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丨浙江大学：当年四校合并的“临门一脚”
作者简历
浙大四校合并的
“临门一脚”
我当年在浙大求读时的导师、原材料工程系系主任毛志远教授发来微信，希望我写一篇在浙大四校合并时起了关键作用的“临门一脚”——“四老上书”的经过，以期作为一段真实的校史史料得以留存。
作为“四老上书”的策划人之一，我应该有责任有资格揭秘这段往事，不过也存有不少顾虑，因为至今还有一些人不赞同浙大四校合并特别是由此在全国掀起的一股“合并”狂风，而其中若干大学的“合并”是不成功甚至不必要的。另一顾虑是无颜面对家乡绍兴的莘莘学子以及他们的父母，因为三大原来由浙江省直属管理的名校——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都随着四校合并后划归中央教育部管理，使家乡的高中毕业生失去了不少报考这三大名校的名额和机会。为此，在乡人面前我对四校合并之事三缄其口，以免遭到“声讨”。
然而这毕竟是一段既成事实的历史，我个人在其中起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希望能得到功过参半的评语，但倘若被人们认为功不补患，我也只能无语地接受了。
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学院，于1928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1937年浙江大学在卓越的校长竺可桢领导下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1946年秋回到杭州的浙大，到1948年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个学院的全国知名大学。1949年，竺可桢六十岁了。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校长六十寿辰举行祝寿晚会，学生为竺可桢做了一面旗，上面写了四个字——浙大保姆。
浙大有幸，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浙大最低迷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领路人。一所只有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的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成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然而好景不长，在全盘照抄苏联体制的1952年，全国开展了大学院校全面调整。浙江大学被拆分为多所单科性院校，分别为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医学院。
而在浙大其他学系中，理院学的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和文学院人文系并入复旦大学。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工学院的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工学院的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工学院的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农学院的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法学院停办。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七大学院仅保留了工学院的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个系，并入的只是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此次调整，浙江大学受到的伤害十分惨重，引起了广大教职员工极为不满，据说苏步青、谈家桢等几十名著名教授曾誓言不到复旦大学报到。
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浙大一下子跌入了历史上的最低点。但继续肢解浙大这块所剩不多的“肥肉”并不因此止步。1960年，不知道哪一位省领导心血来潮，为了挤进“大跃进”的末班车，提出将在解放初已被“四马分肥”而仅剩理工学科的浙大，再继续肢解出土木、冶金、地质三个学系，与浙江机专、浙江电专等几所大专学校合并，新建一所杭州工学院。
到了第二年（1961年），一个令师生们不敢想象的秘密计划——省领导决定将我就读的冶金系搬迁到浙江建德，与当地的冶金专科学校合并，新建一所“浙江冶金学院”。然而这一异想天开的设想因三年困难时期财政厅囊中羞涩而被叫停，不久杭工也在艰难竭蹶之中宣告解散，一声令下，三个学系的师生们兴高采烈地于1961年秋重返浙大。
重新让老浙大凤凰涅槃，再振雄风，一直是苏步青、王淦昌等当年紧随竺校长的老学长们耿耿难忘的心愿，许多移居美欧、当年曾经学文、学医、学农而如今卓有成就的老学长，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杭大、浙医大和浙农大校友，在他们的心中，神圣的母校只有“浙江大学”。
这一未曾偿还的“旧账”，也一直为长期服务于浙大、为浙大憔神悴力的刘丹副校长所惦记。1979年改革开放当年，原浙大党委书记、名誉校长刘丹率领浙大代表团赴美访问，国际上大学向综合型发展的趋势引起了他深深思考。他认为，像我国这样规模不大、专业面窄的单科性大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因此提出从老浙大分离出去的学校要联合起来的设想。他的设想得到了很多老浙大人的肯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高校再一次调整。离开老浙大的十几位院士始终觉得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给浙大造成巨大损失，提出了留在杭州的同根同源四所大学理当合并。随后以新书记张浚生为首的浙大校领导班子，着手进行四校合并的落实工作，并一步步地取得实际进展。
