。在连续几次座谈会上，年富力强的夏县领导班子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干练与朝气甚至令我们这些久经蹉跎、阅人无数的过来人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这样出色的基层干部，实乃中国希望之所在。

▲图1.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樊双全致辞。

▲图2.北京知青筹备组负责人，原北京师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老高三）安育中发言。

安育中向到会的200余名京津知青介绍本次活动的组织概括和当年插队时与夏县的父老乡亲的交融之情，站在主席台上的他一度哽咽，而台下的知青们早已有人泪流满面……

有“知青诗魂”之称的郭路生（笔名食指）1968年在山西汾阳插队，1969年9月曾到夏县造访过刘会远并在杨家川小住，其间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杨家川》。

但郭路生的成名之作是《相信未来》，这首诗被许多知青争相传诵。曾经在夏县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的安育中至今仍能完整地背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图3.刘会远手持《夏都知青》的样书向大家介绍编辑情况。

▲图4.夏县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返乡活动文艺汇演。

在夏县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返乡活动文艺汇演上，一位北京女知青动情地朗诵了郭路生的另一首创作于1968年的诗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图5.刘会远和马小冈在大会现场。

▲图6.夏县知青50周年返乡活动适逢“重阳节”，活动的承办方水头镇大张村以千人流水席接待知青和村民。

▲图7.水头镇大张村组织当年在这里插队的知青重返“故乡”。

大张村位于夏县的平原地区，从乡亲们的高大门楼可以看出，这里当属比较富裕的地方。我们当年可没这么幸运，至今杨家川与大张村相差甚远，知青也是苦乐不均哟！当然，老三届里也有少数人留在城市直接进了工厂，他们在一瞬间完成了从需要接受再教育的中学生变为领导阶级的华丽转身。

▲图8.水头镇大张村的知青小院。

▲图9.水头镇大张村的知青展馆之一。

▲图10.北航附中在夏县插队的部分高中同学，左起：张建生，刘会远，张亭，马小冈。摄于夏县宇达青铜文化园。

北航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老高三）张亭现已移居美国，曾任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会长，他至今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夏县土语。张亭在夏县李家坪村插队8年，当年是夏县引泗济运水利工程的民兵营副营长，他带领的工程队打下40余米深的竖井，那是一个提着脑袋干的危险活计。

在县里集体活动的第二天，我和刘会远在村干部张生云的陪同下，沿着中条山的盘山公路驱车回到阔别五十载的杨家川。

▲图11.瑶台山——夏县的地标，是由夏县县城进入中条山的必经之地。

▲图12.当年进山的土路如今已经通车。

▲图13.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左侧，已塌）。

▲图14.当年杨家川的知青小院，左侧为男知青宿舍，右侧为女知青宿舍。

▲图15.当年的知青回家来了。

2016年刘会远曾经写过一篇纪实文学作品《文革中我们难以承受的初恋苦果》，文中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简陋的知青小院里。这篇尚未完成的作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无意间通过网络广为流传，刘会远却由于种种原因将其暂时搁置了。这次回村，我劝他把未完成的部分写出来，给那段凄美的经历划上句号，他表示以后会完成这篇作品。

▲图16.当年的牛圈，刘会远曾是这里的“牛倌”，那时他与这里的几十头牛日夜为伴。

▲图17.在杨家川村口，遇见的第一位乡亲是当年村里的赤脚医生。左1是村干部张生云。

▲图18.刘会远在村民的窑洞里与乡亲们聊家常。

村民的窑洞外表砖砌，看上去齐整，但从家里的简陋陈设来看，这里的村民尚未脱贫。

▲图19.马小冈与村民杨水龙在核对《夏都知青》里讲述的情节。左1为村干部张生云。

杨水龙的父亲就是当年杨家川的杨队长，我没有告诉他当年他的父亲对我这个编外知青表示为难的事情。村干部张生云和的所有村级领导一样，他们现在都住在村里，按照现在的制度规定，村干部不允许住在县城，这一纪律改变了以往村级领导普遍在县城买房居住的风气。

▲图20.淳朴的老赤脚医生采摘鲜花并非浪漫，他说这种野菊花可以入药。

▲图21.老赤脚医生的家。

我们离开杨家川时，老赤脚医生执意要把自家的核桃、花椒送给刘会远。在这处还算宽敞的院子里晾满柴胡、瓜蒌等中药材。

▲图22.由刘会远等北航附中部分知青集资捐建的“蓝天希望小学”。

如今因村里的孩子们随打工的父母出走，“蓝天希望小学”已没有生源，现在改为村委会了。

杨家川，我们曾经插队的地方。我想不必用过多的语言再去描述，从寥寥几幅照片即可看出它至今仍然是一片贫瘠的山垣。村里的极贫户已被政府安置到山下去了，留在山村里的人，算是生活比较稳定。

村里的知青们都先后离开了杨家川，我们同班的李小平是最后一个走的，那一年正值知青返城大潮。始于1968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最终竟然以悲剧般的结局收场了。

记得我在欧洲旅游时，荷兰籍导游阿科非常不解地询问：“中国的知青非要去上山下乡吗？不离开城市不可以吗？”（我想，现在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也许会问同样的问题。）我只能用阿科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回答他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我问阿科：“你一定知道《五月花号》的故事吧？”

“当然，那是美国历史的开端。”

“《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非要横渡大西洋去北美吗？他们可以不离开英国吗？”

“哦……他们是被逼无奈。”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可以不信仰基督教吗？”

“那他们会被当成异教徒送进宗教裁判所……”

“现在你可以理解中国的知青为什么非要去上山下乡了吧！当年没人拿枪顶着知青的脑袋，但他们却面临着根本就承受不起的社会压力。”

离开夏县以后，我们继续在人生征途上蹒跚前行。

当年我和刘会远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我们后来都戍边去了，但我们都不是“后门兵”。我家没有军方背景，1969年底我从插队的河北宁河县应征入伍，当我穿上“海军灰”时只知道是去南海舰队。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5天5夜，直到在湛江港登上一艘扫雷舰，我才知道要去海南岛。

1970年底，22岁的刘会远从夏县赴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当兵去了（22岁是当兵的年龄极限）。到夏县征兵的干部说，征兵那天，只见一个穿戴寒酸头裹白毛巾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几个馒头风尘仆仆地走进县武装部，那时很少有人知道刘会远是谷牧的儿子。刘会远至今都特别在意他是由夏县贫下中农推荐入伍的，他把这种推荐看作一种骄傲和荣誉。

从1968年起，数年间1700万风华正茂的知青从城市奔向偏僻山乡、贫瘠土地，他们以血肉之躯谱写着华夏历史一段特殊的词曲。今天，当他们逐渐步入古稀之年，主流社会没有理由对这一代人亵渎或回避，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人是共和国永远绕不开、道不尽的话题。

“老三届”大多数是上山下乡者，都属于1947～1953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他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必然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他们爱争执国家大事，他们不甘被遗弃；他们命运多舛，他们也难免良莠不齐；但无论在天涯何处，他们都存有共同的经历——上山下乡是他们心中永存的记忆。

今天，我们无心再去争辩无悔还是怨气，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都属于共和国的知青群体。

2018-10-28

马小冈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