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丨王和平：总参五七劳动学校亲历记

知青在五七干校时间有长有短，处境有好有坏，压力有大有小，出路大相径庭，因此感受也各不相同。这是我的干校经历。

1969年初，我和弟弟王翔飞所在的北京二中（我高一，弟弟初一）张贴红榜，分配去吉林扶余插队的名单上面赫然写着我们俩人的名字。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听说总参有五七干校，妈妈即向军委办公厅申请我倆去五七干校，没有想到不久就得到了批准。

离开北京前，通过专案组给不知道关押在什么地方的父亲写信，告诉我们要走了。不几天专案组传回不到香烟盒大小的纸条，上面父亲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字“到农村好好锻炼”。就这样，在1969年3月15日，妈妈和弟弟王小曜、妹妹王端瑞到西直门火车站送我们，记得很清楚，虽然已经三月，但那天雪下得很大。

我和弟弟初到干校被分配到八连，当时也不知道多远，反正坐军用卡车离开6090部队后，汽车就在颠簸的土路上，扬着黄尘，沿着曲曲弯弯的路拐来拐去，我几次从汽车帆布棚的缝隙中向外看，看了多次都是一个样子，后来索性不看了。走了大半天终于到了八连，原来是河南省劳改局五三农场的一个监狱管区。这是一个四方形平房院落，四周挖有大约3米宽的水渠，房子都是土胚垒的草顶。记得很清楚，第一夜没有床，睡在铺了麦草的席子上。

我分在一班，班长是防化团管理股长隋玉荣，后来的一连连长。弟弟翔飞在三班，班长好像是于若平，后来的一连指导员。

麦收前干了些杂活，记得为了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曾经到附近农村去宣讲、唱歌，一同去的有李彤妍。还记得一次夜里站岗，防化研究院的干部刘融边巡逻边对我进行教育，要求我和父亲划清界限，要认真改造，称我是可以改造好的。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沿防护水渠走来走去，这些听起来十分沉重的话，让我铭记至今。

到干校前，我家已经被抄，也被迫搬了家。去干校时我舍不得丢掉自己喜欢的五金工具，便全装到一个木箱里带到了干校。临近麦收，八连为了维修两台苏式马拉收割机，发现一个有许多工具的知青，便将我和弟弟从大田班抽出来，让我们参加机务工作。第一次麦收，我和弟弟轮班坐在马拉收割机的铁皮椅上，在手扶拖拉机牵引下收割麦子。记得手扶拖拉机驾驶员是个年轻军人叫史佑生，天津人。

马拉收割机是设计巧妙的农业机械，在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中见过。收割机本身没有动力，是在被牵引过程中产生动力，带动刀片切割麦秆，麦子倒在后面的扇形托盘上，积攒到一定数量，我们就拨动一下拨杆，上面有几个在头上旋转的木扒就将托盘上的麦子拨拉到地下，收割后的麦子形成一堆一堆的也算挺有意思。

没有想到，一箱工具改变了我们俩人的生活。麦收后，八连撤销，弟弟随史佑生一起调到了修配厂当了个打铁的锻工，我调到一连机务班开起拖拉机。不过工具也大多损失了，最难忘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把大号活动扳手，被人用力过猛拧断了，很可惜。弟弟王翔飞后来曾经出任香港某上市公司总裁，谁也不会相信，这位总裁是在五七干校烘炉旁锻炼过的。

老八连是在熊寨南，到兰青公社后向东南6里地的方向。可以讲是离公路最远的连队。这可能也是干校唯一一个知青死亡的原因吧！

河南的天气特别怪，6月初麦收期间就开始下雨，给收割和晾晒平添不少麻烦。1969年麦收刚刚完成，雨就下个不停，本来就坑洼不平的路，立时成烂泥坑了。

不幸的是，和我同房间床挨床的一连知青齐秋生受凉得了感冒，连续几天发烧。干校每连都配备了军医，一连的郑桂荣医生一直很关心他，但是一直没能控制病情的发展，外面阴雨不断，小齐发烧不退。由于连日下雨，熊寨到八连的路汽车无法进入，所以原本早该送院的，由于天气，交通原因拖延了大概四五天。

