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丨严向群：家住北京，我被运墙砖的大卡车撞飞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进入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2017年退休。
原题
古城的记忆
作者：严向群
1957年7月，我降生在北京现在的隆福寺医院，那时叫“中直机关第四附属医院”。
当年的“隆福寺”，在我孩提时代被父母春节带去赶庙会的记忆里，是真正的古香古色——高大的牌楼，典雅的寺庙，七彩的风车，鲜红的糖葫芦......
对于隆福寺的记忆，已经是晚于我出生后就入住的东四十条42号那个四合院了，那该是古城最鲜明的建筑符号。那是个个前有影壁，中有主院，后有后院， 侧有花园的规整四合院，给幼小的我留下的是建筑恢宏的记忆......
还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曾在一个周末抱着我去了北海公园。这该是我第一次和北京市区保存最好、年代最久远（金代）的文物古迹零距离接触，尽管是懵懵懂懂的。据我小姨回忆，当时公园里反反复复播放着张权的《宝贝》。网上说这首歌的首唱是刘淑芳，时在1961年，是小姨记错了?
进入小学后，我对古城建筑的记忆幡然西化：团中央机关大院办公楼的外立面是典雅的砂石岩，院内工字楼的斜坡门廊前有椭圆形的喷水池，就是东洋兵留下的“兵营”——后来四足鼎立的宿舍楼，也是家家门前一条宽阔的走廊，家中都是红漆木地板，更不要说东交民巷小学校园里那座尖顶摩天的教堂和墙壁上五彩斑斓的花玻璃窗了......
西化归西化，古城建筑于年幼的我还是如影随形——“城根儿”的同学无时不在提醒我，北京的古城墙距离我们的居所(团中央大院)和学校(东交民巷小学)，都不到一箭之遥。那就是现在位于前三门大街的北京内城墙。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开工，施工方以备战需要申请延城墙沿线修建二号线，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城楼、崇文门城楼......至今想来都要扼腕叹息的，是那1419年将北京南城墙南移500多米，建在今天的前三门一线的北京古城墙，五百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化为一车车砖土，被大卡车运到城外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一个夏日周末的早上， 父母差遣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去南河沿口上的小铺买咸菜，大约是早餐要喝粥吧......我把一个饭盒夹在后车架上，就奔了长安街。在完成采购任务后，沿着机关大院门前小花园西侧道路向南骑行的时候，一辆拉城墙砖土的大卡车在我后面轰然作响......
骑在前面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条路对于那辆大卡车是过于狭窄了，我是溜边继续骑行呢，还是向左拐进小花园呢。现在看来我的心理素质差，自小有之——犹犹豫豫，最后还是一咬牙扭转车把横穿马路 ...... 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凭借想象和推理了：司机见状急转方向盘，终因惯性太大还是刮倒了我的车，压扁了车后夹着的饭盒，我摔在马路上之前有没有象沈腾的小品中描述的——飞出去，飞出去了多少米，不得而知。
当我恢复知觉时，感觉飘忽忽地悬在空中，原来那司机正举着我要往打开的后槽帮上放呢。不愿示弱的我虽然这时候还是晕晕乎乎，但还是强打精神对那惊恐万状的司机说“我没事”，那司机如释重负地把我放下来，问了句“真没事啊?”得到我肯定答复后，司机钻进驾驶室夺路而逃。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什么交通法规，更没有“肇事逃逸”一说，但是如果真要让他把我送进医院，负担无法预期的医疗费，也够那时工资超低的卡车司机喝一壶的。
待我转身去看那洒满一地的咸菜和被压扁的饭盒，才想到我此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头昏脑胀地又推车去了小卖部，到那里才发现饭盒已经无法装咸菜了，自行车也不能正常骑行了，只好推着自行车往大院姗姗而行。走到半路，碰到闻讯赶来的父母，才知道这“讯”是路过的路东文（还是他妹妹?）看到后回大院去通报的。
回到家里，我好像还是不能完全恢复清醒，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我也答不上来。然后他们就让我坐在小板凳上休息，我至今还记得我长时间坐在那里发呆的样子。或许是我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有点长，父母认为我是被撞傻了，周一便带我去同仁医院做检查，结果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已。现在想来当年医院的检测手段十分有限，不可能有今天诸如脑电图、脑核磁共振之类的仪器，加上动乱期间人如草芥，别说撞晕了一次，更严重的又能怎样?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回首评价一下我少年时代的这次“重大事故”，感觉还是不能像当年那个医生诊断的那么轻描淡写。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对被撞之前的记忆明显淡薄，特别是幼儿园时期的经历，能写出来的远没有被撞之后的经历翔实，这个可以从发小高昕、贾鸣等人的记忆中印证。还有就是对小学附近城墙的记忆，也几近归零。至于智商，因为此前没有什么评价标准， 加上动乱时期学业荒废，所以似乎无从判断。但是我自认为在同龄人中智商最多是中等，特别是对于数理化和英文的领悟和记忆上更差。记得高中开化学课，课后作业是最简单的：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我都答不上来，数理逻辑的思维能力明显不如同龄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这些是不是和那次被撞有直接关系呢?
