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敬源凌：美院落榜后，我发奋恶补数理化
作者简历
原题
我的1978
1966年，突然天地翻覆，文革开始。在“打倒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的狂潮中，父亲被戴高帽子，站高板凳，被贴大字报，挨大批判。
紧接着，所有大中小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其时，我11岁，正上小学五年级。一下子，小学还没毕业，就没书读了。
当时，“学了音体画，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一种流行。于是我拿起画笔，从临摹开始，自学起画画来。我临摹能力还可以，就是画领袖像，也没问题。
那时，父亲下放在车间劳动。车间办板报，他就让我去画刊头。
1969年，上面又要求复课闹革命。于是，小学戴帽办初中班。通知我们这些小学没毕业的小学生去报名读书。
去不去读初中，这件事由崇尚传统教育的父亲在确定。
当时，父亲对我讲：“现在社会上都还比较混乱，怕你去上学会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今年就不去了，待明年看看情况再说。”
我对父亲一直是仰望的，我相信他对事情的分析。我同意今年不去。
实际上，我的小学同学都在这一年去上了初中班。
到了 1970年，社会情况变好些了，父亲决定我去上学。
但这一年，妹妹弟弟也到了上初中的时候，于是，我们三个一起报了名。
这一年，我都十五岁了。
经过学校的研究，一家三人报名，录取两名，自然地，妹妹弟弟被录取了。
多年后，父亲对我说：“那一年没让你去上中学，是我做出的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对于这事，他很自责。
但我不埋怨父亲。
2017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了他的遗物。在他留下的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他写的诗稿的一个日记本里，我读到了他的这首诗：
风雾云雨，
一时把大地笼蔽，
红的色，黄的色，
白的色，灰的色，
绞在一处，
把人们的眼睛迷糊。
我不是天道的叛逆，
也不是神教的信徒，
然而却在这混杂中间，
我愚蠢糊涂，
对那史无前例的年代认识，
产生了一个决定的错误。
它挫损了他的前程，
留我一生内疚满腹。
纵是奋发自补，
我怎为自己饶恕。
1971年，我年满16岁，按照政策，应该下乡当知青了。于是，我这没知识的知识青年就来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啦。
在农村，在白天下地劳动后，晚上，我还坚持在煤油灯下练习画画。大队的板报，公社的展览馆，都留下了我的画迹。
后来，全国一度掀起农民画的高潮，我被公社推荐到省里参加了农民画学习班。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画出的农民画，在成都“万岁展览馆”展出时，心里还是有些惬意的。
1976年，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在工厂，我坚持用下班时间继续练习画画。1977年，我参加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年画学习班。
于是，年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在学习班老师的辅导帮助下，得以完成，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接着我开始了《公社的未来》画稿的创作。其构思与构图都获得了出版社的通过认可。
正当我潜心于这画的创作中时，1977年底，令中国青年震动的大事发生了。在经过十年的压抑后，高考制度恢复了！
当年，读了高中的弟弟参加高考，一举中榜，成为77级的一代精英。
1977年，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率5%。
1977年我也参加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考试，因招生名额奇少，自己功力不够，没有通过。
那时考上美院的罗中立、何多苓等，用美院老师的评价，他们入学时，已达到过去美院的毕业生水平了。
1978年，我在坚持将《公社的未来》创作完成的同时，我的心情降到了谷底。
1978年春，在弟弟上大学走后，我在日记里写到：突然地，我感到我掉入了猴群。我远远地，远远地望着那些学了数理化的人们。
这时，“学了音体画，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换成了“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怎么办？父亲看出了我的困惑。提出：紧跟时代变化，放弃画画，自学数理化！
我接受了父亲的提议。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要爬出猴群，追赶人们！
在加紧完成画作的同时，我备齐了中学数理化的自学书和中学教材。
1978年9月28日，画作完成。画稿在9月30日寄给出版社后，国庆一过，10月2日，从正负数开始，我即迈入了中学数理化的自学进程。
这一年，我已经23岁。
当时，我给自己定的时间目标，就是1980年6月的高考！算起来是21个月，不到两年。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争取时间。
我在工厂里的工作岗位是高压机岗位。高压机操作工的工作方式是：坐在两台高压机面前的一张桌子后，不时地看看几个显示其运转情况的仪表，定时记录。然后，又不时地围着机器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现象。
利用这工作条件，我上班就看书，下班就做作业。
我发现，只要善于在不利环境中发现其有利的因素，并对这有利的因素加以利用，我们就可进而改变不利环境。
我的学习方法不同于学校教学。学校是三科并进，我是单科独进。
我将自学教材和中学教科书这两套书同时看。各书的讲法不一样，这就等于我听了两个老师的课，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对知识加以理解。
我先将初高中数学学完，再学物理，再学化学。
这样，由于很好地对时间进行了管理，我用13个月，就学完了初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完成了第一轮的基础学习。
这时，距高考还有8个月。
这8个月，我的计划就是熟悉和提高，方法就是多做题。
在离高考只有4个月时，我向厂里领导请了假。作为军队转业干部的周书记非常支持，马上就批准了。
