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丨归国记：八千里路熬和累，还有测不完的核酸排不完的队

万里相隔，乡思万缕，该到了飞回故土的时候了。几个月中经历几番变化。这个前提是，万里归国，除机票之外，第一步要想到的，是核酸（后来加血清）检测。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乘坐归国航班最紧要的就是保证乘客没有受到新冠病毒侵扰。为此，2020年9月15日前，如果买了机票登机，先要填写近期14天健康情况，获得“绿色健康码”，就拿着机票上飞机了。

在华盛顿，原先的室内幼儿音乐课，因疫情改在室外草坪上，图中身穿白衣的是音乐老师

对“健康码”的规定在9月15日改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4日发出《在美国全面实施赴华乘客核酸检测措施的通知》，宣布从9月15日起，“自美国搭乘直飞航班赴华的中、外籍乘客，须于登机前3天内完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并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领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适用于中国公民）或健康状况声明书（适用于外国公民）登机。”

就是从这天起，登机需要“核酸”医检证明，不再自填“健康表”。

核酸检测得到“阴性”结果，将报告传送驻美使领馆审核通过，手机获得“健康码”，值机时扫描通过。健康码是这样获得的，见下。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通知中写明：“只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Covid-19 Nucleic Acid RT-PCR Test）阴性报告，这种检测是通过鼻腔或咽喉拭子样本检测。不接受快速抗原检测结果（Rapid Test 或 Antigen Test Result）或通过抽血进行血清检测的抗体报告（Antibody Test or Serology Test Result）。”

接下来要确定去哪里检测。驻美使领馆通知，凡正规医疗、检测机构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均予认可。

新冠疫情肆虐，目前美国各州有许多医院、诊所或实验室等医疗机构，可以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

我们的归国机票取消和改签多次，第三次改签为11月中旬的航班。

10月里，笔者决心做一次检测，一来证实自身健康无染，二来走一次流程取得经验，免得到时候发生错乱。

网络搜索，首都华盛顿范围内的公立医疗机构和消防站等可以做核酸检测的，大约有30个。此外还有许多私营医院和健康保健机构，也提供核酸检验。

网络查询找到一家机构，只要提供个人身份证件预约登记，可以进行检测，免费，而且从我家步行17分钟即到。不过，在工作日里，每天只有下午5；00—5:30提供检测。

于是完成了预约，按时到达后，由接待员指点，就在门外马路拐角处站立等候，到时候有人出来。

提前到了10分，居然排在第一个。此后10分钟里，身后又出现了6名排队者，按照间隔2米（实际更多些）站立。

马路拐角一边是一条狭窄通道，只够一辆车单向通行。有人开车前来检测，只需放下车窗，就可以接受检测了。

5:00整，诊所出来两人，一位女护士负责核对登记。结果排在第一辆车位置的先生事前没有预约，被告诉不能检测。这辆车开走了。

然后轮到我们，验明护照，护士用手机输入了信息完成登记。

接着一位男医师出来做鼻拭子检测，两根长长棉签分别插入两个鼻孔，捅到深处有酸冷不适感，但整个过程不到30秒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

什么时候有结果？答复说，未来36—72小时出检测报告，用短信或者EMAIL发给受检人。

注意到，医检人员没有“全副武装”，只不过带了一个医用口罩就出来做了。医用手套还是戴着的。

检测后第3天收到2页检测检测报告，核酸检测为阴性，没有感染新冠病毒。收到时距离检测时间为41小时，但检测报告上写明出报告时间为昨天。这才是报告有效期起点。

立即通过手机“小程序”将报告发送大使馆，结果在次日获得绿码。这样算来，我们需要登机前3天去做检测，所有环节顺利的话，可以实现登机。

获得“流程经验”没几天，10月29日，驻美大使馆宣布新的通知：从美西时间2020年11月6日0时起，从美国坐飞机回中国的旅客须向驻美使领馆提交登机前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血清特异IgM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才能获得健康码登机。

