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陈益民：流金岁月，大学时代日记抄注

日知录新说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原题

流金岁月日记摘抄

（1978—1982）

作者：陈益民

1978年10月16日

我来到南京大学已度过了两天。在这里，耳闻目睹的情景，使我心潮翻滚，激动万分。从清晨到深夜，从太阳升起到星星露面，我都看（到）刻苦钻研、认真学习的学生。新的紧张的生活正等待着我，此时此刻，一个只争朝夕的时间表，也斟酌（萦绕）在我的脑海：为革命而学习，为祖国而战斗，誓言发自肺腑，发自心胸。

【今说】这是上大学时的第一篇日记。那年我18岁，文化水平不高，行文幼稚，甚至有漏字和用词不当。但那年月的学习热情，对未来的热切向往，犹可从中窥见。

1978年10月31日

家里来信，一再告诫，须倾全部精力于学习，到学期末将看我的学习成绩：“年轻轻的，不可辜负长辈期望，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此可谓句句重千斤了。

【今说】父母对上大学的孩子充满殷切期望，既感恩时代巨变，又激励报效祖国。那时还不知是邓公在上一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力主恢复高考的。

1978年11月11日

共青团南京大学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于今日隆重召开了。会上，我一直是沉浸于激动之中。我进而感受到，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前进。长辈的声音，在向我召唤。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南京大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的学生曾向国民党勇敢地示威、斗争过；在“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她的学生又发出了怒吼，涌现出了不畏死的向“四害”冲杀的革命战士。——今天，我作为南京大学新的一员，一定继承革命的传统，为祖国的昌盛贡献自己的青春。

勤奋学习，勇敢战斗。

【今说】怀着学习报国的抱负，是新三届的共性。字里行间，透着一个没有深度却很有激情的年轻人的奋进情致。

1978年11月18日

所谓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南京事件”“西安事件”云云，而今已向世界宣告，全是捍卫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事件。

我校的革命战士李西宁等同志，两年前曾顶着重重乌云捍卫革命旗帜，被“四人帮”打入监狱。今天，已为他们彻底平反了，强加于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推翻了。

通过今日给他们的受奖大会，我更认识到，坚持真理、坚持革命的人，胜利永远是属于他们的。

【今说】李西宁，原为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1976年3月29日，曾组织本系学生游行，并为游行起草两条标语，一是：“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二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标语有明显的指向性。北京“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李西宁也被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他于1976年底出狱。

1978年12月19日

中美建交矣。我内心颇感欢欣。这是继上海公报后，中美关系上又一大喜事，对稳定亚洲局势、反对世界霸权，具有决定的意义。

【今说】那时的我们，真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1979年4月6日

……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历历在目。

自从七七年开始，行将中学毕业的半年中，我与许多同学才深感过去碌碌无为，不学无术。……我在学习上，当时的知识贫乏得很。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以前总认为数理化学而无用，……七七年十月，我回母校补习。由于无兴趣学理工科，故在高考前半个月，仓促改考文科。结果以平均分为82分（江西省文科当时录取的分线为平均分85）落第。

【今说】新三届77级中，应届生极少，因为他们小学、中学十年基本上在“文革”中度过，所以学到的知识很有限。我的第一次高考，铩羽而归,毫不奇怪。不过，当时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四人帮”，也不免偏颇。

1979年4月17日

晚上看了《奋起还击》纪录片。我云南、广西边防军自2月17日至3月16日，英勇奋战，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今说】那时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当年2、3月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家密切关注有关击毙对方多少人、我方战况多辉煌之类的新闻报道。

1979年4月30日

我国在经济、技术上现在确实水平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因而现在向外国学习其先进技术。

现在能对外国的东西有所了解了，但是有的中国人总是那样轻视祖国，崇洋媚外，把社会主义制度看得极低，好像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更强。这种人是没有骨气的，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不知其已发展了三百多年。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今说】当年的想法十分肤浅。不过，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位，倒是对当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作了某种程度的诠释。

1979年5月8日

“五一”节几日放假，本班有未请假而擅自离校回家者二人，违犯纪律，今作检查。

……假一日，须向班长请；假二日，向老师请；假三日，请假于系里。

【今语】屠雪华同学家在苏州，因擅自回家，在全班作检查，但检查却说得像理由申辩：我错了，我想念父母，没有请假就离校回家了。谁没有父母啊？谁不想念父母啊？——此语既可理解为人人有父母，别人都没回家看父母，我回了，错；但也可理解为谁都有父母，回家看父母，情有可原啊！同学们当场哄堂大笑，主持检查的辅导员金学明也忍俊不禁，这哪叫检查嘛？后来毕业前，金学明老师悄悄对屠雪华说，我已将你的检查从你档案中撤出来了。天哪，按规矩，连这个也要进档案啊？那个年代，多可笑！

