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冯正平：​摇着小船插队上海郊区，开河工地累成泥猴

知青 | 冯正平：摇着小船插队上海郊区，开河工地累成泥猴

Original 冯正平新三届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冯正平，1949年出生，上海市青浦县人，朱家角中学六七高中毕业生，1968年插队于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现在的东方绿洲处），1973年到安亭师范学习，1975年分配至青浦县教师进修学院当美术教师，1988年去日本进修，1990年回国担任青浦县（1999年撤县改区）美术教研员，负责辅导全区美术教师的业务进修。在职期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与美术双本科文凭，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9年退休，现居上海市普陀区。发表美术作品七十多件，文学作品三十多件于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美术作品选和散文选各一册。

原题

上海郊区插队记

作者：冯正平

我从1968年11月8日至1973年6月在上海市青浦县淀山湖畔插队，现将当时的生活片段散记于此，与大家交流。

摇着小船去插队

我和妹妹都是老三届毕业生，那年我18岁，妹妹16岁。根据当时的形势分配在本地农村插队，地点是现在的“东方绿舟”，当时称为青浦县朱家角公社山湾大队。

1968年11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生产队长摇了一条船来接我俩、还有我们表妹，我们三人插在同一个生产队。我们的行李是：每人一付被褥加一网兜的日用品。小船伊伊呀呀地摇着，穿过窄窄的水巷，离开了我们生活十几年的小镇，驶入江面开阔的漕港河。江上清醒的空气，空灵的视野，冲淡了我们些许哀愁。

看着队长灵活地摇船，好奇心油然而生，我想我该做些事情了，于是怯生生地对队长说：“让我来学学摇船好吗？”起初队长不同意，怕我掉入水中，我说：“我会游泳，以后总得学会摇船吧？”在我的坚持下，队长答应让我试试。

谁知道刚一上手，橹就飘起来，从支点上滑出去了。队长告诉我：手要压住橹，用力要均匀。接着他与我共同掌橹摇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地有了些感觉，队长就松了手，我独自掌橹摇了百来米，正洋洋得意时，队长说：“你方向偏了。”我回头一看，只见船在水面掠过的是一条弧线，本来船在河中心的，现在快到河岸边了。

队长说“那是你用力不均匀的缘故。”他边示范边告诉我：“向内用力大，叫做扳艄，船会向右转；向外用力大，叫做推艄，船会向左转；向内向外用力均匀，船就笔直向前。”我按队长说的调整了力度，果然船很听话，左右逢源。我一口气摇了三里路。到了村口，进入小河港浅滩，我又掉橹了，于是队长接过手，稳稳地把船摇到村里。

打谷场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更有小孩子大声嚷嚷：“知识青年来了，快来看哟！”

船靠码头，队长嘱咐我们小心上岸，我满不在乎，操起网兜就往岸上跳，谁知用力过猛、把船蹬出去好远，我猝不及防一脚闯入了水中，引起小孩们的一阵哄笑。

队长把我们接到住所，我们都吓了一跳。天哪！所谓的房子十分怕人，裸露的旧青砖砌成的，墙壁上没抹灰浆，砖缝中透露着光亮，没有正规的窗户，屋檐下一块镶嵌在墙壁中的玻璃算是光线的来源，脚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土地，房内有两张空竹榻、一只空米囤，靠门口处是一只刚砌好的灶头，这就是我妹妹与表妹的住所。队长面带歉意地对我们说“因为上面的通知很仓促，生产队来不及准备，只能将一户社员以前的猪棚改造一下，先住起来再说。”至于我的住所，暂时还没有，只能借住在农民家中，与一小青年同住一床。

半年后生产队给我们造了三间东西向的小房，每间大约十二平方。南间我妹妹与表妹住，北间我住，中间是灶间，从此以后我们的住所就成了农村小青年聚集的场所。晚饭后他们会有事无事都来坐坐，或闲扯、或帮助我们做点小事，有些小矛盾也会请我们调解，有时捉到小鱼小蟹或去饲养场买个便宜的鸡会到我们这里聚餐，倒也其乐融融。