简单地说，加了一项血清检测，必须两项均为“阴性”结果，再上传使领馆申领绿码值机。

应当理解为这是进一步防范新冠病毒跨境传播，但是留给归国乘客的检测时间大大缩短了。这样一来，从美国经他国中转赴华就难以做到了。因为前往最后一段航程起飞点将消耗时间，不能满足“48小时”这个要求了。从美国直航中国的机票价格立即翻番，据笔者所知，2020年12月里从美国直航中国的航班经济舱单程票达7000美元，合人民币在4.6万元左右。

对笔者的直接影响是，原先踩过点的检测机构不能在这个时段完成检测，而且血清抗体需要采血，不在原机构的免费检测流程中。

需要另找检测点。网络搜寻也一时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是万能的微信群帮我们找到检测的地方，承诺24小时完成报告，可以留出一天时间向使馆传送报告和获得绿码。但是需要收费，每人225美元。如果在过去，这接近于一张中美之间便宜时段的便宜机票价格。

然后又为新规中的“48小时”纠结了一番。从字面意义上说，检测点通常预约在上午工作时间，但如果航班在底特律傍晚起飞，笔者需要从华盛顿飞过去，那么从检测到直航中国的航班起飞会超过48小时。

然而“小程序”的常见问题解答中又写明：如您计划7月10日乘机，则应持有采样日期为7月8日至7月10日的上述两项检测阴性证明。

几番测算，几番验证，最后确认，我们预约的隔天上午检测，应该是赶得上流程的。

登机前两天上午，驱车1小时，来到预约检测点，真感到新冠疫情催生了新的行业，接待我们的监测点就是这样的“新业点”。

比起上次检测，这回的区别是将两支棉签交给本人，按照一纸说明书自助完成。接下来的指尖采血是由医师完成的。前后15分钟。

采血后医师说，可以离开了，如果15分钟内没有接到电话，就说明情况OK。但是检测报告需要24小时才能得到。

次日接近中午，报告传来了，结果理想。说明自疫情进入美国后到今天，尽管疫情几度起伏，我们的抵御是成功的，新冠病毒是可以防控的。

但是检测报告出来以后的上传并不十分顺利，还是存在理解上不透彻的问题，第一次传出后遭拒。

刚刚看到红码时紧张了一下，再按照要求补充，又花了两个小时再传出。又过了两小时，手机振动，原来是绿码到了，边框上有4个顺时针旋转的小绿点，那是一个倒计时显示，显示我还有50多小时，赶得上航班。

那天上午在检测点，前来检测的全部是中国人，年轻人居多。我们还遇到了同乘一个航班的人。

拿到健康绿码，心里是高兴的。但是还不能完全放下心来，因为前面的旅程中还可能面临感染危险，因为国内不断报出，在航班落地后仍有人被检测出受到感染。

判断起来，主要是两种可能：一是在机场候机和航班飞行过程中受到感染。还有一种可能，是笔者的观察、体验：就是在医学检测以获得“双阴”结果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漏洞。

在美国检测均需报出姓名预约。在第一家检测点是核对护照的，那比较严谨。第二家没有核对证件。这样看来，如果有人冒名顶替也能得到检测结果。但愿这样的考虑是杞人忧天。

归国航班终于飞起来了，飞机上几乎全部中国旅客。经济舱中的每个旅客前后左右都有一个空位。

疫情使笔者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国度，大大超过原定日期，再长就超过签证期了。

飞机落地乘客们出舱进入机场后，经过长达7个多小时漫长的等待、检测、入关，排着长队几乎是一步步熬过来，最后被送入了隔离酒店。我们还带着仅一岁多的孙儿，个中的艰辛难以尽述。