屠雪华同学

1979年6月3日

今日看了整整七个半小时电影《解放》，日本摄制。

此片真实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半过程。其中俄国付出重大牺牲，二千多万人死亡；德国九百多万，波兰六百多万，南斯拉夫一百六十多万，英、法、美各死二三十万人。

【今说】一场电影看七个半小时，这是今生唯一的一次，印象深刻。电影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大礼堂放映，学校包场。按该片是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70—1972年摄制，为前苏联电影史上耗资最巨、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战争题材影片。不知当年我何以记成了“日本摄制”。

1979年9月14日

市百货公司特弄来一批香港制造的录音机来我校推销，有钱者就掏腰包。我宿舍钱屿、李科威各买一台，每台200元人民币。

【今说】改革开放初，“倒买倒卖”（即从一个地方进紧俏货，运至别的欠缺该货的地区贩卖）是当时一些人迅速致富的捷径。国营商店也参与到这行列中。一台砖头大小的录音机，竟卖到200元，可真不是小数目，约相当于现在一、二万元吧！到大学推销，因为大学生学英语特别需要。当然，我们钱屿同学有了那台录音机后，我印象中没见他用来听几次英语，倒是天天用来播放邓丽君的情歌。我对于邓丽君的歌曲能够滚瓜烂熟，就得益于当年钱屿同学的录音机天天在宿舍没完没了的播放。

那时邓丽君的歌曲仍被视为靡靡之音，但过去的情歌已然解冻。1950—60年代的一批被禁影片如《五朵金花》《阿诗玛》《红楼梦》（越剧）重见天日，也使电影中的插曲又流行起来。学生宿舍楼道、盥洗间里，时常有情歌飘出。陆华同学哼唱的“大理三月好风光哎……”，徐冰同学唱的“一朵鲜花鲜又鲜……”，谷建祥同学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以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等等，都令人回味无穷。当然，也有同学很煞风景，比如何平，听见人家陆华唱《长湖水，清又凉》，曲子即将唱到“长湖的湖水哟又清又凉”时，他就开始作经典预测：“陆大师又要咳嗽了啊，高音区到了。”原来唱到“清又凉”，几乎接近于如今的《青藏高原》最后一句“那就是是青、藏、高……”一样一样的。果然，陆华同学唱到这里，开始跑调、出现破音并咳嗽了。

1979年11月17日

买棉袄一件，13.60元，8.9尺布票。

【今说】那还是凭票供应的年代。每年每个学生也发布票、粮票、肥皂票、糖票等。那件棉袄，是过去在照片上见过的大庆石油工人穿的那种，扎了一道道竖线、不加外套直接穿上的蓝灰色棉袄。

1980年3月26日

晚上看电影《燎原》，此影片摄于1962年，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毒草片进行了批判。现在总算翻案了。

本片反映的是1922年安源路矿大罢工。电影中有位刘少奇的形象，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正是这一点，使该片禁锢了十几年。

当时的历史是，毛泽东于1921年秋曾到安源，决定进行发动工作。他回长沙后派刘少奇到安源。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在刘少奇、李立三的直接组织下爆发的，也就是罢工的各个细节的安排是由刘、李主持的。毛泽东这期间在长沙，他虽然也号召发动过安源工人，但决不能因此而抹杀刘、李的功劳。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一点上完全搞混了……

《燎原》，如果不是刘少奇现在被恢复名誉，也必然被禁于冷宫不得与观众见面了。

【今说】进入1980年代，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也让许多被禁演的电影、戏剧重见天日。

1980年6月3日

在陶寺，青年多在二十三四岁结婚，并且多邻村的人结姻缘。不是自由恋爱，却是父母说了算。男子娶媳妇起码要具备一千元钱。其中送礼钱达四百多元。有的人因此而打一世光棍。

老乡们起房子，一般费一千五百到二千元钱。这对于一年分红二百多元的本地社员说来是件不易之事。房屋结构，下部以青砖砌，上面大半部以土筑。正厅一墙壁上多有一个长宽 1.5米许方形壁龛。窑洞：无钱者直接在山梁下掏洞，再以砖或木板封口做墙；有钱者则以砖砌成三间相连的窑洞，再在屋顶上壅土。真别具一番风味。

人们一家人一般睡在一个炕上。这在南方人看来，大为不顺、逆理。

与老乡谈天，偶尔涉及解放前。据他们说，过去本村有两户地主，但其心肠并非狠毒，倒能施仁慈。有一年闹大灾荒，乡里人在贫困饥饿中，面临绝命，却有了“及时雨”，其中一大地主竟能开仓济贫，挽救无粮之民。说到日本鬼子，他们没觉得毛骨悚然，倒谈起了趣事：日本人来到这里，为笼络人心，没有烧杀抢掠，见乡里人便扔出青烟，看到成群的愚民抢烟，他们发出轻蔑的狂笑。对小孩也给他们糖吃，甜甜他们的口。只要不与共产党、八路军密切往来，村民们就是“良民”，就不易遭祸。