四十多年过去了，摇着小船去插队的情景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成为一生中美好的记忆。

梅雨时节种秧忙

江南的梅雨季节，正是种秧时节，沉沉的夜幕还未褪尽，劳动的号角已经吹响。天气时阴时雨，轻烟漠漠，覆盖大地，老天爷的脾气是很难猜测的，社员们把雨具带到田头，以防不测。天空阴霾密布，空气中饱含着水分，用毛巾向空中一兜，保管能挤出很多水来。

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冒着浓烟在艰难地爬行，几位男社员在拖拉机耕地的死角锄地，聊作修补；两头壮实的耕牛套着犁耙飞奔，犁耙上各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高低不平的田间上下颠簸，仿佛跳动的音符，还不时传来对牛的吆喝声，他们正在整田平地。在耕牛耙过的大田里，水面平静如镜，水下泥土光滑细腻，等待着秧苗降临落地。

在学校“三秋农忙”割稻时，我曾惊奇过农民伯伯为何能够把水稻种得整整齐齐，现在我知道了其中的奥秘，这就是“经绳”的结果。“经绳”的社员用绳子把田划分成一条条的格局，每条宽度正好种两行十二株秧苗。社员们依绳插秧，岂有不整齐的道理。“经绳”时田头田尾各站一人，手执绳子两头，两个半大孩子分布在田里，手举着丫叉，挑起长长的绳子中段，放到指定的位置，两头的壮汉拉紧绳子，再用竹桩固定，如此反复，直到把整块田全部划分成完毕。

在秧田那里，秧苗如嫩绿色的地毯，微风吹过，像刷子轻轻抚摸，在地毯上留下细细的波浪，随风而去。妇女们或坐在小矮凳上、或直接跪在秧田里拔秧，灵巧的双手来回颤动，一株株碧绿的秧苗就汇集在双手之间，两手合拢并成一把，再从身边抽出一根稻草，快速缠绕，用稻草别住，一扎秧索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随即被扔到身后，排成整齐的队伍。绿绿的秧田，黄色的草帽，五颜六色的衣服组成了秧田的视觉交响曲：发亮的水面如同白纸，一畦畦秧田如五线谱排列，拔秧的妇女就像蝌蚪文点缀其中。

“黄鳝！黄鳝！”一名妇女尖叫起来，一场围追堵击的战斗随之发生，黄鳝在秧苗间左冲右突，刚被抓住了又从手中滑落，另一名勇士把它抓住，可惜又滑溜溜逃走了，人们像蒙古民族玩“抢羊”的游戏，反反复复，几易其手，黄鳝终于被好运者擒住，放进塑料口袋，一场战役宣告结束。队长在远处高声呵斥，大家立即各就各位。有时也会虚惊一场，如看到秧田里逶迤游动的影子，凑近一看，原来是条水蛇，只得怏怏而归。

男社员整田工作完成后，留下几人继续“经绳”，此时女社员已经完成了拔秧任务，等待着男社员来挑秧。挑秧与平时挑担有些不同，归纳起来一个“滑”字可说。装担也有讲究，我们把秧根朝外、叶子靠里围成圈，一层层叠在畚箕里，装得高高的，白白的秧根闪烁着银光，光洁得耀眼。挑秧者大吼一声蹲身顶起担子，水就哗哗地从担子里直淌下来，慢慢移步走上田埂，田埂也马上变得湿漉漉的。在滑溜溜的田埂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很容易摔跤，刚下乡时我摔过好几跤，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到，脚趾弯曲，像钉子一样抠紧泥里，才能避免摔跤。然而一天下来，脚趾头不但酸痛得厉害，趾甲里还嵌满了污泥。当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不摔跤，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

