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之歌
知青丨郭景兰：一个老三届的回忆与随想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郭景兰，女， 1950年出生。中共党员。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1968年到山西夏县插队，曾任村妇联主任。1971年入党，同年9月调至县政府工作，曾任县计委、县工业局统计、人事、专职团委副书记等职。1978年回京，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工作，曾任情报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主任助理，副主任，图书资料室主任，《警察技术》杂志执行主编等职，退休时为三级警监（专技），副研究员馆员。
原题
一个老三届的回忆与随想
作者：郭景兰
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了，许多老三届又陆续回到了他们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无论是下岗的，办公司的，还是在机关的，大家都又因为那片土地，那段同甘共苦的日子，那里的父老乡亲，那份纯真的情意聚到了一起。不少有能力的老三届还向第二故乡伸出了援助之手，建希望小学、育山造林等等。回城了，富裕了，知青们没有忘记当年去广阔天地时的承诺和初衷。
40年过去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众说纷纭，许多书刊、报纸、杂志、影视作品都从各个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现了那个年代知青们的生活状态，成长历程和价值趋向，题材广泛，寓意深刻，扣人心弦。这些作品对知青下乡的看法和描述也由于作者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导致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可以说社会上持“毁掉了一代人”观点的在某个阶段占了大多数。
几十年来，通过人们对上山下乡作品的关注和热衷，理论上的深究与探讨，无可置疑的反应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举措的历史地位及社会价值。我认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又恰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史无前例的。其次是它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而且是不同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的共同经历，正是这一经历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很想从事件中寻找到一个对与错，得与失的答案。但历史已经过去，留下的是人们许许多多的假设和功与过的评说。
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我们的党无比信任，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人生观、价值观空前的高度统一，在上山下乡这一问题上我们激荡而单纯的红心，在领袖的号召下满怀革命热情，无私无畏地奔赴到一穷二白的广阔天地。
那时的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农村，去改造自己，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到广阔天地里大干一番。究竟水深火热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生活的状况在世界上属于什么水平，农村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在信息较为封闭的国内我们真的不太了解，我们只知道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老一辈人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其实1960年代的中国还是比较贫穷的，我们城里人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是由于教育的成功，人们的信念坚定，坚信城里人需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才能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尤其是长在新社会的青年人，多数人从心底里认为到农村去改造是应该的。很少想过自己今后在农村一辈子怎么办。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的趋势下，我们千百万热血青年，做到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哪里艰苦哪安家，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
来到农村以后才知道，当时的中国农村，还在延承着几千年传统的劳作方式，生产力还很落后，大部分山区没有电，老百姓加工粮食大多数还用石碾子石磨，在中条山有水的地方，村民们仍然使用着老祖宗留下的水磨，水不停的流，人们日夜交替着不停得去扫磨盘上的面。那效率是可想而知的，人们的劳动强度很大，尽管人们付出了很多，但落后的生产力没有使农业生产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晋南人仍过着家家纺棉花织布、点棉花籽油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那时人们没有钱买煤油，插队后我们也学会了和老百姓一样借着月光在院子里纺棉花。村里人从头到脚穿的都是自己织的白的、黑的、格子的土布，只有在订婚时才扯上几尺洋布做聘礼。
人们取火用火镰，火柴、酱油等日用品就算是奢侈品了。家家户户都用鸡蛋换盐，用麦麸换豆腐，换瓜果，换蔬菜，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杀头猪吃点肉，整体上看人们还生活在以物换物较为原始的落后状态下。
由于很多事情光靠自己个体的力量很难完成，村民们娶嫁、丧葬等都需要大家互帮互助，依靠群体的力量办理着各家各户的大情小事。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清贫的日子，人们没有过多的要求，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现在看来，知青插队客观上减轻了城市的就业问题，它让文革中经过洗礼的红卫兵小将们，也可以说是初、高中学生们躁动的心灵在辽阔的东北平原，广阔的内蒙古草原，贫穷的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祖国的各个角落得到了静化，可是我们的到来却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负担。
我讲的主要是土地问题，除了土地你还要挣工分，分享着人均不多土地上生产的不多的口粮，社员中不少人还有一种想法：地、富、反、坏、右都在农村，这回又来这么多捣蛋的知青，咱这农村就更复杂了，工作更难做了。所以各大队并不十分欢迎知青去，可那是党的信任，是政府的号召，必须坚决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总的说来，各地对知青的安排还是比较顺利的和周到的。
虽说当时城乡差别并不是很大，但知青的到来还是使沉寂千年的农村沸腾起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毕竟打破了千年常规，有文化的人大批到农村，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真的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随着我们的融入，乡亲们有了新的话题，问这问那，毕竟我们是从城市来的，见的听的比乡下人多些。
