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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何平：扒地主富农祖坟的，哪个学过考古？
本文作者
何平，1958年生，江苏东台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博士。曾为农民、学生、军人、大学教授、公司CEO。人生感悟：经历即财富。
一、去南大学挖墓
19岁之前真的没想过上大学的事，准确的说，大学与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20岁这一年秋天，我左手提着一个塑料味刺鼻的人造革行李包，右手拎着一个装着热水瓶、搪瓷盆等杂物的网兜，站在巍峨的南京大学校门口，有一种从史前穿越过来的恍惚，头晕得厉害。
我看见一位穿着极不合身的黑粗布棉裤袄、系着一条布腰带的西北汉子在人群中穿梭，让人即刻想起延安窑洞。但这位汉子满脸油汗的红脸膛上却写满了舍我其谁的自信。
没人在意你从哪儿来，只在意你往哪儿去，77、78级的大学生就这个样子。
南京大学1978级的入学通知到得出奇的迟。7月22日考完试，在家大睡三天，然后恶看小说，再然后接到成绩单：416分（满分500分）。第一志愿报的南京大学。因为上大学是要命的事，我过去干重活得过肝肿大，特怕体检给刷下来，所以就这么耗在家里“坐月子”，耗了两三个月愣没动静。
随着其他院校的通知书接踵而至，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乡亲们也有了议论：“这位大学生弄不好还得跟我们一起钻田墒口（种地）呢。”我也绷不住劲了，抄起扁担出工去。大学的海市蜃楼瞬间变得无影无踪，我还是个庄稼汉。
那天的农活是挑山芋藤，死沉，跟我的心情一样。
干到下午三点钟左右，看见我妹妹举着一个信封狂奔而来，嗓子喊到嘶哑：“来了！来了！来了！！”我心里一颤，流下两行热泪，下意识地捏住扁担一头，飞速旋转，松手！扁担如离弦之箭，“嗖”地一声飞出去了。
这个轻薄之举我后来一直羞于提起，实在是小人得志。农人的扁担武人的枪，这根扁担从一条硬桑木挑到活丝两头翘，从17岁开始跟了我三年，挑过十条河，渗透了我的汗我的血，通体泛红，几乎成了我肢体的一部分。上大学后，我做过几次断臂自残的梦，血糊糊的断臂总是被我抛弃了的那根暗红色的桑木扁担。
拿到通知，我才知道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了，乡亲们问考古是弄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有个哥们说，新闻纪录片里看过，就是挖墓。另一个哥们说，这还用学？前些年扒地主富农祖坟，哪个学过考古？
的确，我爷爷奶奶的坟就给扒了，近年来我很怕陪我90多岁的老父亲回老家扫墓，因为他每次都为找不到他爹妈的坟头而伤心，不得已只好在他大哥坟前多烧一份纸钱，拜托他大哥给我爷爷奶奶捎去。我说，您别给爷爷太多钱，多了他在那边也舍不得花，攒下来还是买地，地多了还得再被扒一次坟。
我上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
我后来对考古的拒斥与此有关，它总能让我想起“文革”中乡下挖墓的阴郁——一大群青壮的造反派谈笑风生地挖开一座座富农家的祖坟，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的尸臭。棺盖开启，里面躺着一两具青黑的骷髅。当我学会用“目光如炬”这个词的时候，总能想起哪些骷髅两个深邃的眼洞，以及眼洞里依稀涌出的干涩的老泪，这些泪水是为他们被无端抛骨荒野而流的吧？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久已升仙的农民以其死后的屋宇为大革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浸透他们尸液的棺木被生产队用来制作成最高指示的语录牌、每家每户供奉“雄文四卷”的“宝书台”和“毛泽东思想广播台”（高约三丈，三面开口，由男女青年持铁皮喇叭向全队社员广播），以至生产队的磨盘、猪食槽等等，无不鲜活体现着乡土中国“古为今用”的首创精神。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一向少有敢于抚哭叛徒（造反者）的吊客。“文革”中至少在我们大队从未有地主富农子弟敢于收拢掩埋其先人的骸骨，何况其先人不过是些老实巴交、节俭悭吝但不无善举的农人，这在数千年来强调“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中何其吊诡！古人讲“移孝作忠”，迂腐之极，何必移来移去？直接“三忠于四无限”就是了。
意识到我属于“剥削阶级子女”，是在1966年乡下“破四旧”的时候。当时我们村小四年级学生每人发一个颜色不正的“红小兵”袖章，跟着大人们去抄家，虽然脚板走得生疼，但革命热情特别高涨。看着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人们粗声大气地破门而入，摔碎富农家的坛坛罐罐，拿走铜脸盆、铜脚炉、铜香炉、锡尿壶，敲下门上的铜把手，从马桶里、棉絮里、甚至女人裤裆里搜寻金银细软……所到之处，都是富农女人撕心裂肺的哭闹声，但我并不为此难过，总是想起刚刚背得的毛主席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每抄完一家，就给主人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让他们跟着大队伍游街，最后到大队部集中批斗。