把秧挑到种秧的地方后，我们必须把秧均匀地抛洒到田里。抛秧好似天女散花，无数绿色的抛物线，犹如爆开的碧色焰火，轻轻落向水田，溅起朵朵白花。妇女们已经从拔秧的地方转移过来了，纷纷跳下水田，顺手拿起扔在手边的秧，快速插入水田里，就有一点点绿色融化在水中，徐徐扩大融化开来。三十几名女社员倒退着，像在水中织着一块绿色的毯子，面前的绿色飞快地增大，由线变成面，很快就变成一大片。

插秧可不是轻松的活，它比的是手脚麻利与腰的忍受能力，在农村插秧快的妇女是颇受人尊敬的，而插秧速度慢的人会很遭罪，俗称“关弄堂”。因为抛秧不可能做到正好不多不少，若抛少了，左右两边的人插得快，会把秧用光，你就无秧可用，只能大声求助，等到抛秧人再给你补充，浪费了时间，陷入到越等越慢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秧抛得太多，会在弄堂里积压很多秧索，你就得把它们一一扔出去，劳心又费力，同样影响速度。

妇女队长是人称小妹妹的姑娘，快人快语，惹人喜爱，劳动上绝对是一把好手，插秧总是一马当先，而且人缘极好，妇女们都很佩服她。

下午三点，乌云压制着大地，仅在天边留有一丝亮光，不久下起了蒙蒙细雨，而且越下越大，像要把大地淹没似的。田埂变得越来越滑，社员们穿上自己的法宝——塑料雨衣雨裤，虽然走路哗哗作响，行动有点不便，却能抵挡雨水。我可惨了，雨点落在眼镜上，迷迷糊糊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不停地用手抹去镜片上的水滴，只能维持一两分钟，只恨没有微型的汽车刮雨器装在镜片上。还有那不透气的塑料雨具，把汗水与热气包裹得严严实实，没过多久，衣服就像在水中浸过的一样。

天气的变化影响不了社员的劳动情绪，倒是加快了劳动的速度。还剩下一个多小时，挑来的秧已经足够有余，于是男社员也参加到种秧的行列。阿四根是男社员中的插秧高手，他替下小妹妹旁边的女社员，决心与女中豪杰小妹妹一比高下，只见两人的手如鸡啄米一般，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更像缝纫机的机针上下跳动，节奏紧密，脚步随节奏后移，头部如摇头电扇左右摆动，呈现着舞蹈的韵律。我恍然大悟，舞台上的插秧舞就是这么来的。一直到田边结束，两人未分高下，赢得大家阵阵喝彩。

早晨出工时这里是一片白田，现在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望着开阔无际的一片碧绿，南宋诗人虞似良“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诗句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社员们可不管这些文质彬彬的玩意儿，一边洗脚一边嚷嚷着：“累死我了，插秧插得腰酸背痛！”另一个说：“连续几天拔秧，手皮都烂了”又一个说“哎唷！什么时候上岸呀！”（“上岸”是方言土话，即农忙结束的意思）队长呵呵地笑着，心想：“今天完成了那么多任务，几句牢骚也是不足为怪的，随他们说吧。”

收工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飘起了炊烟，我立即加紧步伐回家。农民们回家已经有热饭热菜等待着他们，而我们知识青年还得自己做饭呢！

市区卖豆记

劳动与艺术是两个差距很大的领域。有人说艺术来源于劳动，这话不假，然而劳动绝对不是艺术也是天经地义的，艺术可以很浪漫，但劳动却是脚踏实地的。特别是在体力超支的情况下，劳动是绝对没有诗意的。

蚕豆熟了，生产队派我去上海卖豆，这是个新鲜活，我也乐意去。队长、小青年阿帆与我驾一条船，另外三名社员又驾一条船。大清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上顺风顺水，我们的帆船走得很快，三个小时就经过漕港河、东大盈江，到达了白鹤青龙港。