我们的到来给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理念。村里的姑娘们也不顾别人的笑话和父母的训斥，开始学着知青挽起裤腿，赤着脚上地干活了。夜晚照路的马灯的微弱光亮中也掺进了知青们手电筒的强光。
社员们手把手教会了我们耕种的本领，我们和他们在一个炕头睡觉，一个锅里吃饭，在马棚里共同开会学习，习惯了农民身上的旱烟味，和他们一样，被虱子咬跳蚤叮，听懂了他们和外语差不多的方言，懂得了什么叫青黄不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有意识改造和无意识被改造中完成的。
说我们是知识青年，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们文化水平，知识面与现在的青年人是无法比拟的，它只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封闭的农村而言，一般孩子小学毕业在村里就算有文化的了，初中毕业那就是先生了。
我插队的地方，没见过火车、汽车的人是绝大多数，人们出门二三十里地一般都是步行，自行车都极少见。所以，知青的到来又为当地老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个窗口。与农民共同生活直到融入到他们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一过程又使我们了解了中国的真正农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纯朴善良、勤劳，热爱祖国，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但又有些无知的中国农民。这一切可以说更加增强了我们要改造农村的决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开始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给以平反并落实政策，不少干部得到解放，其子女当兵的当兵，回城的回城；再加上“拨乱反正”后国家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很多工矿企业恢复了正常秩序，劳动力市场有了转机。这时党对知青的政策也开始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进工厂、进机关可以择优录取我们了；再加之年龄的逐渐增长，知青们的心开始动摇了，留下的人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在农村干一辈子吗？在这里安家吗？思考的结果就是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各奔前程，这可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吧。
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让各阶层，各个年龄段，各族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空前统一，不能不说体现了党的英明，毛泽东的伟大。虽说高度统一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许多评论家、政治家都认为它从方方面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但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愚民政策”在客观上使得刚刚解放的中国，内外交困的中国，在狂风巨浪面前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思想，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才得以战胜了重重困难，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打下了中国在东方崛起的坚实基础。“左”是“左”了些，但得与失，我觉得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是得远远大于失的。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挑战，国家的发展在快速进行中，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当然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减少失误，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记得那时的党团员个个都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荣，党团组织带领着社员们学大寨，战天斗地充分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组织生活常常是在利用自己的节假日修堤坝，搞农田基本建设等各种义务劳动中度过的。我们铁姑娘队的战旗插在了最需要、最艰苦的劳动场地。人们很需要钱，但人们没有去想给我多少钱，为什么这么苦让我干，星期天是法定假日，我的权利不能被剥夺等等。
可以说，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吃穿住不知比现在要差多少倍，但是，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连多年才给百分之几人长一次的工资，大家还互相让，这不能不说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结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代人是从小听着花木兰、穆桂英、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是在学习雷锋、王杰、麦贤得等众多英雄事迹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更感染着我们。所以直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个年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的。物质很重要，但精神世界的升华确实可以使人们忘我、奉献，产生一种巨大的超越物质的力量。这种精神如果激发起来，运用得当，是可以促进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
有不少人对上山下乡给与了基本否定，但我一直觉得它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研究那段特殊的历史对我们党和国家目前的状况是有益的，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对于老三届来讲，插队对个体或多或少都有损伤，有的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少人回城后，因缺少技能等原因下岗了。但作为国家，它考虑的是全局，它的决策是对整个民族利益的权衡。知青下乡到农村，一方面解决了“文革”中乱了三年的青年学生在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前后，正是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文化革命”又使许多工厂停工停产，这么多人到哪里去？