走着走着，离大队部越来越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怎么走到我家来了？我家也是富农？！顷刻之间，我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摔的摔了，拿的拿了，我躲在大人背后，无法面对我外公外婆那种待宰羔羊般的眼神！随后外公也被带到大队部，站在土台上接受批斗。幸运的是，他是众多高帽中唯一的光头！我在人群中为外公捏一把汗。这时台下有人大呼：“还有一个没戴高帽！”我眼前一黑。
这时大队书记跳上土台，拿起铁皮喇叭吼道：“日你妈的！澄爹（外公名瑞澄）是富农不错，但他儿子是革命干部。不戴！”好在我大舅是党员，县文教局副局长，平日里对家乡人多所关照，外公得以“免冠”。否则，对于这位读过《四书》、自命清高、死要面子的老头而言，当众受辱可能是对他生命的最后一击。
接着又是一次更彻底的封门抄家。我们全家被赶到面积8平米的厨房棚里，围绕土灶打了一圈地铺。我妹妹才3岁，哪里懂得革命封条的神圣性，径直推开大屋的门找零食吃。这下大祸临头！造反派逼着我母亲交出偷偷转移的“四旧”物品，家徒四壁，何来四旧！母亲迁怒于妹妹的闯祸，将妹妹责打一顿，然后三代人抱头痛哭。
这是我这个8岁的乡村少年最早接受到的关于阶级、出身、革命的启蒙。
在这以后，开学报名成了最大的煎熬——讲台周围嗡上一圈同学，老师逐一问：姓名？年龄？家庭成分？凡“好成分”的同学都昂声答曰：“贫农！”“下中农！”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坏成分”的同学会用蚊子般的声音回答：“富农。”老师皱皱眉，喝道：“没吃饭啊？大点声！”“富农！”一阵爆笑。此刻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因为我父亲在中学工作，我试图悄悄将家庭成分改成“职工”，这个大胆的计划被一位火眼金睛的老师戳破了，他盯着我问道：“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定量户口（即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农村户口的成分只能随你妈，富农！你这是欺骗组织！”想脱离一下“阶级队伍”的侥幸就这样被击得粉碎，小小年纪就成了加盖“验讫”紫戳的肉。
我至今感激一位善良的老师，开学报名时他从不问我们富农子弟的“家庭成分”，而是不声不响地填上，真是如蒙大赦！这让我们这些蜷曲于“平庸之恶”下的另类少年多少感知到一点人性的温热。
当然，阶级隔不断童心，贫下中农的孩子和富农的孩子还是一起厮混，一起追打哄闹。但母亲会时常提醒我们摆正位置，比如，不能说家里还有多少粮食，新衣服要穿在旧衣服里边，玩得再热也不要漏出贴身的毛线衣，别人骂你“臭富农”时千万不许还手。其他都行，唯独最后一条始终做不到，小时候我为这一贱民式的辱骂打了无数次恶架，该习惯一直坚持到这个共和国将所有农村人的“家庭成分”一律改成“农民”为止。
身份的另类生出另类的悲悯心。上初中时，大队在我们学校操场开批斗会，“五类分子”带着高帽在最后一排列队候斗，点到名的由两个民兵壮汉押上前台。我的一位远房舅母，小脚，哪里经得起“坐飞机”式的快速推搡，大呼“伢儿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不喊也罢，一喊壮汉推搡更快，老太太迎面仆地，爬起来，满脸灰土，嘴里吐出两个带血的门牙，现场不少人都背过脸不忍直视。大队治保主任适时高呼：“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口号声中，只看到老太太静音的嚎哭。我由此记住了“人心”和“人性”这两个词，顿悟出人面可以兽心，兽性常常优于人性。
之后，我就主动成为我们生产队“五类分子”每月“认罪汇报”的捉刀人，面对这些可怜巴巴、行将就木的“坏人”，我发挥出超乎我年龄阅历的自侮自辱自轻自贱潜能，下笔千言，满纸荒唐。所幸每次都让他们顺利过关！从他们每个月对我这个晚辈近乎谄媚的千恩万谢中，我有一种绝望的成就感。
我从小学习优秀，一是由于实在没有太多可学的，到小学四年级时，我已能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至今难忘。二是由于我外婆不时提醒：“伢儿，好好念书就能天天吃白米饭、白米粥。”我们老家东台县（后改市）以北宋范仲淹修筑的“范公堤”为界，分为堤东堤西，堤西水田，堤东旱田。我们堤东人自然是吃玉米等旱粮的命。我当然知道天天吃大米的重要性，所以在疯玩之余还偶尔记得学习这事。
与名牌大学相比，我一直更崇拜名牌中小学，因为我大学之前的母校从未超出村（大队）办校或几个村联办校的水平。村小坐落于一个生产队的晒场一角，一大间茅草房，用木板搁在土坯上当学桌，学生自带板凳。因为高矮各异，课堂很像是参差不齐的五线谱。我的启蒙老师王灿松先生是这所小学的创办人，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一人教两个年级。（学名叫“复式教学”，百度上居然还能搜到！）因为同处一室，我上一年级时顺便把二年级的课也听了。后来又接了一间房，新来了一位老师，还是复式教学，学制增加到四年级。四年级之后只能转入另一完小读五、六年级。转校后我方势单力薄，在与原校土著之间的战斗中屡屡败北，由此视上学为畏途，翘课、野战、玩扑克差不多成了主业，甚至荒唐到钢笔玩丢了长达一学期都没买，因为可用可不用。足以骄人的成绩是，泡在池塘里把水性操练得炉火纯青。