【今说】1980年5、6月间，我们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公社考古实习，挖掘夏文化墓葬遗址。当地老乡协助发掘，因而我们与老乡熟了，常在一起闲聊。所聊的话题五花八门，当然也难免有政治不正确的内容。

1980年6月13日

……老钱办事果断，但对同学有时又较专横。在山西襄汾火车站，为行李托运回校的事，我们考古组的同学叽叽喳喳叫开了：

“车站站长说行李托慢件需要二十天以上才到南京，而我们一些笔记本、课本捆在行李中，托运时间太长，会影响期末考试。”一些同学叫道。

“行李托快件钱不够。”有同学说。

“行李先随身携带，到郑州再作快件托运。”我们准备到侯马、芮城、郑州下车参观，所以有同学这样建议。

嘈杂声不断，站台上的旅客们都以异样的目光看着这群大学生。

“吵什么！托慢件或托快件，都随自己的便，不勉强，立刻各自打定主意。快件、慢件行李分开放！”老钱厉声一叫，大家竟鸦雀无声了。

很快，行李安置停当，大家便准备上火车了。

【今说】这是考古实习结束，离开襄汾县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记录了与我大学四年同宿舍的钱屿同学的个性。关于此事后续情况，张正涛同学也有回忆：“当时各位同学在钱兄的提醒下，都把期末考试所需课本和资料又从已捆绑好的行李中取出，随身携带上车，前往侯马。留下何平与我善后，把散开的行李一一捆绑好，办理慢件托运手续。事毕，俩人在车站前吃了山西拉面，然后逛襄汾县城，等到下午再乘另一班火车去侯马。晚饭前后到达，与同学们会合。”

1980年6月21日

山西、河南一大怪：吃饭有桌有櫈不愿用，却爱蹲在墙角下吃饭。在郑州大学我看到，学生们一手拿馒头，一手执筷子，一碗小米粥放在地上，人成群地蹲在地上。这种习惯真叫我好笑。

【今说】那时的许多大学生，保持着浓厚的农民习惯。

一地有一地的风俗。比如来自河南的许天申同学，里面穿花裤衩，就很让同学们感觉稀奇。

1980年7月19日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了青年潘晓同志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读后颇有同感，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似迂回向前的江河水，人在这生活的波涛中，有的奋力追逐波浪，春风得意，一帆风顺；有的随波飘荡，徬徨苦闷，不知所往；有的沉没于浪中，愤世嫉俗，不愿长此以往。人生在世，总有自己的追求，或为吃喝玩乐，或为个人、国家的事业，或为人类的美好……各自有不同的选择。这里有自私自利，也有为他人幸福的努力。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为他人的幸福，为革命勇于献身，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这是最崇高的理想。但是，这一理想太玄乎，多数人口头上是这样说，而实际行动却不是这样做。在我们这个社会，在目前的我国，由于经济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思想不可能已跨入共产主义境界（少数人除外）。人们要为自己、为家庭打算，要使生活过得更宽裕，自私在这里就必然冒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自私仍是人们本性，平时也许笑吟吟相处，一到关键时候，一到与本身利益相攸关之时，甚至于稍有损害个人利益，人们就往往翻脸不认人，或明或暗地勾心斗角，通过压服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多么令人可憎的人际关系。

……

【今说】“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是1980年波及全国的人生价值观大讨论，有6万多人写信给《中国青年》参与讨论。而没写信的人讨论这一话题，更不可胜数。像我这样在日记里自我讨论者，又不知凡几。当然，我当时写下这些文字表达的意思是稚嫩、简单的，而它也算是那场大讨论中一闪而过的非常细微的一朵小水花吧。

1980年12月1日

自十一月中旬以来，连日公审“四人帮”及林彪死党。

从公审看，“四人帮”已彻底分裂。最顽固的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一言不发，以示藐视一切。江青，要么一问三不知，一口咬定不知或忘记；要么见风使舵，如问逮捕刘少奇之事，她回答说这是当时中央给她的任务。姚文元，拐弯抹角，扭扭捏捏地回答法庭上的提问。王洪文，则已完全屈服，上剃光头，以示认罪，在法庭中老实交代所犯之罪。

林彪几个苟延残喘的死党，一般已服罪。

中央电视台转播审判实况，却剪节掉了许多，所删节的一定是有关涉及目前尚不能公开的秘密……

【今说】电视直播公审前中央高层领导人，前所未有，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大学生也纷纷观看电视直播，密切了解庭审进展，这也成为那时候宿舍熄灯后的热议话题。

