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陈好梅：我的阿姨，一直管我叫“儿子”

陈好梅新三届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原题

我的阿姨

作者：陈好梅

我的保姆阿姨姓卢，叫卢凤英，河北人。她在我没出生以前就来到我家了，1965年又跟我家从北京到了重庆，直到“文革”开始才离开。我是她一手带大的，所以她管我叫“儿子”，对我有些偏心。记得小时候她常常问我：“儿子，长大挣钱给谁花呀？”我总是很有默契地回答：“给你花！”她听了就很高兴。

阿姨个子很矮，是解放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说话声音很大。我有几张小时候跟她一起照的相片，上面我俩的表情很相像——都是很尴尬地似笑非笑着。长大之后拍照，我偶尔也会照出这样的表情，家人将之称为“阿姨脸”。

阿姨很爱漂亮，出门前一定要梳洗打扮涂脂抹粉。她喜欢把她自己和我们姐俩都梳洗一新，让我们一边一个坐在竹推车里，然后悠然地推着我们上街。后来我看到我二姨有时先给自己梳头，再给我大姐的小女儿梳头，然后拉着她的小手一起出门，总会觉得这一幕十分熟悉。

从小我和二姐都是跟阿姨一起睡觉（我大姐比我们大好几岁，一直住校，在家也有自己的房间）。我们的房间里两张床拼在一起，很像乡下的大炕。有时我们姐俩都要求握着阿姨的手睡，她就侧着身，两手一前一后地伸着，以示公平。

我二姐觉很多，一躺下就能睡着。我却老是乱动，阿姨就笑骂我是“活蛆”！有一段日子，阿姨每天睡觉前要吃一粒中药丸，每次都会分一小片给我吃。结果我对中药十分热爱，很小就练出了面不改色地喝下一大碗中药之后无需喝水的本事。

阿姨睡前还有几件必做之事，一是读识字课本，一是记账。

阿姨的识字课本仔细地收在抽屉里的盒子中，跟她的胭脂等等放在一起。她每晚把它拿出来，一篇篇认真地出声读一遍。都是非常简单的内容，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大扫盲时街道上发的版本。隐约记得那时有两个小学生常来我家给阿姨上课，有时阿姨在忙，就打发他们坐在那儿看小人书。

账本有两册，一册记录每天买菜的花销，另一册记录她养的鸡的生蛋情况。后者比较有趣，因为阿姨总是很完整地记下每只鸡的名字，生蛋日期及数量，如：xx年xx月xx日，大黄鸡生蛋一个，小疙瘩生蛋一个……那些鸡蛋都放在一个大盆里，每个鸡蛋上也都写着日期和鸡的姓名。

有一天我决定跟我妈一起睡。结果阿姨忙完后不去记账读课本，而是走来靠在门框上跟我逗着玩儿：她指我一下，我回指她一下，如此循环往复。等阿姨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我立刻大哭起来。我妈只好让我回去，还说：“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我妈说起过不少关于阿姨的段子。其中一个是，在我满百天时，阿姨蒸了一大锅馒头，然后郑重地请我妈去参观揭锅结果。她神情极为紧张地开锅一看，大喜道：“张昕同志快看，馒头发得多大啊！”她认为这预示着我的一生都将顺利发达。

接着阿姨让我妈抱着我围着锅台（其实我家只有炉子）转几圈，被断然拒绝。她只好自己抱我转，边转边念叨一些吉利话。然后她又抱我一岁多的二姐念叨着转了几圈，意思是知道我妈没给她举办过这一仪式，她顺便给补办一下。

我三岁时第一天上幼儿园，儿童车（一种专门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停在我们院儿门口，我大哭着不肯上车。我妈拼命把我往车上塞，阿姨则大哭着把我往下拽，引来不少邻居围观。后来还是我妈赢了，阿姨就一直抱怨说：“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妈！”

后来的记忆好像都跟去不去幼儿园有关。每天早上起来阿姨都找出一些不应该去幼儿园的理由，比如天气太热或太冷，比如今天家里要来客人，比如她今天打算做什么好吃的……她不是用提出申请的方法来等待批准，而是用大声宣布的方法来试探：“多大的风啊，别去了！”如果我妈一时心软答应了，我们就像是得了大赦或捡了大便宜一般。

其实阿姨很忙。比起现在的保姆来，她的工作量多出不知多少倍。

首先是一大家人的饭。那时的主食是按比例供应的：百分之四十粗粮，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我家的大米基本上都给我爸这个南方人吃，其余的粗粮和面粉，阿姨就会换着花样做：窝头馒头包子饺子面条面片疙瘩汤等等。

我二姐从小只喜欢团在沙发上缩脖儿看书（我妈这么说她：“油瓶子倒了都不扶”），我却整天跟着阿姨转，常常搬个板凳坐在厨房看她做饭。最喜欢看的是摊薄饼，只见她拿一小块肥肉绑在筷子头上，先在锅里擦一圈，再把面浆倒进去，然后用一个竹刮子刮平，再一翻个，一张薄饼就大功告成了。

多亏了小时候长期的观摩学习，到“文革”初期阿姨突然离开重庆时，我才能立刻上岗操持家务，而且刚开始跟阿姨一样，每天买菜记账，发面蒸馒头等等。后来发现我妈基本不管这些事儿，才偷懒地只做米饭和炒菜了。

