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李南央：我的俄罗斯梦及其梦醒时分

李南央新三届 2020-09-03

作者档案

李南央，1950年生于湖南长沙，1952年随父母迁入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968年至1979年在陕西汽车制造厂做大型冲压工，后调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1990年代初出国。经前苏联、西欧，定居美国。主要著作有：《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录》《异国他乡的故事》等。

原题

我的俄罗斯梦

作者：李南央

原载《各界》2008年5期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剧照

“这就是他吗？那个伟大的列宁！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仍如此贫穷。我心中那美丽的红色梦幻，在走出列宁墓的瞬间，飘走了……”

我的苏联冰刀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北郊六铺炕的水电建设总局宿舍。我们住的9号楼和8号楼之间有一大片空场。那时，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滴水成冰。机关的后勤部门在空场的东边泼上水，用芦席一围，便成了溜冰场。记得门票很便宜，好像是5分钱一张。冰场每天晚上都开，大喇叭里悠扬的音乐一响，人们便挤挤蹅蹅地在并不宽敞的冰面上欢畅地滑起来了。

爸爸1955年初从苏联访问回来，给我和哥哥一人带回一双冰刀。说它是冰刀而不是冰鞋，因为它是用前后两个皮带袢儿绑在脚上的，与那时的类似自制冰刀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冰刀是双刃的。所以在冰上没有站不住、摔跟头的危险，我很快就可以滑行自如，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很引人注目。我对此是十分得意的，常常滑得忘记回家，直到冰场关闭，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后来，这片空地上盖起了平房，我和哥哥就只能去什刹海，或者是北海的正规冰场滑冰了。这样多了穿大衣、乘汽车、存衣物的麻烦，滑冰不再是寒假期间天天必有的乐趣了。直到爸爸1958年第二次去苏联，给我带回一双真正的冰鞋，是黄褐色的，而且是打冰球的球刀，不是人人都穿的那种花样刀，使我成了冰场上常常被“拦截”的对象，这样滑冰的兴致又高了一些。

爸爸那次从苏联带回来的不仅是冰鞋，还有套人（编者注：一种俄罗斯传统工艺品），橡皮吹气的玩具，和其他一些稀罕物件。哥哥得到一只鹅，滚圆的短身体，细细的长脖子，杏黄色的头冠下是红红的嘴巴，非常可爱。给我的是一只灰不溜秋的兔子，肥肥胖胖的一坨，既没色彩，也无线条，一点也不好看。

有一次，家里乱哄哄地来了一屋子客人，客人散尽，发现那只蠢兔子成了一张薄片，赖赖地躺在窗户底下的暖气木罩上。细细一看，才发现不知是谁在它的背上划了一条通体的口子。

爸爸带回的苏联东西中，还有一套塑料做的苏联各民族的小人儿，这些小人儿立在一个蓝色的盒子的底面，个子比我的小指头还小，一共有四十多个。盒底是绿色粘绒做的，小人用松紧带固定在粘绒上，也可以从松紧带中褪出来。

我常常坐在收音机前，一边听音乐，一边把这些小人儿按我认为漂亮的程度，男男女女配成对儿，然后自己在心里给他们编些故事。我可以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一玩好几个钟头。

还有一样东西，受到哥哥好朋友的热烈欢迎，那是一台幻灯机和四大盒幻灯片。记得有《公鸡和狐狸》的故事，爱听奉承话的公鸡没有记住主人的嘱咐，被狐狸的好听话骗出了窗台，让狐狸抓走了；还有《小红帽》的故事，小黑孩儿的故事，那是一个逃到了一艘军舰上的黑人小孩儿和水手的故事。但是幻灯片上的大多数故事，都没有相应的中文的故事书，所以我们无法猜出幻灯片上那些俄语的意思，哥哥的那些朋友就根据画面瞎编。后来，爸爸让他的俄文翻译把幻灯盒上的名字都翻译成了中文，这样，放的时候至少可以知道幻灯片的名儿了。

　　爸爸还给妈妈带回两个十分美丽的白色塑料盒子，一个画着皇后的黑漆盒和一块玫瑰红的花头巾。总之那些爸爸从苏联带回的东西，都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的，都那么让周围的人艳羡。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一个令我神往的国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爸爸能够带我去苏联看看呵。

