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毛泽东
1968年9月30日
我从1969年10月至1972年夏随父母下放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外经贸部前身）罗山“五七干校”，共在此生活了近三年，去干校那一年我9岁。罗山县位于河南省南部，用我后来所学知识看，它属于一片丘陵，是大别山向豫中平原的一块缓冲带。这里长年雨水丰沛，大大小小的池塘像玻璃镜片一样星罗棋布地镶嵌在绵延起伏的大地上。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水稻、大豆和棉花，虽物产丰美但当地老乡每年仍有几个月时间要靠吃糠咽菜捱到夏粮进仓。罗山同光山、新县是革命老区，是当年“闹红”的地方。我曾在老乡的引领下在大军南下时修筑的罗汉公路旁瞻仰过一座“红军坟”，据说里面埋有七位红军战士的遗骨。一座大大的条状的黄土堆，没有墓碑和鲜花。出罗山城关沿罗汉公路向南，道路两旁都是大叶泡桐，它的特点是速生而遮阳。离县城10华里有一个小镇名曰——“十里塘”，罗汉公路从小镇穿过蜿蜒南去直抵汉口。十里塘东面有个高高的土岗，土岗上有三排新起的座北朝南的红砖灰瓦的平房，那就是外经委罗山“五七干校”三连的所在地。三连往东南三华里，有一大片绿树环抱的房舍是“校部”，那儿有校部（包括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等）、四连和二厂，那儿原来是劳改农场，一个关押改造犯人的地方。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二连在三连的东北方。站在三连高高的土岗上，晴日里，白白的云朵从头顶漫卷到脚下，菜地、麦田、绿树、农舍、水塘尽收眼底。到了冬天，一夜飞雪过后四下望去，炊烟袅袅一片银白，狗儿追逐着野兔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劳作的农人的身影在柴垛间若隐若现，还真有种“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感觉。我们一家，父母、姐姐和我（哥哥去了东北兵团），在三排房子的最后一排的一间房中安顿下来，最后一排住得都是拖家带口的，还有的三世同堂。因姐姐在县城上中学平时不回来，主要是我同父母住。这间房有十来平米，四面墙刷着白浆，地是土夯的，放一张双人床，两个樟木箱摞起来的书桌兼饭桌，从北京带来的一木箱书，进门处垒起的一个四方泥炉台（冬天取暖烧开水），再就没有什么也放不下什么了。入夜，父亲总是伏在桌上写着什么，他当时正在接受党内审查。桌上马灯昏暗的光摇曳不定，在墙上投下他大大的影子。记得一次不知是不是因为趴在旁边看得出神还是困了，我的脸竟贴到马灯滚烫的护梁上，“嗞”地一声，父亲急忙查看，但见我的脸颊上烙下一个红红的印痕。一天清晨醒来，见父母不在便穿衣去找。看到父亲正在中间那排房子的西房山墙背阴处给坐着的大人们讲“马列原理”，当时号召“学点马列主义”，我听了一耳朵出来，上过刘少奇黑爪牙的中央党校的人怎么能给“五七战士”讲马列呢？父亲在干校做过很多工种：做过木匠；赶过牛车（一次牛车顺坡溜向水塘，他想阻拦，车轮从他脚面辗过，欧阳海拦惊马他拦牛车）；管过食堂（为把伙食办好动了不少心思终得好评）。常阿姨说：老段做菜好吃是因为味精放得多！我颇为父亲报不平，向他学说，他笑笑：是多放味精嘛；负责过干校驻信阳接待站，大人们笑说他当了“大使”；后来到校部负责生产组，管理卡车、拖拉机这些“大牲口”；又任抓生产的副校长，直到1972年秋奉调回京。在干校呆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陆续听到某人某人被调离，当时叫“上调”。一种是调回北京，亦有调往外地：陕西、湖南等。“上调”容易让人联想到“上吊”。（文革时我还小，但也见过死人。原来我家住展览路地质部宿舍。我家东面是市委党校，北面是JG学院，在家天天听到大喇叭打派仗的声音此起彼落，今天让这个叼破鞋，明天给那个戴高帽。党校西墙外有一条铁路通西直门，常有想不开的人去卧轨自杀。我亲眼看到铁道旁一具女尸，破席头下露出干净的花袄和凌乱的头发。一天傍晚，我和同伴去JG学院玩，亲耳听到主楼西侧的地下室传出叫骂、抽打和呻吟声，不日传出一个女教师被打死了。）但我仍急切的盼望着父亲也能早日被“上调”，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羡慕的事，但直到我因眼疾回京父亲也还没被“上调”。母亲身体弱，先分在菜园，后又养鸡、放牛、养猪、小卖部卖货。放牛时曾被一头顽皮的小牛顶倒，四脚朝天摔在地上落下腿疾。养猪是个体力活，割猪草、煮猪食，听说发酵饲料猪爱吃，长膘快就学做发酵饲料，豆腐渣好使就使豆腐渣，一顿饭没吃好就往猪圈跑，终于累得犯了心脏病。那回可把我吓坏了，她躺在那儿大口喘着粗气，大人们赶紧找车把她送到县人民医院，父亲也整整在县城陪护了十天。那些日子我在家留守，李阿姨她们让孩子来陪我做伴儿倒也不觉孤单。母亲见好后回家休养，带回一些营养品，望着那一盆活蹦乱跳的鲫鱼，我的心才轻松了许多。记得三连的孩子最多时不下三四十人，小学生、中学生，还时有插队、兵团来探亲的大孩子，是个热热闹闹的大集体。