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去参加了一个补习班的学习。
当第一天走进有老师讲课的教室时，我激动不已，感概万千。
作为25岁的大同学，看着教室里那些18、19岁的上一届同学，我感到他们是幸运的。
离开课堂十多年了，今天有机会再次坐在课堂里，这使我培加珍惜在课堂上的时间！
在那几年的自学者中，学习数理化是少数，多数都是学习文科。因为学习物理和化学的比学习历史，地理难度要大些。
当时，我在是自学理科还是文科上做了一番分析，由于我想借用我的一点美术基础，去学习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建筑设计，希望以后能做有创意的工作。为此，选择了理科。
学习过程是很艰苦的，是整个脑力体力的综合付出，要在超短的时间内完成计划，就必须做出超过常人的努力。
在后8个月的复习练习中，我又采用了三科并进的方法。同时，将做物理看成是做数学的休息，做化学看成是做物理的休息。
我的作业本是用父亲在单位上拿回来的100页一本的大16开的公文笺来做的，因此，每本我都要用牛皮纸做个封皮。封皮长度会大于稿纸长度，然后再按照稿纸长度，将封皮折起来，这样就加厚了封皮，更好地保护稿纸。
为了加强自己对自己的鞭策，增加自己对自己的鼓励，我在每本封皮的折叠位置，都写下了自己的格言：
……
这作业本有三十多本，我在每一本里都写了类似的格言。
在作业本的每页右下角，我都写有日期，以自我监督，检查进度。因为，我在与时间赛跑。
1980年6月，经过了21个月的自学，我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预考。（当时，由于报考人数太多，国家要求地方先举行预考，先期刷下一批人。）
预考出线后，1980年7月7、8、9日，参加了全国统考。
然后，填写自愿，等待考试结果。
我回到工厂，恢复上班。
过了一些天，万众期待的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公布了。
我高考上线！我赶回家里告诉了父母这长久期待的消息。
在全家人的激动中，我们等待着具体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我高考上线后，专区招办向全区发了一个简报，将我自学的事例作了表扬。
然而，我们的等待却迟迟没有结果，怎么回事？什么原因？
焦急、不安，代替了兴奋、激动。
听说一些人拿到了录取通知，这使我的心情格外地沉重。
突然，有一天，我在厂里接到父亲电话，说是专区招办的同志来我家了，要我赶紧回去确定事情！
我立马向厂里请了假，骑着自行车，从离家十多公里的工厂往家里赶。
一路飞奔。我在车上想，地区招办的人都来家里了，是录取有希望了呢？还是什么？这真不敢多想了，使劲蹬车，尽早到家！
气喘吁吁地赶到家里，见到了父亲陪着的招办同志一行两人，恭敬地与他们握了手。
我坐下后，招办同志告诉我：“由于你填的志愿出了点问题，所以，导致的你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发出。今天专程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清楚，在填写志愿时，我奔着想学建筑设计的理想，只填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湖南的一所建筑学院，并且在“是否服从分配”这一栏里，我写了“不”。
当时，我是想，21个月，时间太短了，如果落选，再干一年，考上理想专业，因为专业可是影响一生的事。
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一种走极端思维方式的错误想法。
招办同志继续说：“由于你报的两所学校是重点院校，而你的分数虽然上了本科线，但没上重点线，如果你填报了非重点院校，比如四川师范学院等，是可被录取的。如果你填了‘服从分配’，我们还可以将你调剂到没有录满的普通院校。而你却又填了‘不’服从分配，这使我们无法调剂。”
“由于你是招办通报表扬过的考生，所以领导要求解决你的录取问题。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地区师范专科学校还有几个录取名额没有录满，你是否同意到该校上学？如果同意，录取通知书会马上发出。我们也是为此专程来到你家里，与你们商量此事。”
人生常会不断地遇到两难选择，选择不同，道路与前程也会不同。
听了招办老师的话，我一时无语。我在思考中。
这时，父亲说话了：“同意招办的考虑，前进了一小步。放弃招办的考虑，明年，你可能迈出一大步，也可能原地踏步！据说，明年对大龄考生会有限制。”
父亲的话警醒了我，我已意识到填志愿时，在“是否服从分配”栏填写“不”，是个错误。
我向招办同志说：“谢谢你们的安排，我同意！”
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和周折，我带着遗憾，进入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学习。我终于迈出了人生中这重要的这一小步！
1980年，考生333万，录取28万，录取率 8%。100个考生，8名入学。
1981年，果然，考试政策宣布，满25岁的就没资格报考了。
在学校，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时光。在我的努力下，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连年被评为“三好生”。并一直被选为班长，学生会副主席。
1983年毕业时，我也是这届被批准入党的五人之一。
做为“优秀生”，我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在中学工作了一年多后，我被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我保持学习精神。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发表了文章《论职务的“荣誉性”与领导体制改革》。
在《社会科学家》杂志发表了论文《关于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之我见》。该文被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摘要转载。
又经过努力，20万字的《应用管理学》一书，在1990年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8，是国家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高考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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