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孩子们

除了这些苏联东西让我向往苏联，还有爸爸工作的水电总局的那些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孩子们，也让我感到好奇。他们和我们长得那么不一样，衣着也比我们好得多。爸爸那时常常请苏联专家到家里吃饭。

碰到这样的日子，位于鼓楼根儿下的马凯餐厅的大师傅就会来家帮忙做饭。我们小孩儿是不能上桌的，只有向客厅探头探脑的份儿。那些苏联叔叔会带来糖给我和哥哥。有一种小熊包装纸的巧克力糖，非常好吃。

没想到四十多年后在美国的俄罗斯食品店，竟然买到了一模一样的。还有一种圆圆的核桃糖，个子非常大。苏联叔叔剥开糖纸把糖塞进我的嘴里，我的嘴就被撑得一动也不能动了。融化的糖汁顺着嘴角往外直流，我得拼命地唏溜才能不让糖汁流到衣服上。一块糖吃完，嘴巴累得都麻了。

苏联专家除了来家吃饭，周末爸爸还常常请他们和家眷出去玩。一般情况下，妈妈总是带着我和哥哥同去。记得去过颐和园、十三陵。在那些苏联孩子中，我只记得萨沙和莲娜。因为萨沙和我同岁，我和他在颐和园门口的铜狮子前一起照过相。萨沙的哥哥瓦洛佳和我哥哥同岁，是他的朋友。

我到莲娜家玩时，她领着我到她的屋子，把她的一个塑料洋娃娃送给了我。那个娃娃的胳膊、腿和脑袋都是能动的，你可以把它们任意地转来转去，摆成各种姿势。妈妈教我给这个娃娃用毛线织毛衣、帽子和鞋子，她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一直到有一天，因为我不断地寻求她的四肢为什么会转动的秘密，把她的脑袋搞掉为止。

“文革”初期，社会上刚刚开始破“四旧”、抄家时，我家曾有过一次自我破“四旧”，把那些会引起红卫兵怀疑的东西先自行消灭掉，萨沙和莲娜都被从同我的合影中剪了去。但是我们没有舍得毁掉那些幻灯片，搬家后把它们藏在过道间顶柜的最深处。可是在1968年的春天，妈妈机关来人抄家时，不知被谁偷偷地拿走了。因为那时社会上流行一种用胶片制作的灯罩，这些幻灯片实是不可多得的原料。

我的苏联笔友

后来上了小学，我们学校和苏联哈尔科夫城的一个中学结成了友谊学校，那个学校派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生和老师的代表团到我们学校访问，带来了很多照片和苏联学生自制的玩具和他们的优秀作业，在我们学校的活动室办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可惜我正好生病在家，没有遇到代表团。

病好后回到学校，发现整个儿学校沉浸在灼热的中苏友好气氛中，几乎每个同学都有一张苏联孩子的照片，那是他们通过代表团新交的苏联朋友。大家一遍一遍地谈论着那个叫莲娜的女孩子有多么漂亮，简直像仙女。

同学们热烈地议论着，部里陪代表团来学校的领导说，我们学校也要选派最优秀、最漂亮的学生回访苏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评为好学生，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因此可以成为回访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那个似乎不可及的去苏联看看的梦，一下子变成了可以触摸到的东西。我因为失去了直接结识苏联朋友的机会，感到非常懊恼。只好请求已有了苏联朋友的同学写信给她的苏联朋友，请她在她的同学中为我寻找一位朋友。

不久我就收到了斯捷塔·波林采娃的来信。蓝紫色的墨水写成的斜斜的俄文字是那么地美丽、娟秀，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爸爸的俄文翻译帮助我把信翻译成中文，斯捷塔在信中形容了她所在的哈尔科夫城和她学校所在的伊凡诺夫街和校园。她把它们描写得像童话世界一样，我真是羡慕极了。我立即回了信，寄去了一张我的照片，表示希望也得到她的一张照片。我真希望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样我也可以拿她的照片向那些有漂亮苏联朋友的同学显摆了。

我无法把它们画上等号

可惜没有等到回信，中苏关系就恶化了。苏联似乎一夜之间从亲密的朋友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这又成了同学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同学们彼此传议着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的消息，议论着我们中国有多么了不起，毛主席真是伟大，敢于向苏联老大哥挑战。很多同学愤怒地撕碎了苏联朋友的信和照片。

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我一直将斯捷塔的信保存在我的装宝贝的盒子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怕它成为通su修的罪状，才在那次破“四旧”的行动中万般无奈地撕了。