我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小雨还在下，郑医生向连领导提出，再不能拖了，必须送医院治疗。由于救护车进不来，所以连领导决定用履带拖拉机将小齐送到熊寨，然后由校部派救护车送去驻马店的159野战医院。记得很清楚，我帮助小齐从床上下来，穿上衣服。我将我的一件蓝色绒衣给他穿上，将自己手头大约一二十元塞到他的口袋里，扶着他踩着烂泥一步一步上了拖拉机。

驾驶拖拉机的是防化研究院的刘融，高高的个子，戴眼镜。记不得有没有陪同，好像没有。因为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的驾驶室只能坐二人。就这样，漆黑的雨夜里，拖拉机轰鸣着碾压着烂泥，灯光一闪一闪地顶着雨离开了八连驻地。送行的几人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目送拖拉机远去。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知青齐秋生就再也没有回来。

知道小齐病故的消息大约半月后，期间连队还派贾在銓同志到159医院去看望过他。谁也没有想到，住进医院后由于肺炎病逝了。小齐病逝后，干校在八连召开了追悼会。我记得还搭了很高的木架，悬挂了一幅很长的挽联，写些什么记不清了，记得干校曹宇光政委乘北京吉普到八连参加了追悼会。

1969年夏收后，八连撤销，我们全体转到一连，时间大约是9月中。第二批知青也到了，弟弟王小曜也到了一连，汽车队的李迪民，李础石也转到一连。这样一连的知青加起来有四五十人。连里为加强对知青的管理，将知青单独编了四个班，采取大知青管小知青的办法。将我从机务班调到知青班当班长，其他班是张铁军、扬云、王曙光当班长，都是老三届高中的学生。机务班就只剩高春明一个知青了。

这招果然见效，过去小知青不服干部管，但这些小弟弟在我们几个大哥大姐面前，确实乖了不少。我们知青班也争强好胜，听了几句表扬的话，就脏活累活抢着干，一个月10块钱（给22元交伙食费12元）就傻呵呵地成为连队的好劳力，现在想起了真是单纯。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有不少人抿着嘴偷着乐的。

知青和到干校的干部情况不同，虽然知青到干校也多是由于父母走背，家庭低谷，但完全不是知青个人的问题。知青都是年纪轻轻，处世不深。家里问题严重的，都小心谨慎，生怕给已经背负累累罪名的家长再添麻烦。家里问题不大的就比较轻松，只当换个环境，到农村来转一转。当然主要是大家都受多年家庭和学校的传统教育，思想纯洁，品德端正的缘故，所以知青班干活都是热火朝天的，从来没有消极怠工，偷尖耍滑的事。

总参的干部到干校就不一样了，主要是二种情况：一是挨整，二是整人（造反派）。还有就是单位撤销解散，前途渺茫不定。反正都是不得意、走背运的状态。鉴于这样的精神状态，确实有刘振佩那样的劳动模范，但大多数是穿着军装吃着军饷，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向东就向东，但情绪压抑，精神不爽是肯定的。

这两拨人，载着两种不同的情绪，曾经在一连碰面了。那天是盛夏很热，我们知青班和干部班同去较远的地块干活（记不清干什么了），中午该吃午饭时，连里还不通知收工。这时一干部说：给地主干活也得吃饱饭啊！这话传到我们知青耳中确实有些感到意外，我见班里的知青一时无语，就回应道：不能这么说，这不是给地主干活。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受当时传统的教育，地主都是坏人，怎么能说是给地主干活啊，听到军人干部这么说确实很诧异。

当时，一连的指导员是于若平，副指导员陆国瑾，他们为此表扬了我们知青班，我们班副班长孟京山还去各连介绍情况。后来知道讲话的军人是二部干部李伯悔，可以肯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件事给他一定带来了新麻烦和烦恼，实应表示歉意。

“库尔班”是三连调到一连的测绘局干部李正祥的外号，因为有些像新疆人的面孔，所以大家送他个外号。借到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新疆库尔班大叔的名字，其实也不是挖苦。但是我们这个库尔班在干校的的确确尝到了苦楚，一次意外事故让倒霉的库尔班毁了容，更不幸的是当时他尚未结婚。

大多数知青当兵走了后，干校的劳动力锐减，大田作业主力消失了。没人干活只好依靠机械，于是大多数手脚利索的人都到了机务班，剩下的知青几乎全部到了机务班，迪名、改平、透平、小曜、林三（宪营）和我一起整天围着机械转。机务班当然以干部为主，先是黎志祥班长，黎志祥去新疆后是马国基班长，库尔班也是参加机务班的干部之一，还有李宝华，贾尊胜，刘俊山等。

