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丨陈小鲁周年祭：一别天涯远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与夫人粟惠宁带着孙子孙女在三亚过完春节，准备第二天返京——3月2日是儿子陈正国的40岁生日。没想到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突然袭来，亲朋好友谁也没想到。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夺去了他的生命。

“小鲁走了一周年了，我们想把他的骨灰运到上海，与爸爸妈妈安葬在一起。他走前走后发生了不少事，好在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在心理上也对他有个交代，让他终获安宁。”大哥陈昊苏平静的说。“一别天涯远，至情思念深。”在弟弟走后的一年里，他将思念寄托在了诗词里。

1946年7月30日，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我出生在苏北，二弟（丹淮）出生在淮南，三弟出生在山东，爸爸妈妈一直想要个女孩儿。而妹妹最晚才来，所以取名姗姗”。陈昊苏回忆。兄弟三人名字里包含的苏、皖、鲁三个地点，是陈毅当年的主要战斗场所，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戎马生涯的一种纪念吧。

1947年，国共内战烽烟四起，当时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山东地区。中共内部决定把一批家属沿海路转移到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我们渡海时必须躲过国民党军舰的巡逻，上船后，所有人员都躺在床板上，不能走动，也不能讲话。可是一岁的小鲁还不懂事，那天晚上精神又特别好，不想睡觉。所以特许他可以在船舱内任意行动。那天晚上，我们都躺在昏暗的船舱里，只有小鲁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叔叔阿姨中间，他抱抱这个，亲亲那个，人们脸上都绽放出无声的微笑。”这是陈昊苏人生最早的一段记忆，当然，陈小鲁已完全不记得。

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4岁的小鲁跟着全家一起搬到了上海，住在兴国路的一座小楼。陈小鲁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很忙，顾不上管他，顽皮的他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会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那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1955年，陈毅一家搬到北京。那时的陈小鲁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还懵懂不知，只知道“父亲叫陈毅”，但“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因为“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直到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部长、副总理。才意识到父亲是个“大干部”。虽然身边的同学不乏像他一样出自“大干部”家庭，但那时的陈小鲁更愿意到小胡同儿里串悠，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们一起玩。这样的性格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小鲁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父亲陈毅。在他少年时的记忆里，忙碌的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别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的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很不合身。有一次，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

北京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也许家庭出身的关系，很多学生都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校也出了很多日后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但那时的小鲁并不属于这其中的一员。学校组织的辩论，当时的他还“只有听的份儿”。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陈小鲁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突然开了窍，开始关心政治。

1963年，陈小鲁进入北京八中上高中。“在此之前，小鲁因为肝炎休学了两年。现在看来，这两年挺关键的，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大了两岁，相对成熟一些，到了八中之后就成了活跃分子。”陈昊苏说。转眼到了1966年，陈小鲁上了高三，这群年轻学生选择投入到“革命”当中。各个学校选举了“革委会”主任，陈小鲁获得1100多票，差20票就全票。

绝大多数人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持续10年的动荡的开始。陈小鲁记得，有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陈毅先是感慨，“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然后问小鲁，“你们学校怎么样了？”