睡觉前宿舍同学常要谈天说地。有时候大家对于政局的分析，常令我意外。比如谷建祥有一次说，林彪座机说不定是导弹打下来的呢？其说虽无据，但当时颇觉新颖。

1981年1月24日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短时间内就把大地铺上银妆。寒风凛冽，我上下牙齿打架，身上冷得哆嗦了几下。然而心里暖和，现已踏上了归家的路途，又有热心的同学持伞送行，这个学期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夜里11点的405次列车从南京开出，因“人口爆炸”，拥挤不堪。我没有座位，站在车厢一头的走廊中，一幅多可怜的景象啊！寒风从车门缝里直钻进来，我的头几乎缩到衣服埯面去了。与我同归者，同学王琛，他家在苏州，路上使我减少了一些寂寞。

【今说】那年，江南下雪了。那时气候比现在冷。现在的冬天，连北方的京津都不常见雪景了。

1981年1月25日

早晨5：00到达上海北站。

在一间面积不大的屋中，挤满了中转的人。人口过剩，使列车也无法满足春节客运的需要。多少人无座位，拥挤在车厢过道中，探头探脑，眼睛东张西望，企望找到一位就要下车的有座位的旅客。我在上海→昆明的79次列车上，也作为这样一员，十多个小时没有座位。不由自主的怨气冲天，却也无可奈何。

【今说】当年，出门远行，乘坐绿皮火车，常常买不到座票，一站就是几十个小时，且要熬夜，艰辛不已！每次我从学校回家或从家返校，要在上海中转，前后二十多个小时，一个晚上不能睡觉。每回出行，都是一次疲惫不堪的折腾。这样的艰难旅行，一晃已是40年前的事了，如今出行，再不必那么辛苦了。人世真是天翻地覆，变化太大了！

1981年2月15日

经过重重周折，晚上8：30到达南京。我疲惫地挤上了公共汽车，火车上整整二十六小时的受苦就此结束了。然而不幸之事继而发生。本来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想早到校，不料汽车上一青年女子的几十元人民币被盗，汽车于是沿途不停，直开到新街口，似乎车上各位旅客都须过检查关。但失者是在汽车停了数站后报告的，到新街口又无警察协助，为省事起见，售票员又将此事不了了之。车上怨声四起，直叫倒霉，许多人多走了冤枉路。

【今说】如今大家常常回忆80年代的单纯、美好，往往忽略某些不好的方面。而当年的文字，却还记录着某些社会乱象。

1981年2月27日

在每个集体中，总有形形色色的人。我们这宿舍，对待学习的态度，就各人有各自的想法。有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眼下能快乐就放任快乐，故有人每日清晨睡懒觉，晚上常打扑克、下象棋；有的则过于紧张，天天不放松点滴时间，成为熄灯好一阵后才回宿舍的“夜猫子”。我处于这二者之间，不偏不倚，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刻苦中有轻松，沉闷中有欢乐。

【今说】上大学三年级，有些同学就不像头两年那样“头悬梁、锥刺股”了。

当然，不同人有不同情况，不刻苦不意味着学习不好。比如对于刘金田同学，何平同学回忆：“刘金田这家伙过目不忘。他嗜睡，每天睡到十点半醒，洗漱穿戴之后，直奔食堂等11时开门售饭，食堂在2楼，有一转弯楼梯，同学们在楼梯上排队，刘氏总排在楼梯最上面近门处，向晚来的同学频频招手，十分招摇。刘氏高考没考英语，大一时对英语亦无兴趣，大二时不知动了哪根筋，忽然狂学英语，一学期把许国璋英语1～4册背得烂熟，我吭哧巴哧才搞到第2册，颇疑其吹牛。刘氏指着四本书说：随便抽查。我验证一下，果然烂熟于心，惊为天人！而且，考中国通史，多数同学总是先背个提纲，内容能记多少记多少，刘氏则连教材中大段史料也一起背，分毫不差。故考试时刘氏总嫌时间不够，我们早就考完坐那儿歇着，看他侧着脑袋作咬牙切齿状，奋笔疾书！谁让他记住那么多东西呢！当然了，让我们记也记不住，比不了！”

周连春也回忆：“后来在北京拜会此老，抛出多年疑问：早上看不到你早起床，中午晚上我们从教室回来，一般看到的你总是在打牌，什么玩儿的活动都少不了你，哪儿热闹往哪儿钻……考试却总是名列前茅，你是怎么对付的，特别是英语？此老看看我，嘿嘿一笑，吐出一句话：‘老大，我看单词只要一遍就记住了！’”（“此老”后来成为研究邓小平的权威专家，其来有自也。）