真奇怪，那次砸毁家中我曾那么喜爱过的唱片时，一点犹豫和留恋都没有，真心觉得自己是在与“四旧”断绝关系，可是对那封信，我却常常想起，总有一种隐隐的伤感。

也许我苏联小说看得太多了，《红肩章》《短剑》《普通一兵》《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母亲》《我的大学》《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妈妈让看的，妈妈不让看的，只要能抓到的苏联书，我都会看得昏天黑地。

实际上，那时市面上除了不多的几部中国小说，能够买到的就是苏联的翻译作品了。我深深地被那些书中所描写的苏联人的勇敢、忘我、正直、善良，还有姑娘们的美丽和小伙子的魁伟而打动，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是我人生的榜样，我无法把他们和苏修画上等号。

对苏联人的热爱，对那片土地的向往，在我真正踏上她的土地之前从未减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记得《红肩章》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学生向他的老师汇报了另一个学生做错的事情，等那个学生走了之后，老师对自己说，这个学生的人格是这样地卑贱，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面对“文革”中被煽起的人格中最丑陋的一面，面对甚至朋友、亲人间的互相揭发、告密者受提拔重用，我愈加热爱那些小说中描写的高尚的苏联人。

终于踏上苏联的土地

1986年我第一次得到出国的机会，是到日内瓦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八个月。回国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乘火车回国，做了一次横贯欧洲大陆的火车旅行。当我终于踏上了那块我儿时起就梦想的土地时，我是那么地失望。

那次我在莫斯科只逗留了短短三天，却在警察局为了办临时户口耗去了整整半天。路上所遇到的苏联人，只要我稍稍接近他们，没容我开口，他们就一迭声地“嗫、嗫！”像躲瘟神一样，慌慌张张快步走开。我看不到一张有生气的脸，更不要说在西欧已经看习惯了的人们脸上的灿烂阳光了。

在红场旁边的大百货商场里，我看到了和爸爸小时候给我们买回的一式一样的鹅和兔子，我诧异得半天合不拢嘴。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虽然改革才刚刚起步，各式各样色彩鲜艳、造型颇具创意的塑料充气玩具已充斥市场。真没有想到，20年过去，我们的老大哥还在原地踏步。

我没有能在几乎空空如也的食品店的柜台上找到小熊巧克力和圆圆的核桃糖，这不但是踏步，而且是倒退了。食品店里除了面包，就只有像中国那时的食品店的猪肉一样用刀砍着卖的黄油。坐在那黄油后面的卖货的“玛达姆”，跟那墩黄油一样，硕大无比。这就是我梦中的苏联人吗？那些英俊的小伙子在哪里，那些和善的老妈妈在哪里？

尤其让我惊讶的是，红场是那样的狭小和破败。我见到了躺在地下的列宁，我赞赏地穴设计的简洁，不及毛泽东纪念堂堂皇的万分之一。但是气氛是阴森的。我尽量缓慢地走过列宁的灵柩，想把这个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的面貌看得清楚一些。这就是他吗？那个伟大的列宁！他死去六十多年了，但是他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仍如此贫穷。我心中那美丽的红色梦幻在走出列宁墓的瞬间飘离了我的心。

1990：到当年的苏联专家家里做客

我从苏联回国不久，父亲通过萨沙的父亲、苏联专家库兹涅佐夫当年的翻译徐锐先生，和库茨涅佐夫先生恢复了联系，两位老人互通了离别半个世纪后各自的经历。库兹涅佐夫深深敬佩父亲的品格，父亲也说库兹涅佐夫是当年所有的苏联专家中学识最好、待人最温文尔雅的一位。1990年，我准备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坐火车经前苏联去当时的西德。给萨沙打了电报，萨沙立即回了电报，告诉我，他会在莫斯科火车站接我们。

经过五天半的旅行，我和女儿在中午时分到达莫斯科。我们开始在月台等，人都走光了，还不见萨沙的影子。只好叫了个搬运工，把行李装上车往站外推。快到站台出口，见一个青年向我们走来。双方都有些犹豫，我是觉得对方面相太少，不像40岁的人，对方则可能觉得我太老？但是我们都还是站定了：“萨沙？”对方立即迎了上来：“你好！”嗬，他居然会说中文！我拿出了写有他家地址的信封，他掏出了我打给他的电报。35年之后，这对在颐和园门前合影的“小朋友”双手紧握在一起，颇有梦幻之感。