1971年冬天之后，干校人手少了，大田主要是种一季冬小麦，像玉米、红麻、小米、燕麦等费人力，机械干不了的就不种了。所以，机务班的任务是犁地、耙地、播种、收割，平日就是保养维修机械。那会儿的农机质量很差劲，粗糙得很，根本谈不上什么可靠性，三天两头的坏。所以平日有许多维修、保养的活干。总参五七干校不差钱，我们一连2400亩地，就配备了东方红75拖拉机、东方红54拖拉机、尤特45胶轮拖拉机、丰收35胶轮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各一台。还有播种机、圆盘耙、钉字耙、五铧犁等各种农业机械。还有大型联合收割机、脱粒机等，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了。

当年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不是电启动的，是由一台小汽油机先启动，然后带动大的拖拉机柴油机启动。当冬天寒冷时，汽油机的启动也很困难。天气暖和时，汽油机很好启动，靠一绳子拉动汽油机飞轮转动就启动了，所以保养好小汽油机是十分必要的。一次在保养担架式喷雾器的汽油机过程中出了事故，当时是库尔班检查汽油机的火花塞，取下调整间隙。调整好后想看一看火花大不大？可是一拉启动绳，已经被吸进气缸的汽油从摘掉火花塞的孔喷了出来，在外面遇到火花塞的高压点火，顿时就像一条火龙喷射出去，不幸的是火龙正面喷到库尔班的面部和颈部，他倒地打滚才熄灭火焰，但倒霉的库尔班被严重烧伤。

当我看到被烧伤的库尔班时，他本人神智清醒，被烧伤的地方还没有肿，只看见皮肤上是黑绒绒一层。大家立时围了过去，看到他自己想用手去摸，有人立刻挡住他的手，防止被烧伤的皮肤受损。不一会校部的急救车到了，库尔班被紧急送到驻马店159医院，听说还拦截了火车。

事故发生后，我没有再见到他，也不知道他烧伤治疗和恢复得怎么样。直到我们回到北京，大约上世纪80年代，我和小曜在东华门附近巧遇了库尔班。好多年没见自然问长问短，但我还是更注意烧伤的影响。可以看到面部没有留下明显的疤痕，但是在颈部留下明显的几条曲曲弯弯的疤痕。见到他时，他情绪还是挺乐观，可能烧伤对他的婚姻影响不大吧。

一天，机务班班长黎志祥好像刚刚探亲回来，要驾驶尤特45胶轮拖拉机去试验站。那台捷克造的老旧拖拉机，我平日开得比较多，所以黎班长叫我陪他去，我便坐在左侧轮挡板上出发了。谁知道，刚刚从一连路口转到校部方向，黎班长就挂上五档（最高），速度就快了起来。校部前的道路可能是干校最宽的路了，拖拉机靠左侧走，由于黎班长不熟悉这旧拖拉机方向间隙特别大，所以当路面不平，拖拉机跑偏时，黎班长来不及调整方向，拖拉机一头撞在校部大门右边一棵大树上。当时前轮支架撞碎了，前轮和后轮碰面了，幸亏离我坐的只有一尺左右停住了，否则正正会把我挤在树和高大的左轮之间。

小曜有一次也十分危险，他和透平拆拖拉机轮胎，没有煞气就卸螺栓。结果螺栓没卸完轮毂就蹦开了，轮毂重重地砸在小曜脸上，也险些要了命。

文革中，青年学生是折腾的主力军。遵照中央文革的忽悠，除四旧、搞串联、斗校长、批老师，反正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一心要整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可是闹来闹去两手空空，学没得上了，工作没有，社会也容不下，只有响应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去总参五七干校的几百知青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说是响应号召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实际上都是无奈之举。家里没事的，有关系的早当兵、上大学去了。去干校都是在那时刻走投无路的，像我们家的情况，能去干校就像得到了照顾似的。如果我和弟弟翔飞不去干校，到学校安排的吉林扶余去，我们这两个黑帮子弟的日子就很难说了。遇到宽厚一点的贫下中农是万幸，如果遇到紧跟伟大领袖，狠追猛打，疯狂开展阶级斗争的贫下中农那就惨了。事实上，干校确实也比插队，去兵团强一些，起码有人管，有饭吃。劳动强度也不是很大。特别是在部队的环境中，安全有保障。