贪玩的刘金田同学（左）

1981年2月28日

周末，食堂里开舞会，疯狂而诱人的音乐，在夜空中荡漾。热衷于此项活动的人们纷纷前往，乐而忘返。我们宿舍有位同学即迷醉于这种狂欢中。绝大多数学生，包括我，不会跳舞，也因腼腆，不愿去做这样的观众而从未登临。

来到礼堂，魔术师的精彩表演吸引着五百多观众。我作为其中一员，为魔术师不露丝毫破绽、玩弄招数、骗过自己的眼睛，而感到高兴。

【今说】周末联欢，节目繁多。尤其交谊舞会出现，成为时尚。当然，那时还不太讲究环境的优雅，在油腻的食堂举行舞会也无妨。

1981年3月9日

上午考古课，蒋赞初先生讲到了古代的丹阳：湖北，有楚国的最早都城丹阳；安徽，古时曾设丹阳郡，管辖地约皖南及江苏一部分；江苏南京附近有小丹阳，属丹阳郡（大丹阳）管辖。但六朝以后，丹阳一般应指江苏小丹阳，此地产铜，昔常云皖南丹阳产铜，误。

晚上我读《史记·平准书》，内有：“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索隐云：“即训就。就山铸钱，故下文云‘铜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我以为即山做山名错了，下文有“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很明显是就多铜之山铸造钱。

《平准书》集解又引《汉书音义》曰：“赤金，丹阳铜也。”丹阳当指上文所说的“吴”地的丹阳，即今小丹阳，从地亦盛产铜，当自古而然。索隐引《神异经》说丹阳铜出自“西方金山”，当属臆说。

【今说】蒋赞初先生是六朝考古名家，学问好，为人和蔼，给予了我们很好的专业教诲。这则日记反映一下当年的学习及所作的读书笔记。

要说当年的老师，真是各有千秋。有好些名家，令人终生难忘。以邱树森老师为例。郑会欣说：“邱老师年富力强，笔头极快，经常发表论文。一次我问他写文章的诀窍，他说自己精力旺盛，晚上可以通宵写作，哪像系里某教师，晚上八点钟就睡觉，那还做什么学问？”郑又说：“他在宁夏的西北民族学院工作过一段。有人传他倒卖羊毛，邱老师说这不瞎扯么？哪有那个精力干那勾当？问我信不信，我笑，说：这事我没听说过，不过我得‘相信’。以您干什么都行的特性，若有机会让您当副总理，那也会干得很好的。邱老师嘿然，没说话，心里应该是默认的吧！”

王虎华回忆：“邱先生讲课水平一流，没有废话。某日上课，他一站上讲台，甫一开口就说:‘李自成死了以后……’一下就把大家的注意力抓住了。”

陈红民回忆：“邱老师上课节奏把握得好，从不拖堂，铃响课止，多数老师做不到。我教书后更觉得神奇，很久才悟出其中诀窍。”当然也有人说，邱老师烟瘾大，下课铃一响，未及出门，就把香烟衔嘴上，所以他总是把讲课时间控制得恰到好处，这里有烟瘾的功劳。当然此说我们绝对不肯信的！

1981年3月17日

当前几天一个同学的书包不翼而飞、他那愤怒的叫喊声犹回响在耳之际，厄运也从天而降，落到我的头上。上午，我从图书馆借了《Early Men in China》，因为中午书包放在图书馆，当下午我打开书包时，那本崭新的英文考古书，已不知去向。做这件盗案的人打开我的书包，由于里面是些考古讲义、英汉小词典，而他又很慌张，来不及一本本仔细翻翻，也就只把那本新书拿走了，其他东西则原封不动。这也算我厄运中的运气吧。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自己赔书去。

【今说】虽说按孔乙己的说法，窃书不算偷，但把手伸到私人包里偷拿书，不算偷说不过去。那时许多人会用书包或笔记本在图书馆占座，但这却给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可见当年的大学生中，也有一些偷鸡摸狗之徒的。

1981年4月7日

本系春季田径运动会因下雨一再延期，今天终于举行了。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入校以来第三次系运会上，我竟首次跳高夺魁。然而，当我跃过1.55米，再向1.57米冲跃时，连告失败。77级徐大同去年创本系1.57米的跳高纪录，我鼓足勇气，暗欲破他的纪录（破纪录者能为班上争得更多的总分）。踏实小跑，我一步步接近竹杆。竹杆的高度齐我的鼻尖，124斤的体重要从这根杆上飞过去，对我这不常训练的人来说，实非容易。能否过去，我左脚这一踏跳是关键。这最后一脚，聚集全身的力量，似一支狂曲中的最强音，把希望带上乐章的最高峰。可是，事与愿违。随着起跳的一刹那，我的躯体有幸没碰上竹杆，而把竹杆打下来的，却是我这没放到适当位置的左手。随着左手带落竹杆，我的希望之光消失了，翻腾在内心的“破纪录”三个字，顷刻变成了泡影。在同学、班主任的惋惜声中，我也发出了一声长叹。