根据当时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实际上是战略性的决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论怎么说，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为那片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狂热过。我们为之抛洒过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通过与贫下中农的接触，我们这些人身上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强，脚踏实地做实事的作风更强。因为我们当过农民，我们是从最基层的农村走过来的。
这段难忘的经历影响了我们每个知青的一生。以国家利益为重，默默奉献，面对各种艰难困苦都能乐观面对——成了这批人的鲜明特征。这在不少人看似有些近乎奴性的品质，我们却为拥有它无怨无悔。不仅仅知青，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是如此。
农村的落后状况不断激发这一群体中的不少人的求知欲望，尤其是后来当上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的，做教师的，干上赤脚医生的。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知青的意志，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村的落后面貌需要改变。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们仍没有放弃学习文化知识。
除了推荐上大学外，高考一恢复，许多已近而立之年地老三届又拖家带口的参加了高考，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走进了大学校园，坐到了教室的课桌前，用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去补上那失落的一课。那不仅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更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二者的交织使这批学生非常珍惜党和国家给与的这次机会，如饥似渴的学习，学习着建设祖国的本领。如果没有插队的经历，知青大学生们是不会这么认真努力而又刻苦的。
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了，许多老三届又陆续回到了他们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无论是下岗的，办公司的，还是在机关的，大家都又因为那片土地，那段同甘共苦的日子，那里的父老乡亲，那份纯真的情意聚到了一起。不少有能力的老三届还向第二故乡伸出了援助之手，建希望小学、育山造林等等。回城了，富裕了，知青们没有忘记当年去广阔天地时的承诺和初衷。
近30年，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联产承包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民公社没有了，可是从心底里我对插队时的人民公社还真有些留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队长根据每个人的身体、专长等实际情况的安排下，干着各种活计。大家唱着地方戏，割麦子，挖河泥，摘棉花，搞农田基本建设，你追我赶热火朝天。
我真觉得人民公社虽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国情讲而言或许有些超前了，建早了，在管理方法上也有些程式化，存在一刀切等不少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发展现代农业，类似的组织形式应该说是可行的，有益于农业产业化。几千年留下的：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不适合现代农业需要的，何况现在哪里去找30亩地呢。
联产承包走到现在，政府应该对这30年的农村工作进行一下全面总结，我认为它不大适合大规模农业发展的需要。大家也看到了，近几年报道了很多砍伐别人承包的果树，破坏别人的鱼塘等大大小小的不良现象，和体制上引发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感到我国农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持续发展的态势，如何改变农业的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方法和管理水平真的值得研究。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利和弊两个方面，怎样做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奔小康的目标已基本达到。可由于我们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扭转人们的思想认识，去实现联产承包，我们破了许多东西，也在创新和发展中把我党的一些优良作风与传统，民族的优秀的东西丢掉了。
从政治不是万能的到拜金主义的泛滥，真的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中的一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法律法规也好，规章制度也好，组织形式也好，进行总结，予以借鉴，发扬光大。
我插队的山西夏县是以主产粮棉著称的农业县。2002年我又回到了阔别30余年的村庄。村里的土地承包了，村民们三三俩俩地干着自家的农活。这里还保持着我插队时村庄的原貌，变化很小，感到亲切之余，看到的是党中央所说的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过去打死都不离老窝的富足的晋南人的下一代，不少也开始走出运城盆地到城市打工了，一改30多年前城里人到农村当农民的状态。农民中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了他们洋插队的城市底层生活，去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追求更富裕的日子。这可能是一社会种进步，但也可能是人口、土地、资源等造成潜在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和困难。
相对于农民进城，从2006年开始，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我记忆里在此十年前，我们的电视和广播还在宣传国外的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等问题，也开始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面对农村劳动力过剩，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打工谋生，而学到了各种知识的大学生却没有合适的岗位去施展才华。针对出现的这一重大问题，党和政府号召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不少村镇也由于持续发展的需要，提供优厚的条件欢迎大学生去。
我深感这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又一英明决策。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和我们40年前插队的某些相似之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又有着质的不同，虽说我们和他们都是从学校到农村，可他们的知识面、思路和视野要比我们宽得多，可谓是真正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着更强的能力去为农村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插队时就是去当农民，接受再教育，政府没有任何许诺，挣的是工分。