五七干校毕竟是文革产物，摆脱不开党内、军内路线斗争的复杂影响。文革搞乱了全国，也乱了军队，总参自然不能幸免。从罗总长倒台起，总参就没有平静过。院校的造反派也折腾得很厉害，各部局不少干部被批被斗。被整的，整人的，被排挤的，被替换的，被边缘化的，下岗的和无岗的，反正需要一个环境，提供一个场所，收留安排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包括孩子，五七干校就是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伟大创举。

从另外的角度看，五七干校同时也是干部们的机遇，是等待、观望、盼望的场所；是过渡、隐忍、喘息的机会；对重点人物（被迫害的）实施监督劳动，但比蹲监狱强。有朋友指出，总参五七干校没有上吊自杀的，也可以看出，总参干校的政治压力和残酷性与其他干校相比不是最突出的。

但有一件事必须说明白，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能够在总参干校穿上军装无疑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那年代，能够当兵是极大的光荣，离开农村同时参加了工作。特别是当女兵更不容易，总参干校确实做了改变几百青年人命运和前途的好事。

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干校有几十名知青没有踏上这幸福的踏板。他们其中有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当兵的，剩下就是由于政治原因不被接受。我们兄弟三人不能去当兵是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当时的军委办公厅把肖向荣主任和我父亲往死里整，什么对子女重在表现？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李彤妍、迪名、豆豆家，叶星、阳阳、晶晶家情况和我们都一样，当时对当兵也是没有奢望的。

不幸的还有李火犁、李透平姐弟俩，当兵的事一直是板上钉钉，稳稳妥妥。可就是临走前二天，一连副指导员陆国瑾找火犁谈话，告诉她俩政审二部不通过，不能去当兵。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像从天上掉到地下。我很了解他们，姐弟俩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不比谁差。透平是我们青年班的，一幅好身板，样样农活抢着干。有时性起，一个人顶几个人干，是响当当的当兵好材料。遇困难，透平还冲在前面。一次在寒冬腊月，抽水机在水塘抽水，进水口被杂物堵塞，是透平和我一起跳进冰水里清理杂物的。当拉兵的汽车离开后，我们几人垂头丧气地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只见透平愤怒地拎起一桶水倒进屋里的火炉，猛然间烟气冲天而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如今想起来，也很理解透平的举动，甚至应该赞扬透平的反抗精神。

一连拉兵汽车离开前，不知道是哪一位，拍摄了两张照片。解放汽车上站着穿着崭新军装的原知青，许多干部在下面送行。在镜头外，我确实掉了泪，但很快就躲开了。照片中还是留下了李迪名的背影，但是没记下一定是略显落寞的目光。这张照片确实保留了一个珍贵的瞬间，但我每次看都很伤感，尽管已经过去了快50年。

当兵曾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发展轨迹，但并没有决定每个人的命运。

前面谈过，每个人在干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时间就是一项重要内容。怎么评价在干校的时间长短呢？我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古怪的称为：一麦；二麦；三麦和四麦。听起来确实有点离奇，其实简单点拨就明白：你在干校参加了几次麦收？

第一批到干校的知青，如果没当兵，到干校关门（1972年11月）是参加了四次麦收。大多数知青是1970年底前当兵离开干校，那么照我的计算方法就是，第一批来当兵走的是二麦；7月份来的知青（包括10月来学生转知青）当兵走的就只是参加了一次麦收，他们在干校时间只有一年多，是地道的一麦。

干校1970年的麦收是轰轰烈烈的，我主观讲，那年在那块土地的冬小麦可能是历史上长得最好的一年。因为以前是劳改犯种，再好也好不到那儿去，1969年的麦子就是他们种的，我们收的。地里麦子是稀稀拉拉的，产量也就亩产100多斤。1970年的麦子可是干校种的了，每亩种子都下20多斤，加上几次化肥，天气也好，所以可以讲是丰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丰产不丰收。麦收时阴雨连绵，熟的麦子割、运、脱粒都困难。不少麦子倒在泥水中，十分可惜。当年总参机关还派许多干部支援麦收，麦场是红旗招展，语录口号不断鼓励很是热闹，但忙了半天实际也就亩产三四百斤的样子。