人口高峰期使得农村办学异常提速，之前的村小瞬间扩张为小学兼初中的“戴帽子”学校，德高望重的王老师荣任校长。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数学课居然有了三角尺、量角器、圆规之类的教具，让我们倍感新奇。对我一生影响至巨的我的老舅（老家叫“细舅舅”）丁有正先生也成了该校的民办教师。老舅比我大10岁，是东台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这是“老三届”中最为悲催的一届，正摩拳擦掌备考大学的时候，“文革”关上了高考的大门，老舅于是成了一名“回乡知青”。在我眼里，他高大俊朗，无所不知，乐观豁达，亦师亦友。总之，我成了老舅的铁粉，读他读过或提到过的书，学会查阅字典词典，甚至连他的字体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最为重要的是，他让我懂得，无论所事何业，境遇顺逆，读书都应该是一种起码的生活方式。
1971年林彪事件后，“文革”渐显疲态，乡下的高中入学居然要考试选拔，不过参考毕业生名额要大队贫下中农代表讨论确定。受家母耳提面命，我平常对这些代表一直礼貌有加，应该问题不大。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代表们开会那天，我们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相约“凿壁偷听”，当我们为侥幸过关长舒一口气时，其中一个地主（本大队唯一的地主）出身的同学却在低声啜泣，他被卡下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名字以及那张涕泗横流的14岁男孩的脸。
我的高中母校“高元中学”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其首任校长王震先生也于2019年驾鹤西去。但这个籍籍无名的乡村中学却称得上东台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77年恢复高考后，该校数十名应、往届毕业生考入北大、武大、南大、西南交大、南京农大、哈船工、西北轻工业学院等重点大学及本省各类大专院校，风头一时无两。
高元中学的师资有三个来源：一是“文革”中有各类“政治污点”且被边缘化的本县名校教师；二是师范类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三是优秀的、有初中教学经验的“老三届”高中生（我老舅就是其中之一）。王校长当初是如何绞尽脑汁“招降纳叛”，将一众名师新秀汇集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已成为未解之谜，但在“文革”的政治高压和僵硬的人事制度之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这块土地上苟延残喘的儒教传统余温尚在，乡亲们对教书先生抱持特别的敬意，这使得高元中学成为翻云覆雨的大革命中难得的政治飞地，成为老师们教育理想的实验场，也成了周围十多个自然村（大队）农家子弟的精神福地。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极为正规的课堂教育，老师们广博的知识轻易撑破了被阶级斗争话语弄得支离破碎的教材，大大激活了我们蛰伏的智力。
高中生源的扩大，尤其是城市生源（下放户子女）的加入，使得校园的地下图书流通量激增，大量“封、资、修”禁书（主要是小说）被带入校园，从线装话本小说，到“文革”前十七年小说，再到苏俄小说，甚至包括《王子与贫儿》之类的欧美小说。同学间互通有无，大快朵颐！但手中有书，才不至于仰人唾余。我记得我的交换资本是《水浒传》和《三家巷》以及数十本“文革”前的连环画，为了避免传阅破损，一律用牛皮纸重新包装过。由此可见，无论多么貌似合理的政治偏见都封杀不了人们的求知欲和读书欲。
两年半的高中生活让我实现了对农村宿命的一次短暂的游离。首先，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之后，似乎形成了一个朦朦胧胧的精神世界，面对这块我们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野时，我居然有一种置身物外的感觉，这让我自负而又不无内疚。
其次，一场无因无果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直缠绕着我，我总是忘不了入学第一天那个她的嫣然一笑，忘不了四目相对时她云霞般的羞涩，忘不了她桃红的确良衬衫上散发的淡淡的幽香。早读课她惯于迟到，她的飘然而至简直是对我格外的垂青和恩赐！只要她在场，我就会从男同学的各种追打哄闹中抽身而退，俨然绅士。我偷偷尝试过用书信、日记以及跌跌爬爬的诗行来倾诉我对她的爱恋，但总恨纸短情长，辞不达意……
公元1974年6月，尽管学制延期了半年，高中生活仍然匆匆逝去，这一年我16岁。47年后，我仍能感受到毕业离校时那种心灵撕裂的痛。
命归乡野，必须面对黄土。
此时，“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农村正将散在的农户聚集为沿河而居的笔直的“集体农庄”，一个天堂式的梦想在漫无边际地发酵。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农活便是“抬屋”。所谓抬屋就是将散居民房的墙壁推倒，保留茅草屋顶（那时候只有用作生产队粮仓的地主老宅是瓦顶），再在房柱间穿插横木，接头处以麻束绷紧，使之浑然一体。然后由上百人抬着只剩屋顶的房子穿过田野，慢慢移至“庄线”上的宅基地。其景象很像是蚁群顶着一个巨大的食物缓缓前行，也像一只百足蜈蚣徐徐移步。
