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齐玲：我与丈夫假离婚“病退”回城

齐玲新三届

原题

我的“病退”回城路

作者：齐玲

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城已经三十几年了，当年怀抱手领带回天津的小儿女也早已为我遮风挡雨，并在各自的工作中担当起重任。可病退回城前后那一幕幕一桩桩的往事刻骨铭心，却经常浮现在脑海里，出现在眼前。

我的回城路一波三折充满了难忍的心酸，真是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什么时候揭开来看，它都在默默淌血，这血肯定要淌一辈子了。

二师十五团开始办理病退回城的手续以后，我和华林知道，我们当时的已婚状况不符合条件，但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对一直反对我们结婚的父母有个交待，已经早就在北京、天津附近和唐山地区跑过好几个地方，想落脚在离家近些的地方，但花钱不少，却始终无果。

一九七八年底，我已经在偏僻荒凉与世隔绝的十五团后山煤矿呆了将近四年。山下，回城浪潮汹涌澎湃，五花八门，我虽没有亲眼目睹，可山上的十几个知青都已经走光，我的心里一天天地焦虑起来。

我家里更是为我着急。父亲跑了知青办，问了街道办事处，得到的答复都是，许可知青回城的政策不包括我这种情况，没有相关的政策，再问得多些，答复便是直截了当：说我已经与当地的人结婚，不符合知青回城病退的条件，不予办理。

我开始暗恨自己鼠目寸光，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在兵团结婚，我开始失眠，无缘无故地流泪。

一天，华林开车从山下送煤回来，走进家门脸色非常难看，一直没有直视我，我急忙抱着女儿和他搭话。没想到他突然拿出为我开好的病退证明，郑重地说：“我已经找过派出所的刘玉娃，干脆咱俩离婚吧，孩子都判给你，这样你们娘仨就可以回城了，明天就下山去办手续吧。”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真是迎头一棒，一下子把我打蒙了，眼泪随即哗哗地流下来，说不出一句话。他接过女儿转过头去，也早已泪流满面。女儿吓坏了，大哭着挣扎着扑向我。四岁的儿子也觉察到什么，拽着我的胳膊一直在小声地哭。一家人就那样挤在一起都痛哭起来。

那一夜，我和华林点着腊烛一直坐到天亮，望着一对熟睡的小儿女，我们商量着，争论着，别扭着，又相互劝慰着。不知又流了多少眼泪。

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时而商量，时而争吵，最后，华林终于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时不时外加现在所说的“冷暴力”，终于动摇了我。

我们下山去团部办手续，当时派出所所长刘玉娃和民警郭棣是担了风险的。为了不让身边的人知道底细，知道的人范围越小越好，一直到了晚上很晚，孩子们都睡了，他们才带着正式空白的离婚手续悄悄走进我们住的招待所。

刘玉娃非常严肃地和我们谈了很久，说了很多，也劝我们，能不能再托托人找找其它的途径，别用离婚的办法。华林非常坚决地说：“想回城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为了孩子我们不会再改变主意了！”我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

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婚证，离婚手续就只是一张国家统一标准打印好的正式表格，除男女双方填写个人情况以外，就是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归属的内容。

记得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刘玉娃和郭棣也都为之动容。我们四个人默默坐了好久，刘玉娃低头吸烟，始终没让我们签字。最后，他掐掉烟头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这些可都是国家的正式手续，是要存档的，这不是开玩笑，你们只要不签字不按手印，还什么都来得及。”然后他又看着郭棣说：“真要办了手续，我们弟兄俩这责任可就担起来了。”

我和华林谁也没说话，还能说什么？当时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先后签字，并按了手印，然后把属于自己的那张纸收了起来。刘玉娃和郭棣又说了什么，是怎么离开招待所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脑袋是空的，身体是飘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儿子醒来叫妈妈的声音仿佛很远很远……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天津办病退了。因为已近春节年根，火车上人满为患，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好不容易到家，就马不停蹄地跑起街道来。

谁知虽然我有离婚手续，成了单身，但带两个孩子办病退回城，又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政策，虽然到处看到同情也收到理解，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头脑僵硬教条，胆子也小，谁又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普通知青冒什么的风险呢？

一时间，我父亲愁得吃不下饭，母亲急得满嘴起泡。我还要在晚上十点钟长途电话开始计半价的时候，骑自行车跑到很远的电报大楼和华林通话商量，他在内蒙的后山煤矿等待消息，肯定比我们还着急啊！

那年春节病退的事情一筹莫展，哪还有心思过年？家里的日子也都快乱套了。

春节后，长征队的同学帮我打听到一个同校高中学兄部队转业后，在区委担任领导，又打听到一个同学爱人的哥哥正好在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绕来绕去又找到几个关系，然后又几经周折，打听到各家的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