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王骥：你们不在北京吃涮羊肉，跑这来干啥？​

1969年1月25日，离开北京到延安富县牛武公社史家岔村插队落户，那时已是农历腊月，离过年没有几天了，冬闲时节没什么农活，乡亲们磨豆腐、蒸白馍忙着准备过年。正月十五过后，生产队李队长安排村里的铁匠给男知青每人锻打一把斧头，为我们即将参加的第一次劳动做准备。

几天之后，我们拿到了刚刚锻打好的新斧头，每个人都兴奋至极，头两天一闲下来，就是两件事，一是磨斧头，二是练习掌握使用斧头的方法。我们抡着斧头在院子里劈柴，把柴火垛中的大树干劈成小柴，比试谁劈的准，谁劈的快，谁的斧头运用自如。灶台旁、伙房门口到处都堆满了劈好的木柴，我们进伙房都不得不绕着劈好的木柴堆走。不过，知青灶上有了大量劈好的木柴，女知青做饭、烧开水倒是方便多了。

新斧头发给我们的第三天，生产队派活儿，进山伐木烧炭。除了要带上砍树的斧头，每个人还要带上中午吃的干粮，我们知青和参加伐木砍树的老乡一样，带的都是煎饼，有个老汉还背了一口小铁锅。

我们史家岔村的北面有很多深沟，羊肠九曲、崎岖不平，如果我们自己去，去过一次，第二次再去，很难找到上次去过的同一个沟。但是，村里不少乡亲对这里的每一个沟都了如指掌，春天来摘杏、夏天采蘑菇、秋天捡木耳、冬天下套捕野鹿……

顺着沟走到底，究竟能走到哪儿，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只要一进沟，知青和老乡们边走边聊的，当时中苏边境已经真枪实弹打起来了，坦克车都出动了，除了要守住边境线，还要严防苏修特务的渗透。这是一个严肃而又十分重要的话题，如果苏修特务藏在这大山沟里，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他，他们又是怎么进入这山沟的？针对着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有可能发生的系列问题，这一路上讨论了很长时间。

有人说，苏联空军的飞机黑夜空投特务，靠降落伞跳进咱们史家岔的深山老林，潜藏在深沟里。有人说，苏修特务从延安那边过来，咱这有深沟通延安，但是好多年没人走了，只有特务或者像杨子荣这样的侦察兵才有本事，从这些深沟里穿越过来。我们知青也附和着打趣说，苏修那边也有保尔柯察金、夏伯阳这样的人才，他们的信念、毅力和潜伏能力，绝不在杨子荣之下。大家一路闲聊闲扯，在沟里越走越深。

山沟里四面都是大树，光秃秃的枝杈纵横交错，划碎了湛蓝的天空，小风一吹，树上的积雪纷扬而下，干枯的树叶哗哗作响，好像潜伏在深山里的苏修特务就在附近走动，我们知青开始感觉到后脊梁发凉了，乡亲们当中也有胆小害怕的，为了壮胆，时不时就吼上几嗓子秦腔。恐惧中，似乎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十几把斧头怎么对付苏修特务的转盘冲锋枪？

山沟里的积雪足有半尺深，整个冬天都不会融化，脚踩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积雪下面又有将近半尺厚的陈年落叶，软软的，走在上面还很滑。山沟里一片寂静，如果不说话，除了我们的走路声，没有任何声响，打个饱嗝、放个响屁都能听到回声。

终于，我们知青和乡亲们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潜伏在这深山里的苏修特务吃什么？有的乡亲说：“吃馍，白馍”（陕北话，白面馒头）；有的乡亲说：“吃烤馍”；又有乡亲说：“那不叫烤馍，叫面包”。我们男知青在北京都是吃过老莫的（莫斯科餐厅，位于北京展览馆西北方向），还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长安大戏院西侧的大地餐厅吃过俄国西餐。我比较正式的介绍了可能潜伏在我们史家岔深沟里的苏修特务的食谱：“面包、黄油、果酱，当然，红菜汤、罐焖牛肉、奶汁烤鱼很有可能是吃不上了。”知青们纷纷向身边的乡亲们介绍俄式大餐，奶油鸡蓉汤、奶油蘑菇汤、铁扒鸡……

一说到吃，大家都兴奋起来，乡亲们中也有见多识广的，一位在国军中当过兵的老乡说，“有一种美国饼干，吃上一块能顶上三大碗小米饭。”村里的民兵连长老乔终于开口了：“去毬吧，那叫压缩饼干，咱们解放军就吃这个，吃一块顶一顿饭。”乡亲们都认同老乔的说法，因为老乔是复员军人。

