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丨蒋少龙：一路求学治学，"九九"峰回路转

“9”是数字个位的最大数。0到9的寓意就像是人生，人还没出生就是0，什么都没有。出生之后是个婴儿，就是1。然后慢慢长大会走路会说话了便是2。上小学是3，初中是4，高中是5，大学是6。毕业之后打工，成家立业就是7。中年是8，老年是9，到10就是一个新的轮回了。“9”又写作“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圣”之意，比如九五之尊等等。

按照出生的属相，1952年出生的我正好属龙。这算不算一种巧合呢？我不懂也不知道。

1959年我7岁，当年9月入读成都市天涯石南街小学。之所以上天涯石南街小学，主要是因为我的母亲在这所小学任教。我从小一直被认为是个乖孩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入队，当少先队中队长、大队委一路顺风。我还是学校少先队乐队的鼓手，不仅在学校大会出场式上小出风头，而且还作为少先队代表参加每年的成都市国庆节游行大会。

文革以前，每逢国庆成都市都要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就象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游行一样。人民南路广场有座老皇城，国庆期间，老皇城张灯结彩装扮得就像“小天安门”一样，国庆那天省市领导就在上面检阅游行队伍。排在广场最前面是少先队员鲜花队，后面就是我们少先队员鼓乐队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头到尾一直看完整个游行。能有这种机遇的在当时小学生中是凤毛麟角，以至优越感油然而生，幼稚的我（当然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恍如天生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样。

小学时光是无忧无虑的，一晃六年过去了。1965年“小升初”，我报考的是省重点成都五中（今列五中学）。发榜那天，我与其他同学一起来到五中看榜。那时不发录取通知书，而是录取学校张榜公布录取学生名单，就像古时候考状元一样。好不容易从密密麻麻的榜单中找到我的名字，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才慢慢平静下来放回原来的地方。

我的小学当年300多个应届毕业生只有8位同学考取成都五中，我是其中之一，荣幸地成为该校初六八级二班学生。上了中学，本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中考、高考、出国留学。可惜初一课程尚未学到一年，数学只学了有理数无理数，物理化学边都没挨，1966年“5.16”以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于是“停课闹革命”，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红色恐怖”肆虐全校以至全国。

为了躲避“大革文化命”，我和5位同学一起串联，第一次到了北京，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时我才14岁。随后全国串联被叫停，号召学生“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校，再后来就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折腾了几年，当年被利用的红卫兵，不过是政治棋盘上无足轻重的一枚棋子罢了。失去了利用价值，他老人家手一挥，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就全部赶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二个逢九的年头。1969年1月22日下乡的当天，天气阴沉寒冷，学校的操场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送别的大人小孩依依不舍，抱头痛哭。而我却是孤苦伶仃，无人相送。因为我的母亲当时是小学老师，我下乡的时候，她还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

我只身一人来到乡下，其后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还不到17岁的我，不仅生活需要自理，而且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靠挣微薄的工分养活自己。每个生产队的工分是不一样的，好一点的每天能有一两角钱，差一点的每天只有几分钱。

我们下乡的仁寿县是丘陵地区，通常以红苕作为主食。虽然也栽种一些水稻、棉花，插秧是用所谓的“秧锅巴”（即将秧苗连泥巴一起铲起，用撮箕担到秧田）进行栽种。一担“秧锅巴”连泥带水足足有100多斤，由于吃红苕反胃，常常担“秧锅巴”一使劲就满肚子酸水直冒，难受死了。每年还要与农民一起担100多斤的粮食，走10多公里到曲江镇上去交公粮。这些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类似天方夜谭的亲身经历，至今想起都不知当年小小年纪的我是怎么做到的。

好在老天有眼，“修补地球”不到三年的时间，1972年一月份我就回城参加工作了。要说下乡有什么“收获”，我认为不是锻炼了自身，而是真正的了解了农村。当年生产队一个老农曾经对我说，农业生产“一靠天，二靠毛主席”。他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农业生产至今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毛泽东本质上是个农民，但他一辈子也没有让农民富裕起来，“自然灾害”时期反而饿死了许多的人。

那位老农告诉我，那时村里一位农民曾因饥饿“偷窃”了生产队的一个包谷而被活活打死。呜呜呜！中国最苦的还是农民。建国70年了，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改善，但广大农村仍然贫穷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下乡三年，在农村这所“大学”所受到的最大的“再教育”！

