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王红伟：我们这代人的“过年”史
作者简历
王红伟，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返城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1982年分配到黑龙江省计委，1987年参与组建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外派到香港，1994年移民瑞典，任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现已退休。
原题
过年
作者：王红伟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今年的年过的和往年不一样，提倡就地过年，抗疫过年。又有很多人不能在大年三十阖家团圆了。想到那些多年在外打拼的打工崽，那些盼着爸妈回来的留守儿童，那些望儿早归的白发老人，心里一阵发酸。
在我的记忆里，过年有多个画面。温馨的就不提了，万家灯火都一样。说点儿刻骨铭心的吧，让我的后人能记得那艰难时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挨饿时代的春节。人们能吃饱肚子就不容易了，过年也没有什么可改善伙食的食物，还是吃代食品，一种用粉碎的玉米棒子和麦麸子做成的压缩饼干式的食物。吃了以后，涨肚，还拉不下来屎。就这玩意儿还是限量供应。过年还能吃啥呢？
我叔领我去他的一个同学家拜年。我那时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儿。他家没有好东西给我（没有糖果）。我期望有个什么可以令我惊喜的礼物，结果，他家端上来一盘切块的红萝卜。我现在还记得，那萝卜是糠的，上面有很多的蜂窝。但对于一个渴望吃到水果的孩子来说，吃糠萝卜也是过年了！
1968年我下乡到了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农场里。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所以兵团战士都不可以回家探亲。那年的春节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年离家过春节。窗外大雪纷飞，室内弥漫着柴火燃烧和劣等香烟的混合味儿。我坐在当地老职工的炕上，尝了有生以来第一杯烧酒，那年我十六岁。我一边喝着，一边哭着。酒精无法治愈想家的心病。喝多了，倒在炕上，梦里回到故乡，回到奶奶的身边。那个画面我多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姑娘啊！
在我的家乡，过年同样是一场噩梦。我爸爸在他回忆奶奶的文章里写到，家里1969年的春节是这样度过的。爸爸去了柳河“五七干校”，我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弟弟去了农村劳动，家里只剩下了奶奶，妈妈和不懂事的妹妹。大年三十，奶奶想儿子，戴过高帽的儿子前途未卜；妈妈想我，十六岁的儿子能不能挺过零下四十度的寒冬。三代女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抱头痛哭。
过年的欢乐开始于粉碎“四人帮”。1978年春节是我家最快乐的一个大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春节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全家为之骄傲，高兴。我买了几个二踢脚炮仗，年前放了，结果一个炮仗崩到了我的眼框上，差点崩瞎了眼睛。我去北大报到时，眼圈还是黑黑的呢。
再后来，我走出了国门，年过到了国外。包饺子，年夜饭，一样不少。大使馆的春节招待会，让我又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炎黄子孙，在哪都得过年。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我有十年没回家过年了。退休后，终于圆了我回家过年的梦。给老妈做她喜欢吃的饭，听老娘讲我儿时的故事，用梳子梳好她稀疏的白发。每当老娘吃上我做的可口饭菜，喝上半杯啤酒时，老娘总会说，你爸要活到现在有多好！我就说，世事古难全。老娘多活几年，儿孙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就托老天爷的福了。
今年，我也不能回国和我年近九十的老妈一起过年了。万水千山隔不断母子情。年三十的时候我和我的亲人打开手机，在微信里过个年吧。期望明年能和老妈，弟妹一起过个真正的团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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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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