每到周末，我家总是宾客盈门。来的最多的是我妈电影学院的几个学生。大姨一家也常来，好像一起过星期天是她们姐妹的惯例。所以我家的餐桌旁老是坐得满满的。可我从来没见过阿姨和我妈讨论吃什么，一切由她做主和主做（在严歌苓的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里，女主角的母亲与阿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特别能应付客人不断来家吃饭的局面）。记得大姨说过我妈几次：“平时也就算了，星期天来那么多客人你也不帮厨！”我妈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大嫂不让我帮！”——阿姨比我妈大三岁，我父母都叫她大嫂。

阿姨特别喜欢这些常来家里吃饭的客人，“文革”中多次向我问起他们的行踪。其中几个常来的学生毕业都留校当了教师，“文革”期间纷纷结婚生子，阿姨还去看望过他们。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跟着阿姨到处找吃的。有一次我俩分别排长队买香肠，每个人是有限量的。阿姨因为带着我而买到两份，所以她做贼心虚似地拉着我想要迅速离开。我不明白地问了一句什么，引起了别人的怀疑，认为阿姨偷拿了一份香肠。我们被带到商店的办公室接受盘问，有几个人老来问我：“小孩儿，你们给钱了吗？”我就严肃地点点头说：“给了。”可他们不相信，又去问阿姨。

阿姨回答得乱七八糟，一直吵吵着要回家：“我火上还坐着锅呢！”于是他们就更不放我们走了。直到我妈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出现，说阿姨在我家工作多年，多么多么诚实，我们才得到自由。（其实阿姨有时也想占点儿小便宜。有一次我爸的单位来统计冬天需要的炉子，阿姨以为是免费的，就开口要了好多个。后来知道要给钱，令她十分后悔。）

那时候我还跟阿姨去一个大杂院儿的人家买过老玉米，然后把玉米藏在盖了布的篮子里带回去。我问阿姨那是什么地方，阿姨压低声音鬼鬼祟祟地告诉我：“是自由市场，回去别跟你妈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由市场是一个在家里买卖东西的地方。

除了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和洗衣熨衣的活儿也不少。尤其是我妈和阿姨自己的衣服，每件必熨得十分挺括。记得她曾经鄙视地说到街上的女孩儿：“十几岁的大姑娘了，也不熨熨衣服就穿着出门！”一次崔嵬伯伯的夫人何延阿姨来我家，看到我们这老房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连外面的窗棱上都摸不到灰，不禁赞叹不已。她东摸摸西试试，再一边看着自己干净的手指一边连声惊叹：“哎哟卢阿姨，哎哟卢阿姨！”阿姨很自豪，又被夸奖得不好意思，只好一个劲儿地呼应：“哎哟何延同志，哎哟何延同志！”

还有打袼褙纳鞋底做鞋做鞋垫、絮棉花做棉衣拆洗棉被棉褥、冬天储存大白菜取暖生炉子……如此等等，凡是你想得到的一切居家过日子的活儿，阿姨都能胜任有余。而且我还没提到她的最大爱好——种庄稼和饲养鸡猫兔呢。

这里只说阿姨做的衣服。我们小时候的衣服分两类：夏天的是我妈做的，因此比较洋气，比如带着小兔子图案的背带短裤和花裙子等；冬天的则由阿姨来做，这下我们就变得很土了。穿着厚厚的花棉袄和花棉裤，脚蹬同样出自阿姨之手的黑布棉鞋，暖则暖矣，可样子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有时还会被同学嘲笑。在北京时还好，到了重庆，我姐已上初中，我上小学6年级，我们俩的花布中式罩衣和花灯芯绒布鞋被同学们笑了很久。

阿姨离开我家后，她留下的花布鞋我们又穿了两年才终于穿完。后来我表姐夫提到1968年我们去北京投奔大姨，他第一次见到我们姐俩的情景时还专门指出：你那时穿了一双红花布鞋，你二姐穿了一双蓝花布鞋！

我穿的最后一件阿姨做的衣服是一件棉衣。之前的棉衣也都是阿姨做的，一直穿到下乡插队。“文革”期间回北京时，在大姨家找了棉花布料等，拿到阿姨家去，很快就得到了新棉衣。这下一直穿到了上大学。

最后一次见阿姨则是大学毕业后了，阿姨让她的孙女陪着来我家，看到了我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还给了我很重要的带孩子指示：半岁前孩子要一直平睡，然后再两边侧着睡。我们严格按照阿姨的方法做了，后来儿子的头果然长得挺圆。

之后我就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整天忙，忙孩子忙工作忙进修忙出国，再也没有去找过阿姨。有时突然给我先生讲起阿姨的种种故事，他就会问我：“你怎么不去看看她？”而我总是说：“等我忙完了这一段再说吧。”

那时不只是与阿姨断了联系，也跟小学中学同学及重庆的朋友们甚至我家那一大群表兄弟姐妹全都不再或很少互通消息。直到前几年，大家都忙完了自己的孩子，忙完了自己的工作，才如梦初醒般的互相寻找了一番，有的人甚至是我在网上搜索出来的。

但是阿姨是找不到了。她家那一大片平房都拆了，现在是北京最漂亮的现代化街道之一。如果阿姨活到现在，也应该有一百多岁了。

我妈老说，给别人带孩子最伤心了，最后孩子还是跟自己的妈亲。

我在新加坡一起教书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觉得她的工作没有意义，学生们一上大学就把华文彻底扔掉了。我当时是这么劝她的：你放心，他们可能忘了华文，以后也不会来找你，但是在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期，你在他们身上付出的心血，你不经意中给他们的指点，你们之间发生的种种小乐子他们却肯定记得，甚至受益终生。