然而这里江小水逆，风帆不起作用，只能徒手摇船，由于逆流太急，船行进得很慢，队长决定拉纤前进。队长在船上掌舵，拉纤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和阿帆的身上。我们俩一前一后的艰难地前进，阿帆兴高采烈，我却是思绪万千；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尹相杰的“纤夫的爱”，那么抒情、那么委婉，好像拉纤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川江号子”的呼喊，也充满振奋与激情，其实现实生活中拉纤是一件很累很烦人的事情。

首先：纤路很难走。岸边的小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宽宽窄窄、绊脚绊手，有时遇到小河，我们还得回到船上，奋力摇船渡过小河，继续上岸拉纤。

其次：拉纤时肩膀很痛脚又酸。一根细细的纤绳，套在肩上，不一会儿肩膀就勒得通红，脚下还必须用力蹬地，才能拖着那载重八吨的船缓缓前行，让你深刻体会到“一步一个脚印”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感觉，以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哲理。在河道的拐弯处，往往有一根石柱立在那里，石柱上排满了一道道纤绳的磨痕，那是世世代代纤夫历尽艰难的见证。

其三：拉纤还有点做牛做马的感觉。低着头，俯着身，合着节拍用力挣。与“大路歌”中所唱的“拉着沉重的铁滚，用力向前，为了吃不饱的饭，向前拉哟。”一模一样，与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描绘的场面也无二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行程，终于到达了吴淞江。但正逢涨潮，我们面临逆水行舟的困境，为了节约体力，队长决定停船吃饭。我们把带来的饭在自制的火油炉上热一下，草草扒几口就完事了。稍事休息后潮水渐渐转向，于是我们重新驾起风帆，不过现在不是顺风，而是横风，由于吴淞江江面较宽，我们可以“之”字形前进。虽然难度较高，好在队长是行家里手，难不住他。船行至北新泾，进入市区，船多桥多，不允许驾风帆了，我们就两人一班，轮流着把船摇到漕家渡。其时已是晚上九点，稍过片刻，另一艘船也到了。

漕家渡蔬菜批发市场人山人海，苏州河码头密密麻麻停满了卖豆的船。队长上岸联系，我们努力把船泊向岸边。到了十点左右，轮到我们卸货，又是一场恶战。我们必须用很快的动作把豆装进麻袋，然后吊上岸，再用黄鱼车运到过镑处，称重后运到仓库。

我们六个人分了工：两人在船上把豆装进麻袋，四个人分成两组在岸上运输，每组一辆黄鱼车。船上把豆装好后，岸上两人放下带钩的绳子，在船上船下四人合作下，吊到岸上，装满三麻袋运走，换另一组人来。

当时设备十分落后，既无吊车又无机动车辆，一切须靠人工。大家气喘吁吁，又不敢懈怠，累着并努力工作着，一直到凌晨五点，终于把两艘船上十六吨蚕豆卸完。此时已是反复几次汗流浃背，又风吹衣干了。结账完毕后，赶紧把船停好，上岸吃点心，一付大饼油条、一碗热豆浆下肚，觉得是最好的享受。不久倦意袭来，大家稍作洗涮，累得什么都不想，忙着到船舱睡觉。

睡得正酣，突然被队长叫醒，一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一点，再不走恐晚上到不了家。于是趁着潮水摇到北新泾，再挂风帆，到达青龙港，此时碰上了好运气，青龙港里顺风顺水，我们摇着船，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免除了拉纤之苦。然后一路顺风，经东大盈江、漕港河，晚上十二点到家。

退休前夕我在市区买了房，正好在漕家渡蔬菜批发市场旁边，每当散步经过此地，我总会想起此事。

运输船上

生产队长是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为了提高生产队的收入，想方设法与附近解放军部队的王参谋拉关系，请他到生产队来吃饭、拉家常。生产队杀猪宰牛，必定请他来喝酒。于是我们顺利地接到了为解放军部队运输石子的任务。