接下来，是14天隔离生活，是一生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倒过时差再细说吧。

归国记

我们在附近乘6路电车前往目的地。脚下的多瑙河还在酣睡中，过了桥就是布达了。

好怀念往年没有病毒的日子，我常常来到多瑙河边散步、晒太阳、阅读。在裴多菲桥上吟诵裴多菲的弥足珍贵的自由；在绿桥用心聆听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伏在白桥的围栏上捕捉浪花中时隐时现的茜茜公主风情万种的倩影……此时非彼时，今年非往年，整整8个月外出散步的次数屈指可数，好久都不曾与多瑙河亲近了。都说世界的末日到了，幸福不会再来。可当年的那个文青还在我这个年轻老人心里蠢蠢欲动，即便身处冰山，也宁肯被雪莱牵着鼻子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天很快就亮了，布达街上的清洁工、上班族、购物的老年人逐渐增多，大多数人戴了口罩。

我们准时到达检测机构，在前台缴费19500福林（折合人民币500左右），我拿出护照和临时居住卡递给工作人员，心想一定会核对一下。她摇摇手说不用了，你已经在网上提交了信息。

等候了10分钟，我第一个接受了检测。咽拭子很简单，金发碧眼女医务人员将一个小木块（就是平时看病探喉咙的那种）探进去。我张口“啊”了大约一分钟左右，金发女郎就说finish done. 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问题，第二天下午会把检测结果发到联系邮箱。

出门后儿子发出感慨道，欧洲就是太相信人了，你看她觉得你在网上申报了个人资料，就不用再核实了。你想，如果一个没有病的代替一个有病的检查怎么办？不过，在欧洲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欧洲太相信人。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儿子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譬如，在欧洲境内你想从这个国家开车到另一个国家游玩非常容易，边境的警察最多查看一下你的证件，他们不会查看行李，甚至你都用不着下车；在欧洲乘地铁和长途汽车，行李不用过安检；在欧洲乘公交车和地铁，凡是有月票的乘客不用打卡，刷车票的使用电动仪器，均无人监督，工作人员会偶然抽查。不过，如果一旦被抽查到违规，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譬如被罚款、被记入另册等。欧盟国家靠的是法制管理，法律是坚强的后盾。因为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相信绝大多数公民一般不会以身试法。

次日（9月22日）上午，我收到了检测机构的发来邮件，于是，根据中国大使馆的规定，立刻在网上向他们提交资料，以获得绿色健康码。为保险起见，将健康码截图保存，另外，办事非常细心的儿子还打印了一份检测结果备用。

万事皆备，只欠东风。

夜半三更，奔赴机场。我乘坐的班机起飞时间是9月23日凌晨6:35分（布达佩斯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最多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即可，但这个非常时期，增加了出示核酸检测结果的程序，起码也得提前三个小时即是说凌晨三点钟出发。

刚做出决定后，又收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个文件，说是在起飞前必须刷健康动态识别码、中国海关二维码以及福建厦门政府的二维码才能准许入境。于是重新作出决定，半夜2：00出发。

布达佩斯时间 22日晚上9:30——23日1:30只睡了4个小时生物钟就把我叫醒。我们的好朋友张先生已经开车到楼下等候。每一次去机场都是张先生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他们一家三口来自安徽阜阳，夫妇俩待人特别厚道，文静可爱的女儿在匈牙利读高中，她的理想是做一名牙医。他们家开了一家理发店，由太太主打，张先生的房屋装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这一次我半夜起飞，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张先生，但他们夫妇执意要尽朋友之谊，叮嘱了好几次，说走前一定要告诉他们。盛情难却啊，恭敬不如从命。

我们的车在寂静的月夜中驶行，一路上畅通无阻，没有看见第二辆车。

深邃的夜空星月交辉，布达佩斯在月夜里安睡，多瑙河在光影朦胧中沉吟，强劲的夜风把窗外弥漫的花草馨香送了进来。如果不是这场病毒的袭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李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出发厅空空荡荡，除了一位客人坐在一角打瞌睡以外，还有几位清洁工在工作。看来我们母子俩的忧患意识过于强烈了。看了屏幕上的提示，4：30才开始办手续。于是，我们到二楼僻静的座位坐下（座位明确标识了相隔的距离），天南海北地闲聊，时间悄然滑过。