我很乐意成为其中的一只蚂蚁或蜈蚣腿，因为我既能欣赏安土重迁的农舍如何成了活物，而我的身高又不足以抬举负重，纯属起哄。另外，房屋起降时，主人都会每人各发一支纸烟，一者表达谢意，二者也怕招待轻慢，有人作妖，使力不均，扯裂房顶。这种劣质的招待烟（一般是“大铁桥”牌或“经济”牌，约1角钱一包）意外造就了我这个烟民。
劣质的招待烟意外地造就了我这个烟民
光捋直了房子还不算完，领导又决定修一条与“农庄线”平行的灌溉渠，渠高出地表约4米，横贯大队东西，意在利用这条主干渠的落差，形成水网，灌溉全境。誓师大会上，大队支书叉着腰说：“日他妈的，同志们哪，西乡人吃米你馋不馋？馋有鸟用！把这条干渠修好了，我们全种水稻，吃米吃到发痴的日子在后头！”红旗招展，歌声嘹亮，男女老少，肩扛担担，渠半月而成。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水利工程，双肩磨烂，浑身关节无一处不酸痛。老娘看得心疼，但安慰的话却令我绝望：“小牛总要戴轭头的。”所谓“轭（东台话音格）头”，即架在牛脖子上的硬木，下端系上绳索以牵引犁铧、碌碡之类。初生牛犊，自由惯了，第一次戴轭头时总是跳踉反抗，拒不配合。老娘一语点醒梦中人：我就是一头即将成年的牛，唯有耕地，才有草料。而且由于贱民身份，我这头牛是万万修炼不成“牛魔王”的。
“知识青年”或“知青”本质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其城市户口，“伤痕”也好，“青春无悔”也罢，都隐含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市本位意识。农村青年天生就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会抚摸它身上的沟壑和犁痕吗？亿万斯年的厚土有过青春吗？所以，我们既无“伤痕”可抚，亦无“青春”可悔。
在农村，一个人从小时候养猪养羊，到帮助大人打下手，再到成为正式劳力，就像植物的生长周期一样自然而然。在我成为劳力的一年里，我基本上掌握了除驾牛耕地碾场以外的十八般武艺，且从“妇女班”晋升到“男二班”（由中老年男性和半大小伙子组成）。同时，我的身体发育像作物拔节一样迅猛异常，皮肤黧黑，肌肉隆起，举重若轻。18岁那年，我顺然晋级到“男一班”，终于成为轭头套牢的大劳力。而大劳力的标志是上河工，或曰“挑河”。
老家有谚：要得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其实，万般辛苦，不及挑河一苦。地上本没有河，纵横交错的河网是靠一根扁担，千万人蚁聚，愣生生挑出来的，焉得不苦？
东台的大半版图是由黄海逐年东退形成的滩涂构成的，唐宋以降，黄海滩涂即为官盐产地，明清盐商和扬州的奢华中凝聚了东台灶户盐丁无尽的血汗。然而，盐碱地长不了粮食。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仅合理，而且可能。挖河泻碱，变滩涂为良田，“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很荣幸在上大学之前见证并持续投身于这场“人定胜天”的伟大运动。
但对劳动者个体而言，挑河称得上“惨烈”——150斤左右的担子每天挑上八九个小时，挑新河填旧河时“跑滩”（即一担土的起终点）每每超过一华里，且中间不得休息，一休息土就散了。如果直接在河边堆土成堰，则河愈深而堰愈高，挑河就成了一项日复一日负重登高的马拉松运动。在国家几乎零投入的情况下，伙食千篇一律：早晚胡萝卜玉米糊糊，中午胡萝卜玉米碴子。直到今天，谁谈“胡萝卜素”有营养什么的我都会有打人的冲动。生产队偶尔会送一头猪来，但其形貌都酷似王小波笔下那头“特立独行的猪”，瘦骨伶仃，毛发俱张，让我们在吃肉时生出一丝物伤其类的罪恶感。以病死猪慰劳河工也是常有的事，但对于胃肠严重缺油的我们而言，也与过年无异。后来我读俄国文学时，竟错误地羡慕起俄国农奴的生活，经过深刻反思，这种错误意识来自于挑河。
河工上我居然尝到过读书的甜头。晚饭后工友们躺着地铺上过上一点“文化生活”，一荤一素，荤的是谈女人，是那种与小布尔乔亚风格全无关系的谈女人，但又做不到像魏晋名士那样“不触一讳”，谈着谈着，就容易牵涉到某位的女眷，随之在地铺上大打出手，很容易伤害革命感情。素的是听书，由于在乡野之人中我算得上腹笥充盈，主角自然是我，书目大抵有《三国》《水浒》《说唐》《薛仁贵征东》等等话本，说到紧要处，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工友们听得入神，大呼要命，于是有人提议：以后说书人次日不出早工，其土方任务由大家分担。如此热心，我只好接着讲，一直讲到大伙在旱烟、脚臭、汗酸的混合气味中酣然入睡为止。工友们一贯信守承诺，听书后必不让我出早工。多年后我在大学讲台上一再重复这段往事，并且感叹那是我最好的听众。
至少在苏北，挑河称得上是所有农活中“飞机中的战斗机”，你必须用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长时间克服自身体重1.5倍以上的万有引力，经历此项极限运动之后，你会觉得世间万苦不过尔尔。挑河还意味着难得的阶级平等。在这里，只论力气，不论阶级。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你欺人太甚，我操扁担而起。阶级意识，对于共生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很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人际关系在这里变得粗砺而单纯。地狱深处也是天堂。
