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联晋：我的三位恩师

我的三位恩师

秦联晋

作者简介

秦联晋 1958年12月出生于山西夏县，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入农，1978年10月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临汾市人事局，曾在临汾市委办公厅工作，后从事金融监管，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委副主任委员，山西证券业协会执行会长，《资本》杂志主编至退休。

我是1972年初冬进入夏县禹王高中上学的，屈指一算，距今整整48年了。在高中两年学涯里和1978年高考复习班的生活里，我有幸遇上了三位“贵人级”的恩师，他们分别是：李逢贤、薛希瑄和崔志忠。岁月无情，他们现在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老师们的音容笑貌、精神品质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李逢贤

李逢贤是高六班的班主任。

平头华发，圆脸浅笑；走路前倾，双手袖后；说话语音急促，举止指点江山，永远是一个急匆匆，火速速的人。

我和李老师相识较早，但没有说过话。

禹王高中复校于1970年，当时暂栖在禹王城附近李庄的一座破庙里，大约有一年时间才搬回原来的校址。当时校长崔志忠，语文老师薛希瑄，历史老师李逢贤，数学老师卫创智，属全县一流的师资配备。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禹王高中文科录取率连续五年在全县夺魁，这些老师们功莫大焉，这是后话。我生活的小村叫秦寺，与李庄是邻村，相距大约2华里，中间隔着一片滩涂地，当地人叫它“妖婆沟”。“妖婆沟”有一条小河，沿河堤往东就能走到李庄，在我们村就能听到禹王高中同学们的出操声。斯时，我正在念五年级（禹王七年制学校）。放学后在“妖婆沟”割猪草，大约在黄昏，便常常看到一位高挑个的中年人，走路前倾，双手袖后，在河堤上来来回回走动（长大后才知这叫散步）。这在农人们整日忙碌奔波的田野上显得格外惹眼。听大人们说，他是禹王高中的老资格教员，尉郭公社中卫村人，爱人在附近的秦家埝村当小学教员，家现就在秦家埝，他是50年代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当助教，很有学问。不过，这些对我这个孩子来说却很遥远。我在河堤下割猪草，他在河堤上走过，一次两次无所谓，次数多了，就脸熟了，他朝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点头，但谁也没有主动说过话。我羡慕他有学问，是个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但不敢奢望有一日能去禹王高中去念书，因为我家的成份不好，是村里的下层人，在时兴推荐制的年代，这肯定没有我的份。

话说到了1973年，教育界迎来了个“小阳春”。这一年上高中要考试录取了，记得在秋天，全县统一考试，声势很隆重。我在学校里平时就是好学生，应该说全校次次模拟考试不出前三名吧，这次全县统考成绩也不错，可禹王高中录取的时候，偏偏落选了，我隐隐约约感到是“政审”出了问题。父亲瞒着我到处求人说情，但都碰上了软钉子。眼看周围的同学都上学一个多月了，我还“窝”在家里，我才十五岁呀，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青春期，咋办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家人如坐愁城苦海。也就在这时候，我命运中的贵人出现了：一天傍晚，全家人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吃饭，突然院门开了，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平头华发，圆脸浅笑，他就是李老师。他先自报家门，熟人一般落座在我家那寒碜的土炕沿，至此他才与我这点头相识的割猪草的孩子对上号。然后和父母商量，让我到他当班主任的高六班去读书。

他说：我知道孩子的考试成绩。现在什么也别说。庄稼误了是一茬；孩子误了是一辈子。让孩子先上学，上学要紧！

天上真会掉馅饼，父母自然千恩万谢。

他又说：不过，丑话说在前，在我的班只能当插班生，没有学籍，也没有补助粮。

父亲说：不要，都不要，只要能让孩子上学就行！

他还面有难色，接着说：现在学校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没有多余的课本。我想好了，语文嘛，就和我合用一本；数学嘛，我与卫创智老师也商量了，就和他合用一本。还没有多余的课桌和凳子。就让孩子用我的办公桌吧。你们得给我找个放作业本的家具代用一下。