1997年初，浙江大学驻京办事处主任陆敏来到校友会办公室，与时任北京浙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的我以及秘书长秦秀坤商量，能否帮助母校解一道煮成了夹生饭的难题。
原来根据李岚清副总理的要求，浙大应在百年校庆前完成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的准备工作，在百年华诞那一天，他将亲自前往庆典大会祝贺，当场宣布四校合并和新浙大成立的决定，并在浙大现场召集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校长座谈会。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运作中，浙大师生也都在兴致勃勃地期待着浙大新生这一天。
然而没想到，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向中央递呈了一份报告，说杭大师生的工作没做通，四校合并时机还不成熟（其实是浙江省不愿放走杭大、浙农大、浙医大三所省管名校）。李岚清看到报告后十分不悦，决定搁置这一合并工作，自己也不去参加浙大华诞的庆典活动了。
陆敏说，眼看即将完成的四校合并被无限期地推迟，而且看不到重新启动的希望，浙大老校友们长期的心愿和母校领导这些年付出的努力也功亏一篑。校领导既着急且又无奈，因为学校不能越级浙江省委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在万般无奈之中想到了校友会，因此叫他来找北京校友会帮忙想想办法，能否以民间形式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以望得到支持。
在商讨中，我提出一个“直通最高领导”的快车道方案，即由北京校友会和上海校友会联合行动，起草一封给江泽民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加速推动合并进程。这封信请十分关切并亟盼四校合并的浙大“四老”——北京的王淦昌、贝时璋和上海的苏步青、谈家桢签名，以他们的名义直送江泽民主席批示。这一无需学校出面的纯“民营”方案得到陆敏、秦秀坤的赞同。
当天我在草拟了一封给江泽民主席的信后，托秦秀坤将初稿交给两位老学长、北京校友会副会长黄宗甄、戚叔纬修改。
黄宗甄看了初稿后说：“小谢的笔法太嫩，不像老先生所写，还是让我给他改写一下吧。“他将改写后的信交由戚叔纬和陆敏，又经他们对文字进行推敲斟酌后送交王淦昌、贝时璋签字，北京二老的工作很快完成了。
如何找上海二老签名呢？我猛想起上海校友会负责人之一阿章（郑秀章），他与苏步青有非同一般的师生谊。在拨通了给阿章的电话后，阿章一口答应此事由他操办，保证完成任务。
经阿章辛苦奔波，几天之后，上海“二老”亲笔签名的信送到了北京校友会，“四老”亲笔签名的信已大功告成。但怎么将此信万无一失地转递给江泽民主席呢？老学长戚叔纬、黄宗甄表示可将信交由中国食品协会顾问、浙大老学长张学元转呈，张学元在解放初任上海益民食品厂军代表、厂长时，曾是江泽民进厂时的上司，与江的关系甚笃。
江泽民主席在收到“四老”来信并认真阅读后，作了肯定的批示并交李岚清副总理阅批。李岚清在信上写了长长一段批示，转发给浙江省委，四校合并的事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李岚清还是按原定计划参加了4月3日的浙大百年华诞庆典大会。
一年之后的9月15日，浙大师生在浙大（玉泉校区）大操场举行新浙大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李岚清、陈至立、李泽民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1998年9月15日成了浙大发展史上又一转折点，合校后的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学科门类齐全。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首任校长由原浙大校长潘云鹤担任，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离任后回到母校的张浚生出任新校党委书记。本是同根同源、共生共长却被隔离将近半世纪的四所兄弟院校——浙江大学（老浙大工学院）、杭州大学（老浙大文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的一部分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等组合）、浙江农业大学（老浙大农学院）、浙江医科大学（老浙大医学院），终于重新走到一起，理所当然并顺乎潮流地回归老家，从而揭开了浙大发展腾飞的新篇章。而一无大款、二无高官等“硬件”的北京浙大校友会，也终于以自身的“软件”，为母校浙大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很快显露出学科齐全、强强结合的优势，教学、科研成绩一路飙升，在历次国内大学排名上已经稳居老三，直逼清华，在国际排名上也扶摇直上。一直支持四校合并的李岚清同志曾经说：即使中国其他所有的高校合并都是失败的，浙大的四校合并也是成功的。我认为，四校合并不能说没有副作用，但积极作用绝对是主要的。
原载微信公号北京市浙江大学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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