生产队搞起了基本建设，购买了一条12吨的水泥船，改装了一艘用拖拉机发动机为动力的小轮船，加上原有的两艘8吨的水泥船、两艘5吨的木船，组成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小船队。

生产队的男劳力，分为两班，一班人在大田劳动时，另一班人就去跑运输，每个星期对调一次。任务是每天到松江辰山装满石子，然后运到淀山解放军工地上。运输船上的劳动很累也很刺激，我有幸分在第一班。

呜！呜！小船队出发了！队长与驾驶员在小轮船上神气活现地指挥起航，拖船上的人员与家人挥手告别，船队在村中小港里缓缓前进，岸上的家属沿河送行，小孩子们奔跑着、声嘶力竭地央求父亲给他带吃的回来，送行者一直跟到村口，眼望着小小的船队进入漕港河，才三步一回头地回家去。

初次出航还真出了不少洋相，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船当作单独的个体，每逢90度转弯时，都把舵掌得满满的，结果后面的船因惯性的累积而被甩到岸边。顿时手忙脚乱，又是撑槁又是放垫球，还是撞到桥墩上，引得岸上的行人哈哈大笑。经过几次的混乱操作，才逐渐步入正轨。其实船队是一个整体，小轮船是动力源，主方向由其掌握，后面的拖船只需要把舵回直，或者稍作修正即可。

辰山，它的一角已经被挖掉，绿色葱笼的植被中露出一大块青灰色的岩壁，就像一只被砍掉一大块肌肉的野兽痛苦地躺在那里，山脚下是一个采石场，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石子堆得满地都是，几架庞大的軋石机在轰轰吼叫。采石场旁边还有一个大坑。

30年后重游此地，这里已经成为“上海植物园”，大坑的地方变成一深潭，架着浮桥，供人游览，山上瀑布悬挂，山洞曲径通幽，与当时已经判若两地，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停稳船，架起跳板，每人一副担子，自装自挑，谁也不甘落后。根据约定：12吨船配三个人，其他船两个人，五吨的小船装满后，一起帮助装大船。虽然不是明确的承包制，但大家都象承包的一样卖力，先尽快把自己的船装满，然后急忙去帮助别的船，因为帮助别人是很长脸的事。所以8吨的对8吨，5吨的对5吨，竞赛很激烈。没干一会儿大家已经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光着膀子干，旁人打趣说：“力气单薄、只想赤膊。”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拼搏，五条船都装满了，队长一声令下“开船”，小拖轮就“突突”地冒着黑烟拖着船队出发了。一路上经过陈坊桥、青浦南门，沿漕港河、淀山港到达淀山脚下。

卸货要比装货累，装货是高处往低处走，卸货是从低处往高处走。小淀山码头吃水很浅，船靠不了岸，只能搭起长长的跳板连接到岸上，一根跳板不够长，必须用二根跳板接起来，这样就形成先低下去又高起来的U形，挑着120多斤的担子在上面走又滑又晃荡；上了岸还得爬高挑到高高的石子堆上去，石子堆上行走很艰难，石子会向四边滑落，有点像陷在泥潭里的感觉，迈一步所化的力气是平地的几倍。可是再难也挡不住我们的劳动热情，大家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奋斗，大汗淋漓不休息，一鼓作气干到底，奋战两个半小时彻底完成任务。

运输船上虽然很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很快适应了。因为一天中真正出大力干活的时间才四个半小时，每条船两个人可以在航行途中轮流值班和休息；最大的激励是每天可以得到三块钱的补贴，相当于三天的工分收入，所以大家都乐意到船上工作。

