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陈鸿仪：半空中的那一只套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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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陈鸿仪：半空中的那一只套鞋

陈鸿仪新三届今天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考入复旦政经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半空中的那一只套鞋

作者：陈鸿仪

把这篇留到最后才写，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惨烈。现在想起，依然心惊，不忍回忆每个细节，更不愿发表以免触动当事者也许永不能结疤的伤口。但，还是要记录。为纪念那无辜无害的生命，为我们的后代可以更真切地了解那个时代，也为这样的惨剧不再重演。

这是我家楼下邻居周家伯伯的故事。他于文革中的1969年冬天的某日从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顶楼跳下自杀。相信很多经历文革的上海人都听说过这么件事。

我们家是在我一周岁时搬入这栋新式里弄民居的。这里的房子一排连体约七到十幢，每幢三层，含三间正房，两间位于两层正房之间的亭子间，加底楼一个厨房和二楼一个厕所。我们搬入的这幢楼原先是周家伯伯一家住的，据说因为家境败落，不得不分出部分让给别人租住。我们家父母子女加祖母和两个姑母九口人占用了二、三楼正房加三楼亭子间。周家伯伯夫妇带着四个孩子住底楼正房，二楼亭子间住的是我们叫好婆的周家伯伯的母亲。我家四个孩子是两男两女，我是老大。周家伯伯家则是四千金，两个大女儿比我年长；老三和我同年，比我大几个月。

在我幼时不太清晰的记忆中，周家伯伯是个穿西装，打领带，带副金丝边眼镜的儒雅绅士。说活轻声细语，从没听到他高声呵斥过什么人。听我母亲说，周家伯伯家原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富户，永安公司和泰康食品公司的老板之一，还有不少房地产。只不过因为上代的男性都过世得早，到周家伯伯这代有点败落，脱离了公司的实际控制而成了吃股息的小开。

好婆也出身于大富之家。一个在民国之前出生的小脚老太太居然识字就是证据。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她曾悄悄问我：妹妹，现在不是反对迷信吗？那为什么报上老是说毛主席“佛大佛大”的？她能看报！只是不识简体字，将简写的“伟”看成了“佛”！

不过好婆的命太硬，过门几年就“克”死了丈夫，带着幼年的长子即周家伯伯和一个遗腹子即周家伯伯的弟弟成了寡妇。好在家产丰厚，孤儿寡母生活无忧。其实不是无忧是太富。好婆和她的也是早年守寡的婆婆宠着两个幼年失祜的男孩渐渐长大。不幸的是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被宠溺的周家伯伯被养成了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不读书不工作，整天泡在舞厅跳舞。

更不幸的是他还是个十足的“情痴”。跳跳舞迷上了舞厅的红舞女，一定要娶那个红舞女为妻。好婆打听到那个舞女出身苏州乡下，因家贫而来上海做了舞女，也不识字，所以极力反对。但哪怕好婆好话说尽眼泪流干，周家伯伯就是不肯回头，并放出狠话说若不让他娶那个舞女，他就自杀。事情闹到要死要活的地步也就没有了退路。好婆娘家人都劝她放手，随大儿子折腾去吧。

于是那个舞女就成了后来我所认识的中年的周家姆妈：小巧玲珑的个子，弯弯的眼睛，笑起来挺甜的，可以想见年轻时的迷人风采。只是她从小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其他工作经验，嫁给周家伯伯就是图的他家有钱，也没打算过再要找工作。所以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工作过。

可怜的是好婆命苦，原打算对大儿子放手了，自己以后就跟着上大学的小儿子过。谁想小儿子在上海刚解放时染上肺病，才二十出头就过世了。小儿子走了，大儿子娶了舞女后两人都不工作，又添了孩子，家里单靠股息收入也渐渐有点手紧了。于是好婆做主把楼上的房子“顶”给了我们家。

到我懂事时，楼下周家伯伯家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大富人家的踪迹了。我完全无法想象我母亲说的我们刚搬进来时每逢梅雨天后“晒霉”，他们家单领带就得晒几竹竿的情景。因为这时他们家几个女孩换穿的衣服都很少，有时甚至已经看得到补丁了。