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十几里，从一个深沟又转进了另一个深沟，开始爬山了，在半山腰一块平地上，大家坐下来休息，每人找了一块干木头放在雪地上，大家都坐在了木头上。紧挨着这块平地的山坡上，有一个窑洞，大约有一米八高，一米五宽，三四米深，那就是烧木炭的炭窑。窑洞的墙壁被熏得黢黑，用嘴轻轻吹口气，都能吹下不少黑炭灰，如果用扫帚扫一下整个窑洞，能扫出几公斤的黑炭末，再加上几桶凉水，一搅拌，肯定是上好的墨汁，说不定赛过“一得阁”（有名的墨汁品牌），起码比“五百斤油”（也是黑墨品牌）还要黑。要是把这墨汁给村里小学的学生们描红模子、抄写毛主席语录，说不定能够用到共产主义呢。可惜，这村里没有纸，乡亲们上厕所解大便都用土坷垃、玉米杆，有墨汁，也没地方写字，太可惜了。

老乡向我们知青介绍木炭窑，如果炭窑挖得好，一个窑洞，一冬天可以烧三次炭，每一窑可以烧出一千多斤，最多的可以烧出两千斤木炭。这个炭窑已经烧过两窑了，烧好的木炭一部份分给本村社员冬天取暖，一部份悄悄卖出去，给村里增加一些公益金，改善村里人的生活。还有一部份，要送给公社和县里的领导，他们日夜为老百姓操劳，不能把他们冻坏了。

其实公社和县里的每一间办公室都有带烟筒的烧石碳（陕北话：煤）的火炉子，取暖足够了，村里给他们的木炭也就是弄个烤手的火盆，有时候也烤烤脚。当然还要给牛武林场送一些木炭，牛武林场是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砍树烧木炭必须经过他们批准，我们是合法砍伐、烧炭。

老乡们抽一袋烟的功夫，算是休息完毕，大家开始在山坡上砍树。砍树的要求很严格，不能砍成材大树，直径在30厘米以上的树都是木材，不能砍来烧炭。我们村里的每一个社员包括我们知青，每年可以享受半立方米的木材。换句话说，真要做家具，这木材不仅能做桌椅板凳，就是做大衣柜、三屉桌、架子床都够用。如果真在延安插队一辈子，死后的棺材料也都在这山上，咱没有不爱惜的道理。何况太粗的树烧炭也烧不透，还要把粗树干一劈四半，才能用。因此，乡亲们一般都是选择碗口粗，直径在10厘米左右的树，而且大多是岗木。

我选了一棵很直溜的树，刚砍了两斧头，就被一位老乡制止了，老乡告诉我们，这是杨树，虽然杨树长得直，又好砍，但是杨木烧成炭，不耐烧。说白了，就是火力不好，产生热量不大。也就是说木质越硬，烧成的炭就越耐烧，能够产生的热量也就越大。老乡要我们尽量选择不成材的树砍，那些长的歪的树，很难成为优质木材，把它们砍掉，留出更多的空间让给那些能够成材的树，让它们能更好地生长。原来伐树也算是育林工作的一部份。

在老乡的指点下，我重新找了一棵直径大约10厘米左右的岗树，以为两三斧头就能砍断，真的干起来，才知道不那么容易。我双手握紧斧头把的最末端，这样力臂长，斧头重量的惯性会加大砍树的力量。我抡开斧头，向着树的底部砍下去，斧头在空中的运行轨迹，几乎与地面形成45度角，斧刃在离地面15厘米的地方砍出了一个缺口。第二斧头不能砍在同一个地方，要比第一斧头砍的位置高5厘米，这样斧头不会被卡住，也就避免造成很多无用功。

都说“程咬金是三板斧”，我这砍树也差不多，三斧头之后就越来越不准了。我的斧头抡得很高，砍下来却是忽高忽低。从右面向左面砍，相对的好一些，换个方向，由左向右，砍树的另一面，往往使不上力，我左右开弓连续砍了十八斧头，才把一棵树砍倒。

把砍倒的树从山坡上拖到烧木炭的窑口之后，还要把分杈的树枝全都砍下来，砍下来的树干或树枝，都不能长于一米五，最短不少于一米二。然后由牛他大（“牛”是村里一位社员的名字。他大，陕北话，他父亲）负责向炭窑里码放。先将最粗最直的树干放到炭窑的最里面，所有树枝树干都是立着放，由于树干和树枝都是自然弯曲的，即便放得很密，中间也是有缝隙的，能够通风和过火。最后再把一些短枝、细枝也都放到炭窑当中，最细的树枝也就和手指头粗细差不多。整整一炭窑的木柴装满了，其中有我砍的七棵树。

天已经过晌午了，村里那位带锅来的老汉，用他背来的锅给大家烧好了开水，水是山涧的泉水，那山泉一年四季流不断，冬天也不结冰。烧水的木柴遍地都是，砍倒一棵死树就是干柴。我们知青学着乡亲们的样子，用两个斧头从烧水的铁锅下面，像用筷子夹肉块一样夹出两块烧红的木柴，放在自己面前，再拿出带来的煎饼放在上面烤。大家吃着煎饼，喝着开水，又闲聊了起来。