老家将不出大力，不流大汗，不晒或少晒太阳，工分不少拿甚至还多拿的活计称之为“软工”，当我接触语言学后，对这个乡土语汇的传神大为惊叹。在“软工”这个“能指”的背后有着极其丰富的“所指”——农活的异化，公社制度下的社会分层与分工，乡村权力，阶级特权，血缘特权，等等。
绝大部分软工与地主富农子弟无缘，这是强化阶级斗争时代的一种理所当然、毫无争议的人力资源配置。幸运的是，我居然获得一个混软工的机会——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创作员（雅称“编剧”）。之前我老舅也干过，当民办教师后才算正式离任。我的接任是因为老舅举贤不避亲，还是我真的“略有薄名”？不得而知。管他呢！
该软工的优越性在于：1.宣传队一年有两个演出季，夏季乘凉晚会和冬季春节晚会，可避开农人最难捱的酷暑严冬；2.按同等劳力最高工分计酬；3.作为编剧只是前期紧张，并没有排练和演出压力，可以腾出时间读书、补觉；4.宣传队由全大队能歌善舞的俊男靓女组成，乡间严男女之大防，唯有宣传队是难得的特区，桑间濮上的浪漫故事时有发生。
于是我恪尽职守，思如泉涌，秉笔疾书。一台戏，除利用流行的革命歌曲（如《政治夜校亮堂堂》，真不知道“政治夜校”是个什么东东）排练的歌舞外，其余节目均由我向壁虚构，举凡独幕话剧、表演唱、群口快板、三句半、对口词、数来宝等群众文艺形式，我都能应付裕如。而文学灵感多半来自于上海的《朝霞》月刊，该刊与《学习与批判》堪称“文革”意识形态双星，风行海内。不得不佩服《朝霞》的笔杆子，能把假大空的“文革”意象表现得如此振振有词、美丽妖娆！当我悟出宣传队脚本的套路之后，写起来有点倚马立就的意思。
宣传队的定额是两天交一个脚本，我一般只需半天功夫，剩下的时间读书、蒙头大睡，或以协助排练为由看看美女。队长说：“你个怂也太快活！拿根笛子回去练吧，以后编完节目到乐队吹笛子！”这小子全不懂什么叫“复杂劳动”！没办法，练吧。曲笛梆笛，吐沫横飞，无师自不通。勉强能在乐队滥竽充数，绝对不敢出大声。后来读到白香山《琵琶行》句“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总觉得这老儿是在嘲笑我呢！
民间确有高人。一位老队员，小学因家贫辍学，却有很高的表演天分，出于礼貌，他从不明着要求我修改脚本，却在表演时即兴加油添醋，插科打诨，逗得乡亲们捧腹大笑。有时他在台上发挥过度，其他演员对不上台词，眼看要塌台，他还能胡编乱造、挤眉弄眼，把场子圆回来，真让我五体投地！
我上大学之后，分田到户，集体所有制式微，加之电视普及，大队宣传队解体。原先几位台柱子看准了乡下的白事市场，转轨当上了“和尚”“道士”（当然是假的），据说几位哥们唱经悠扬，催人泪下，水陆道场，有模有样，方圆数十里无人能及。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在大队级“文艺团体”厮混一段时间后，我会逐渐褪去黝黑的肤色，俨然白面书生。这大大刺激了家父的想象力，他开始动员所能想到的社会关系，为我谋求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有两次侥幸打通公社关节，但都在大队环节功败垂成。在审批的关键时刻，生产队的几位贫下中农乡亲就会跨上手扶拖拉机去公社抗议，责问领导：凭什么让富农子女教育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一剑封喉！但真实的原因不过是世俗的嫉妒心而已，我老舅是民办老师，我姐姐（东台中学68届初中生）因借用到“一打三反”工作组写材料出色，又有父执提携，也侥幸当上了民办教师，到我这儿侥幸指数消耗殆尽，用贫下中农的话说：凭什么老师就该他家人当？皇帝还轮流做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政治语义学现象，高尚的言辞背后每每有一个不太高尚的动机。
家父是个自尊而讷于言辞的人，为了我求爷告奶受委屈的事从来不跟我提起，只有一次被我撞见：他死死拽住大队书记自行车的后座，满脸陪笑地求书记为我当教师的事盖章，而书记头都不回，径直推车前行。跟了一百多米后，父亲无奈地松开手，坐在田埂上叹息。我感到奇耻大辱和前所未有的愧疚，回家后我很严肃地对父亲说：“爸，田不是人种的？哪样农活我做不来？人家贫下中农都种田，凭什么我不种田？我求求你，别再求人了，行吗？”经过两战败绩后，父亲不再做“西西弗斯”了，逐步认同了我作为一名青年农民的“人设”。
“人设”既定，我父母最操心的事就是“无后为大”了。我18岁那年的10月，父亲托人给我说了一门亲事。我蓬头垢面地从河工回家与这位姑娘匆匆见面后，她居然颔首同意，她父母也说我“伢儿没嫌头（没有明显缺点）”，算是认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一切如仪。我对姑娘能从蓬头垢面中看到我的“天生丽质”心存感动，尤其是她家的成分是下中农，哥哥还是现役军人。她下嫁我这个富农子弟，几乎等于自投罗网，是很有些侠骨柔肠的。
令我自责的是，我一直很难清晰地记住她的样子，或许因为我们很少见面，或许由于我内心深处那个由书中倩影、朦胧的初恋情思混合而成的玫瑰色梦幻迟迟不能褪尽？但我决心已定，必须尊重父母之命，接受他们为我安排的承载传宗接代重任的婚约，我应该从以往那种飘忽不定的白日梦中醒来，树不能选择土地，就得顽强地伸长根须，抓牢这块土地。
在“工农兵大学生”时期，我与大学的距离无疑超过我与火星的距离，但非常喜剧的是，这段时间我竟然连续“考”了两次大学。伟大领袖的初衷非常浪漫，让经革命群众推荐的、撸起袖子奋斗在战天斗地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以结束“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池小王八多”的局面。但实施不久，这项人类高等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随即演变为各级贵胄的特权。1973年“一张白卷闹辽西”（南大历史系刘毓璜先生诗句）的张铁生事件，1974年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退学事件，都裸呈了这一残酷事实。