萨沙一手一个拎起了我的两个箱子，就径直向车站外走去。我们在他夫人的姑姥姥家洗了澡，稍微休息了一下。当晚萨沙就带着我们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库兹涅佐夫老人在车站迎候我们，他轻柔地牵起我的手吻了吻。这种吻手礼节，我只在电影上看到过，从苏联小说上读到过。当时那种受到如此的尊重、如此的礼遇的震撼，至今仍能回忆得出。

老人有一辆“小华沙”，萨沙帮助我们把行李放在车上就走了。我们和老人一同回到了他的公寓。他住的是高层建筑，楼道的清洁和电梯的质量（没有电梯工）要比1990年的中国强得多。他的夫人维拉在家里迎接我们，我们人还没有进门，就被她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他们住的是两间卧室的单元，一大一小。为了我们的到来，两位老人把小间的卧室腾给了我们，自己在平时作为客厅的大间临时搭了一张床。房间的装修和家具，特别是厨房的面积和设施，比那时的中国不知要强多少倍，公寓区的绿化和高楼间的小游乐场被我刚满十岁的女儿称为天堂。但是食品、百货的供应仍然几乎是零。

第二天，我们还在睡梦中，被关房门声弄醒。起来一问，方知库兹涅佐夫已经从市场上回来。他是4点钟去的商场，整整排了3个钟头的队。那时苏联买一样东西要排3次队，第一个队是开票，第二个队是凭票付款，第三个队才是用付款收据取要买的东西。3个钟头买回的是6个鸡蛋。库兹涅佐夫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东西招待你们，只买到这几个鸡蛋。列宁格勒十月的清晨已经要穿大衣了。看着老人手中小心捧着的那半打鸡蛋，呼吸着他一身的寒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儿以后每每说起库兹涅佐夫爷爷，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3个钟头凛冽寒风中排来的6个鸡蛋。那个中的爱，曾经那样地温暖了出奔异国他乡、前途茫茫的我和女儿的心。

老人后来给我看了他获得的列宁勋章，令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了苏联共产党，因为这个党的所作所为太让他失望了。他的大儿子瓦洛佳第二天来看我们，一进门就把我和女儿紧紧地拥抱在怀里。我立刻感到了苏联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俄罗斯人特有的热烈的情感，眼睛一下子热热地涌满了泪水。

瓦洛佳和库茨涅佐夫带我和女儿去了列宁格勒公墓，那里埋葬着五十多万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战死、饿死的军人和平民。库兹涅佐夫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哥哥就是那时饿死的。他告诉我，当时平均每个家庭都要死两三个人。人们被围在城中，不能出城，要与城市共存亡。公墓进门处燃烧着永远不熄的地火，墓碑一个紧挨一个，空中轻轻飘动着哀怨的俄罗斯乐曲，老人紧紧搂着我的肩膀，缓缓地从碑林中走过。事过半个世纪，我仍能感到他和瓦洛佳那刻骨铭心的伤痛。我告诉库兹涅佐夫，俄罗斯有过太多的苦难，这和我们中国十分相似。

他告诉我，他这辈子只记得有两个时期不为食品发愁，一个是1924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再一个就是1950年代初在中国，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永远记得我父亲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好。他后来听说了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对我父亲的命运也有耳闻。他为我父亲能活过那苦难的岁月而高兴，他为能在苏联见到李锐的女儿而无比荣幸。

库兹涅佐夫和维拉还领着我们逛商店，空空如也的柜台，使他们感到无比地尴尬。我为女儿买了一个粉色的大大的塑料圆圈耳环。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维拉为我们买了几块硬硬的小点心。她抱歉地说，以前不是这样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点心和咖啡。可那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我们在一个类似北京友谊商店、只能用美元买东西的地方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黄色的小鸡闹钟，和一个蜡做的小女孩，给女儿做纪念。

到继续我们旅途的时候了，库兹涅佐夫和萨沙送我们去上开往东柏林的火车。萨沙告诉我，只有头一节车厢是去西柏林的。火车在东柏林大约只停15分钟，你们到时要快些跑到第一节车厢。进了车厢，列车员如果来查，你们只要给他10美元，他就不会赶你们下车，可以一直坐到西柏林。火车拉响了汽笛，到分手的时候了，我期待着老人紧紧地拥抱我。但是他没有，他还是轻柔地拉起了我的手，还是那样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眼中含着泪对我说，“你是你父亲的女儿，你很勇敢，你会带着女儿顺利地到达美国的。到了那边一定要给我们来信。”火车开动了，老人脱下他的帽子挥动着，火车带动的风吹起了他的稀疏白发。我一直不觉得这会是永别，我总觉得我还会回到那个城市去看他和维拉，瓦洛佳的一家，萨沙的一家。

