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张富康：上海驱赶知青返乡的办法，关“学习班”

Original 张富康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富康，1951年生于上海，1969年4月由上海到云南省元江县者嘎村插队落户。1974年调元江文工队，1980年调元江文化馆，1992年调元江县人民政府驻上海工作处直至退休。从小即喜文艺，书画作品曾获全国性赛展一、二、三等优秀奖及入选数十次。现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原题

我的知青生涯

作者：张富康

1969年4月28日，我们被分配到云南元江县红河人民公社龙潭大队者嘎生产队的上海26名知青在7天的旅程后，由生产队用马车将我们拉到了目的地。

当晚，村里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记忆最深的就是刀国强等几名傣族青年演出的歌舞《春茶献给毛主席》。只见他们不停地舞动着手臂连声欢唱：“阿里啦啰，阿里啦啰，春茶献给毛主席....”我们感受到了傣族村民的大方和热情。

我们被安排在原来是仓库的知青住宿点，集体出工、轮流做饭。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出工干农活，那天是挖土。我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得到了村民的热情赞扬。我为自己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得到认可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数日后，生产队知道我会画画，便要求我为生产队画毛主席像。以便全村人有一个更好的早请示晚汇报的祝愿台。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全身心地投入，用了好几天，在一堵三米高的墙上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好后，每天早出晚归时看到全村人在这里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场景，心里总感觉热腾腾的。

我的画给生产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民都夸我画的好。我趁热打铁，向队长提出了请求：是否能单独给我一个房间？因为从事绘画是我从小就根深蒂固的梦想。如果有自己的房间就可以随意摆放画具且不受干扰。队长虽然允准，但表示没有现成的单间。

热情的村民张永生知晓后热情邀请我去他家，并专门为我腾出一间五平方米的小屋。房内刚刚能放一张木板床和我的两个木板箱。没有桌子，每天晚上我就掀起被子铺盖，点起煤油灯，日复一日的练习书画。即便是农忙季节浑身累的像散架一样也从不间断。

干农活无疑是锻炼人的意志的，初来乍到没有经验，记得一次在水田里，一抬脚，腿上竟然叮满了十多条蚂蝗。于是赶紧一条条拔掉，一时间满腿都是血；夏天，赤身在炙热的阳光下劳作，背上皮肤全被晒得翻起，火辣辣的疼；冬季下水田时，老乡叮嘱水里很冷，我们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脚踩进水田，却又本能的缩回了脚，第一次领略到了什么是刺骨的寒冷。但是最终我们都咬牙挺过来了。

有一次我在田埂上挑秧时脚拇指被刺，当时没当回事，晚间竟痛得无法入眠。熬到半夜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干脆点起煤油灯，拿着一根缝被针对准脚趾猛扎下去，一股黄脓瞬间冒出......

我吃苦耐劳、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得到了一致好评。一次，大队文书杨学明祝贺我被评为大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通知我去龙潭大队部去领奖。于是我在他的陪同下步行五公里到达大队部，领到了我踏进农村的第一份奖品：一本红色塑封的《毛主席语录》。

转眼到了年底，由于我的努力，生产队年终分红我居然分得108元。我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正是此时，老虎箐生产队的陈宪平到我生产队游说我回上海过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回家的愿望占了上风。当时好像做了贼似的不和任何人说起，第二天的晚上便悄悄地与几个知青悄悄地购票同行，归心似箭地直奔上海。

一直想学拉小提琴。现在我有钱了，于是到了上海不几天就到南京路上的琴行花二十五元买了一把小提琴。从开塞到克莱采尔，天天苦练如同走火入魔......