我在乡下有幸两次成为基层贵胄“考大学”的捉刀之人。令我舌桥而不能下者，一是大学入学考试竟然可以变成家庭作业，而且可以“抄作业”；二是大学入学试题居然可以那么容易！有一次代考后我把考题向我老舅复述一遍，老舅只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狗屎！”然后默然良久。我心知肚明，对老舅而言，大学是个碎了一地的梦。对我而言，大学是个从未做过的梦。
1976年，共和国几位元勋仙逝，“四五”运动，邓公再次遭贬，山川大震，神州板荡。在一片愁云惨雾中我似乎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言说、不可理喻的旁观者。的确，没有人在乎你，以及你的悲悲戚戚，你只是黄海滩上立着的一棵歪脖子树，你是你自己的风景。
1977年，秋天，河工。我已经有点喜欢河工这种模糊时间刻度的生活了，除了带队的干部，几乎没人有手表。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会提醒所有人起床、干活、吃饭、干活、再吃饭、干活、收工、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少有烦恼。后来我在电影院看默片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河工，那种蚂蚁搬家、蚕食桑叶式的静态的美感。
某一天，我父亲骑着他那辆“白山”牌老爷车来了，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恢复高考了！我问：真的？他答：这还有假！收拾收拾，回去复习吧！猛然间我有泪崩的感觉。我赶紧向队长请假，队长说：“河快捞底（挑到河床底部）了，我不能放你走。”见我脸色不好，转而又说：“你保证一定考上，我就让你走。不能保证，就老实挑完。”我当然不敢瞎拍胸脯，只好留下。我为这次老实巴交的低调付出了极为高昂的机会成本：十多天的复习时间。
回家时离高考初考只剩二十来天。要命的是，课本残缺不齐，更谈不上复习资料，高中所学本就稀松平常，修了三年地球，基本还给老师了，仅语文还稍有自信，考文科吧。填志愿更是脑残：第一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填完掷笔，豪气干云！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文科要考数学，我连对数符号怎么读都忘得一干二净。老舅猛给我打气：“你要是考不上，其他人更没戏。我今年也考，数学我帮你，你来学校，我们一起复习。”
真的回母校和老舅一起复习时，才知道66届高中生和74届高中生的含金量有天壤之别。我焚膏继晷，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还是一片混沌，而老舅捧起书不到一刻钟便会酣然入睡，睡眼朦胧中还不忘提醒我：“你可不能睡啊，你跟我不一样，我上大学是笃定的，只是上个什么样的学校而已，你就不一定了。”这种歧视性鞭策令我气短。结果证明老舅的话并非虚言。
经过一番恶补，居然混过了初考。接着恶补，备战统考。统考是在本县最高学府东台中学举行的，一进高中母校，老舅就碰到他的几个老同学（其中一位是后来南大哲学系77级的马闯），相互拍拍打打，大呼小叫，全无大考在即的庄严，倒像是赶集。“老三届”们这种轻松让我更为紧张，并且产生了很要命的陪练感。所幸几门考下来除数学以外自我感觉还不算糟糕，万万想不到的是，一直以语文水平自矜的我却栽在语文上！
那一年江苏的作文题是《苦战》（30分），题意出自叶剑英元帅新发表的一首五绝《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看到题目顿觉有何难哉，一挥而就，提前交卷。不一会儿老舅也走出考场，问我作文怎么样？我说不难。又问我，编的什么故事？我说，编故事？我写的论说文啊。“啊！！”老舅大摇其头：“坏了！坏了!”原来作文题下有一行字：“（写一篇记叙文）”。我竟目无全牛，白白丢了30分！真是破屋偏遭连夜雨！
结果毫无悬念：名落孙山。1978年的春节过得相当郁闷，一直是那种抓住救命稻草又稀里糊涂松开手的自责。春节前依习俗该去岳丈家送年礼，我全无兴致，拖到腊月二十九，母亲不断央求：“伢儿啊，棉鞋也晒暖和了，年礼你爸也捆好了，你骑车送一趟就行。”这才怏怏上路。
到后，未婚妻冷冷地招呼：“哟，大学生来了，稀客呀。”见我满脸怒意，转而又说：“我说了你不高兴，一人一命，人抗不过命。”我想，再呆下去就是伤口缺盐，走吧。这一走，再未回头。
回家路上余怒未消，但细想一下姑娘的奚落幡然有悟，是啊，我以前是农民的命，以后应该是上大学的命，只是拐弯太急，就像骑车一样，陡一拐弯，人被甩出去了而已，但人还在，车还在，爬上车接着骑就是了。如禅宗棒喝，胸无滞碍，一切释然。
好消息是，我老舅如愿考取了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政史系，这一年，他30岁，三个孩子的父亲。时隔12年，老舅终于缀拾起他那个破碎了的大学梦！尽管他生怕刺激我，只表现出压抑的兴奋，但我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喜悦。