他家老三成了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每每看到同学吃零食就会伸出手来，厚着脸皮说：哈一点，哈一点（洋泾浜英语“哈”=“half”，“分一点”的意思），为此挺让我看不起的。更经常的是听到好婆和周家姆妈吵架。几乎每次都是周家姆妈“打”到好婆的亭子间来，尖嗓子连呼带叫的。好婆总是先不响，直到周家姆妈进到亭子间里，她把门关上后才开始对骂。因为门关上了，我母亲又不许我们听壁角，所以不太清楚她们吵些什么。

不过那时周家伯伯已经不在家里吃闲饭了。听说是公私合营后股息没有那么好吃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只得到永安公司去上班。一开始是当营业员。只是像他这样一个从未工作过的纨绔子弟，根本不知道怎么和顾客打交道，动作慢不说，还经常出错。不是算错钱数，就是弄错票证。我真无法想象，那个看上去很儒雅的“绅士”竟然是个如此无能的人。

据说是几次大错之后，公司也没办法，就把他调到顶楼的一个办公室，专门做把收来的票证贴到报表上去的工作。他就一直在那个办公室待到他人生的尽头。

到1966年文革开始，周家已经沦落到了赤贫的地步。由于股息已经停止发放，周家姆妈又不工作，靠周家伯伯一人每月五十几元的工资要养活七口之家实在是太难了。这时十五六岁的老三取代她母亲成了“打”到好婆亭子间来的主力军。我们常听到她理直气壮地高声质问好婆“我们是你孙女伐？你凭什么不管我们？！”

听我母亲说，那时周家已经穷得要在夏天把厚衣服送进典当行换几块钱，到冬天再去赎出来以维持生计的地步。每当要赎衣服时，或者家里有什么额外支出时，老三就会来逼好婆去向她的娘家亲戚乞讨或借贷。虽然好婆的娘家亲戚也在受冲击，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还能挤出一点钱来。

可是好婆要面子，不愿经常低声下气去求人，况且知道所谓的“借”也是有借无还，所以不肯去。于是换来孙女和媳妇的高声叫骂。当然更为经常的责骂对象则是周家伯伯。但在这种时候，听到的总是只有女人的辱骂声，而听不到男人半句的回答。有时住在附近的好婆的侄儿侄女知道她又在被孙女媳妇逼迫，就悄悄塞几块钱给好婆，她再转交给儿子，以免儿子受到辱骂。

只是那时因为我父亲正在受冲击，家也被抄了，自家的事都烦不过来，所以除了在进出家门时偶然见到这个已经见老也不再儒雅的男人（其实那时周家伯伯还不到五十岁），也没多关注过这个几乎是无声无息的邻居。

1969年初春，我报名去黑龙江插队。一是响应领袖的号召，二也是为了逃离那个无论家里还是学校都让我感到压抑的环境。临行前一天，好婆把我叫到她的亭子间，拿出一个小包交给我，说：妹妹，你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好婆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这几条绢头（手帕）你用得着的。她说着红了眼睛，又说：以后也不知道还见不见得着你了。还没等我回答，她就轻轻把我推出门外关上了门，大约是不想让媳妇或孙女看到我在她的亭子间里。

小包里是半打（六条）低档手绢（好婆是老派人，在她看来手绢该是论“打”买的），一看就知道是弄堂口小百货店买的，八分钱一条。六条手绢四毛八分钱，不算多，可是在周家如此穷困，好婆随时在被媳妇孙女逼迫要钱的情况下，那是多大的情意啊！

更何况那时我家被抄了家，父亲被扣掉工资，存款也被冻结，我远行的行李里除了母亲费了大劲准备的一套新被褥和上面发下来的棉衣棉裤棉大衣之外，就是一些平时穿的旧衣裤，旧鞋袜，再无一件新东西。所以好婆送的新手绢就算是好东西了。

只是那时好婆才七十出头，我根本没把她说的“还见不见得着”的话放在心里当作一回事。可是谁知这竟然是我和她的永别。等到1970年秋天我回上海探亲时，不但再也见不着好婆，连周家伯伯也已不在人世了。

我向母亲问起楼下的情况，母亲关上门，悄悄说，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多问，也不要告诉别人。母亲说，我走后周家伯伯在单位也受到了冲击，不过只是说他是剥削阶级，吃股息什么的，也没来抄过家（单位里的造反派肯定知道他家穷得连像样的家具都卖光了，哪里抄得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幸的是，周家伯伯和他弟弟一样患了肺结核。