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对阿姨的记忆就是永不磨灭，历久弥新的。

阿姨的爱好不多。她喜欢听戏，主要是评剧和京剧，马连良梅兰芳等大牌戏剧演员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她的口中。家里的收音机常常开着，阿姨就边做事边听。有时她也约了院儿里的大妈一起去人民剧场看戏，那天我们就要早开饭了。吃完饭，阿姨收拾好了，再涂上胭脂，换上好衣服出门。我跟着她去看过一两次，看的是什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只记得阿姨边看边擦眼泪。

阿姨还喜欢逛庙会，经常去护国寺庙会买些针头线脑，给我们买过老北京时兴的红绒花等等。

不过，阿姨的最大爱好还是饲养鸡猫兔和种地。

记得五岁多搬家后，阿姨就开始她的种植和饲养大业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供应十分紧张，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我们院儿原来是一个王爷府，解放后成为北影厂的宿舍。院儿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门口都有一小片菜园，其实就是把院子里原来的地砖掀起来而成的。可是我家没有，因为我们住的是院子中间的花园儿部分，面对的是一些废旧的假山和几个没有水的金鱼池，中间有蜿蜒的石板路连接。

阿姨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发动她亲戚家的男孩儿们展开填土造田运动。那时我们院儿对面的大杂院儿里有一个臭泥潭，阿姨和她的帮手们就一桶桶地把臭泥都挖了过来，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土，把几个金鱼池全都变成了良田，而且很快就种满了玉米韭菜之类。有一次崔嵬伯伯的女儿带同学来玩儿，指着这些菜地控诉：“咱们院儿就你们家地多，你们家是地主！”我想不出怎样反击，只好说：“那都是我阿姨的地！”

（1965年阿姨跟我家一起到重庆，住在上清寺的怡园，这时阿姨没有亲戚的孩子做帮手了。但我已经十一二岁，可以干不少活儿。我们天天坚持开荒，不久也种上了一片地。这次我是全程参与，终于知道开荒的不易：地里全是石头，一锄头下去刨不出多大的坑，有时还把手震得生疼。）

造田运动结束了，接着是盖鸡窝。这个工程也挺大的，还是那些亲戚的半大男孩儿来帮的忙。地点在院儿里一个平时没人走的死角，呈倒凹状——有两边是前院儿海默叔叔（北影厂的编剧）家的院墙，另一边是上假山的走廊尽头，这样只需在凹字的缺口一面安上一扇竹编的院门，在走廊里搭一些架子，再加上一个小门就行了。完工后我多次带来玩儿的同学们参观，大家都惊叹不已，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鸡窝了，称之为鸡圈才恰当。那些幸福的鸡们平时可以在竹门里的小天地中自由自在地散步（有时阿姨还会把它们放出来在更大的空间里漫步），晚上或下雨时则有走廊栖身。后来读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脑中首先浮现出来的竟然是阿姨的鸡圈！

阿姨养的鸡或是自己家孵的，或是从小买来的。记得一到春天就能听到她的大嗓门在打电话，好像是打给农业大学的什么机构：“我要几只来杭鸡，几只澳洲黑，还要几只九斤黄……”真不知道她是打哪儿踅摸来的这些新名词和电话号码。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床上就会有很多毛茸茸的小鸡跑来跑去。阿姨在床上辟出一角，铺上报纸，再用木板加被褥垛一隔，我们就可以跟这些小鸡同呼吸共命运了。我常常趴在床上看小鸡怎么玩儿，一会儿抓住这只，一会儿抓住那只，觉得乐趣无穷。

小鸡慢慢长成半大鸡，阿姨就会对它们的外表评头论足，又分别给它们取名字。名字很平常，无非是大黄二黄之类。一般她只喜欢漂亮的或者有特点的，能生蛋的也行。但据我妈说，阿姨的鸡都要一对儿一对儿的养，比如一对儿黄的，一对儿黑的，一对儿腿上长毛的……这样她看起来才觉得赏心悦目。有一只鸡明明还在下蛋却遭淘汰，就是因为它达不到阿姨的审美要求。（我二姐在农村插队时买鸡，也是一定要买漂亮的；我现在买小玩意或是家庭用具，也喜欢一对对儿的买，不知是不是受了阿姨的熏陶。）

被淘汰的鸡都吃进了我们的肚子里。每逢家里有人过生日，阿姨就会杀一只鸡来爆炒。但她自己是下不了手的，也不让我们看，总是在院儿里找个男士帮忙。有一次找了我爸，他不会杀，把鸡头都剁了下来。

阿姨从来不吃自己养的动物的肉，所以院儿里不少人都不能理解她花这么大精力养鸡干嘛，甚至怀疑她利用此事谋取私利。有人就此事跟我妈探讨，我妈老是说：她又没拿去卖钱，能有什么好处？这些人活到现在就应该明白，一个人为自己的爱好付出，那是不计较得失的！

其实还不止花精力，压力也不小。她的鸡圈离别人家都算远，但是正在海默叔叔家的院墙后，早上起来此起彼伏的鸡叫声肯定把人家吵得够呛。有一次海默叔叔来我家半开玩笑地跟阿姨提了意见，阿姨又没词儿了，只好像回答何延阿姨的夸奖那样，惭愧地边听边答：“哎哟海默同志，哎哟海默同志！”后来我妈也跟她谈了，说要注意影响，可是阿姨坚持不松口，她的鸡也就继续养下去了。幸亏海默叔叔常年在外体验生活，在家的时间不多。