一天，在长宁路上偶遇中学的俄语老师高恭佑，他对我说：“你的外语不要丢掉，以后一定会有用。”我颇有感触，高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我上课时的认真。但我学的是俄语、是苏修的东西呀！那就改学英语。好在有个好朋友包政，他的父亲是名精通英语的医生，于是我成了包医生的“入室弟子”。天天就这么练口语、练发声、练小提琴、练书画，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我们遵义中学高三年级的学长余国光突然介绍给了我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为上海江宁路第五小学的操场主席台后边画一幅毛主席和林彪的像。哇！脚手架竟搭了三层，我爬上爬下奋战了半个月终于大功告成。然而我的扁桃腺发炎了，此时我的身体和心情用一句话来形容，真可谓是痛并快乐着。学校的老师们也是夸赞不已，并嘱托我以后再帮他们画。但我想以后可能不再会画这么大的画了，这幅画应该是我一生中所画的最大的画了吧。

我继续着我的日课。然而十月的一天，我却意外的接到了派出所的通知，让我到当时在长宁路上海纺专东侧、铁路旁边的周桥派出所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是我和其他学员一起整天手捧红宝书朗读、背诵毛主席语录。

一周的学习结束了，我正思量着下一步的学习计划时，却被告知我“升级”了。让我参加由长宁区公检法机关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学习班。我的脑门一片懵懂，我觉得应该要去询问一下、探个究竟。于是我来到长宁路镇宁路口的报到所在地。

刚一进去，一个人便直截了当地问我：“行李带来了吗？”见我没带就说：“回去拿了行李来报到！”“我想问一下，我一个插队的邻居为什么没通知他参加学习班呢？”我小声的询问马上得到了他似乎不太满意的回答：“你急什么？分批分期！”我就奇了怪了，分批分期？一起插队回上海的李毓刚从来都没收到过通知呀，我郁闷，百思不得其解。

“升级”让我感到惶恐无奈而又忐忑不安，于是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匆匆买了火车票准备一走了之。大哥认为于情于理还是要和他们打个招呼说一声的，不然不好。于是在他的陪同下又去了学习班所在地告知并说明。

没想到才一说，那人便恶狠狠地说“谁让你买票的？信不信我把你铐起来？”“我犯了什么法？”我脑子一热就想问他，然而我感觉我身后的衣摆被拉了几下，我顿时醒悟。那时能容你讲理吗？越讲越倒霉，不是吗？

于是我低下头，任凭他训斥。当时脑袋一片混乱，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只听清了没好气的最后一句话：“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瞬间，我如释重负，迫不及待地回家了。

当晚，我悲凉地离开了上海。

后来我得知，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早晨，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参加学习班的闲散社会青年驶往佘山去挖防空洞去了。

回生产队后一切照旧，铲埂子、拔秧、插秧、薅秧，割稻、扛打谷机、打谷子.......但农活之余见缝插针，不管多累，继续着我的日课：书画、小提琴、学外语......

不久，第一批工作分配开始了，当时有昆明铁路局、云南外贸局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单位前来招工。当时都由上海慰问团推荐上报。看着其他充满信心的知青，想到自己离开农村的十个月，料难如愿，不由暗自神伤。

一大批被推荐的知青欢天喜地的走了。我怀着一种失落而又空虚的心情去知青宿舍看了一下：大房间内已是空空如也，地下的垃圾丢满一地，伴随着几本醒目的书。回想知青点往日的喧闹，直觉告诉我，这一切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久，玉溪印刷厂要招一名美工，慰问团推荐了我，要我准备几张画送交审定。然而最终我未被录取，原来是二选一，慰问团推荐的有两位呢。被录取的是大水平大队大路新寨生产队知青陆世斌。当时陆世斌准备非常充分，他在生产队搞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画展。政治觉悟高，胜出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啊。

后来又有过玉溪卷烟厂、化肥厂、易门三矿等企业单位招工，但我心情平和了好多，我就想着顺其自然吧。

我坚信，付出了自然就会有回报。我的刻苦所学终究没有白费，在农村插队入户时，每年差不多都有好几个月时间在县里。那是因为县里每年都要举办展览、搞宣传，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子弟兵。

这样，每次我都会被借调到县里。借调期间我总是积极投入、努力工作，贡献我应尽的微薄的力量。令人欣慰的是县里有关部门对生产队还有专门规定，借调期间要按农村的最高公分计算，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支持了。

借调久了，机会也终于来了。1974年，县里正式恢复成立元江县文工队，我被正式录取，负责舞美兼演员和器乐演奏。于是我正式成了文工队的一员，结束了我五年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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