紧接着是跳远。不知怎的，我的右腿疼胀起来。虽然两次跳跃都达5.40米左右，却因踩线而告成绩作废。最后以5.27米取得第四名，而那位第一名，也只跳5.40米。又是一件憾事。

这次系运会，77级依旧蝉联团体冠军，我们78级本科、79级、80级、78级专科班，依次获得团体二、三、四、五名。

【今说】因为没接受过正规训练，我当时跳高采用的姿势俗称“剪式”，即从正面跃起，双腿如剪一般在前，身躯在后，跃过去。这与俯卧式、背跃式姿势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原始笨拙，吃力不讨好。但以自己170厘米的身高，能用那样的姿势跃过1.55米，也说明当年的弹跳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学校每年春季举行校运会，校运会前，各个系有系运会。我的跑、跳成绩，在班里还是优秀的。（下一年系里春季运动会，80级一同学跳高跃过了1.80米，简直就是专业运动员了。）

1981年4月27日

早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播出：我国男女乒乓健儿囊括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全部七项冠军（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五项亚军、三项第三名，首创世界乒乓球比赛史上最好成绩。这也是我国自1959年登上世界乒乓“皇位”以来，又一次保持不败的纪录。

刚听完喜讯，各宿舍便人声鼎沸，破嗓欢呼。

下午四点，学生会、团委组织各系学生上街游行。锣鼓鸣响，彩旗开道，各系学生在本系系旗下，列队而行。当走过留学生宿舍时，皆起哄鼓掌，呼声震耳欲聋。走上大街，如长龙起舞，首尾相应，绵延里许。街上行人无不列道旁看热闹，共享此乐。

……新街口四个道口交通受阻，各路被挡汽车竟长达数百米，一辆辆公共汽车中，旅客们皆张嘴注视此情此景。这游行，影响是够大的。

……傍晚，各宿舍又喧闹起来。我们十一舍与前面十二舍呼声相应，楼上楼下齐叫，鼓掌，吹口哨，声嘶力竭。长啸，敲碗，打脸盆，拍桌子，摔没用的玻璃罐，凡一切可以发出响声凑热闹的东西，都搬出使上了。更有甚者，把床上铺用过的草垫（春天到了，可以不要了），拿到室外烧起大火……

校门口通知栏里，很快出现一些系给北京发的电报全文，其中一些内容是：要求中央领导莅临机场迎接我们选手的凯旋归来；要求将“四月二十六日”定为我国乒乓节；要求给乒乓健儿以重赏……实令人捧腹大笑。今天，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一日，入学以来，首次见这样自发的狂欢雀跃。

【今说】一场乒乓球比赛大胜，能让国人癫狂如此，可见这个国度实在亟需一场胜利，来向世界昭告“我们站起来了”！不就是乒乓球比赛大胜吗？今人怎么也理解不了当年的人为什么会因此而如此这般、“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当年振奋人心的事不止于此，后来又有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有中国男足在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中差点儿出线的优秀表现，真是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年代。

1981年5月20日

我校建校七十九周年纪念日又来临了。校园张灯结彩，五色艳旗迎风飘舞，好不热闹。

恰好今天又是1981年江苏省高校田径运动会的最后一天，许多同学怀着对学校荣誉关心的心情，前往华东水利学院比赛场。参加这次比赛的凡四十多所高校，各校争夺激烈，尤以我校运动健儿水平高超……

在江苏省，各所高校无论哪种运动（包括各球类），都以战胜我们南大为荣耀。我校体育水平在各校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从这略见一斑。

在傍晚一阵锣鼓鞭炮的欢噪之中，一张大幅标语“热烈欢呼我校男女田径队双双获得冠军！”一出现在校门口，全校学生欢欣鼓舞之状，真是不好形容了。

【今说】南大作为江苏省各高校中的“老大”，在各方面都成为其他校追赶、看齐的目标。不过，“老大”难做，下一年它就在运动会中从冠军宝座上掉落下来。

说起“老大”，倒让我想起当年自己盲目自大的狭隘和肤浅。那时大学生日常都会佩戴白色校徽，这是一种荣耀标志。而放假在火车上，看见一些一般大学（相当于现在的二本、三本大学）的学生也戴着校徽，心中便生出阿Q式自满：看看，我这个是重点大学的校徽！——可笑的心态。

1981年6月25日

最近，先后有两件奇闻出现。晚上教学楼熄灯后，有个别男女再也按耐不住对异性追求的欲望，在教室中搞两性关系。结果被人发现。说也奇怪，这些人的□□□□，仍挺胸抬头，傲然漫步。害羞的人一定会到别的食堂去吃饭，以避熟人。而他们不然，似乎从未发生过什么事，那样悠然自得地在公共场合往来，毫无愧色，真“可佩服”。