陈小鲁告诉父亲学校停课了。陈毅叮嘱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又语重心长地说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陈小鲁悟出父亲的这番话有点“划清界限”的味道。“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1966年8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宣告成立。陈小鲁后来因为“西纠”而一下子声名大振。“实际上，小鲁并没有加入红卫兵。”陈昊苏说，“他觉得红卫兵并不是什么严格的组织，随便什么人袖标一带，就加入组织了。”那时候，陈小鲁在社会上也招致了不少谣言。妹妹姗姗还记得，在家里经常接到外地打来的电话，求证“陈小虎”是不是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其实还是个孩子。“他穿一身旧衣裤，脚踏懒汉鞋，有时还穿自称用井冈山的布带做的草鞋，骑辆破自行车，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陈小鲁的挚友何迪回忆。1967年8月的一个周末，小鲁来找他，告之王力“八七”讲话后外交部的内部斗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陈毅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避免互相牵连，陈毅与张茜告诉小鲁先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张茜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何迪感慨。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塑造出了一个打砸抢、无恶不作的“陈小虎”，陈小鲁身处风口浪尖。妹妹姗姗记得，4月14日晚饭后，她和哥哥小鲁准备返校。这时家里突然接到总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见小鲁。陈毅夫妇非常紧张，在家里焦急地等儿子见总理回来。过了一会儿，小鲁回家，告知家人，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西花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后，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表现好了，还是有前途的。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小鲁。“告别的时候，妈妈忍不住流了眼泪”，气氛很压抑。陈毅强忍心头的情感说：“我18岁离开家去法国勤工俭学，你母亲16岁离家参加新四军。现在你都20岁出头了，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出来闯出一片天地。你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杨德中的儿子，后来也成为陈小鲁39军战友的杨海岩回忆：“当时，周恩来指示我父亲把小鲁送到农场藏起来，还非常具体地指示不要把小鲁放在有北京知青的农场里，要放到部队农场，先不要穿军装。我父亲在京西宾馆见到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把总理指示报告了陈司令。陈司令当场拍板：没问题。”就这样，陈小鲁被送到了39军的盘锦农场。

陈小鲁到部队后压力很大。他是编制外的，没有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此后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71年的五一节，陈毅有了上天安门观礼的机会，此时的他已患肠癌。在天安门城楼上，他遇到陈锡联，牵挂儿子的陈毅主动提及：“我儿子在你那里当兵，三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啊！”陈锡联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安排小鲁探亲。

“三年后，小鲁第一次回家——那时的家也快破碎了。当时他引用唐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母亲抱着他痛哭。父亲很欣慰：‘不错，你经受住了考验。’”回忆过去，陈昊苏也是感慨万千。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了小鲁，表扬他遵守诺言，经受住了考验。

1972年1月6日，陈毅溘然长逝。陈毅去世后，陈小鲁写下悼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后来在赵朴初的建议下，改成了“难得万人泪”。在一些朋友看来，这是他最好的一首诗。

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粟惠宁结婚。此时的陈小鲁不仅仅迎来他个人生活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培训之后，1981年，陈小鲁被派到英国任副武官，1985年回国；1986年底，他又被调到当时改革的热门机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社会局局长。陈昊苏说，他们都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纪律性很强，虽然是兄弟，但他并不知道弟弟在做些什么。几年后，政改办解散。陈小鲁尽心尽力的安排好了同事们的善后。

1992年，陈小鲁从军队转业，按当时的规定师职干部转业要由国务院军官转业安置办公室安排。但陈小鲁萌生了自主择业的想法。因为还没有先例，军转办起初不敢贸然答应。陈小鲁后来说服了国家人事部的领导，不由军转办安排，由他自主择业。

“这在当时就等于放弃了铁饭碗，放弃了公费医疗，放弃了福利分房。”陈小鲁的朋友张北英说。陈小鲁只拿到了不到一万元的转业费。“也许会有人说他爸爸是元帅，他家有房子，真实的情况是，陈毅元帅逝世后没有给陈家子女留有房子，小鲁和小惠结婚后一直住在岳父粟裕家。后来在京郊买了一个农民的小产权房，一个民房小院。”实际上，粟裕夫人楚青去世后，陈小鲁与粟惠宁几年前就已搬离了雨儿胡同。

转业后的陈小鲁先是去了海南投身于亚龙湾的开发，但这段经历并不是很愉快。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的何迪办了停薪留职，与陈小鲁一起下海经商，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两人向朋友借了十万元，就算开了张。“我租了辆面的，小鲁则骑他的破旧自行车，从此，小鲁真正彻底告别了体制。”