开始办理手续了，陆陆续续来了几十名客人，排队的时候大家都按规定保持一米远的距离，有一位女工作人员在一边提醒监督。

这个机场工作人员的着装大多是短袖体恤外加黄马甲，口罩是必须戴的，但大多数都没有戴N95，有个别工作人员不时把鼻子露出来透透气。

我们注意到每一位客人办理手续的时间平均在一刻钟左右（特殊情况超过20分钟），要在正常时期最多只需要五六分钟。轮到我办理的时候，值机柜台的女士除了查看中国大使馆出具的绿色健康码以外，还特地查看了检测机构出具的文件，幸好打印了。我对儿子的先见之明刮目相看。

托运行李、换了登机牌，我们一直牵挂着中国大使馆关于必须扫那三个二维码的指示，遂问值机柜台女士，她说不需要其它什么，已经可以了。我们仍然不放心，又问大厅的值班小姐，她把我们带到两百米外的服务台打听，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就这样OK了。

还是不放心，儿子立马打电话向中国大使馆询问，对方回答说这件事是在阿姆斯特丹转机时再办理。

挥一挥衣袖，

甩不掉浓浓的愁绪

来到安检口，和儿子轻轻握手就算告别了，以往是一定要拥抱的。该死的病毒在形式上了淡化了礼节和亲情，然而，母子的心是无言的情。我的儿子我知道，他是天底下下最好的儿子。几天前我的生日，儿子亲手为我做了丰富的生日餐，这是老规矩。我生日这一天，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是不要我做事的。想想就如沐春风。

往年分别时淡淡的惆怅，终会被轻松的言笑取代，可如今心中浓浓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近几天匈牙利乃至欧洲出现了第二波疫情的趋势，令人揪心啊！我知道，儿子也在心里为我即将经历的长途飞行和隔离而深深担忧。

我是今年元月22日飞抵布达佩斯的，第二天就听闻武汉封城，国内疫情严峻。好悬！回想起我从香港飞往多哈（转机）的飞机上有好几个湖北人，不禁有心悬一线之感，还好，自我隔离观察两周，安然无恙。

那个时候，虽然匈牙利还没有一例病例，我们却天天为国内亲友深深担忧，为武汉深深地悲切，为同胞们捏了一把汗又一把汗。一日，我们的房东，纤秀的南京姑娘上门造访，她说意大利的情况很不好，疫情可能很快蔓延，世界的末日就快来临。他们家准备买独栋别墅，这样可以在地下室里储备能够吃上一年的食品，譬如罐头和压缩饼干等等。

儿子听了后不屑一顾，还笑话别人危言耸听，大题小作。我倒是认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于是，我催儿子赶紧采购储备物质，他依然漫不经心，说镇静一点，慌什么慌？在我不厌其烦的催促下他很不情愿地采购了少量食品，连口罩也不愿意去买。

仅仅过了一个月，没有想到不幸被南京姑娘言中。3月份，匈牙利政府发出限足令，全面限足到六月截止。儿子在随笔中发出感慨：“ ……但当你在家被迫宅上两三个月以后，你发现自己会逐渐陷入从郁闷到抓狂的状态，意志会变得越来越消沉，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从而无法静下心来做好任何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裴多菲那首经典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真正含义。”

匈牙利的第一波疫情控制得蛮好，六月份限行令解除，我们开始外出走动并为此欢欣鼓舞，儿子偶尔出去与朋友约会显得兴高采烈。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只有两三个月，第二波的苗头就出现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一波来势好像比第一波更厉害。要知道匈牙利的感染病例有30~40%都集中在首都布达佩斯呀。