原因很简单，就是机械化程度低。干校从五三农场接收两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一连、二连各用一台。可是这老旧设备关键时刻老掉链子，什么可靠性根本谈不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轴之间传动是链条，时间久了，铸铁齿轮、链条都酥了，动不动就断。二是脱粒系统处理能力太低，可能以前只能够处理亩产100斤的产量，稍多一点就消化不良了，好不容易收割下来的麦子，又全倒到地里去了。于是干校下决心改造老康拜因，我也参加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70年底大部分知青当兵离开了，干校人力紧张快玩不转了。

一连改装由防化研究院留苏博士甘仁海出马，成立改装小组。我给老甘打下手，跑跑腿，领个材料。由于人手不够，后来甘博士索性让我画起图纸来了，肯定的讲，我的机械制图的入门师傅就是甘博士。跟博士学习就是明白得快，真明白的人是言简意赅的，他三言两语告诉我个大概，我就一边画，一边问，装模作样地画了不少零件加工图纸，当然下达加工的图纸都要老甘审核通过。在1971年的麦收（三麦）过程中，老旧康拜因换发青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连大约只有20多人，就完成了2000多亩麦子的收割。

学到本事后，我还用了一次，也是终身难忘。麦子收割后晾晒，干的小麦就要入库。小麦要在库房倒入垛里，垛是由麦秸编的窄席，一圈一圈逐步加高的。麻烦的是，当垛逐步高起来后，就需要搭跳板，由人肩扛麻袋送上去。这可是要命的活，麻袋装满了是200斤，在地面，两个人将麻袋举起来，放到你的肩上。由你挺直腰板，一步一步沿半尺宽的跳板把麻袋扛到垛里。

干部和知青恐怕没有几人干过，也没有几人能干。只有年轻力壮的几个人能够扛起这200斤的麻袋，稍有不慎，就肯定扭伤了腰或跌伤，应该讲，这是在干校最危险的活。我自己曾经扛过几次，咬牙试了一试，谁知道麻袋到肩上，压得气都喘不上了，眼睛里直冒金花。还好没有脚一软掉下去，算是幸运。

在连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下，我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制造过一台谷物提升机，曾经在一连使用了一年，效果不错。结构实际很简单，就是由一条20厘米宽的皮带，上面间隔挂许多小斗，然后焊一个可以调高低的铁架，由上下皮带轮转动带皮带转动，小斗就从下面将麦子提升到高处了。比较费劲的是需要速度慢一些，为此我曾经调整电动机皮带轮的传动比，尽可能降低速度（没有齿轮箱减速，只好采用皮带减速，很困难）。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也用了不少角钢，轴承，加工了好几根轴，现在想起来也是胆大妄为。

还有一件铭记一生的事。知青当兵走了，麦收的另外一个巨大困难是，没有人力给康拜因开路。就是用人力割麦子，把康拜因第一圈前进路上的麦子收回来，避免浪费。因此，在1972年麦收前，干校购买两部东方红40胶轮拖拉机，送到湖北潜江农机厂安装自走式收割机。校部生产组的陆兴旺带我到武汉接拖拉机，等了几天没有接到，老陆有事情先离开，留下我一个人接两台拖拉机并且要送到180公里外的潜江去。

那时，作为一个知青口袋里没有什么钱，也不知道出差前借些钱。记得自己一共有30多块钱，分别买了柴油加到两个油箱里，头天早起，开一辆拖拉机到潜江去，住一天后坐长途汽车回来再开第二台拖拉机去。真是千里走单骑，练了技术也练了胆。路上水火交加也够辛苦的，第一趟是大太阳，晒得我嘴上起了泡。第二趟赶上雨，拖拉机也没有棚子，淋得我浑身湿透了。路上到一个饭馆吃点饭吧，刚刚买了饭去拿筷子，谁想到一个要饭的端起来全给吃了，这经历真是终身难忘。这次出差后，总参管理局给我和二连肖明发了机动车驾驶证，上面标明可以驾驶履带车辆。虽然不可以开汽车，但言外之意是可以开坦克的。

后来在我63岁时，曾经一个人开一台小车（在昆明租的爱丽舍），跑了5天，单人独驾从云南昆明到了拉萨，一路翻越数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这无疑是干校的那次出差培养锻炼出的勇气。