10年文革终于结束了，人生能有几个10年？1977年，高考恢复，大学之门向我们敞开了。对于我们这些没读多少书的大龄青年来说，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车，就完全靠各人的运气了。

我的运气也好也不好。不好的是，我毕竟只读过一年初中，文化基础太差且缺乏高人指点。虽然我也参加了77、78级高考，成绩还算将就，两次都参加了体检（当时的规定是上了线才能参加体检），但最终因高考志愿未选好而落榜。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爱好文学，在文革中偷偷阅读了大量的“禁书”，包括世界名著，这些“禁书”和世界名著所描写的民主自由思想，至今深深地影响我的“三观”。加上当时“伤痕文学”风靡一时，话剧《于无声处》好评如潮，所以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编剧系。可是当年该院编剧系只招收几人，本人名落孙山是不言而喻的了。后来成都大学来函问我愿不愿意去该校就读，但因成都大学是1978年才新设立的一所地方大学，故我婉言谢绝并决定来年重新再考。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人生当中的第三个逢九的年头，我的运气来了。一而再，再而三，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吸取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学经济是不二选择。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报考了当时全国四大财经院校之一的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该校最好的专业政治经济学系录取了，有幸成为文革后该校的第363名大学生（四川财经学院1977年因校舍被占未能招生，1978年招收第一批学生357名）。79级是该校文革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我的学号是363，此后我的毕业证也是“证字第363号”。

枯木逢春，终于赶上了末班车，圆了毕生的大学梦。可惜的是，后来考研时我在考场突然发病，因故提前退场未能被录取从而抱憾终身。

曾有人说，1980年代初期毕业的新三届是建国后质量最高的大学生，完全优于现在的博士生。此言不虚，新三届大学生后来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于国于民功莫大焉。

又一个逢九的年头，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瞭望》杂志特辟版面举办“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也许是因为“有奖”，或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所以我根据自身的一段经历写了一篇小文投递《瞭望》编辑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到两周文章就刊登出来了（《瞭望》周刊1988年第50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一次小小的理论风波》。次年初，《瞭望》周刊在一篇编辑部综述“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我的这篇文章，并给予较高评价。遗憾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我与这十年（1979—1988）有奖征文”活动中止评奖。要不然，我的这篇征文是极有可能获奖的。

时光进入逢九的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忽如一夜春风来，全国上下掀起股份制改革热潮，成都市的红庙子股票二级市场也曾经风云一时。那时我在四川省体改委主管主办的《改革时报》工作，顺应时代需要，《改革时报.股份制特刊》应运而生，由我担任特刊部主任。《股份制特刊》是当时四川地区第一份系统介绍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报纸，出刊后深受读者欢迎，市场上洛阳纸贵。

1998年3月28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工经所、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理论部、四川省体改委等共同发起，凉山州人民政府和四川省社科院联合主办的“中国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四川省西昌市召开。我出席会议并参加了此次会议论文的选编工作。1999年3月，由四川省社科院财贸金融研究所、四川省股份经济与证券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股份制改革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是参加编辑的人员之一。

2009年10月，西南财经大学隆重举行“79级入校30周年纪念大会”，20多位同学久别重逢相聚母校。著名经济学家、老校长刘诗白在“三十年寄语”中充分肯定了政经系79级同学的成绩及贡献。他说：“79级同学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在破旧的体育馆改成的教室中，在黄楼过道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了以《资本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学习，如今大多数同学已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才。”

为了纪念入校30周年，我班同学自发出书，畅谈心得体会。这本图文并茂的《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四川财经学院政经七九级入校三十年纪念（1979—2009）》一书，在纪念大会上赠与学校留存并获得高度评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同学们高歌一曲《春天的故事》，恰同学少年，歌声又将我们带回到美好的1979年。

2019年，今又逢九。人说知识分子三条路：红、黄、黑。红就是当官从政；黄就是经商发财；黑就是搞学问（因为学位帽是黑色的）。纵观我的一生，红黄黑三条路都没有走通。一生平平淡淡，碌碌无为，如此而已。其实九九归一，人生就是如此。官场是个大染缸，当官也是个高危职业，身处其中未必能够洁身自好。经商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官商一家，无商不奸，不是那块料还是趁早别趟那个浑水。至于搞学问，那得政治清明，言论自由。否则的话，前车之鉴，“小心尔的狗头”！

当然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去“混”个博士，没有出国留学。不过，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九九归一，人生最好的归途，那就是平安着陆，健健康康，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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