2003：再游俄罗斯

后来我们一直通信，在信中老人总是抱怨生活很苦，看不到希望。一直到2002年的圣诞节，一切似乎突然变了，老人的信中充满了阳光。萨沙为他们在乡下盖了幢别墅，他们的退休工资可以使他们过得十分富裕，一切都有了。

就在我们计划着全家去俄罗斯旅游看望老人的时候，万没想到，2003年4月20日的深夜，接到他的孙女欧嘉从圣彼得堡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她的爷爷一个星期前去世了。

在长途电话里，欧嘉对我说，生活刚刚好起来，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令人兴奋的变化，爷爷却走了。我问她老人得了什么病，她说是摔了一跤，摔裂了盆骨，住院时转成肺炎，是在睡眠中安然去世的，没有经受很多痛苦。我闭上眼睛，面前又浮现出那随风飘动的稀疏白发，像一片白云。

2003年夏天，我们全家还是去了俄罗斯，女儿在莫斯科的医院有个研究课题，我和先生也就顺便一游了。先生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我则是第五次了，最后一次是1993年因公出差。十年过去，俄罗斯的变化很大，商店里的东西应该说应有尽有，可是价格贵得吓人。我和女儿在一个鞋店的橱窗看到一双式样不错的凉鞋，我俩打赌说不会超过6000卢布（200美元）。可是我们错了，进去一看标价，竟然要两万四千卢布，真是天价！

人也变了，变得很淡漠，变得只认钱，没有什么友谊了。我在美国就一直给萨沙打电话、发伊妹儿、发传真，联络手段比当年的电报先进多了，可是萨沙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到了圣彼得堡，在我多次电话一再要求下，萨沙才定下了让我们造访他家的日子。

萨沙搬了家，他所在的公寓区已没有了十年前的美丽，用惨不忍睹形容绝不过分。因为刚刚举行过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大典，公寓楼群临街的一面都粉刷一新，而进到小区里，破败不堪，跟十年前女儿形容的天堂，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处都是肮脏的水坑，垃圾遍地，楼的外墙涂料斑驳陆离，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萨沙的家倒是装修得比十年前好多了，壁纸、地板、家具，能看出萨沙很有些钱了，而且他还有了一辆吉普车。萨沙的女儿欧嘉拿了她通过伊妹儿向我要的一套保养皮肤的贵重香脂，在饭桌上没有坐多大一会儿，就告辞了，说她还有事情，这使我十分意外。萨沙的小儿子说是在乡下奶奶的别墅给奶奶看狗，也没有来。我们没能见到那么想见的瓦洛佳一家，因为萨沙不愿意为我们联系。瓦洛佳一句英语不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

只有维拉老太太还是那样热情，见到我们就哭了，抱着我不放手。吃饭时萨沙和他的妻子一直在抱怨今不如夕，对普京大加批判，说他什么也没有做。倒是老太太突然地冒了一句：你们不要老是发牢骚，我看现在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招待我们的午餐是让我女儿猜到了，顶多有几片西红柿和黄瓜，然后就是面包、黄油和肠。俄罗斯的青菜太贵了，一个袖珍小圆西红柿相当于两块多人民币，而俄罗斯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不到1000人民币。等到吃过饭后的巧克力和点心，喝过茶，努力营造的谈话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我们知道是告辞的时候了。

我紧紧地拥抱过维拉，老太太又哭了，不愿意放开我的手。和萨沙的夫人客气地握过手，萨沙送我们到地铁车站，在那里我们和他客气地握手告别，没有了十年前的恋恋不舍。我们三个人在地铁里好长时间都默默无语，我后来问先生和女儿：“你们还会想再来俄罗斯吗？”女儿说：“多半不会了。”先生说：“我还想再回来看看夏宫，但是会从芬兰入境，当天来当天回。”他们谁也没有提再回来看萨沙一家。这纵跨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友谊就这么结束了吗？

我的俄罗斯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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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周末》，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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