1972年7月2日早晨，我和弟弟小曜到修配厂借胶轮拖拉机，一连有拖拉机为什么还要到修配厂借呢？因为这是我们私用，所以要采取骗的办法。修配厂的师傅都认识我俩，同意借，但条件是自己摇着尤特28。我俩面带笑容，但心里很紧张，拼命摇了多次，终于发动了拖拉机，然后一溜烟开向林业连，我们借拖拉机是要接父亲下山回北京。

父亲半月前已经接到回京通知，但由于连日阴雨，校部到林业连的道路汽车无法通行，所以只得在山上苦苦等待。那天刚刚放晴，当看到我们开拖拉机上山接他时，父亲很高兴，指挥我们把仅有的几件行李搬到拖斗里，父亲、母亲、妹妹王端瑞和张炎叔叔和他的女儿张颖一起坐到行李堆上面。记得下山时，我是采用斜坡遛滑的办法启动拖拉机，就是挂上5档，踩下离合器，在拖拉机靠重力向下滑行时，松开离合器带动发动机启动。就这样我和弟弟小曜驾驶着拖拉机离开了干校林业连。

那天驾驶拖拉机真是很兴奋，但也十分谨慎，因为上面拉着的是年迈的父母。一路上拖拉机高大的胶轮在泥水中奋力向前，碾压路上的烂泥。路过前王楼庄时，要过一小石桥，很窄。比拖拉机的轮子宽不了多少。平时过过多次，心里是有底的。但是这次是拉父母，我还是小心谨慎地停下车，仔细地看了一看。确认轮子不会滑到沟里才放心开了过去。

我曾经在2003年和2010年又两次回干校看望，都驾车从当年的这条路走过，兴奋感觉依旧。原因很简单，当年开着拖拉机拉父母脱离困境的传奇经历，绝对值得激动。

我和小曜将父母，妹妹端瑞，张炎叔叔及女儿送到校部后，把拖拉机还到修配厂，就一同坐上干校派的一辆解放卡车离开了干校。记得和弟弟翔飞说了几句，离开时也不知道今后回不回来，就这样我以请假送父母回北京的名义离开了干校。

弟弟翔飞是1972年11月干校撤销时回的北京。是翔飞帮助我收拾了剩下的行李，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了。最宝贵的，带到干校一直藏在我的行李里的是父亲的两枚勋章，那是1955年授勋授衔时颁发的，是1968年3月24日军委办公厅来人到我们南池子家宣布对父亲进行隔离审查，他们带走父亲后抄家开始时，在他们眼皮下我悄悄从父亲保险柜里拿出来的，一直藏在身边，带到了干校又平安带回了北京。在这个情节上，是我，当年的一个孩子战胜了军委办公厅警卫处。

莱卡相机枪，全世界只有10余支，拍卖会上卖出26万欧元，咱买不到也买不起，干脆，自己造一支。相机和镜头都是莱卡原装，其他部分嘛，就是咱看了一眼图片后自己动手制造的

不知道别人的感觉如何，“总参五七干校”对我绝对是很刺激的字眼，因为汗水、泪水曾经在那里混杂在一起；委屈和忍耐贯穿着整个过程，所受的屈辱和不公待遇，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情不能平静。可是就是那被扭曲的青春年华，那块让人不能不屈服的土地，还是那么有吸引力。

1972年离开干校后，我曾经两次回到干校去看望，去寻觅遗留的感觉，可见干校对我一生都有很强的影响。

2003年春节后，我和张伟光从北京驾车去干校，第一天晚上住在郑州，到测绘学院看到肖明、林宪营、申应臣。肖明和林宪营都没有从干校当兵，干校撤销后到测绘学院工作。肖明已经成为测绘光学仪器的维修专家。第二天我们一路向南，中午时分到明港，我们兴奋地在公路牌下还照了像。可是从明港到干校正在修路，我们开的皇冠车根本无法在泥坑里前行，只好弃轿车租了一辆面包车，路上伟光在烂泥里滑倒，还摔伤了手臂。当时干校的情况是，农场的场部搬到了干校二连，盖了一座楼。因为农场基本也解散了，所以大楼孤零零空荡荡的。伟光在邮局遇到当年的同学，了解了一些干校撤销后的情况。