有几只鸡给我印象很深。一只叫小疙瘩，因为头上的一撮毛而得名。每当阿姨拖着长声叫它“小疙瘩——”时，它就会呼扇着翅膀以俯冲的姿势疯狂地跑过来，围着阿姨转。由于屡试不爽，所以阿姨特别爱叫它。

另外是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一天得了脱肛的毛病。阿姨在自己的被窝里灌了个热水袋，上面铺了点儿布，把那只鸡按在上面睡了一晚上觉。我当时跟阿姨并头睡，不断地伸头过去看那只鸡，它一受惊吓就想往外跑，阿姨就按住它呵斥：“好好睡你的，跑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那只恢复了健康的鸡正在屋里走来走去呢。

有一只大公鸡是阿姨的最爱，它长得高大威武，既漂亮又神气。有一段时间它老是在花园儿呆着（不记得它为什么不在鸡圈里，可能那时还没盖好），一见小孩儿就追，令我们望风丧胆。经过花园儿去前后院儿的孩子，都得先探头探脑侦察一番，然后找机会撒丫子便冲。就这样有时还是会被大公鸡追上一段儿，吓得孩子们大呼小叫狼狈逃窜。

这次我妈真不干了，让阿姨处理掉这只鸡，可阿姨就是舍不得。恰好这时我舅舅从银川来北京出差，一眼就看上了它，把它带了回去。后来舅舅来信说，大公鸡在银川过得很好，傲视群雄，称王称霸……阿姨听了很是欣慰。

每到春天，胡同里的老槐树上就挂满了“吊死鬼儿”——一种绿色的肉虫。它们常常掉在地上，被路人一踩，就留下一滩淡绿色的汁液。这个季节正是小鸡成长的时期，捡“吊死鬼儿”就成了我每天的工作。我有时自己，有时和同院儿的伙伴儿一起提着玩具桶出去找虫子，一般只要把整个胡同细心地搜一遍就能捡到大半桶。刚开始我们还小心翼翼地用树枝夹，后来发现直接用手捡最便当。

有一次我和同伴运气特别好，捡了满满一桶。我们兴奋地回家，把蠕动着的肉虫往桌上一倒，再用手把它们分成两份。这一幕被我大姐看到，觉得恶心之极，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

还有一次我妈带我出门，好像是去看什么节目。她穿上漂亮的旗袍，给我也好好打扮了一下。没想到还没走出胡同，我就捡到了三条虫子！我坚持要把虫子送回家或者收藏起来，我妈没办法，只好拿出纸来把几条虫子包好放在手袋里，带着去看节目。晚上一回到家，我就赶紧催着她把虫子给我，没想到它们都化成绿色的水了，令我很遗憾。

看小鸡吃虫子很有趣，因为虫子大，它们吃下一条挺费劲儿的。有一次一只小鸡吃得太快，又连着吃下三条，撑得昏了过去。阿姨当机立断地拿剪刀剪开了它的嗉子，取出那几条虫子，再用针线缝和起来，上了点儿紫药水，小鸡便活了过来。

每天做鸡食是阿姨的重要工作之一。她做的鸡食很讲究营养均衡：除了把啃过的骨头和鸡蛋壳都烤干弄成粉以外，她还跟菜市场的人说好，隔些天就把卖剩下的臭鱼烂虾的边角料便宜卖给她。然后她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火上炒干碾碎，弄得腥气熏天，还弄坏了几个炒瓢。难怪我妈常说，你阿姨的养鸡成本可够高的！

鸡食的主要成分是切碎的老菜帮老菜叶，夏天再加上家人吃剩的西瓜皮（那时我就得帮阿姨用擦子擦西瓜皮了），再拌上些玉米面和上面说的自制营养粉。然后阿姨就端着一大盆鸡食去鸡圈，我也常常跟着去看众鸡的吃相。

除了养鸡，我们还养过兔子。有一只母兔生过不少小兔，因为天冷阿姨又把它们养在我们屋里的床上，它们大一点儿了之后满屋乱窜，到处撒尿，把我们的屋子弄得充满了尿骚味。有一只小兔老是吃不够奶，阿姨就用一个眼药瓶喂它牛奶。

兔子长大后也得宰杀入肚。一次阿姨找了崔嵬伯伯的儿子崔智，让他用他的猎枪帮忙，结果他只是打伤了它。兔子逃到假山上，崔智想追上去，阿姨可不干了，她找到受伤的兔子，抱着哭了好一会儿，接回家来又养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又养了猫，这是大院儿里好几家孩子同时开始的事业。我家的是一只三花猫，来的时候刚一个多月，阿姨为它命名道：“这么小的猫，就叫猫豆儿吧！”田方伯伯家的猫是猫豆儿的哥哥，是一只黑白花的，以为我们的叫毛豆儿，他们的就叫蚕豆儿了；崔嵬伯伯家的是一只黄狸花猫，于是叫黄豆儿；乖子家是黑猫，就叫黑豆儿。