【今说】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包括本人在内，都很有“卫道士”风范，所以日记中也忍不住发几声诛心之论。少男少女尚有情窦初开时，何况我们那时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呢！你情我愿，本是个人私事，但那个年代，学校不许学生谈恋爱，更勿论性爱的发生了。教学大楼晚上九点半熄灯。所谓男女熄灯后在那儿“被人发现”，不过是学校左臂戴红箍的人员知道有学生这般“违纪”，而在熄灯后特意再暗查一遍，以期“发现”而已。如今想来，笑谈一宗。（日记中□□□□为责骂之语，删去。）

对于男女情事，历史名家茅家琦先生曾在大会上谆谆教诲大家：“要把心事放在学习上，不要着迷于女人的光鲜亮丽。今天的林黛玉，就是明天的贾母！”同学们对此说普遍持排斥态度，或认为这会导致青年人对美的追求的幻灭，或认为这是对女生的无情打击，或认为二十来岁青年只想林黛玉，岂愿为未来贾母用情？或认为：林黛玉和贾母根本就是两个物种，我们爱黛玉时目无贾母，茅先生在偷换物种概念！

1981年10月3日

本篇选自张正涛同学日记

我们一夜没睡，一直打牌。列车磨磨蹭蹭开了十多个小时，3日中午总算到达武昌车站，晚点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没有出站，在月台原地不动，等待下午2点半直发鄂城的火车。这次转车比在西安上车时的状况还要紧张，因为不对号入座，如抢不到座位，就要站到鄂城。所以许天申让我们四人一组分散上车，力争大家都有座位。魏鸣、张爱冰、李科威和我四人一组。列车进站停稳后，李科威徒手先行上车，然后打开车窗，我们三人先把所有大小行李一股脑儿地甩进车厢，然后急忙挤上车。屁股还没有坐稳，列车就开了。

列车还没开出多远，我们四人正洋洋自得地重续上趟车的牌局时，谷建祥突然跑来告急，说他们所在的那一节车厢吵起来了，喊我们过去助威。李科威让我留下看管行李，他们三人随谷建祥去那边看看。不一会儿他们三人返回，告诉我刚才差一点儿打起来，大伙儿把手表都摘下了，准备干架。不过最后对方小伙子看我们有七八个人，掂量了一下还是认怂了，溜到别的车厢去了。

【今说】那时我们外出考古实习，从陕西西安到湖北武昌，再转车前往鄂城。当时许天申、谷建祥和我等四五个人带着行李挤上了一节车厢。许天申与一个湖北小伙子为抢一个座位发生争执。我们几个都拉开架式，横眉怒目，谷建祥还赶往隔壁车厢叫其他同学过来助威。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果然！那争座的小伙儿一个人，面对我们一群人，竟然毫无惧色，梗起脖子跟我们争。许天申一面摘下手表，一面说：“老子在38军待了那么些年，还怕你不成？！”眼看一场斗殴一触即发。现场一位旁观的妇女担心那小伙儿打不过会出事，赶紧出面劝架。所幸小伙儿见台阶也就下了，让出了座位。这场架终没打起来。

新三届的人们多在社会上混迹多年，在外面不是那么文质彬彬的，干架的事并不稀罕。1980年9月，我班同学几十人在安徽滁县琅琊山旅游，也曾与人打过一架。那是在山中，有两位同学遭到六个蚌埠的铁路青工欺负，在往回走的路上跟大伙儿一说，顿时激起众怒。恰好那几个青工也走过来了，班长杨亚非、班委陆洪新等人上前质问，对方竟然毫不退缩，于是一场打斗就此发生。杨亚非打出了反击的第一拳；李欣跳起飞踹，把对方一壮汉踢到了路边沟里，十分狼狈；张志东、钱屿也迅速制服另一汉子；李科威持树枝赶赴“战场”，陆华单脚跳掉了鞋、提鞋继续参战；有老夫子之称的薛恒也摘下眼镜奋勇上阵，但高度近视，不时将拳头打在自家人身上；王凤祥及时告诫同学们，赶紧摘下胸前校徽。对方虽强壮气傲，但最终寡不敌众败北。归途陆洪新嘱咐：回校保密，不可让系里知道此事。后来同学们一直津津乐道这段趣闻。当然，此事自己乐一乐儿，不足为外人道也。

1981年12月10日

上午10点多钟，我们来到长江之上最大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

长江自西陵峡出来，经南津关向南转，江面豁然开阔，由几十米宽变为上千米。江中有两个泥沙冲积而成的沙洲，右侧叫西坝，左侧叫葛洲坝。从右向左，将长江隔为大江、二江、三江三部分，葛洲坝水利工程即建于此。