从二连向北，仍然可以看见干校医院的房子，校部的房子已经不是当年那样，剩了不多了，还住了些人。通向试验站的路上的标语牌还孤零零地站立着，上面隐隐约约显露出文革期间的口号。校部礼堂已经不在了，在沟渠旁，伟光哭诉（玩笑）当年王小曜、张白熊（宏宇）把他养的心爱的小狗扔到水里，他奋力跳到水里捞小狗，这两个坏知青还用土坷垃砍我。伟光这个当年的小学生，如今的英国“绅士”还没有忘记当年所受的屈辱。

从围墙看，一连的监狱又恢复了，当年我们费力拆除的围墙又重新砌了起来，只不过没有以前的高。但是电网和照明的灯仍然不少。拖拉机车库还在，粮库还在。宿舍变化较大，大多数已经没有了。

到林业连看到，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干校盖的房子基本都在，建在沟边的厕所歪歪扭扭还没有塌。我在当年父亲住过的房子前照了个像，留个纪念。果树已经没有了，光秃秃的山上显得很荒凉。

2010年10月，我和女儿、女婿一起开车又一次到干校，这次干校当年盖的房子基本全没有了。在林业连我告诉女儿，在文革时爷爷曾经在这里放羊，一天晚上爷爷放的羊少了3只，年迈的爷爷实在不能在漆黑的山里把羊找回来，爷爷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如今的当年干校的痕迹已经所剩不多了（听说三连保存比较多），时间也已经那么久远，可是仍然有那些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还是那么不能忘却，一批一批地前去看望，寻找。这些人怀念什么？寻找什么？包括我自己……

想一想，因为这是一个人出发的起点，这也是迈入社会的第一步，更因为刚刚开始书写人生经历，就充满了强刺激。

父亲王兴纲是1905年生人，可能是干校年纪最大的“重点分子”。他1928年入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工作长达十余年， 1938年在重庆直接在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军运秘密工作。1941年组织国民党某部起义回到新四军。1956年从总政敌工部调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至文革中长达10余年，辅佐文革前的历任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说来也十分不易。

文革前1965年的一天，叶群突然到访家中，与父亲大谈对罗总长的不满，父亲没有应承，叶群十分不满拂袖而去，从此厄运降临。在办公厅机关党委会上，肖主任和父亲认为，干部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原著，谁知道叶群当天回家就向林彪告了状，林彪第二天就发表了最新指示“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就这样父亲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也成立了。1968年3月24日早晨，父亲被军办来人带走隔离审查，我们全家就此受迫害经历了10年，父亲、母亲身心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屈辱和悲伤。

1969年10月，随林彪的一号号令将父亲逐放到五七干校，初到老七连，只有妹妹王端瑞陪着。妹妹只有14岁，就担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后七连撤销到林业连，有一段时间妹妹到明港上学，父亲年老体弱生活十分艰难，林业连指导员丁镗忠是刚刚解放的重点，对父亲劳动安排给予许多照顾。唐本叔叔和陈玉清大夫、张炎叔叔、田美阿姨均对父亲生活给于许多帮助。连里包饺子时，张炎叔叔一家帮助包好煮熟，派女儿张萌，张颖送来。身为重点的任恩光也经常帮助父亲挑担水。在干校的环境里，对父亲这样的重点，多数人还是同情的，我们对给予帮助的叔叔阿姨衷心表示感激。但也有少数人恶语相加，冷眼相待，文革暴露了许多人的丑恶的本性。

受多重压力，父亲一度血压190，在身心备受折磨时，父亲从林业连向周总理发出一封求援信。后来叶帅出面为父亲解决了问题，1978年总参党委正式给予平反，父亲恢复待遇，又穿上了军装，搬回了南池子的四合院。令父亲没有想到的是，在周总理去世后，从干校发出给周总理的信居然有了回音。

一天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电话约父亲到中南海，在西花厅邓颖超亲切与父亲见面，并诉说了当年确实接到父亲的来信，由于张春桥把持总政，不便直接干预二办父亲的案件，所以一时没有直接回复。之后，邓颖超送周总理的像给父亲并合影留念，背影是著名的感人画像“给总理补衬衣”。