入学前老舅不知从哪儿凑齐了一套“文革”前初高中数学教材，大约十本，有《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等，我惊讶于数学居然有这么多门类，而且还单独成书。从初中到高中，关于这门课我就知道俩字：“数学”。
老舅认为，我1977年高考失利表面上是作文失误所致，但数学差才是关键。如果数学顶得住，其他失误不至于撼动根本。作为我的初、高中老师，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那一摞老教材让我愁得慌。历史给我的机会只有区区半年，而且半年中我身为大劳力很难不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如果再赶上一次河工，大学真成了大梦。
这时，我姐姐学校的初中毕业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也是我表舅，因学生调皮诱发了精神病，不得不住院治疗。公社点名让我去“公办代课”。客观上是由于“文革”之后阶级斗争退潮，对“剥削阶级”的紧箍咒有所松弛，公社才有可能点我的将。我也疑心冥冥之中我表舅在以特殊的形式帮扶我。
我应下这份差事有几个意图：1.或许能通过公办代课直接混成公办教师，类似先例并不少见。退而求其次，转个民办教师很有可能。可以为高考失利留条后路。2.堂而皇之地避开繁重的集体劳动，以保持充沛的体能复习迎考。3.能挣一份可观的工资，不因为高考复习给父母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4.顺便气气那些两次打碎我教师梦的乡亲们，你们不让我当，我偏当！
真的履任后形势并不乐观，能把我表舅气疯的捣蛋鬼差不多也能把我气傻，对我这个初登讲台，也就大他们四五岁的大哥级老师全不放在眼里，几个“头领”花样迭出，课堂秩序乱乱哄哄。我姐姐教隔壁的初一班，不得不经常过来帮我镇场子。大把的时间消耗在班上那些捣蛋鬼蓄意制造的事端上，这如何是好？
经过深入思考，我决定先法后儒，儒法结合。对少数“头领”施以雷霆之威，（真心感谢那时家长的宽容！）稳住局面。大力褒扬品学兼优者，使之成为班级中坚。对捣蛋鬼中凡有一得之见、一技之长者，不吝赞美，以分化瓦解。增加课堂教学的故事性、趣味性，实施作文导向的语文教学，使语文课文学化。如此这般，班级大治，校长相当满意，我也终于可以腾出时间一心向学了。
我把马克思的名言作为座右铭悬诸墙壁——“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其实，我的光辉顶点没那么高尚，我几乎无路可走，考大学是我必须走过的独木桥，我根本想象不到桥那一头的风景，只祈祷我不要从独木桥上第二次摔下去。
前期，我把精力全部倾注在数学上，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开始拾级而上，逐页看书，读懂为止。书后习题，逐题过关。为了提高效率，会做的题打钩，只在难题上稍作停留，想通即过。坚决挡住各种源头的题海诱惑，在形不成系统数学知识之前，绝不轻易做题。大概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读完了全套文革前初高中数学教材，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回头再看1977年各省的高考数学题，竟有些“登泰山而小鲁”了。
时间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上课、批改作业、班主任工作占据了6个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我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早晚和周末一天，每天读书两小时后才会听到第一声鸡啼。当我想到离高考只剩两个多月，而其余的4门功课（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几乎纹丝未动时，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我必须作出抉择，弃鱼而争熊掌！我随即向校长辞职，校长惊愕之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极力慰留，无奈我去意已决，只好礼送。我不敢去班上和同学们告别，一是不能善始善终愧对他们，二是生怕心一软走不了。
回家复习的好处很快显现了，可以参加母校高元中学晚上的复习班。数、理、化三门均配备了最优秀的老师，考理科的同学如鱼得水。对我而言，只受益于数学一门。谭德铨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数学老师（后成为东台中学副校长，特级教师），善于从难题入手庖丁解牛，一题多解，给人以高屋建瓴、得一御万之感，令人仰佩！谭老师出身不好，又恃才傲物，“文革”中备受打击，被迫离开教席，后被公社建筑站借用，故乡许河最早的拱桥设计皆出于谭老师手笔。谭老师虽以数学为业，亦广涉文史。高考考完历史这一门，我复述答案时，谭老师当即指出我在太平天国北伐进军路线上答题有误，令我赧然。后来我在历史研究中常常以此警醒自己。
数学而外，其他四门均无复习班，全靠自学。头疼的是，除历史有完整教材，语文、政治、地理均无系统教材可依，用了不少蛮力，效果却不尽理想。