我带着沉甸甸的忧虑登上了飞机，感觉脑子就像绷得紧紧的弦，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状况。

再见了，美丽的布达佩斯、浪漫的多瑙河，再见了亲爱的儿子，亲爱的朋友们。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次在布达佩斯居住期间，好几位好朋友都没能团聚，甚为遗憾。

夜幕褪去，曙光升起。天空吐出浅灰色、橙黄色和玫瑰色的云彩，好一幅印象派水彩画。哦，天上没有病毒，真好。人类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星球生活了？换一个星球并不是无稽之谈，有科学家探索为证。但是，如果人类不改变现有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恐怕就是换N个星球，还是在劫难逃。

荷兰航空公司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是小型客机。通道两边分别有三个座位，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一排只能坐四个客人，两个客人之间留有一个空位。乘务员带了N95口罩，但没有穿防护服，也没有戴护目镜。

飞机上只有两位中国人，（除我以外，还有一位男士）空姐送来了蛋糕和饮料，尽管我饥肠辘辘，但没有敢要，只吃了两颗自带的牛奶糖。打了一下瞌睡，两个小时很快流逝。9:00钟准时抵达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

落地之后，疾步前往F3登机口，想到还要刷三个二维码，所以一点都不敢怠慢。史基浦机场的客人比李斯特.费伦茨机场的客人密集得多，虽谈不上摩肩接踵，但也熙熙攘攘。机场的商店琳琅满目，许多店铺门前摆放着荷兰的国花——鲜艳夺目的郁金香，不知道是干花还是假花。只可惜酷爱花儿的我却不敢驻足欣赏一番，因为F3登机口很远，必须马不停蹄，找到它方可放心。

扫码转机，难熬的空中之旅

半个小时后我来到F3登机口。屏幕显示福建航空MF812飞往厦门的飞班机在阿姆斯特丹时间12点35分起飞，也就说离登机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

这里聚集了许多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一下子平添了几多亲近感。虽然座位之间没有间距的标识，但是同胞们大都自觉保持距离。刚一落座，我即向一位女士打听在哪里扫码，她也不知道，说等一会儿登机之前工作人员肯定会告诉的。

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不敢看书，因为怕书被病毒污染。就着饮用水吃了几块饼干，闭目打腹稿，构思小说。然后去了洗手间。最怕去洗手间。因为之前国内一位朋友听说我要回去，说你最好现在不要回来，路上很不安全，媒体报道有一个人就是在飞机上了一次厕所就被感染上了。当时听后一笑了之，但现在身临其境，不由得提心吊胆，中枪可不是好玩儿的。然而，水火不容。只好在如履薄冰的同时，小心翼翼而为之。

中午11点多钟，我听见有人在大声招呼同伴，走！快去扫码。循声望去，但见登机口旁围了一堆躁动不安的同胞，走近了伸长脖子一瞅，人群里的长台上摆放了三个贴有二维码的牌子。同胞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挤到最前面伸长手臂去扫码，然后退后两步低头摆弄手机……就像布达佩斯街边抢食面包的鸽子，总有那么几只强势的鸽子飞到前面抢先占领最佳位置，伸出尖尖的喙子撮到一块，随即退后几步快速吞咽之后又挤进去抢。

我的手心真的捏出了汗。同胞们刚才坐在座位上很自觉地保持距离，可这会儿全乱了套。其实，时间很充裕，每一个人都机会刷码，既然有三个牌子，为何不自觉地排成三队，一个个完成呢。何况关系到自己的性命。我们同胞这方面的自律意识的确不如欧美国家的公民。

我在外围观察了好一会儿，等高潮过了之后，找到空隙伸手扫了动态健康码和厦门政府的登记码，但中国海关的健康申报码扫了若干次都无法到位。弄得我焦头烂额，想请教身旁的两位年轻人，但见他们低头琢磨着手机，显然无暇顾及。