名字起好了，但其它猫都不如我们的猫豆儿那样能够名扬全院儿，这完全归功于阿姨的大嗓门。每天晚上，她都站在门口拉长声音叫道：“猫豆儿——，回家睡觉啦——！”有一次我们正在别人家玩儿，阿姨的叫声一传来，那家的大人就笑不可抑地跟我们说：“你阿姨又叫上啦！最爱听她叫猫豆儿了，跟叫孩子一样！”

后来猫豆儿生过好几窝小猫，每次生产后阿姨会专门给它熬小米汤喝，同时也像对小鸡小兔那样，把小猫放在床上养。

1965年去重庆前，阿姨跟我妈提了好多次，想要带猫豆儿一起去，说：“我抱着它坐火车不行吗？”可后来还是决定把它送人了。送去的时候把它放在挎包里，说这样它就不会认得回家的路。没想到过了两个多星期，又脏又瘦的猫豆儿突然出现在客厅里！它是穿过了无数陌生的房顶，才找到回家的路的。阿姨又伤心又惊喜，把它留下来养了数天，最后终于把它送到了更远的一家粮店。后来阿姨专门去打探了，回来说粮店的人非常喜欢猫豆儿，它在那儿不但吃得好，还大显身手，成了捕鼠能手，我们这下才放心了。

到重庆后我们养了四只小鹅，我常常在屋前屋后给它们打草吃，眼看着它们一天天长成大鹅。晚上它们被关在窝里，白天则会被阿姨放出来。它们似乎知道时间，一到下午就徘徊在大门口等我放学。我每次一进门就随手抓起一只，把它搁在我的肩膀上站着，然后摇摇晃晃地往家走。被选中的鹅因为高兴，老是颤颤巍巍地想要张开翅膀呼扇一下，可惜被我的头挡着施展不开；其余几只不受此限制，就兴奋地呼扇着翅膀，伸长了脖子跟在后面疯跑。

阿姨走后，那几只鹅病的病，杀的杀，很快就都消失了。

我也从此告别了自己浑浑噩噩的童年。

阿姨出身贫苦，但在年幼的我看来，政治觉悟却很低。

最早的印象是街道上经常组织“政治学习”，阿姨被通知到时总是推三阻四，实在推不掉她就带上鞋底子去纳，回来就抱怨说：“真是瞎耽误工夫！”我曾经抱着小板凳跟她去“学习”过几回，每当有人问她：“这孩子是谁呀？”她就会美滋滋地告诉人家：“是我儿子！”

有一次评“定量”（就是要决定每个月发给你多少斤粮票），她又托故没去，委托看门的钟大爷代替她，回来后知道给她定了26斤，气得跟钟大爷吵了一架，还哭了很久。现在想来这事儿是挺严重的，因为在当时看来，那可是终身的“定量”啊。

还有一次她跟我妈聊天，对她家被划为贫农很不满，说她们家以前还是有几亩地的，让她爹喝酒给喝没了。我妈告诉她贫农是最光荣的成分，她却一直说：“怎么就叫个‘贫’农呢，多难听啊！”我妈继续给她说了些革命道理，最后阿姨却有些不耐地总结道：“要我说啊，那些人都是不会过日子才穷了的！”

从阿姨的身世看还真像是这么回事。

阿姨管自己的丈夫叫“死人皮”，一提起这个人就气愤填膺。她的婚事是她爸跟人喝酒时订下的，对方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她的后妈对这桩婚事表示过反对，但并未坚持。阿姨曾经很伤心地跟我妈说：“要是我亲妈在，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嫁给这么个人！”

那“死人皮”确实像阿姨说的那样“没人味儿”，他曾经在灾荒年把家里最后一点儿粮食拿去换酒喝，孩子们就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

我从小听了很多“死人皮”的事，心里把他想象成恶霸地主黄世仁。有一天他真的出现了，也就是一个乡下人的样子。他说阿姨在北京发了财不管家了，现在必须跟他回去。阿姨亮开大嗓门跟他吵架，又撕扯着他说要去派出所离婚。我现在只记得他们在院子里拉拉扯扯，我在旁边干着急，怎么结束的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后来我妈说是她去吓唬了“死人皮”，说阿姨要走可以，但他必须得保证养活她，“死人皮”这才走了。但他有时还去找儿女要钱，阿姨对此非常气愤。

阿姨的儿女也都很苦。大儿子从小下煤窑，后来学徒，解放后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一天他打电话来说他入党了（后来是那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阿姨很高兴，说了些不成句的进步话。大女儿小时跟阿姨逃荒，还没发育好就整天挎着篮子卖豆腐，结果人长歪了，看上去有些畸形。

这两个孩子还好，至少都在北京落了脚，也都成了家，另外两个留在老家的孩子就更苦了。小儿子给人放羊，因为丢了一只羊被打得便血，得了肾病。后来阿姨在我姥姥的建议下回了一趟老家，把他接到北京看病，没多久病死在我家。那时我还不太明白“死”的含义，只知道那个叫景贤的温和的大哥哥不会再出现了，也还记得阿姨撕心裂肺的哭声。

后来阿姨的小女儿也一度出现在我家，她长得特别矮小，看起来只有八九岁，有些弱智。那时我妈单位的一个同事下乡参加“四清”，让她在附近上初中的儿子每天中午来我家吃饭。那个男孩儿看到阿姨的小女儿，管她叫小朋友。我们还一直笑他说：“人家都十八岁了，比你大多了！”