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陈小鲁与他所在的“标国”做了很多事：帮助引进外资，协助开设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中宏保险公司；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做财务顾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深铁路的上市。“标国”作为顾问公司，其间也经历了各种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陈小鲁后来直言不讳的说：“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磕磕绊绊，陈小鲁这样评价自己走过的路——“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早在1985年小鲁写给别人的一封信里，他就提道：“我的心太软，不愿意拒绝别人。我不适合当领导，我不可能严厉的整别人。”为了一份儿不说违心话的自由而选择离开体制的陈小鲁，不久又脱离了商海。陈小鲁从1998年开始了自由自在的周游世界之旅。

“小鲁是最佳的旅伴，不仅随和，不挑剔、不埋怨，总是开开心心的，而且还时发高见，多有点睛之句。”陈小鲁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单纯的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观察、走访、交流，并随时随地的讨论。比如在巴尔干半岛，他们讨论前南大一统好，还是分裂成六个小国更好；在伊朗，他们讨论穆斯林与现代文明的共融性问题……

小鲁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好友何迪看来，陈小鲁生于政治世家，也一生被政治纠缠。对于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小鲁并不是引经据典型的，他讲的话非常朴实，非常深刻，没有套话，一看就懂，讲在点上。”何迪说，每到关键时刻，朋友们都希望听到小鲁的分析与见解，他的分析与见解都会在朋友中流传。

2013年5月，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为“文革”道歉的新闻，一下子将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陈小鲁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当时他成了中外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实际上，我也是当时采访他的诸多记者之一。在他当时居住的雨儿胡同里，陈小鲁像一个普通的北京老大爷，穿着宽大的棉质中式衣服，脚踏布鞋，详细讲述了“道歉事件”的整个经过，也非常深入的阐述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那是我第二次采访陈小鲁。像第一次一样，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坦荡。

“他招的人实在太多了，我都有点烦了，家里一天到晚有记者上门要他谈，什么媒体的都有。我问他：‘你怎么什么记者都见？’他说要一碗水端平。他就是这样的人。”粟惠宁半开玩笑说。同学会秘书处想方设法“挡”一下，为小鲁解解围，没想到小鲁来者不拒，他向不甚理解他举动的人解释说：“要一视同仁。”

“道歉”新闻出来之后，也有人质疑甚至指责陈小鲁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另一种声音，则是揣测陈小鲁背后的“动机”。但陈小鲁以他一贯的坦荡面对种种猜测。他在给朋友的微信中说：“我替八中道歉，就是在还债。”

陈小鲁利用各种采访机会苦心孤诣地强调“尊重宪法”，毫不介意是否会显得比较“天真”。“小鲁有他自己的道德自律。他觉得‘文革’当中，在所有人都违宪、都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小的一分子、一个被推为领导的人，他负有责任。他良心过不去。”夫妻几十载，粟惠宁最了解丈夫的一番苦心。

“从反对对联而未参加红卫兵到制止暴行、抄家、社会失序而组织西纠，尽管无法置身于‘文革’狂热之外，也做过些荒唐事，但小鲁在我们这批朋友中是最早觉醒、最快清醒的一位。”何迪说。

尽管小鲁挺身而出为“文革”道歉，让兄妹们多多少少也身陷风波中，但无论从情感还是道义上，他们都表示了对陈小鲁的支持。“小鲁‘文革’道歉的问题，是应该提一提的。小鲁觉得到了21世纪，对‘文革’的反思进行得很不彻底。”陈昊苏说。

“道歉必须真诚，反思一定要彻底。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陈小鲁

为“文革”道歉的风波过去不久，“陈小鲁”的名字又出现在与一桩全国瞩目的经济大案相关的传闻中，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本已过着含饴弄孙、半隐退生活的陈小鲁又被卷入到更大的波浪里。

对于朋友间各种关切的询问，陈小鲁一再澄清，只是咨询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管理”。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事后的调查的确证明陈小鲁所说：未领取薪金又无股份分红，没有获取任何的特殊利益。