开始登机了，登机口前排着一条长龙，我的同胞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走，亦然没有距离感。每一位乘客都有固定的座位，为何不能从容一点呢？手心捏出几把汗也没有用。只有自保了。我离长龙远远的，打算最后一个登机，于是又乘机扫了几遍中国海关二维码，依然无效，急煞我也。没有这个二维码会不会被截留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可不比乘公交车，这一班没上去过几分钟就可以乘下一班。我这会儿比热锅上的蚂蚁还要焦急。

这时候一位美空姐走过来催我，快点快点，登机了！我的海关二维码还不行啊，我焦急地说。按规定必须有三个二维码才能入境。她好心说，你先出示绿色动态码吧，马上起飞了。前面负责登记那位空姐查看了绿色动态码、护照和座位号，又问道，做什么职业的？教师。我回答。她说，上去吧。感谢上帝!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上了飞机去之后才知道，有好些人都因为网络不给力，不是缺这个码，就是缺哪个码。最终我借用邻座小妹妹的热点网络，在空姐的耐心帮助下成功地锁定中国海关二维码。

我乘坐的厦门航空MF812航班，于阿姆斯特丹时间2020年9月23日12点35分在史基浦机场准时起飞。

这是我有生以来乘坐的最难熬的一次国际航班，不是因为时长十多个小时，而是因为为了防止病毒感染而带来了种种不便。诸如在飞行途中不敢吃东西（仅吃了几颗牛奶糖）、为了减少和避免上厕所，只喝了两口水且用润喉糖来代替、不敢拿书出来翻阅……于是乎，除了看电视就是睡觉或闭目养神。

消毒，消毒，不停地消毒。就像一部发条失灵的消毒机，不知疲倦的劳作，也似一个患了强迫症的病人，在短时间里不由自主地重复一个相同的动作。刚一落坐，就见邻座小妹妹在往地上、脚上和行李袋上喷洒消毒液。阿姨，您需要吗？好的，谢谢！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可以过安检吗？我问道。带这种小瓶是可以的。她一边回答，一边嗤嗤嗤往我鞋上喷。按了电视屏幕之后，我便用免洗消毒液擦手。一边问小妹妹，你需要吗？好呢。姑娘也很乐意。

飞机上没有提供熟热饭菜，每人发了一袋食品，有矿泉水、面包和香蕉橘子等。为了安全起见，我只吃了香蕉。在开袋之前，我用消毒湿纸巾给袋子洗了一个澡。

中途实在憋不住了，还是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后心有余悸。

每隔几小时空姐会来测一次体温。中国空姐可谓“武装到牙齿”：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塑胶手套，刀枪不入，令病毒望而生畏啊。相比之下，欧洲空姐简单多了，她们仅戴了N95口罩，其它和平时别无二致。中国人超强的防护意识在空姐身上可见一斑，这的确是值得欧洲国家效仿。

这次航班的座位安排有点奇怪。除头等舱以外，前面几十排座位，一个客人紧挨一个客人，像密密匝匝的树桩，不像荷兰航空那样，每两个乘客之间一定会留一空位。也许是上帝的眷顾，从我这一排（64）开始，就有间距了。客舱的倒数多排全是空位。既然有这么多空位，为什么前面的位置不间隔一下呢？不得而知。

这是我有生以来乘坐中国国际航班最安静的一次空中旅行。

病毒封住了人们的口，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以往乘坐中国国际航班，几乎每次都会遇见一些打了鸡血的中国大妈大爷，从白天吵嚷到深夜，还有一些人坐累了就在过道不停地来回走动，或站在座位前扭腰摆臀，或在过道尽头旁若无人地做伸展运动，哎呀玛，那个场面就像赶集似的沸腾。看来谁都没有新冠病毒这么牛。瞅瞅吧，客舱是口罩的天下，嘴巴在口罩下乖乖缄默。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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