第一次从辰山装石子回来，离淀山还有一里地，远远就看到岸边站了一群人，驶近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他们都是来看望跑运输的家人，其中也有我妹妹。船一靠岸，妹妹马上递给我一个杯子，打开一看是两个水煮鸡蛋。白里透红的蛋黄镶嵌在细瓷般的蛋白里，漂浮在半杯水中，我惊奇地问她：“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她说：“你们第一次外出，大家都不放心，所以结伴来看看，家里没有好东西，只有两个鸡蛋，你吃了吧！”我当时眼泪就淌下来了，我实在咽不下去。我说：“我们每人一个吧！”她说：“你在外，干得累，我在家总方便一点。”硬是不肯吃，在她的再三催促下，我也不知道如何把蛋吃光的，看着我吃完了蛋，她才如释重负地与社员们一起回去。

我们的家离这里至少有三里地，一个体重不到80斤的弱小女子，在劳动间隙，来回走六里地，为的是送两个鸡蛋，这是怎样的兄妹之爱，能不叫人感动吗？现在区区两个鸡蛋，无人稀罕，不足挂齿，但在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是何等珍贵，体现的是多么宝贵的亲情。

大寨式评分

“农业学大寨”运动，像一股旋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一切行动都以大寨为表率。大寨是山区，我们是平原，不必学习造梯田。然而大寨的集体出工、集体劳动的形式是必须学习的，据说这样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消灭私有制观念。学习他们的分配形式就是大寨式记工与评分。

我下乡不久，生产队长就要我担任记工员，理由是：知识青年与社员没有亲属关系，公正，信得过。既然大家很信任我，我也就义不容辞。

早晨鸡叫三遍，太阳冉冉升起，人们还在端着饭碗，呼哧呼哧吹着热气，狼吞虎咽喝着稀饭时，生产队长已经一家家地通知：张三开手扶拖拉机耕田，李四牵牛去耙田，王五到镇上购化肥，赵六去秧田布谷，其余男喀喀（方言对男社员的称呼）八个人挑草泥，余下的挑秧，女社员十五人拔秧，其余人插秧。当家人最难当，每天派工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

记工员的职责是核对落实队长分配的劳动任务，然后记载下来。他可以在劳动时间到处走一走，如果核实无误，就在工分薄上记下每个人的工种与时间。然而千算难免一疏，看上去顺理顺章的事情，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在大寨式评分的时候。

我把记工分的详细账目贴在墙上公布出来，自以为工分账记得准确无误，谁知道社员们像炸了锅似的，吵吵嚷嚷，闹个不停。一位男社员叼着香烟对我说：“七月五日下午，顾金奎家有客人来，回家招待客人了，你怎么记他全天出工。”我赶紧去问顾金奎，他承认这件事，我急忙改正；不一会有个女社员气呼呼说：“我七月九日为什么只记半天工分？”我说：“工分薄上记的就是半天么！”她嚷嚷着说我记错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定是你记错了！”我把原始记分薄拿出来，她还是不承认，一口咬定是我记错的。

正当我束手无策时，另一名女社员过来说：“那天下午你不是到新旺村女儿家去了吗？”那社员想了想，才恍然大悟，“对呀，我怎么忘记了呢？”我才松了一口气，要不是那女社员来解了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此外我还发现了许多记错的情况，有的社员午后休息了，我不知情而记了全工，由于别人的检举揭发而得到纠正。我从心底里佩服社员们的记忆力和互相监督的本领，我不太清楚的，社员却记得一清二楚。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就在记工薄上增加了一项内容，把社员缺工的具体原因也写上。

评工分在生产队会议室进行，大寨式评分的时段，一般按农忙与农闲来区分，农忙时工分高一点，男社员可以高达每天十四分，女社员可达到十二分；农闲时男社员十二分，女社员十分。评分的顺序是先自报，再互评，最后队长拍板。工分的设置标准可高可低，各生产队不一样，视具体情况而定。

工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少许差别便会积少成多，形成很大的差别。假如少评半分，一年以出工300天计，那就是比别人少150工分，就是15个人工，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在当地是比较高的，每工能有一元一毛钱，那全年就要少得到十六块五毛。现在这些钱大概只能吃一份盒饭，那时可以买二十斤猪肉，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社员就锱铢必较，评工分的现场就像升学考试的考场，充满着严肃、不安与未知，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抽烟、或嘎三湖；女人们围成一堆，纳着鞋底、结着绒线；小孩子在人群里穿来穿去，你追我赶，不时撞上大人，遭来阵阵的呵斥声。在这看似平静的气氛中却涌动着不平静的暗流。