阿姨最后找了个人家把小女儿嫁了，那个人也是极矮小，各方面都很差。阿姨陪送了几件新衣服，在家抹了几天眼泪。后来她小女儿生了孩子自己不会带，是大女儿帮着带的。

1965 年我爸被调到重庆，全家人随后也得搬过去。得知阿姨也要跟我家共进退的决定以后，我一点儿也不意外，感觉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都不记得她和我妈讨论过。后来我知道，她们还是讨论了很多次的，阿姨本来是想把户口跟我们一起迁到重庆去的，好像会有些好处。幸亏我妈拦住了她，不然以后就麻烦了。

到重庆后，阿姨一如既往地开荒种地养动物操持家务。让她特别气愤的是，街上卖东西的人都管她叫老太婆。这本来是重庆人对老人的尊称，在北方人听来却完全是骂人。可是，不管我们怎么跟阿姨解释她都转不过来，宣称谁再这样叫她，她一定要骂回去！

还没等到适应重庆的一切，“文革”就开始了。不久后阿姨的大儿子来信叫她马上回北京，说再也不要受我家的剥削。我面无表情地把此信读给阿姨听了以后，她脸上挂不住地一把抓过信去，嘴里叨叨说：“瞎说八道什么呢？”可我知道，她已经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

过了几天，我们送阿姨上了回京的火车，这次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听说阿姨后来直嫌我心硬。

阿姨回去后曾来信说家常，我妈也给她回信说了些家里的情况。

有两封来信值得一提：

一封是阿姨的儿子写来的道歉信。上面说我妈对“文革”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不应该在上封信里那样说我家，要我妈相信群众相信党（估计我妈在给阿姨的信里写了些大道理）等等。

另一封信是阿姨的提醒信。那时正是“文革”初期，重庆的“破四旧”等闹得再凶，也没有出现像北京那样的打人杀人事件，我们家也从未被人骚扰过。估计阿姨在北京见闻了不少吓人的事（她住的街道上有人因为鸡窝里垫了登有领袖头像的报纸被打死），她知道我家还是有一些“封资修”的玩意儿的，所以来信让我们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平时她都是找她儿子代笔，这次笔迹完全不同——不知阿姨顶了多大的心理压力，担了多大的心，费了多大的心思，才找到这个她认为合适的人代笔呢（我妈读了这信立刻把它烧了，现在也记不起来有这回事）。

接下来的两年过得很乱，先是我们住的怡园成了重庆市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搬到了我妈所在的重庆话剧团；然后重庆的“文革”演变成两派大规模武斗，甚至动了枪炮。在此之前我妈已经让我们到北京投奔大姨，之后她也被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由此一来我们就住进了电影学院的黑帮屋，而且一住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中我们跟阿姨又联系上了，她曾经来大姨家看我们，之后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就随时骑车去她儿子家找她。大姨让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带一些礼物，我们就买些肉或点心带去，有时还在那儿住上几天。

阿姨的政治觉悟还是不够高。她学会了一些新名词，也知道了“文革”的厉害，但还是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她的两个孙女当时上小学，她跟我们说了好几次：“现在不看学习成绩了，看态度好不好，她们的态度可不好呢！”我试着给她解释，这里的“态度”指的是政治态度，可是阿姨始终认为态度就是说话的语气。

结果有一天，当那两个孩子说话“态度”又不好时，阿姨扯着大嗓门骂她们说：“你们在学校学什么了?不是学毛主席的话吗，都学了臭大粪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妙，阿姨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果然，不一会儿就有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她谈话，同时还问及我们姐俩的身份，以及为什么住在这儿……

阿姨的检讨又是乱七八糟的，还一个劲儿解释说：“这俩孩子都跟她爸划清界限啦！”最后那个街道大妈总结道：阿姨这些年在外，受了很多坏影响，以后要注意呢！这时阿姨的儿子回来了，也一起数落她。

我们急忙收拾准备离开，阿姨既后悔自己闯了祸，也心疼我们受了委屈，又忍不住抹起眼泪来。

后来阿姨搬到女儿家帮忙，我们又常常去那里找她。她女儿家的大门对着大街，没有街道的“小脚侦缉队”盯着，我们觉得自在多了。

阿姨的女婿是个建筑工人，人很实在。有一天他去电影学院干活儿，看到墙上贴着大幅的“百丑图”中有我妈，回家一说，都吓坏了，全家一块儿哭了一场。

1969年我妈被电影学院“解放”了，但我爸还在监狱里。离开北京回重庆前，我和我妈一起去看阿姨（那时我大姐已经被分配到贵州的一个县城工作，二姐也先回重庆并下乡插队了）。阿姨的女婿在聊天时问我爸身上有人命（即有没有“血债”）吗？然后安慰我妈说：“只要没有人命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临走前我妈给阿姨一些钱，阿姨又哭了，拒绝说：“以前你给我多少我都拿着，现在你也难了……”

“文革”结束前的1970年代，我又去过两次北京。每次看到阿姨，她都找机会悄悄地问我：“你爸有消息了吗？”

1978年，我们全家终于搬回北京。阿姨来我们的新家看望时，我问她想不想再回来帮忙，阿姨说她现在老了，只能在家帮人看看孩子了。这时我妈忽然又想起了“死人皮”，问阿姨他怎么样了，阿姨高兴地笑着回答：“那死人皮早就死啦！”