现在到农村去的大学生是村官，政府给开工资，并承诺干几年后可以优先录用到乡、镇、政府等部门做公务员，他们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这与我们当年插队又很不同。在农村干上几年得到锻炼，体察了民情，发现了问题，将来成为一级领导后，会更加注重民生，工作会更加务实。这种从学校到农村再到机关的成长历程，非常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我认为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中国农村需要大批这样的人才。
做为一个过来人，我感觉也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农村的致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尤其是生产粮棉的地方，要想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很不容易。不是盖几间新房就是政绩，一走了之。我认为政府虽然有承诺，但从大学生村官本身要有一个长期扎根的心理准备。只有踏下心来了解农民，干到老百姓主动推举你进班子当村官，那你才是名副其实的村官。
毛主席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农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吃饭问题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建设好农村是国家的根本。农业国际化日益加快，但如果我们不能自给自足，过于依赖国外进口，那我们就是丢了主动权，甚至是政治上的失误，因为我国的人口毕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国的农民毕竟是十几亿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我们的大学生村官们身上的担子很重，这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另外，我感到由于科技的迅猛突破，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再加之交通业、通信业的飞速发展，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可以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手机传播到深山沟的各个角落；再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文化、理念的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格外活跃，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先富起来的人们占有了大量资产，产生了新的阶层，新的社会矛盾，这使整个社会几乎处于一种价值失迷的状态，信仰的确产生了危机。
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快乐或让其感到幸福，源于物质太丰富了，而精神又没有寄托。因金钱、权利产生的刑事案件也很多，我做为一位老三届的知青深感改革后人员管理的难度加大，令难行禁难止，所以村官们如何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的政府如何去研究和处理好这些日益加大了的社会矛盾已是当务之急，应该引起各部门的重视，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政府应该拿出相当的人力去研究目前就业难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从理论上有一个指导，并结合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与我国国情相对比及早预防。我想大学生村官应该成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
老三届中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部长的有，局长、处长的有，我看到这些老三届知青领导们工作的扎实，对民众的关心，反腐倡廉的坚决。但面对这些年积累下的重重矛盾，改变起来又谈何容易。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我看到我们中国人的人性光芒又绽放出来了，它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和全民的凝聚力。我们的新闻机构也把握住了宣传原则，使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有了较大升华。
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放松对全民的教育，因为人性光芒之后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挪用赈灾物资，虚报多领私分等人性的阴暗的一面。激情奉献后的人们也会思考许多问题。为了不让善良的人们伤心，我们的宣传、新闻、教育等部门如何乘胜扬帆，继续让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去为建立一个党和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开创一个历史的新篇章，这是需要花大力气，做大量的实际工作的。
前面我已经谈到了教育的重要，它对一个人、一代人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担负着寓教于乐的责任，现在的文艺作品不能也不可能再像“文革”中的样板戏那样，塑造的人物个个高、大、全，但也不能像现在翻拍的有些历史戏、近代戏、现代戏那样，加入的许多情节没有任何教育意义，更不鼓舞人，说句难听话，是用人民的血汗钱来糟蹋我们的英雄。连古人都懂得弘扬的“孔融让梨”“岳母刺字”等中华民族的美德和民族英雄的正气，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毫不负责任地乱改。这真的有背于人民的意志，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鉴赏力和思想水平。
据我了解这些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收视率并不高，虽然不高，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在一定人群中的不良影响。连历代作家都能把握的宣传英雄的主旋律，人类的真、善、美的基本手法，我们却编得让老百姓看了都嗤之以鼻，真的很可笑。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喜耕田的故事》《闯关东》《亮剑》《家有儿女》等不同题材的作品很不错，虽是现代戏，也有生活戏和感情戏，但它的主旋律能够教育人，鼓舞人。所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生活，提高自身的修养，多创造一些新的剧目，下功夫编导一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艺作品，为我们时代的进步而摇旗呐喊。
以上文字是自己对插队这一历史事件过去40年后的一些回忆与随想，就个人生活经历而言存在很大局限性。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用对党的朴素感情说一些真实想法和感受。这也是我们这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年8月22日
系列选载
转载自《抹不去的记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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