“农忙结束了，大家都很辛苦，全靠大家努力奋斗，我们胜利完成了‘三抢’。”队长开场白结束后就直奔正题。先评绝大多数毫无争议的强劳力男女社员，再评半劳力的青少年，最后评有争议的社员。

浓浓的烟味道刺激着人们的喉咙，青青的烟柱缭绕在人们头顶上空，评到刺头儿顾三宝时，会场中没人应声，只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流露着对他的不满和不屑，顾三宝干活不怎么样，还有丢三落四的毛病，然而却是个凶狠的人，他心知肚明自己干活不咋的，所以抢先表态，说自己干活如何如何卖力，厚着脸皮报了男社员中最高的工分。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足足静默了三分钟，队长催促了好几次，还是无人发言，三宝显得十分不耐烦，频频说：“你们快讲呀，不讲就算通过了！”在紧张难堪的气氛里，最后队长说：“三宝这次就拿十四分吧，但是你还要继续努力赶上其他社员！”才算勉强通过，也保全了他的面子。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女社员争吵起来，原因是她们两个人评得不一样，那个评得低的不服气，叫嚷着要作比较，要讨一个说法，争吵声从小声到大闹，从脸红耳赤到抓人头发，最后在大家的劝阻和调解下，给两人评了同样工分才得以平息。

回想起当时社员斤斤计较的场景，我曾想：贫下中农的思想觉悟怎么如此低，为一点点经济利益，竟然会不顾一切地拼命争夺。现在想来其实是情有可原，在“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收入全靠工分，穷得叮当响。孔子曰：“居而有余，富而尚礼”，只有富足了，人们才会彬彬有礼，才会不计较点点滴滴的利益得失。如今的农民，农业收入只占他们经济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超过农业收入，假如现在还评工分，我想他们肯定会很潇洒、谦让有余，不会再像乌眼鸡似的，计较于鸡毛蒜皮了。

遥想当年开河时

1969年冬天，是我插队下乡第二年，生产队长对我说：“接到公社的开河通知，你是否愿意去？”这是个新鲜活，我很想去体验一下，况且开河工地还能吃到肉，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我与十几名农村青年在队长的带领下，摇着一条八吨的水泥船去开河工地。船是我们临时的家，船底铺了一层稻草，然后铺上被子，十几个人分别住在船头、船舱与船尾。船头与船尾地方很小，人进出只靠一个圆形的洞，把盖子盖上后，里面漆黑一团。在微弱的电筒光照耀下，大家抓紧时间脱衣睡觉，谁要翻身必须通知旁人同步进行。船舱稍微好一点，至少可以通风透光。小青年们难得睡在一起，在黑暗里嘻嘻哈哈地闹个不停。

煮饭怎么办，农民自有办法：用行灶。行灶是上边大下边小的陶器，架上铁锅，就可以煮饭烧菜，下部有个方孔，可以添木柴。不过这家伙很难侍候，搞不好会熏得你泪流满面。小青年侍候不了它，炊事工作只能是队长莫属了。

第二天，蒙蒙亮，我们被《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唤醒，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匆匆地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刷牙，冻得上下牙齿打架。队长已经烧好一锅饭，每人扒了一大碗，兴冲冲地赶往工地。

天寒地冻、北风劲吹，可是工地上已经人声鼎沸、人欢马叫了，早起的生产队已经干得热火朝天。我们找到自己的地段，二话不说投入了战斗。广播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的毛主席语录歌激发了我们干劲。