言归古城。当年北京拆城墙于我都是伤筋动骨，更不要说对梁先生认为是有生命的古城“肌理” 了。1969年父母去干校后，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深挖洞， 广积粮，不称霸”。北京闻风而动，就是当时我所在的北门仓小学，校园里也是破土动工，没日没夜地在挖地三尺。一个最触目惊心的案例：夜幕降临，一个贪玩的小学生在深沟边爬上跳下，没想到一个还在沟中挥锹挖土的老师铁锹上扬时，正好铲到小学生的脸上，据说整个鼻子都翻了起来......老师把这个事情作为让我们放学必须回家的理由，我听后真是不寒而栗。
地铁2号线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及房屋，1969年我在北门仓上小学的时候，东直门城楼的城垛子还有多半截，对于年少的我们，足以登高望远了。经常是在晚餐后，我们沿着仓夹道，就走到了东直门内大街上，攀上拆了一半的东直门，坐在顶上看日落。
父母去干校前，又带我去了一次北海，与我第一次去已经隔了十年。那次印象深刻的，是我对划船特别感兴趣，总想着什么时候再划一次；对于金代行宫的古建筑毫无感觉，这于时年12岁的我再正常不过了吧。在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浆》的写实场景中，我听到的却是慷慨激昂的文革歌曲，看到的是乱哄哄的人流，与《让我们荡起双浆》歌曲中的抒情氛围大相径庭。
1973年从干校回来，我们进入的北京第61中，竟然离原来内城的东城墙又是不到一箭之遥，可此时那巍峨的城墙早已灰飞烟灭，就是挖下去的地铁通道也被覆盖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豁口”那个公交站，说明当年这里曾经是城墙开口子的地方。针对当年有人认为城墙妨碍了首都交通，梁林二先生就说过：多开几个口子不就行了。对此，梁思成在据理力争时悲极而泣，居然被最高首长反讽为：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也要哭鼻子......而且定性为“这是政治问题”，一言九鼎，谁还敢说话。
有形的痕迹是烟消云散了，无形的痕迹还是随处可见。比较而言，61中同学中，来自“城根儿” 的要比东交民巷小学多得多。那时候我才知道，北京“城根儿”的居民大都是外来户，属于北京贫民阶层。在城根儿从搭窝棚到建房，可以省去一面墙的建筑材料，这对生活拮据的贫民来说可是“唯此为大”。那些居民从事的大都是摇煤球、搓澡、拉人力车等卑微的行当。体现在同学中间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课间经常有男同学之间勾肩搭臂，完全是后来我在内蒙古那达慕看到的专业摔跤架势。我推测城根儿肯定有许多从内蒙进京拉骆驼的先民，把这传统体育活动带进了京城。
那时候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喜报胡同”，幼时胡同大院的模样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连接那大院另一半的月亮门已经被封闭，另一半的院子已经成了大杂院，这个当然要拜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 和文革所赐，只不过是我们后来住进大院而不知道罢了。N多年后，当年同住“喜报胡同”的发小高昕从美国回来，我们兴致勃勃地去故地重游，才领略了“大杂院”的风采——我们当年打篮球的院子，已经被一排排密不透风的小平房占据，那空旷的院子居然能冒出这么多排，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从干校后来的第一个冬天，我们结伴去了颐和园，这是我又一次和京城的文物古迹零距离接触。此后得益于同宿舍的扬波熏陶，我们同去北海阅古楼读三希堂法帖，去故宫看文物......
1975年初海城地震后，扬波频频约我去故宫，他的一个理由居然是：砖木结构，安全。这才让我去审视古代和现代建筑的本质区别，但是距离认识斗拱、飞檐、鸱吻这些中国古建筑的精髓还差之千里，这和当时不知西方建筑为何物直接相关。
1978年高考前一天，我和高昕、张向东等相约“彻底放松一天”，本来是约扬波去颐和园划船，后来不知怎么改到了北海，把从清华跑去颐和园的扬波放了鸽子。事后我问他，有没有按事先约定租船了？后来的数学终身教授当时就心思缜密，不见兔子不撒鹰，对我们的爽约非常淡定。在北海划船时，我耐不住酷热，跳到水里去游泳。张向东说我游的速度赶不上他划船的速度，我还不相信，没想到扑通了几下还真追不上，只好讨饶。
大学毕业回到北京，眼见得起高楼，眼见得拆胡同；耳听得梁林故居去留争议声，耳听得推土机隆隆作响......