何迪说，2003年底他们一起去印度旅行时，陈小鲁突然发生咯血，一时甚为紧张，回京后检查，肺部出现阴影，于是有了思想负担，认为父母都患癌症，可能是家族遗传。最后在协和动了开胸手术，那个阴影原来是块霉菌。也是出于身体原因，2004年，小鲁都在治病、疗养，外界传说的该公司发展的关键节点，陈小鲁都没有参与。与陈小鲁交往几十载的朋友都知道陈小鲁不拘泥于细节，又好说话，认为“无股份、无工资”，就无干系了，其实应及时切割开来。

但是，各种质疑与传闻不绝于耳，甚至陈小鲁被传成了“首富”。时至今日，陈家人提及此事仍愤愤不平。著名企业家冯仑回忆，陈小鲁被传成“首富”之后，几个朋友见了面，都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呀！”陈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自嘲说自己是凭着首富的传说“混饭”吃。

在小鲁待在上海的时间里，大哥昊苏去看他。见了面之后，小鲁依然很坦然。年底回到北京，有朋友问小鲁：“会不会有负担，不开心？”小鲁坦然回答“不会”。朋友又问：“影响睡眠吗？”小鲁回答“不会”。再问：“会影响胃口吗？”小鲁听后笑了，再次回答：“呵呵，不会啊！”

对少女时期的粟惠宁来说，陈小鲁并不陌生，但她那时并没有把他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她眼里，小鲁首先是她二哥的好朋友。陈小鲁与粟裕的次子粟寒生原是北京四中的同学，两家离得并不远。陈小鲁经常到粟裕家里找粟寒生下围棋，少年时期的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一年，这群精力旺盛的年轻人相约在大冬天骑自行车跑到100公里外的天津看传说中的一个“怪物”，还偷偷地拍了照片，拿到粟家去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奇心很强，新奇的事情他都有兴趣。这个性格跟随了他一辈子。”沉浸在回忆里的粟惠宁忍不住微笑起来。

随后的几年，这对年轻人各自去当兵，没有什么交集。直到粟惠宁上了大学，有一天粟裕的夫人楚青问起女儿，有没有男朋友、对小鲁印象怎么样？看到女儿没有反对意见，楚青就让寒生写信问小鲁的意见。

收到信后的陈小鲁，老老实实地给母亲张茜写信汇报此事。张茜回信说：先保持接触，谈谈看。小鲁又把母亲的意思转达给了粟寒生。那时候的陈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久，陈毅病逝，1974年，张茜也因癌症去世。

“那时我父母都已去世，小鲁得到粟裕、楚青的关怀与照料，我们兄妹都怀着深深的感激。”陈昊苏感慨地说。

“其实我们就是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粟惠宁说，“曾经有位老妈妈对我妈说：小鲁是个有外交官气质的青年，你女儿跟他能行吗？虽然是一句闲话，却被我听到了。说实话，我与小鲁并不般配。”粟惠宁坦率地说。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陈小鲁性格开朗，三教九流，交游甚广。而粟惠宁则天性低调，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证明，“并不般配”的夫妇俩过得很幸福。

粟惠宁说，陈小鲁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多去些国家和地区看看，他戏称为“灭国行动”。粟惠宁退休后，便跟着陈小鲁一起开始“灭国行动”。陈小鲁70岁生日时，朋友们聚会，他致辞时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要有紧迫感。”这一年是他的“第四次灭国出击”行动，目标是伊朗和苏联三个斯坦。

陈小鲁当时还表示，自己在75岁时，即2021年，能完成“灭国130”的计划。他们计划2017年10月一起游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但因为小鲁身陷风波而未成行。

陈家最小的女儿姗姗比小鲁小3岁，大哥二哥先后上大学，家里只剩下小鲁和姗姗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俩最能玩到一起，“连我的麻疹，都是小鲁传染的”。在妹妹的回忆里，在陈家的家庭聚会，三哥嗓门大，谈笑风生。陈小鲁永远是主导，小鲁曾与妹妹谈论起父亲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小鲁说，父亲不安于现状，渴望改变现状，而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愿意做新的尝试。

