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 | 淞沪会战时，逃亡上海的血泪之路

老编的话：今天，是日本二战投降日，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国土半壁沦丧、国人牺牲流离的惨痛历史……

我的老家在上海宝山县罗店镇，那里是上海北郊的水陆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家乡的父老相传，元代有一个叫罗升的人在此开店，取名叫罗店。罗店当时是宝山最大的集镇，民间有“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的说法。罗店离上海市中心约五十华里，望北通江苏省的浏河、太仓，东西方向有嘉罗、宝罗两条公路在此汇合。罗店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练祁河绵延数里，穿镇而过，注入长江。练祁河两侧，房屋鳞次栉比，街巷纵横交叉，战前的罗店镇有三湾、九街、十八弄，各行各业的商店、作坊六百多家，形成美丽繁荣的江南集镇。我家是罗店镇上的老住户，住在北街，在镇上开设了一家百年老店。

1937年，我七岁，在镇上的小学读书。7月，传来了芦沟桥七七事变的消息。8月9日，发生了日本军曹在上海虹桥机场寻衅，被我机场哨兵击毙的事件。上海的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人们相互打听消息、商量对策，寻找逃难的方向。家在农村、外地的店员纷纷回家；镇上的居民，在上海有亲戚的，家中有些钱的，都往租界里跑；多数人家到四乡寻找亲戚家暂时“避避风头”，手提、背扛、肩挑、船载、独轮车推，人们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运输能力都调动起来，运走细软和生活必需品。我家也开始忙起来，大人忙着收拾衣物细软，打包装箱，并托人把哥哥和二姑的女儿送到上海。

8月12日，叔父从上海借了一辆汽车匆匆赶回罗店，动员父亲带着全家去他家躲避一时。父亲患有肺结核，怕拖家带口的，给叔父造成过重的负担，执意不肯同行。叔父几经劝说无效，只好带着他的家人和我家的一些物品，当天开车返回上海。谁能料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兄弟俩最后的诀别。

叔父走后的第二天，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沪太路交通断绝。8月15日，父亲带着全家到罗店镇东北的申家楼村避难，家里托付一名老店员照看门户。

申家楼村离罗店镇6华里，相距大路有半里多路，站在村里能清楚看到大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村子很小，只住着申家兄弟二户。我家暂住的房前是一个场院，村东有一片棉花地，村后是竹林，有个池塘。我看到池塘旁有几棵柳树，申家的大水牛正悠闲地泡在池塘里。然而，这恬静的田园生活只是短暂的。

8月23日凌晨，我被炮声惊醒。东北方向传来沉闷的炮声，父亲判断出炮声来自小川沙方向。那天，日军在小川沙登陆后，上午就攻占了罗店镇。下午，中国军队发动反攻，收复了罗店镇。就此开始了淞沪会战中最为惨烈，被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拉锯战。

申家楼村位于小川沙和罗店之间。我们全家身陷敌后，蛰居在离日寇进攻、补给主要道路不远的小村庄里。当时我们住的房子，南面和西面都有窗户，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大家都目不转睛，紧张地盯着窗外，观察外面的动静。西南方向是罗店镇，白天浓烟冲天，隐隐约约传来枪炮声和爆炸声。夜晚可以看见火光，还几次看到火球腾空而起。浓烟和烈火，在罗店持续了三天三夜。

申家楼离大路太近,极不安全，白天主人紧闭了通向场院的大门，只从后门出入。一见到大路上出现日本兵，大家就从后门跑到竹林里躲藏起来。白天不敢烧火做饭, 都是深夜把第二天的饭做出来。

父亲本身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当时没有特效药可治，只能靠静养。经过几天几夜的折腾，父亲终于卧床不起。24日凌晨，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醒，让我们跟着申家人到离申家楼村不远的杨王宅村去避难。深夜回来，父亲的病情已经恶化，奄奄一息。那天白天，母亲发现几个日本兵离开大路朝申家楼走来，慌忙同二姑一起架着父亲，抱着妹妹，躲进竹林深处，趴在潮湿的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幸好那几个日本兵看看场院屋里都没有人，朝天放了几枪就走了，才幸免于难。经过这一番折腾、惊吓，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8月27日去世了。