父亲忙说：你看这张献桌行吗，要是行，我明天就搬过去。

那是我家唯一值钱的一张老式桌子，奶奶的陪嫁；桌上放着先祖们的像框。

母亲袖着手，也帮腔：孩子他舅是木匠，让他舅给做个板凳。

为了孩子上学，母亲也是操尽了心。

那天，李老师在我家坐了很久。现在想来，我真是不懂事，连对老师说声感谢的话也没有，连给老师端碗开水的事也不会做。李老师要回学校了，我傻傻地跟在大人们的后面相送。只记得那晚的月色很亮，亮得像白昼一样；初冬的风也不冷，柔柔的，轻轻的，抚得路旁井台边那棵大柳树舞起轻曼的身影。

不几天，我就带着自家的桌椅板凳，悄悄走进了李老师的高六班。

直到现在，高六班的同学们，还不知我是一个不在学藉的插班生。

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我一家和李老师素昧平生，他是怎么知道我和我家状况的；为了孩子上学，父亲求爷爷告奶奶，求那么多人都无用，而没有求到他，他则给我们办了天大的事。他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事求于我们这下层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存在互相交换的砝码。再说，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他这做法可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啊。

2001年我的李老师因病故去，我的诸多不解都成了谜。

薛希瑄

薛希瑄是高八班的班主任。

身材清瘦，衣着简朴，有清秀飘逸之气；说话一字一板，走路不急不慢，举止都是学者的风范。他不多说话，很少喜怒于色，这是上学期间我对薛老师的印象。

薛老师在语文教学方面声望很高，全县闻名。好多年后我在同乡学子回忆他的文章里才知道，薛老师年轻时就清秀才俊，聪敏好学，曾与国立山西大学失之交臂，全是凭刻苦自学、继承家学而成才；就因为成份不好，多年来一直由夏县进修校到夏县中学，再到禹王中学，当一名普通教师，安之若素，教书育人。我是高六班的学生，虽然仰慕老师，但无缘听他的课，也无缘和他说过一句话。

现在说说自己。我本一介回乡知青，高中毕业后，务农两年。恰逢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兴致勃勃参加了，也以高分预选上了，却因家庭出身和政审而落选。我这辈子与政审“粘”上了，上高中落选是因为政审，多亏贵人相助我才当了插班生；这次上大学又是因为政审。政审就是和我过不去，我成了有问题的人，周围的环境也变了，有人当面冷言冷语；有人背后落井下石；也有人象防瘟疫一样避着我，生怕给他带来麻烦。当此之时，我的班主任李老师又出现了，他鼓励我复习，尽快摆脱那环境，引荐我到以薛老师为班主任的禹王高中文科班。见薛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我说明来意，也许他早知我的遭际，突然脸色严肃，在房间来回踱步，连连说：“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你来复习班吧，我不怕牵连，你也不要泄气，好好学习，咱明年再考！”

就这样，回乡入农两年之后，我重新走进了禹王高中的大门。

不久，薛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名曰：“要考”。常言道愤怒出诗人，联想到自己的不公命运，我便一气呵成。课堂上，薛老师讲评这次作文，范文就是我的“要考”。他先是一字一板：要考，党中央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要考，邓副主席给的权利为什么不考？接着，他目光平扫全班学生，最后落在我身上，脸色愈发严峻：这几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班有个学生因政审和家庭出身而落选了。这是什么？这是压制人才！这是催残人才！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科学的春天来了，邓副主席也说要尊重知道，尊重人才，可我们这里，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只见他手拍讲桌上的粉笔盒，顿时一团雾起：我就不信乌云永远能遮天，我就不信永远会这样！此时，那教鞭已重重地敲击在黑板“要考”二字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薛老师显怒于色。那天，崔志忠校长、李逢贤老师还有语文组的几位老师也列位听课，他们都对薛老师的讲课报以掌声。 

1978年夏天，前度刘郎今又来，我重上考场，这次考上了山西大学。上学前，我去拜见薛老师。他鼓励我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写的书！