1970年12月30日，这里召开了破土奠基大会，毛主席曾指示：“赞成建此工程。”这一工程简称“三三〇”工程。开工后车如流水，炮声震天，千万年无拘无束的大江为之震惊，不能不收敛野性，驯服地听从人的调遣。工程中途曾停工数年，于1981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任务。已花费人民币约四十亿万元，等于每个中国人掏出四元钱丢在这江面上。不过，当这一工程完全发挥效益，将很快赚回本钱。

【今说】葛洲坝工程成为后来三峡大坝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建造动议始于50年代，开始建造始于70年代，完全建成是在1988年。1981年9—12月，我们在湖北进行考古实习，12月到达宜昌参观，继而不顾老师阻拦，12个同学前往西陵峡游览。启程这天，先过葛洲坝。此行虽然违反实习规定，但我们均不后悔，因为我们有幸看到了三峡大坝建造以前的三峡壮丽景观。

1982年2月18日

纪录片《拼搏》，记述了中国女排七战七胜，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经过。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中国国歌声中升起，看到女排勇士们为夺取冠军金杯而忘我拼搏的情景，实在感动不已。我从来没有像这时候这样感受到祖国的亲切、可爱。

我们新一代大学生，为国家重要“财富”，崛起于庸庸俗世，将给国家带来可观变化。大学生在社会中数目不大，却有大影响，成为现代化的希望。或许我夸大了大学生的作用，但二十年后，新一代大学生定不负众望。女排胜利鼓舞全国，也激励着我们奋斗，为未来而努力。

【今说】完全是中学生作文的口吻，努力由一件事的感动引申到对国家未来的展望。不过，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为中国女排而感奋；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对于未来也颇充满着信心。

1982年6月15日

四年前，我们初到南京，其时同宿舍的同学王琛、宋黎明、徐冰与我同游玄武湖（1978年10月17日）。当时欢快情景历历在目，犹昨日发生的事。不觉在校一晃四年，今已临近毕业。重温旧梦，岂不快哉！

我们四人携手同往，与四年前一样，荡舟湖上，任其漂泊；时而也尽力摇桨，船行若飞。轻风习习，吹皱这开阔湖面。无数游鱼绕舟往来，充满逸趣。

……

两小时在湖上度过。中午，到四年前曾留影过的石塔前、石头间，摆出昔日姿势，重摄影。

左图入学时摄，右图毕业前摄

在草地上休息少许，有位三十余岁妇女（老三届的）要给我们看手相，我们未允。又有位十八女郎，携一位十二三岁男孩坐在我们附近。经交谈，得知她俩整天无事可做。姑娘两年前曾有工作，但后被开除。为生计，她主要靠倒卖电影票得钱，“生意”好时，日可赚五六元钱。其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她这样在游荡中度日，非堕落不可。

【今说】人世苦乐不均，当“天之骄子”春风得意之时，世间还有更多的人正在艰难度日。生活是如此的不同。今天我忽然想，当年，我要是让那位希望给我们算命的女人看看手相就好了。

1982年7月13日

近来天天无事，于是刻印章打发时光。屠雪华同学要我帮忙，我不便推辞，花二小时半即就。

魏鸣同学可算我们考古组刻印的第一把刀。左印“益民”，即由他刻。

钱屿同学要我帮忙刻“诸葛海”，我马上允诺，刻此阴文。

左为“徐琛”。

【今说】临近毕业，天天无所事事，遂刻印章消遣。

那时候刻的几方印章

1982年7月22日

读一年级时我们过去同住二舍117室的老同学，与现在我们这409房间的人，聚餐。这是大学时代的最后一次。大家趁分配方案还未公布、不知各自祸福，暂且今日有酒今日醉吧，一起高兴高兴。

酒足饭饱，大家畅谈。杨亚非阅历多，经验丰富，指出：大学时代，同学们彼此无利害关系，相互关系纯净，水乳交融，真正密切。而进入社会后，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摩擦，你无害人之心，却难免被他人坑害。你的成功，往往是他人登上官阶的阻碍。

【今说】几十年后，还真是感觉到大学本科四年的同学情谊最深。我们班级同学至今仍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1982年7月31日

下午五点三十分，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分配方案一公布，一些人笑，一些人闷闷不乐，一些人不喜不悲。

今晚是我作为南大学生最后一个晚上住在学校。四年啊，到今天终于结束了，这使人生出多少情思，多少感触！

【今说】那时候同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因而分配去向有好有差，大家也就喜忧不均。40年后，如今回过头来看，分配方向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处在高低不同的平台，做事的效果会有不同。当然，成事在人，无论环境如何，有的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个人的人生轨迹的。

陈益民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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