在杨王宅村，我们遇到了北街上的老邻居麻荣师傅，他是皮匠。麻荣师傅早早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付寿材，寄放在杨王宅村，母亲问他借了这付寿材。父亲去世的当晚，靠申家楼和杨王宅村的几位乡亲帮忙，趁黑夜抬到我家坟地，将父亲草草入殓了。

父亲过世后，全家转移到杨王宅村避难。我们到杨王宅村的第二天，在屋里坐着，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看到子弹打在场院的地上，溅起几缕尘烟。母亲赶忙拉着我们，跟着老乡，穿过竹林往村外跑。我只听见耳旁嗖嗖的子弹声，看到子弹落在稻田里溅起来的水花，人们拼命狂奔。

枪声突然停了下来。我们趴在竹林里，看到路上来了一支日军小运输队，一个日本兵扛着枪，刺刀上挂着一面膏药旗，另外三个日本兵押着几个民夫赶着水牛，牛背上驮着木箱，往罗店方向赶路。原来刚才的枪声是火力侦察，生怕沿途潜伏着中国军队，看到跑的都是老百姓，就停止了射击。幸亏这是支运输队，目的是向前方运军火，否则无论我们跑得有多快，都难逃厄运。

为了让五个未成年的孩子早日逃出险境，母亲伤透了脑筋。她找麻荣师傅商量，他答应和我们一家一起逃往上海。我们一行有母亲、二姑、大姐（17岁）、二姐（15岁，）还有三个幼童，我七岁，弟弟四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家中无壮劳力，又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麻荣师傅帮我们找到一位青年农民，答应背着弟弟去上海，妹妹就由两个姐姐和母亲轮流背抱。

当时，只要能逃到中国军队占领的地界，脱离战火，就会比较安全。对于是否外逃，村里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意见不一致，老年人不想逃出去，认为在附近避避风头就可以了。再说，那年的年景不错，丰收在望，热土难舍。二姑受老年人的影响，也不想走。

双方军队那时以顾泾河为界，隔河对峙。河的北侧是敌占区，南侧由中国军队控制。十多华里长的顾泾河上，只有一座聚源桥，离杨王宅村不远，那是我们可以逃生的唯一通道。那时，聚源桥已被封锁，有些大胆的乡亲为了逃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从棉花地里爬到桥的附近进行观察，发现每天清晨，守桥的日军都要换防，一批走了，下一批不一定马上接上。已经有一些乡亲，利用这短暂的间隙，冲过聚源桥逃离了险境。跟村里的乡亲们商量之后，母亲和麻荣师傅决定带我们抢过聚源桥。

8月31日的夜间，我们躲在聚源桥附近一座尚未完工的二层楼房中。9月1日凌晨，天还未亮，母亲把我们叫了起来，把叔父在上海的地址告诉我们，让我们牢牢记住，万一跑散了，就是要饭也要设法到上海去找叔父。又嘱咐好两个姐姐要照顾好弟妹，并给了每个孩子一点钱，预防万一。

黎明时分，麻荣师傅在门外招呼我们， “快走，东洋兵换防了。”我们赶忙出了门。走了几步，母亲发现二姑没有出来，就叫姐姐回去找她，自己抱着妹妹，领着我们追赶杨王宅村的大队乡亲。一会儿，姐姐气喘嘘嘘地赶上来说：“伊不走了。”就这样，二姑和我们永诀了。她没与我们同行，滞留敌后，惨遭敌人杀害，最后连尸骨也没有找到。

到了聚源桥头，阻挡桥面的沙包和铁丝网旁，架着重机枪和迫击炮。上百名日本兵整队开拔走了，下一批日本兵还没有来接防，趁着这个空档，乡亲们一拥而上，飞快地冲过了聚源桥。

过桥不久，就看见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迎着曙光，在晓风中飘扬。见到了国旗，十来天中，悬在半空的心，似乎回落到了地上。什么叫国？什么叫家？在这片刻之间，我这个刚懂事的儿童，开始明白有了国才能有家的道理。