语文，重点放在语法和古文上，语法选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语法》，古文选用我老舅从苏州寄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册），该书由13所高校中文系合编，选文似乎偏重于唐宋八大家和晚明小品文。古文我多少有些“幼学”，我大舅是私塾出身，小时候去他家过暑假，他容不得我游手好闲，会选一些短文让我诵读，背熟一篇，即有赏金，赏金约当于烧饼或麻团一只，由此养成了我对文言的兴趣。此时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本出于应考的功利目的，但渐入佳境后竟得鱼而忘筌，吟哦玩味，不觉成诵。
政治，是一门最变动不居的学科。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原理大体不变，我从老舅的藏书中意外翻出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及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喜不自胜！从这两种书中，我初次领略到抽象思维的魅力，将枯燥的应试背记化为趣味盎然的理论漫游。
地理，手头只有两册初中地理教材，一本《中国的地形》，一本泛黄的8开本《中国地图集》（估计是我大舅的藏书）。三本书经不起看，只好在地图集上下笨功夫，熟悉到每个县的方位及其邻县都记得七不离八。这种野路子复习居然使地理成绩成为我本次高考的单科最高分：91分。我后来时常以此炫耀，当女儿拿着高中地理题目很虔诚地请教我时，我却非常塌台。女儿所问多为自然地理题，而这恰恰是我的知识盲区。所谓高分，侥幸而已。
转眼到了夏天，对于农人而言，白天当不晒太阳的“书公子”就是福分，再说苦都得遭雷劈。但晚上蚊虫肆虐，甚是难熬。彼时乡下尚未通电，为了保证复习进度，只得在蚊帐里点盏煤油灯读书。煤油灯有两种：一是从供销社购买的“罩子灯”，灯捻扁阔，可以手动调节亮度，罩上腰鼓形玻璃罩，满屋生辉，缺点是油耗高，在凭票供给煤油的时代，除了过年或请客撑撑门面，平时是束之高阁的。常用的是用小玻璃瓶自制的煤油灯，用棉花搓成细麻花状做灯捻，点亮后标标准准的“一灯如豆”。加之煤油不能充分燃烧，烟雾袅袅，看书时间稍长，鼻孔尽黑。犯困打盹，则须发焦糊。全无“青灯古佛”的诗意。
这一年老家大旱，野田庄稼半枯焦。眼见得自留地里行将颗粒无收，作为家中的大劳力，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当我操起扁担准备挑水抗旱的时候，我母亲怒不可遏：“庄稼全部旱死我也不要你管！你能考上大学，喝西北风我都乐意！”
我知道，粮食是农民的命，即使有一线希望，她也不会轻言放弃。我从后窗里看见，烈日炎炎之下，母亲在独自挑水抗旱，她瘦弱的肩膀只能担起半桶水，水桶在陡峭的河岸上磕磕碰碰，走两步，退一步……我除了心痛还是心痛。这给我的高考蒙上了一层向死而生的悲壮色彩，一如枯黄的庄稼渴望甘霖。
无论我如何在自信和自卑之间搓揉，1978年7月20日总是如期而至。考场设在三仓中学，正值酷暑，挥汗如雨，考试答题时需用一条干毛巾垫在胳膊下面，否则汗水会沾湿试卷。或许因为精神高度紧张的缘故，三天高考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是模糊的，但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数学考试中，我后一排的考生不断用手捅我，无非是想“借鉴借鉴”，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换作平常我或许抹不开面子，但此时我心硬如铁，对不住了，兄弟！在独木桥上我扶不了老携不了幼，我的稻草未必是你的稻草，而你的地狱却一定是我的地狱。
五门考下来，顿觉轻松，全无1977年高考那种脚踩西瓜皮的感觉。老舅让我估估分数，我说，均分80分左右吧。老舅哈哈大笑，在我身上猛击数掌，拍得生疼。22号下午是外语加试，由于当年外语不计入总分，考不考无关紧要，绝大多数人弃考，考场合并成了两间教室。出于好奇，我去看了一眼，发现大伙嘻嘻哈哈，很不严肃。我想彼此彼此，英语都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水平，还是打道回府，睡觉养精神吧。
考试结果：总分416，语文79，数学78，历史90，地理91，政治78。均分83.2，大体在意料之中。但语文和政治分数使我上中文系或哲学系的理想泡汤了，而历史系则较有胜算，于是第一志愿郑重填上“南京大学历史系”。
据实而言，录入考古专业非我所愿，后来我斗胆问过历史系负责苏北招生的秦浩老师为什么录我到考古专业，秦老师答：“你考分高，干过农活能吃苦，兄弟姊妹多，不愁没人照顾父母，适合做田野考古。”
原来如此！
去南大报到这一天，一直沉浸在幸福中的父母忽然变得沉默了。父亲摘下他一向珍爱的“红旗”牌手表戴在我手腕上，我推说不要，他说大学生了，哪能没块表？母亲忍不住流泪，我笑笑说：“你看你看，我去挑河，你抹眼泪。我去上大学，你又抹眼泪。你不是一直教导我们，就是变一头驴，也要栓在人家上风吗？”母亲这才破涕为笑。
汽车徐徐开动，车后卷起的尘土让送别的家人在朦胧中渐渐远去，车窗外似乎融化在我血液里的庄稼、田野、沟壑、桥梁，一切都在远去。我说不清对这块土地是爱是恨，也说不清对变幻我人生魔方的冥冥之力是应该感恩还是怨怼。对我而言，这一年本该是大学毕业之年。对我老舅而言，这一年本该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八个年头。对于绝大多数77、78级大学生而言，他们面临的只不过是一次悲欣交集的“折翅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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