几个女儿怕他的病传染，就把他从住的正房赶了出来，搬到搭在楼梯旁的一个堆杂物的小阁楼里住。（其实在我下乡前，周家老大已经去了郊县农场，老二分配进了工厂。和我同岁的老三本该下乡，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取得了因病留城的证明。家里只有老四还在上学，所以条件其实比过去有所改善，应该有能力好好照顾患病的父亲和丈夫的。）

某天的傍晚，我母亲突然听到楼下周家姆妈和好婆的哭嚎声，夹杂着老三的叫骂声，就下楼去看。结果听说是周家伯伯在单位跳楼自杀了，单位来叫家里去人处理。我母亲说，周家姆妈本来就是不会理事之人，这时不知是吓的还是伤心的，只会一个劲地哭，说不出话来。最可怜的是好婆，嘴里不住叫着儿子的名字瘫坐在地上。

奇怪的是老三，不但没哭，还在高声斥责她的母亲和祖母：不许哭！他是阶级敌人，他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不许哭！！！我母亲看不过去，说：老三，你妈和你爸二十多年夫妻，丈夫走了，哭几声也是应该的呀。没想老三却冲着我妈来了，说我母亲自己也是“黑鬼”，没资格管她们家的事。把我妈气得转身上楼。

走过那个楼梯旁的小阁楼，门开着，只见杂物旁窄窄的一条地方铺着一张草席，上面既无褥子也无被子，只有一堆破棉絮。我妈说，真正没想到，周家伯伯那样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富家子弟，生命的最后日子竟然是在这样一个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度过的！

周家伯伯死后，好婆病倒在床。我母亲去看她，她悄悄告诉我母亲说，其实在自杀之前，周家伯伯在单位并没被打过或者残酷批斗过。只是在他跳楼的前几天，单位造反派把他叫去，说有人交待说他某年某月参加过一个什么饭局，参加的人在那个饭局上说过反党反毛主席的话，让他交待那天参加饭局的都有哪些人，说了哪些反动话，在批斗会上坦白揭发；又说如若不然，就连他一起批斗。

那几天周家伯伯每天愁眉不展，告诉好婆他实在想不起来他参加过那样一个饭局，更别说参加的人和说过的话了。好婆说周家伯伯叫周家姆妈给他买一两黄酒，他好熬夜写检讨。老三不许周家姆妈买，说她爸爸是反革命，单位早调查清楚了，就是要他自己交代。说周家伯伯这时还敢要黄酒喝，就是拒绝交代，是臭硬到底。

如是几次，周家伯伯就彻底死了心。也不知跳楼前一夜周家伯伯是在怎样的辗转反侧中度过的，第二天早晨他脱下了身上唯一一件毛衣放在草席上，是穿着空壳棉袄离的家。当单位造反派来叫他去参加批斗会时，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懦弱无能的人决绝地推开窗子，从高耸的楼顶一跃而下。据说（这是后来听说的）半途还拦腰砸在巨大的广告牌（当时是宣传口号牌）上，等到落地早已断气。

因为是“自绝于人民”，单位当然拒付丧葬费，要家属自理。老三不许母亲和姐妹去为这个“反革命”料理后事，周家伯伯就不能“为安”。直到几天后在郊县农场的老大回来，才拿出一点钱来把她父亲火化了。好婆哭着告诉我母亲，周家伯伯就是穿着跳楼时那套染血的破衣服走的，连一套像样点的衣服都没有给他换。

更残酷的是，周家伯伯生前没有其他鞋子可穿，不论晴天雨天，都是一双套鞋。那天在他跨出窗口的那一瞬间，可能是在窗台上绊了一下，一只套鞋脱落了。于是他走时，一只脚穿着套鞋，另一只脚则光着……

好婆卧病在床几个月后，也跟着周家伯伯离开了这个她毫无留恋之处的世界。听说他们母子两人的骨灰都没有留下来，当时就被家属抛弃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曾几次梦到过这件事。奇怪的是我所梦见的并不是好婆或者周家伯伯。我梦见的是那只周家伯伯跳楼时脱落的套鞋。它正从空中降落，却总也没落到地上。这只半空中的套鞋，难道是周家伯伯无处可归的灵魂，随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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