看来当年，周总理虽然身处逆境，照顾不到所有人，但仍然惦记在心。这段产生于干校林业连的故事，至今温暖着我们全家人的心。

2019年5月5日，我们筹备近10个月的“赴总参五七劳动学校50周年”纪念活动如期召开，218名知青和五七战友参加了这一生只能有一次的聚会。不少朋友从外地赶来，还有从国外专程回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多数人离开干校就没见过，相见时分格外激动，场面充满浓浓的战友情意。

我作为组织者自然也十分激动，几次煽动大家鼓掌欢迎到场的朋友，实际上是欢迎每个参加聚会的自己。我谈到，在干校我们和经历枪林弹雨的老一辈一起生活劳动，他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军队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他们顽强的意志教育了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我们也十分想念那些已经离去的知青战友，据了解已经有20多位知青不在了。说到这里，我动情地告诉大家，我是多么想拥抱李透平（我在知青班当班长，与他共同生活劳动，是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但是他已经离开，不能参加今天的活动。

作为发起人，我多次在想，这次聚会的场面又一次让我思考这个问题。许多人只不过在干校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对那片土地和经历如此深情？渐渐的我明白了，这是知青走入社会的第一步，情感复杂而深刻。对多数知青来说，也就是我代表他们大声喊出来的“我们要感谢干校，把我们送进军营”，对于我们没有参军的，我也大声告诉所有人“我们也要感谢干校，因为我们得到锻炼，我们学会了坚强”。同时，我也把自己内心的感觉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我愿把干校比作为“磨刀石”，把自己磨炼得无比锋利，顽强。

我第一次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是在干校一连的粮库里写的，那是一个虔诚的青年在向党表示永远追随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下这是十分幼稚的做法。这次聚会才知道，干校也发展过知青党员，自己心里还是掀起微微的波澜。虽然自己后来在大学入了党，在两个曾经工作的地方都被评为过优秀党员，但是想起在干校申请入党这个过程也还是会产生些隐隐的痛。

在干校还有许多终身难忘的事。有一次在烈日下驾驶拖拉机麦收，口太渴了，下车抱起旁边的铁皮壶大口大口地喝，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喊告诉我，那水不能喝，是旁边沟里的水。我低头一看，沟里布满杂草和污泥，在绿黑的苔藓水里游动着蚂蟥。至今，那眼中的情景就像印在铜板纸上的照片，永远那么清晰深刻。

还有一次，和迪民、豆豆一起开拖拉机到三连南的淮河边拉沙子，由于没有经验拖拉机陷在沙滩出不来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来帮忙，只有靠我们几个人找一些稻草垫到轮子下，一点一点慢慢的将拖拉机开了出来。记得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忙了一天赶忙拿出带来的烙饼吃，可是烙饼里面全是沙子，吃到嘴里嘎嘎作响。

还有，1970年在知青班当班长参加麦收，晚上机务班缺人需要我帮忙，我又去开拖拉机犁地耙地。就这样曾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哎！这些和对革命一生的父辈的摧残算不了什么，但这就是干校给自己的心灵烙印和创伤，痕迹永远不会泯灭。当年军委办公厅的一帮混蛋，干校撤销我们回到北京，他们又要我们去济南军区农场，对我们这些孩子也是百般折磨不肯放过。我父亲大声呼喊：不去，我们死也死在一起。我常和朋友们说，军委办公厅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到现在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被教育好？军办欠我们一个说法。

当时在干校，有人背地称我们家里是“黑的跟墨团一样”，我们兄弟几人在干校是被大家关注的，所以我在自由发言时也特意告诉大家我们的情况。我告诉大家，当年在干校打铁的弟弟王翔飞，回京后到图钉厂当冲压工，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后来在香港上市公司担任了总裁。弟弟王小曜回京后当过锅炉工，后来上远洋船当过二副，成为运输专家，现在还在为“一带一路”国家运输大型设备。我们三人还由不同单位外派，同时到香港工作多年。我们懂得珍惜，我们一生在不断努力。

干校是文革产物，文革必须被彻底否定，文革灾难不能重演。此次自己组织并参加了聚会，虽说是回忆青春，重温知青情谊，但对自己来讲，无疑又掀起痛苦的回忆，每当沉思时，那委屈的泪水几欲夺匡而出，甚至是激愤的情绪由然上升，的确，是那年代对我们伤害的太深了。

在干校，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也得到锻炼，令我们顽强地生存着。干校不是原罪，文革伤害了太多人，也包括我们。

褚时健离开了，但我记住他的一句话：那些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