我们继续前进，穿过我军防线的时候，看到一名下级军官，手持望远镜在眺望聚源桥方向，看到我们走近，就和乡亲们打招呼，仔细打听询问桥对面的情况。我看到附近的地里有士兵和老乡在挖战壕，士兵们都穿着军短裤，裹着绑腿，军帽上带着树枝伪装。

穿过我军防线后，逃难的队伍加快了行进的步伐。麻荣师傅走在前面，打听道路，青年农民背着弟弟和我们娘儿几个渐渐被抛在后面。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广福，在树荫底下休息了一会儿，麻荣师傅指着我说：“这个七岁的小囝真不简单，一个早上跑了三十里路。”看看时间还早，大家决定继续赶路。青年农民到附近的竹林里砍了几根小竹竿，我就撑着小竹竿，又走了几个小时，走到陈行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受战争的影响，陈行镇上冷冷清清。母亲敲开一家茶馆的排门，请求借宿，我们在陈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9月2日）一清早，我们从陈行出发，中午赶到了北新泾。北新泾街上人山人海，河道船舶众多，跟一路上经过的其他市镇的凄凉情景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一行在拥挤的街上，找了一个小铺坐下喝水休息。麻荣师傅出去打听去曹家渡的路，叔父家住在曹家渡附近的公共租界里。

麻荣师傅带回来的消息不妙，从北新泾到曹家渡的路不算远，沿着苏州河南岸往东经周家桥、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就到曹家渡了。因为打仗，租界里的外国兵关闭了设在周家桥附近的卡子，不让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因此只好绕道徐家汇，由那里进入法租界后，再去曹家渡。这样要多走二十多里路。我们赶紧动身了。

出了北新泾镇口，我们随着络绎不绝的难民潮流，沿着一条煤屑路往南走。出镇不过半里来路，突然听到空中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我们赶紧躲到路旁的一块小坟地里，蹲在坟墩后面，向天空张望。只见三架漆有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由东往西向北新泾上空俯冲下来，俯冲的啸叫声混杂着机枪的扫射声。有些难民已经冲出了镇口，却没有逃过机枪的扫射，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开始还在奔跑，突然就倒在血泊里不动了。机群回升到空中，拐了一圈，又向下俯冲，飞机再次升空的时候，传来几声巨响，镇上冲天冒起几股浓烟。麻荣师傅不无余悸地说：“东洋飞机掼炸弹了，要是在镇上多吃一杯茶再动身，就危险了，嘎许多人逃命，捺格小人被人家踏也踏死了。”（那么多人逃命，你这个小孩被人家踩也踩死了。）

日本飞机轰炸后，从镇口涌出大批难民，蜂拥式地往南奔跑，有的人身上还淌着血。我们在长途跋涉之后，筋疲力尽，目睹日机的轰炸，一股强烈求生的愿望支撑着娘儿几个，迈开酸痛的双腿，继续向南。

我们沿着一条煤屑路（哈密路）往南走，到了路的尽头，踏上了一条柏油马路，才知道到了虹桥路（程家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终于沿着虹桥路到达了徐家汇。进法租界的卡子还比较顺利。路口堆着沙包，架着铁丝网，一些外国兵和安南巡捕把守着卡口。难民们匆匆而又有秩序地过了卡口，终于进入了法租界。

我们雇了几辆黄包车，一路上经过海格路（华山路）、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直奔叔父的家。

到了叔父家，才知道三姑一家，前一天刚从嘉定坐船逃出来，表弟因病在途中夭折了，那天上午刚处理完后事。生离不到一个月，已经恍若隔世，两个亲人离开了我们，二姑依然身陷敌后，生死未卜。三户至亲见面，大家都忍不住失声痛哭。

后来得知，9月1日晚，日本援军三个师团登陆后，开始发动总攻，使我军首尾难顾，只得放弃部分阵地。2日，日军天谷支队沿吴凇、月浦、罗店之线推进。聚源桥离月浦不远，正好切断通往广福的路线。如果我们晚走一天，是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的。滞留在敌后的数以千计的乡亲们，绝大多数死于日军的血腥屠杀中，只有个别幸免。

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日军投入了20万兵力，动用大量军舰、飞机、战车等先进武器，狂妄地宣称要在一个月内占领上海。国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抵抗日军，坚守上海达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