阿姨那舒心畅快的心情溢于言表，就跟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时的心情一模一样！

阿姨在来我家之前是在帮另一家人看孩子，有一次她在街上遇到那家人，眼泪立刻哗哗地流下来，我妈就说她是个重感情的人。

但她从来就不会好好说话，或者说是好话不得好说。那时候我妈工作很忙，晚上经常加班加点。每天晚上她快到家时，阿姨就给她做一些宵夜如疙瘩汤等等温在炉子上，但从不说什么好听的话。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妈身体很坏，在家病休，阿姨多次跟人说：“可怜着呢，老得躺床上控着头！”前不久回重庆，我姐的同学突然提起，她每次来我家玩儿，都看到阿姨在给我妈熬中药，然后大声嚷嚷着：“药熬好啦，你在哪儿喝？”

阿姨很会看天象，我妈上班之前常常问她：“大嫂你看看，今天我用带伞吗？”阿姨就出去站在廊檐下边认真地看上一会儿，然后或者命令道：“带上吧！”或者没好气儿地大声反问：“那雨在哪儿呢？”我妈从来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用反问来回答问题，可阿姨的反问她却受之如饴，并将之当成乐子广为散播。

虽然我妈和阿姨相处得不错，但也时有口角发生，尤其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阿姨最不能听的就是我妈问孩子生病的原因，一听就生气，可能她认为这是对她专业水平的质疑。有一次她们为此事吵了起来，阿姨以辞职不干相威胁，我妈也不让步，于是阿姨就气哼哼地回屋收拾东西。我觉得自己向着哪边都不合适，只好背对着她躺在床上偷偷地哭。

其实她俩心里都明白最后一定是不了了之。果然，我妈一个同事接到阿姨的告状电话后前来调停了一番之后，战火就平息了。我如释重负般地翻过身来看着阿姨笑，阿姨悄悄地埋怨我说：“刚才你也不拦着我！”

在我的印象中，阿姨是从来不休息的。有时我爸妈带我们出去玩儿一天，让她在家休息一下，她却总是利用大块儿时间做了更多的事儿，如拆洗被褥之类。后来我才知道，她跟我妈说她不要每周固定时间休息，这样她有事时就可以请假离开一段时间。

我记得阿姨回过几次老家，第一次回去时我们还小，阿姨找了个大妈来代替她。没想到她在返京的路上从马车上摔下来，胳膊骨折了。她觉得没法继续工作了，就回来拿东西准备去儿子家住。我妈把她留下来，又带她去医院照透视，结果发现乡下的医院给她接错了位，只好又重新接了一回。那段时间我们家有两个阿姨并存，相当热闹。

阿姨第二次回老家时我们都上小学了，这次倒没找别人，我妈凑合着管了几天家，结果我们吃了好几天炒饭和面条——因为我妈不会做菜，吃完炒饭切个西瓜算数。

阿姨对我妈的教育方法颇有微词。有一次我妈突发奇想，让我们说出曾经受过的委屈，然后跟我们说对不起。阿姨对此很不屑：“当妈的跟孩子说对不起？！”

我妈也把我的一些毛病归咎于阿姨。比如，我直到小学四五年级才学会梳辫子。后来在重庆，女孩子们经常互相评论谁的辫子梳得好，同时传授心得体会，可我怎么也达不到及格标准。为了爱漂亮，我费了好大功夫才补上了这一课。我妈总结说：“都是你阿姨惯的！我一看见她给你梳头就劝：大嫂，你让她自己梳！可她老是有理由。要是夏天，她就说：多热的天啊，一梳就一头汗，等凉快了再说吧！要是冬天呢，她就说：穿得那么厚，胳膊弯着多累啊，等暖和了再说吧！”

阿姨走后的一段日子，我妈开始教我做针线活儿，因为我的粗心和不耐烦，她总是边教边发脾气，把我也气得够呛。后来我在大姨家得了“粗使丫头”的外号，我妈觉得非常恰如其分，谁叫我老是跟着阿姨做粗活儿呢。再后来的一天，我先生向我妈抱怨我在家务上的粗枝大叶，我妈听了大乐，幸灾乐祸道：“那是我们家的粗使丫头！谁让你不打听打听就娶了当媳妇呢！”

（不过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的针线活儿在同龄人中真算得上出色。我给衣服打的细致的补丁，我把两件旧衣服整合成一件的“过肩”本领，我把洗掉了色的裤子拆了以后翻面儿变成颜色鲜艳的新裤子的手艺，在当年还是颇负盛名的。这除了归功于我妈对我进行的严格训练外，更多的是我出于爱漂亮的原因而孜孜不倦地自学的结果，也跟阿姨的爱美传统有间接的关系。当然如果一定要扯上时代因素的话也是可以的：那时我们这代人因为“文革”而中断了学业，只好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

跟着阿姨种地养鸡的日子过久了，我的人生理想也就初步形成了，那就是当一个农民。这个理想跟当时报纸上宣传的下乡青年邢燕子等人正好对上了号，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不以为怪。过了好多年，有人问我，如果不考虑钱等因素，你最愿意住在北京的什么地方？我脱口而出:“那当然是中南海了！”闻者大笑，以为我在开玩笑，其实那真是我的理想。从小学时代起，我每次经过什刹海，都对那个小小的湖心岛神往不已，想着如果能住在那里，我会种上些蔬菜瓜果，养上一群鸡猫鸭兔，生几个小女孩儿，推着小车带她们去湖边……这不正是阿姨示范给我的田园生活吗？

