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在下面搞“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的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很不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来应该由在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有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岗这条线。斯大林和高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有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的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任何结论么。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与各大中央局第一书记等合影，左一陶铸，右二李雪峰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3月不是刚开了会？”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后，要求和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知道事情大了。

会议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发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意在那里住，他愿意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说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是我们也只讲点废话，“天热了……”等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决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康生，陈伯达，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经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有话讲。开始三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了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个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汇报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面对主席台的左手。我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资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聂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与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的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议，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从会上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么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里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说。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邓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提纲，字有桃核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主席召集政治局扩大会，集中解决了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谈“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话。

林对杨问题的讲法也同邓小平对我讲的不同。小平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有事。但是什么事，他没有说。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人，吴德和华北局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校门历来是开放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道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半夜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干部，池必卿能做她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我与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议，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有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无论有着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匆忙，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的条子。

6月1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被称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施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