最后一次见薛老师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李逢贤老师令郎的婚礼上，我恰和薛老师坐在同席。当时禹王高中已撤销，薛老师也退休在家。而我在临汾地委秘书处工作。老师没问我这些年的经历，我也没说。老师只说：不管怎样，不要把你的爱好丢了，写作是你的看家本事。可我这多年，一直在行政事务上忙忙碌碌，文山会海早已消磨了当年的爱好，每天除了起草文件就是汇报材料，没有写出一件自认为满意的作品，更别说著书立说。

那天，风很大，我想送老师一程，他执意不肯，就骑着老旧自行车回家。

看着他老迈的背影，我有点心酸，自知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心愧！

崔志忠

崔志忠是禹王高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矮小瘦削，面有赤色，浓眉下一对深目，和人谈话会紧盯着你，仿佛能看到你的心底；平时不多言语，就是脾气有点执拗，有人说这是运动留下的后遗症。

按惯例，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都兼授政治课，可崔老师不兼职，他是专职的“布尔什维克”。同学们不唤他“崔书记”，也不唤他“崔校长”，和别的老师一样，都称呼为老师，他也乐意。听学兄们说，他是我们邻县的闻喜人，前些年在夏县庙前高中当校长，是一位很有领导才能的教育工作者，运动来了吃了不少苦。禹王高中复校后，他来当这第一任校长。我是高六班一个普通的学生，中间隔着几层，照理和崔老师不会有什么交集。但因为一篇日记的缘故，我却与他交集了，还产生了一点多年解不开的“心结”。

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虽不断惹祸而初衷不改。在高六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因一篇日记惹了麻烦。某一天的日记内容是：我的母亲白天下田干活，晚上夜夜织布，织好的布卖到禹王供销社，换钱为我买了支崭新的钢笔。感念母亲的辛劳，我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有所作为，好好报答母亲的恩情。结尾，我还模仿孟郊的诗，写了一首打油诗：慈母夜织布，换儿手中笔。待日成人后，报母三春晖。话说正逢学校开展社教运动，教育局派工作组来督导。为展览“教育革命”的成果，班里把我的日记上交校部也是崔老师的办公室。几天之后，日记本发下来了，我发现日记本有损伤的痕迹，那篇“感念母亲”的日记不翼而飞。接着，工作组某人在全校大会上不点名批判那篇日记，说是没有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嘛。一天，崔老师亲自找我谈话。在他办公室，面对面，那浓眉下深陷的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盯得人心里发毛。他说你以后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语文基础好是一方面，政治上也要争取进步。当时我心里真有点想不通：感恩母爱难道有错吗？日记记录的本就该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思想。我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我对母亲的感情也是真挚的，值得你们拿到大会上作反面教材吗？

这次谈话，也是我和崔老师唯一的一次交集。

多年之后，我已在临汾工作。有一次退休后的李逢贤老师来临汾办事，就住在我家里，多年师生成兄弟，一夜长谈。话题说到崔老师，李老师长叹一声：你崔老师是个大好人啊！他娓娓道来，给我讲了许多学生时代根本不了解的事情。我才知道，我在高六班当“插班生”，崔老师也是知道的，但他睁只眼闭只眼，没有追究；我才知道，为了那篇日记，崔老师担了多少风险：他和工作组顶牛，那执拗脾气一上来，八头牛也拉不回，拒绝把日记本交出去；就在工作组走的前一晚，他扯掉了那篇日记，而让工作组抓不到“批判的证据”。他找我谈话，虽然严厉，但话中有话，那是力所能及地保护我啊；崔老师，你护花不让花知道，而我，却为此对你有了“不解的心结。”

又是多年之后，我已在太原生活。因工作的关系，我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中德证券的CEO崔学良。他姓崔，也是闻喜人，我便打听崔老师。巧得很，他正是崔老师的本家侄子。他说，崔老师退休在家，家在农村；就因那执拗脾气，几个孩子都没沾上父亲的光。他拿起手机，当即拔通了老家的电话。不一会，我和崔老师在电话里相遇了，他已经得了脑血栓，说话口齿不清，但他鼓励我的一句话是流畅的：你上大学不容易，好好珍惜，好好工作！我想：当我回运城出差的时候，一定顺道看看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和道歉。

不一年，再见崔学良的时候，他告诉我：崔老师去世了。一阵唏嘘，我永远没有了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