阿姨的男尊女卑观念比较严重，平时她对自己的女婿都尊称“您”。在我们家，平时她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如果有我爸在，那她就无论如何不肯上桌了。这时我妈总是先给她拨出一些菜来留着。等大家吃完了饭，阿姨开始吃的时候，又常常把好一点儿的菜给我吃，所以我妈常说我是吃双份儿饭长大的。阿姨对我爸说话也不像对我妈那样随便，而是毕恭毕敬的。刚开始她叫我爸陈局长，后来家里的客人来了问：“怎么还叫局长啊？”她这才改口叫陈部长，到了重庆后又有人问：“你跟她们家那么熟啊？还叫陈部长呢？”于是她又改口叫陈市长。文革时期她不知怎么叫，最后终于决定叫陈同志了。

阿姨的审美观完全是农民的。她会画花儿，是非常笨拙的一种笔法。小时候我觉得阿姨的花儿画的不错，也学着样子画过。我穿的鞋垫上也有阿姨画的花儿，同学们看见后都觉得好笑。有一天阿姨把《大众电影》上的明星图片都剪了下来，均匀地插在我们屋的窗棱上。于是我们屋就热热闹闹地站满了当时的明星，如王丹凤、王晓棠等等。我妈趁阿姨不在时把它们统统收走了，边收还边说：“太不像话了！”阿姨回来后既不满又无奈，我也不明白这有啥不像话的。现在想来，那时我爸是电影局的局长，试想想一个电影局长的家里挂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明星的画片儿……确实是“太不像话”了！

“文革”期间，阿姨曾经给一对异国夫妇当保姆看孩子。有一次我去找她，看她正在给他们做着奇怪的午饭：把羊肉切成小块儿在锅上干烙，然后撒点儿盐即可。阿姨偷偷告诉我：“他们那孩子可难看着呢，眼睛眍眍着，头发也不好看！”后来孩子被他妈抱了出来，是一个特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混血儿，尤其是眼睛长得好看！

在审美方面，我妈的教育占了上风。她用“俗气”二字来否定一切她看不顺眼的东西。比如我在幼儿园时期，孩子们都时兴戴粉红或粉绿的珠子，一毛钱一串，中间的珠子最大，然后向两边逐渐见小。我对此十分向往，可就是得不到。有一次我和阿姨上街，前面的孩子掉了一串粉红色的，被我捡到手中。当时阿姨和我都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追上去还给了人家。回到家后阿姨跟我妈说：“孩子那么喜欢，你就……”结果被我妈坚决拒绝。再有就是上小学时，商店里卖几分钱一个的金黄色戒指，我班不少同学都买了。我妈认为这东西简直俗不可耐无法容忍，我也就不想拿鸡蛋碰石头了。

阿姨十分相信中医，特别是我家附近的一个老中医——我们都叫他王老头儿。王老头儿住在临街的一个小院子里，全家一起行医。他把脉配药，老伴儿收钱，儿子和儿媳采药制药（他是不开药方的，所有的药都磨成粉装在小瓶子里）。阿姨对他非常崇拜，常常带我去他那儿看病。那时我的扁桃腺时时发炎，大人们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手术割除。

在王老头儿那儿看病是一个相当无聊的漫长过程，因为他每次诊脉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地配药。打开墙上的壁柜，里面是上百个小药瓶，他从这里倒出一点儿，又从那里倒出一点儿，把这个用水化化，把那个用火烤烤……最后再拿小纸片一包包地包起来。他一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一边不停地吹着牛——都是他治病救人的丰功伟绩。阿姨是他最好的听众，永远认真地倾听，并不断发出惊叹。

后来阿姨把我妈也带去看病，我妈嫌王老头儿太能吹了，去了几次就不肯再去；同时我妈还认为王老头儿有搞迷信的嫌疑，因为阿姨听了王老头儿的话，把她乡下的一个多年不孕的亲戚叫来看病（好像还在我家住过几天），王老头儿让她戴了个什么符，又给她配了些药带走。

王老头儿治疗我的扁桃腺的方法也与众不同，每次发作时用他制作的小膏药贴在两侧耳下的某个穴位上，第二天揭下来时那里就会出来一个小水泡，把那个水泡挑破，再涂上点儿王老头儿的药，一个疗程就结束了。

这样治疗了一年多。有一天，我的一个中医表舅来家里看望，对王老头儿的做法表示了怀疑，之后我妈就不许阿姨再带我去王老头儿那儿了。但说也奇怪，我的扁桃腺炎从此就没再犯过，算是彻底治愈了。

至于阿姨那个亲戚呢，有一次我妈想破除一下阿姨的迷信思想，举了王老头儿的例子想要加以批判，谁知阿姨高兴地大声反驳：“人家已经生啦，是个大胖小子呢！”

“文革”初期阿姨离开重庆前，和我妈聊了很久。她主要是告诉我妈一些家务技巧，而我妈告诫她的主要是：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包。阿姨这些年有一些积蓄，我妈担心她回京后都添补在儿女家，最后弄得两手空空，万一以后儿媳妇不容她呢？我不知道阿姨把这些话听进去多少，反正后来我去她儿女家找她时，发现他们两家的新被褥都是她自掏腰包添置的。

小时候阿姨总是问我：“儿子，以后挣钱给谁花呀？”我总是回答：“给你花！”可是现在想起来，除了我们在“文革”期间常常带些吃的给她外，阿姨竟没得到过我一分钱的回报。

谨以此四篇文字献给我的阿姨，请原谅你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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