乡亲们问得最多的，还是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和我们知青当年在北京的情况。于是我们从红卫兵破四旧、学生斗老师，讲到北京牛街回民造反团在建工学校学生金洪福带领下，砸了牛街派出所……

“这哈怂们（坏东西）胆子真大！”乡亲们倒是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接着又从大串联，讲到免费坐火车，乡亲们对不花钱坐火车，挺感兴趣。最后，从停课闹革命，讲到学习老三篇（毛泽东著名的三篇短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老三篇作为当年全国人民的政治教材，咱天天学日日念，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中提到战士张思德在炭窑中被砸死，看着眼前炭窑的结构，我们知青不明白炭窑怎么会砸死人呢？

老乡告诉我们，由于要用火烧，炭窑的土质结构会产生变化，像烧砖一样，会变得很硬。如果炭窑烧裂了，窑顶上大块的土块儿掉下来砸着人是有可能的，所以烧木炭的窑必须要有人维护。不过，村里的木炭窑倒是从没垮塌过，乡亲们以前也没听说过木炭窑砸死人的事。

乡亲们问我们在北京用不用木炭，我们说北京冬天取暖和做饭，烧的都是蜂窝煤。“蜂窝煤是啥么？和马蜂窝是啥关系？”“和养蜂采蜜有关系吗？”我们解释了半天，老乡们也没弄明白。至于木炭，我们知青在北京就很熟悉，吃铜火锅涮羊肉就必须用木炭作燃料呀！于是我们向老乡们介绍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鸿宾楼、一条龙的涮羊肉。

一位老乡突然问我们，“你们在北京涮羊肉，吃的那么好，为啥不在北京吃涮羊肉，跑到这来干啥？”我们知青争先恐后地表示，我们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乡亲们听了都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淳朴，“教育啥么，咱就是个农民。”不管乡亲们怎么想，因为有了知青，有了他们给予知青的最底层生活的技能与经验，卑微命运中的乐观与坚忍，朴素人性中的温暖与真情，我觉得，他们是先生，是教育城里青年学生的“农民先生”。

吃完午饭就开始封窑了。一位老乡用鐝头在附近刨了一些带着枯草和草根的土块，每块土块都像长宽一尺的方砖，像垒墙一样，乡亲们一块紧挨一块，一层紧压一层地垒着，因为担心压得不紧，每次铺上一层，都要用手使劲按压，很快炭窑的洞口封了起来。在装木柴的窑洞旁边有一个小窑洞，那个小窑洞不到80厘米高，人蹲着都进不去，是用来烧火的窑洞。它和装木柴的大窑洞在下面有一个直径10厘米的通火洞，燃烧着的火就是通过这个小洞，从小窑进入木炭窑的，烧木炭的窑洞顶上有一个胳臂粗细的洞，是走烟的。

很快，乡亲们弄来了一堆干柴，他们把干木柴整齐地码放在这个小窑洞里面，点火是最关键的环节，还是由村里有经验的牛他大负责。

那年月，买火柴也是要凭火柴票的，每根火柴都不能浪费。平时乡亲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吸烟时都是用一种叫火镰的打火石，用摩擦起火的原始方法点燃烟叶。烧窑的人用一根火柴，把这个木炭窑点着，确实要点技术。牛他大先点着一些自己带来的细麻丝，就是搓麻绳用的最细的麻纤维，再点燃细小的干树枝，然后通过点燃的干树枝再点一些稍粗的大树枝，最后把点火的小窑里排列整齐的木柴烧着了。

点着火后，大家都没走，围在四周查看有没有漏火的地方，如果有漏火是很危险的，会引起山林的大火。“哪儿有烟，哪儿就漏火”，一个老乡正说着，只见有几缕白烟从洞口的缝隙冒了出来，那位拿鐝头的老乡早就挖好了一些黄土，加上山泉水和成了黄土泥，他在冒烟的地方贴上一层黄土泥，再轻轻拍打几下把它粘牢，漏火点立刻被封上了。乡亲们在窑洞口观察了一会出烟情况，又四处查看了一番，在确保窑洞没有漏火的地方，没有火灾隐患后，我们才扛着斧头，有说有笑地离开了木炭窑。

回村的路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队的知青伏永泉突然朗诵起白居易的《卖炭翁》，其他几个知青也不约而同地跟着朗诵了起来。“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乡亲们也听懂了，一边听一边开心地笑着。当我们一起朗诵到“两鬓苍苍十指黑”时，有的乡亲把刚刚砍过树、码过柴、烧过窑的手举到眼前，手掌手背反复翻动着，有人还用一只手去清理另一只手的指甲缝……

第一次参加劳动的欢乐让我们忘了一天的疲惫，进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女生做好了晚饭，一直在灶台上热着，吃过晚饭，洗干净脸、烫烫脚，干干净净钻进被窝，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上工的钟声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