在第一个被分配到的单位农业部工作期间，高昕已经准备赴美留学了。在他行前，我们高考前同去划船的三人故地重游，又去了一趟北海，这时候已经是数九寒冬冰冻三尺了。那时候北海也就是我们聚会和散心的地方，对于其中的文物价值和来龙去脉并无太多兴趣，高昕的兴趣在英文，见我把“盥洗间”听成了“图书馆”，还特别给我解释了一下“盥洗间”在英文中的多种表达方式。我当时就是不安心工作，一心想着怎么调出农业部。
在农业部工作没几年，调入二外旅游研究所，我在一篇论文里用了句老北京的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来形容古城文物古迹之多。一个副教授批语说我这么写不严谨，总是可以数清的。这个“神批复”引起哄堂大笑后，何方之子何小黎调侃道，他没让你去数就不错了......这个时候我还真没有去过卢沟桥呢。
刚刚加入研究所的1985年，扬波从美国回来省亲，通过我已经联系上的中学女同学王克微，混进了从西华门进入的故宫“修复厂”。高中毕业后就分配到这里的王克微，此时身穿白大褂，干着刷浆糊裱褙和描龙画凤的精细活儿。利用十年“地主”的种种优势，王克微带我们去玩具修复的古院落看当年洋人送老佛爷的西洋钟表和玩具，去一个更大的院落看多人在一起修复《清明上河图》......扬波记忆更深的则是我俩骑着自行车，一直从西华门进到了太和门广场上，体会了一把末代皇帝在宫内骑自行车的感觉。
在研究所期间，岳父母来京。我在背了一遍我们自己编辑的《中国旅游大全》的相关段落后， 便带他们去了景山和北海。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导游那种如数家珍的自豪感，正在我津津乐道的时候，岳父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北平什么时候改名北京的?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我刚看过的书里没写过啊......
进入旅行社后，第一次去卢沟桥拍照片还是搭车去的。没想到后来在那附近买了房子，早晚去拍片易如反掌。我很早就发现了桥下的轮廓光，还和发小丹非交流过。那也就是后来被趋之若鹜的所谓“金光穿洞”，反倒让我感觉味同嚼蜡了。卢沟桥去了N多次，狮子却是还没数清。
在旅行社第一次使用玛米亚中画幅相机拍风光，我兴奋地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去了颐和园。她小小的个头儿，兴致勃勃地帮我扛着专业三脚架，该是对她后来喜欢摄影的启蒙吧。从干校回来的1973年，到这次去的1993年，20年间我到过颐和园的次数，远远赶不上后来十年间我去颐和园的次数，此间还结识了颐和园的首席摄影师小姚，在他的协助下，我才能登上文保景点文昌阁， 在高点拍摄颐和园全景。
再次与古城“零距离”接触，是我在拍摄了大量北京风光照片，确定以“北京中轴线”为拍摄专题之后。从南向北，首先就要拍摄复建后的永定门，也就是当年因为要拆除而被林徽因先生指着吴晗鼻子痛斥，并且神预测“五十年后再建”的“假古董”。如果没有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电脑图的对比和当年留下来的照片，我们对“真古董”的真面目无从知晓。在这个貌似巍峨的城门下，我最要感慨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高级知识分子敢于直面强权，直抒胸臆，这是后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短板”。陆定一去世时的遗言：“让人民讲话”，我以为能“让知识分子讲话”足矣。
从永定门次第向北拍过去，还有一处至今保护完好的古迹让我感受良多，那就是梁林两大师曾经登顶的祈年殿，要知道这可是在距离地面几十米的高度呢。1935年的民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旱涝灾害之下，年初却成立了“旧都文物整修委员会”，这实在是至今都要庆幸不已的的一件大事，没有这个委员会，没有当年对天坛的彻底修缮，这座后来在多个场合被当作古城标识的古迹能否被保留，都要画个问号。
当年为了修缮而勘察，林徽因自豪地说她是第一个登上祈年殿大屋檐的女人，快有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没听说有第二个女性再登上去过。说林徽因是“空前绝后”的奇女子，毫不为过吧。更不消说两位大师在这里和他们的“海归”同事还有一场“表形表意”的争论，直到今天都有现实意义——看着现在那些距离“表形”都有十万八千里的“现代文物”， 时代不是在无时无刻呼唤大师的出现吗?
从天坛与先农坛之间的北京古中轴线向北，穿过正阳门，就来到了今天的北京人中也少为人知的 “中华门”和“千步廊”的位置。建国之初，梁林二先生产生了新政权比前朝更会保护文物的错觉， 林徽因甚至美好地憧憬着恢复在民国时期已经倒塌的千步廊，让被梁思成盛赞的北京中轴线重现古香古色的风采。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仅千步廊只能随岁月灰飞烟灭，就是那作为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建筑风格庄严厚重，具有很高的规制，沿袭了三个历史朝代的“大明门”、“大清门”和“中华门”，也在所谓苏联专家的城市规划中化为乌有。可以想象，当年的梁林两位大师该是怎样的痛心疾首。
所幸的是，那并非大师“初心”的天安门广场，终究还是留下来他们的闪光足迹——纪念碑、 国徽、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特别是纪念碑上林徽因设计出的石雕花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愈发彰显出大师天才智慧的光辉。大师们无法预料的是，当年五四运动梁思成赶赴广场中途被撞，他身后又有了四五、LS等，我在设想如果大师在世，也一定会兴冲冲赶往现场的。四五我没有在北京，LS是在当天赶到广场，攀上华灯底座，想目睹实况而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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