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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丨俞可平：没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不可能造就一流学府
本文作者
俞可平，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1981年毕业于浙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留校后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2001年任副局长。2015年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现为北大讲席教授、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
编者的话：这是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1978级）为其老师、原绍兴文理学院院长陈祖楠先生《修德求真》所写序言。序中阐述了“博爱”“理想”“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值得思考。
恰好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前，陈祖楠先生发来他的大作《修德求真》初稿，并嘱我做个序。陈先生是我大学期间的老师，时任绍兴师专中文系主任，后来又成为绍兴文理学院的首任校长，在母校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虽没有直接上过陈老师的课，但作为学生辈，当然不敢有违所托。然而，也正因为我是学生辈的人，又岂敢为老师的大作做序？内心甚是纠结。于是便与绍兴师专的一位老同学相商，老同学说“何不先读完陈老师的大作再作回复”？我便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认真拜读了陈老师的书稿。等我读完大作后，心中便已经有了选择。于是，我给陈老师发了这样一封邮件：
我想，序言也可以有多种写法。我不敢为老师写通常意义的序言，但我可以谈谈读后感。一口气读完陈老师的书稿，我确实生出许多的感慨。其中最重要的感慨便是，陈老师所追求、倡导和践行的这些品德和价值，不正是人类最珍贵的那些品行吗？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内容吗？也不正是我们时下特别稀缺的东西吗？
譬如博爱。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不仅仅狭隘地只顾自己个体的利益，而是还要顾及他人及共同体的利益。因而，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不应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应当富有对他人的爱，对民族和国家的爱，对整个人类的爱。一个人的境界越高，他所爱的范围就越广。当一个人所爱的范围超出其个人及亲朋好友的私人范围，而扩展至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公共范围时，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陈祖楠老师就是这样一位高尚的人，通篇《修德求真》无不体现着他的这种“家国情怀”。他说，“在花台门的歌声里，埋下了爱家爱国的种子，涵养了我的家国情怀”。他不仅以“心忧家国，责担天下”来激励和要求自己，而且也把它视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博爱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必须体现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正如陈老师所说，家国之爱首先要体现在对家乡和父母的爱，对同学和老师的爱，尔后才有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一个人若对身边的人没有同情心，对周围需要帮助的人无动于衷，很难指望他拥有民族和人类的博爱。
譬如理想。人类理性能力的极致，就是对自身的未来和前景能够做出推理和判断，形成对未来的想象以及追求的价值，即形成人类的理想。人类的生活因为有理想而变得丰富多彩，人类的行为也因为有理想而富有意义。没有理想，人类就没有进取心，没有动力源，没有方向性，没有幸福感。没有理想的人生，必定是惨淡的人生。苏格拉底甚至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陈祖楠老师是一位相当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遗憾的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成了一个贬义词。陈老师说，“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人这样说多含贬义，意思是你的想法有很多是不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人不能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生活会死气沉沉，工作会失去激情”。正是这种对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即使在他人生最挫折的时候，也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即使在遇到最大的艰难险阻时，也从不失去生活和工作的激情。
譬如包容。顾名思义，包容就是包涵和容纳不同于自己偏好的人和事物。包容不仅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大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偏好，接纳有利于自己的事物，喜爱与自己价值观和审美观相同的人，这是人之常情，也不是难事。而认可和接纳与自己的利益相背、偏好相左的人与事，往往很不容易。然而，这样的包容恰恰是一个健康的人和健康的社会所必需的。道理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可能利益和价值完全相同。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群体与群体之间要合作共存，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都离不开相互包容。
陈祖楠老师身上，这种包容的美德尤其彰显。他不仅善于听取和采纳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不记前嫌，甚至对于那些有过重大过错、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也不排斥和歧视。书稿中有一章“田伟”，专门记述了他如何对待一位“失足”青年的故事，可窥见陈老师的包容心究竟有多大。
《修德求真》一书中所追求和弘扬的价值和美德当然远不止上述三种，这只是我体会最深的三点。此外，对于其中的“很想努力做个好校长”一篇，我也感同身受。2015年，中央正式同意我辞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职，回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和政府管理学院院长。5年的院长和教师生涯，我更加切身体会到一位好校长的极端重要性。
陈老师既担任过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又担任过大学校长，对学校教育的认识自是更有发言权。他认为要成为一名“好校长”，应当具备以下这样几点：认识教育，热爱教育；热爱学生，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重视基础道德教育；重视校风建设；尊重教师，把师资队伍建设当作头等大事；襟怀坦白，无私无畏；脚踏实地，干出成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觉得陈老师说的每一点都是“好校长”的必要条件。
不过，要我说，对于一名大学校长来说，最后一点可能最为重要。大学不是党政机关，而是一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地方。要是唯上级领导的马头是瞻，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没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即便给大学更高的行政级别，投入再多的经费预算，也永远不可能造就一流的学府。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何况大学？北京大学之所以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贡献，首先得益于我的另一位乡贤——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修德求真》既非学术专著，更非鸿篇巨制，只不过是陈祖楠老师一生教书治校的亲身体会和感悟，但我却认为对于现下的大学教育和学生培养极有参考价值，值得分管教育的党政领导和高校的书记校长们认真阅读，更值得绍兴文理学院的每一位校友用心品读。
陈祖楠著《修德求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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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德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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