初上战场，大家就像猛虎下山，勇不可挡，挖泥装担，快步如飞，还要比赛谁挑得满，跑得快，不一会儿一个大坑呈现在眼前。天虽冷，我们却干得满头大汗，脱了外套，毛线衣堆在路边，穿着衬衫来回穿梭，呼啸的北风恰如电扇般给我们送来凉风。小青年们干着自己的，看着隔壁的生产队，生怕他们我们快。

吃午饭时，胃口大开，行灶上烧的饭特别香，一刨就是一大碗，一大锅白菜加上几根肉丝，也吃得我们津津有味，这比平时的伙食要好多了。锅子很快见了底，大家又抢着吃又脆又香的锅巴，打打闹闹，嚼得锅巴嘎嘎作响。

为了明天能按时起身，我们无暇洗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早早地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梦乡。

连续十天的努力，我们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累着但快乐着，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开河的艰辛和乐趣。

第二次参加开河是开掘朱泖河，我在公社水利指挥部负责编辑公社的“水利战报”。一名广播员、一名土记者和我，三个知识青年组成了宣传小组，借住在农民家里。一架简易的油印机加上刻蜡纸的钢板、铁笔是我的全部家当。土记者每天跑各大队工地，收集各种信息、好人好事，经过筛选，一部分由广播员播出，一部分刊登在公社的“水利战报”上。

回忆起战报的文字，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满篇套话，什么“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军号响！”“天大寒，人大干！”很多是程式化的语言，但当时却很时髦，这些语言像兴奋剂一样鼓动着人们大干快上。

在跑各大队工地时，我碰到许多知识青年，闲聊中得悉大家愿意到开河工地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避免自己煮饭，有时还能吃到一块红烧肉，道理之简单，要求之低微，令今日小青年简直无法想象。

有的生产队分到的地段是老旧河道改造，就会有许多麻烦。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河底的淤泥冻得跟石头差不多硬，一铁铲下去，震得虎口麻木；下午太阳融化了冻土，淤泥就像一锅粥，鞋被粘住拔不出来，让人寸步难行，挑着150斤的担子大汗淋漓地走上又高又滑的斜坡，倒掉黏糊糊的泥土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迎接你的还是无尽的重担，这样的劳动强度确实是匪夷所思的。人在又湿又滑的淤泥里摔得像泥猴子一样。

后来，我又被抽调在县开河指挥部政宣组工作。县开河指挥部规模大多了，下设工程组、政宣组和后勤组。

一天晚上，县领导突然到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技术组介绍情况，水利局的同志谙熟业务，回答问题如数家珍，博得大家一致好评。

我们到工地采访，波澜壮阔的场面时时激动着我们的心：十几公里的开河工地像长龙伸向天边，红旗随风腊腊飘扬，广播里革命口号、革命歌曲响彻云霄，人们在河道里肩扛人担，像蚂蚁一样运送着泥土；短短十来天，在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硬生生地啃出了一条河流；如燕子衔泥，把河堤垒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而创造这奇迹的是几万名操着锄头铁铲、扁担畚箕等原始工具的农民。

目睹此情此景，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实在是太伟大了。

在县开河指挥部，我们有幸看到了开坝放水的场面。开河大军撤走后，我们随水利局技术组到达堤坝处，大坝早已被挖成薄薄的一片，在几名壮汉铁铲锄头的狂轰滥炸下，大坝顿时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一股江水汹涌地冲进新开河道，携带着无数的泡沫，滋滋响着吞啮着平坦的河床；缺口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轰”的一声，坝体终于在人工和水流破坏下彻底崩溃，流水以万马奔腾一泻千里之势，河水急剧上升，最后与对面大坝冲过来的水流汇合而趋于平静，至此开河工程才算大功告成了。

如今开河，十几台挖掘机，一百多个人就可以完成以往几万人的工作量。忆往昔，虽然场面轰轰烈烈，十分壮观，其效率是很低的，人又累得要死，还免不了有不少人伤筋动骨。因此更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现代化的必须，改革开放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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