“小鲁是凡夫俗子，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不拘小节，有过失，看错人等等，但小鲁首先是‘红色’的，他本人，也包括我们，一直在为红色家庭做很多事。一些人把他视为‘叛逆’，这是对他的莫大误解。”妹妹姗姗以坚定的口吻说。

陈家子女多年来为整理和宣传新四军的历史做了很多事。身份相对自由的小鲁，更多地冲在前面。由他牵头，给陈毅、粟裕出画册。陈毅的照片当中有不少合影，为了辨认照片中的每个人，小鲁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一个地核对。姗姗也曾受他委托，登门拜访外交部老大使，请他们辨认照片上的人物。

而让大哥昊苏印象深刻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几年前，一批原华东野战军一批师级干部的夫人们找到昊苏和小鲁。原来她们当年集体转业时，因为条件所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安置。这些老干部去世后，家属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医保也得不到保障。小鲁收到信后找到大哥昊苏商量，怎么帮老阿姨说话。后来由陈昊苏出面，给相关的领导人写信，转达她们的申诉，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后来我和小鲁收到这些老阿姨的感谢信，赞许我们作为华野子弟没有忘记她们。小鲁当时对我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因为“好说话”，陈小鲁经常被朋友拉去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担任“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为提倡人有尊严地离去鼓与呼。陈小鲁去世后，有上万人在“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设置的网上灵堂留言，送会长小鲁最后一程。

在至亲好友眼里，小鲁没少帮人，帮来帮去有时给自己帮出了麻烦。“但他从来不说别人坏话，即使遇到人很过分，他也不说。”

“回想起来，小鲁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应该是我们全家最幸福和美的日子。”粟惠宁回忆，他们全家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在三亚共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远离各种纷扰与传言。而陈小鲁与家人一起在海南团聚的一个月，也是以往很少有的。这是陈小鲁走后，粟惠宁略感安慰之处。

陈小鲁离去后，何迪这位终生好友对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何迪感慨，在三亚筹办送别小鲁的活动时，首先碰到的是起草生平。“我们才感到小鲁自嘲为‘无上级主管个人’的含义——无单位出面张罗、无机构提供档案撰写生平、无组织给予他生前评价。”但另一方面，陈小鲁却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相信他、支持他的家人和朋友，陈家、粟家的二代、三代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到三亚，送小鲁最后一程。

陈小鲁在三亚的告别仪式来了600多人。其中，最特殊的是十几位退伍军人。2016年初，云南某县计划新建一条穿越烈士陵园的公路，而陵园里安葬着1000多位1979年南疆作战牺牲的烈士。他们当年的战友与一些家属呼吁社会关注。活动负责人慕名找到素不相识的陈小鲁和粟惠宁夫妇，他们不仅签了名，还拉了一众有影响力的朋友们签了名，最终当地政府接受了老兵们的请求，将公路改道。

“那个场面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有十几个当代表，完全是自费来和小鲁告别。他们齐刷刷地列队进入灵堂，行军礼致敬，感谢小鲁生前的鼎力相助。”何迪感慨。

很多朋友时常记得陈小鲁生前常说的那句话：“我这个人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陈小鲁生前曾这样形容自己。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十几位老朋友联署的一副挽联的下联是这样的：“位卑不低头，位尊不仰脸，下野不自哀，登堂不自雄。”在陈小鲁的亲人看来，这个下联非常准确地描绘了陈小鲁的一生。

陈小鲁的儿子果果从小被散养。长大后去日本留学，靠在居酒屋和餐饮店打工挣生活费，日子过得很辛苦。果果回国后自己创业，做广告设计和展览活动策划。亲朋好友说，十几年来，从未见过小鲁为他拉过一单生意，也从来没有求朋友帮过忙。令人唏嘘的是，在40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完成了送走父亲的最后的仪式。

在纪念活动后的聚会上，果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父亲从军未能当将帅，从政难以当大官，从商也成不了‘首富’，一生中间多坎坷，事业也未必多完满，但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怎么做一个好人，我的父亲就是个真正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