夏夜里趴在草垛上讲“鬼故事”，下雨天弄来胶泥做舰船模型。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乐趣，有的爱哭爱叫，有的爱打爱闹，不亦乐乎！我自幼受哥哥影响喜欢画画，捧着本《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的小人书能照着画一下午。一次隋建辉的妈妈拿着我的图画本对她家小辉说：“瞧人小鹰画得多像，瞧你呢？”隋建辉嘴上没说，心里一定在说：这有什么，我会的他还不会呢！他还管“伏尔加”叫“鹿牌儿”呢！（注：“伏尔加”为前苏联生产的轿车，以飞鹿为车标）漏不漏怯呀！那会儿小孩儿都爱攒烟盒，河南是产烟大省，“芒果”“黄金叶”“大生产”这些北京没怎么见过的烟盒对我们来说真新鲜，“五七战士”抽完的烟盒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就是不玩儿看着都高兴，弄得我后来落下毛病回到北京看见烟盒还想捡。记得和我家住同一排的“多多”的哥哥（比我小两岁），那时夏天家家都不关门，一天中午我眼见“多多”的哥哥潜入我家，躲在床后，目标就是我放在床铺底下的一大叠烟盒。正当他得手欲溜之时被我“人赃俱获”。左康年龄大一点的，白净脸儿，不多言语（我同他妹妹左小虹是同学），有时玩不到一起。耀平说：你会画画，你画一种带徽章的证件，咱们人手一证，没证的不带他玩儿！我找来硬卡纸，精心设计了“logo”，卡上有姓名、年龄等“信息”，然后发给每个我们“信得过”的孩子。一日左康找到我们正色道：知道你们这么做是犯法吗？法律规定不允许私下成立组织，私刻印章！听得我们都傻了！赶紧把“证件”废了，“包围圈”顷刻土崩瓦解，左康大获全胜！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动乱年代，连依宪选的国家主席都打倒了，我们这点儿“小儿科”倒成了违法犯罪了，左康真有法制观念！记得还有有技术含量的事。中学生刘熠辉“粗通医道”，从县新华书店买回一本红皮的“中草药常用手册”，内有许多绘制精美的中草药植物标本，且产地疗效一应俱全，于是群起效仿，人手一册，一时间田间地头，到处是小孩蹶着屁股按图索“药”的身影。当时兴针灸疗法，“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千年的哑巴说了话”，《新闻简报》（当时一种纪录片样式，常作故事片前的加片）经常介绍用针灸疗法治疗耳聋获得成功或针灸麻醉手术成功的“伟大成就”，受此“鼓舞”我们也跃跃欲试，人手一针，什么“足三里”“风池穴”一通“进针”，“酸吗？”“麻吗？”还好没扎残几个。星期天是食堂改善伙食的日子，好不容易十天才一个大休，“学习会”、“批判会”、“斗争会”、“劳动课”都暂告一段落，全连上下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大人们总是利用这难得的假日休整休整，洗洗衣服，晾晾被褥。父亲也总在这一天换上雪白、挺阔的的确良衬衫，除去那久不下身的褪色布衣。家长们会在这一天给孩子们点钱，让我们去县城“赶集”。天还没亮我们就男男女女、三五成群的说笑着唱着歌出发了。顺着田埂，借着星光我们向县城挺进。经过十里塘，稀稀落落的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棂映出早起的人家忙碌的身影，一股油香飘出屋外，那是老乡在炸制过年用的“果子”（当地一种面食）。沿着沙石铺就的罗汉公路，翻过几个起起伏伏大坡，天已渐渐亮了，我已隐约能看清路旁的景色：除了田野就是坟茔。坟高高大大的满是蒿草，顶部是一个倒扣的小圆锥形，一座挨着一座。忽然在一座坟旁积水的洼处，一条野狗的近旁我看到一堆白花花的东西，近前细看才辨认出那是一具婴孩的尸体，全身赤裸一丝不挂。招唤同伴，他们欲看不敢不看又想，于是一哄而散惊叫着跑开了。罗山县城的集市，就是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物资也算蛮丰富了，与今日遍布城乡的自由市场无二。各种青菜、水产、百货、小吃应有尽有，只是人没现在这么多而显得有些萧条冷清。除了干校的人，当地人的购买力是极有限的。油条炸得特好，又大又泡，3分钱一个，每次赶集我都要先吃为快。三连的早饭永远是馒头和自制腌辣萝卜条，听说团中央干校食堂办得好，早餐尽吃油条豆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推广”到我们这儿。现在我却非常怀念三连的早饭——馒头加淹辣萝卜条，我至今仍能准确地忆起这两样食物放在一起享用的味道。罗山水网密布水产丰富，青、草、鲢、鳙、鲤样样不缺，且肉质鲜美，非今日人工养殖的鱼能比。街市旁有一家专营卤制甲鱼的小店，清晨店主揭开那木质锅盖，立刻香气四溢，只见一大锅甲鱼全部肚皮朝上，肚上划个十字，内里塞满花椒、大料、辣椒等作料，真是满街留香，令人垂涎，一个才卖3毛钱。“看人老段的孩子多会买！”瞿阿姨看着我和疙瘩（学名贝小平，我们曾一起入读十里塘小学）每人拎着一条大鱼回来，见儿子买的是一条“胖头”（鳙鱼）而我买了一条鲤鱼时大声说道。一条大鲤鱼由母亲亲手烹制成熏鱼，每天两三小块，够一家人享用到下个赶集日。要是搁在今天，得说人疙瘩比我会买，“胖头”一个鱼头在饭馆里就要卖七八十元，那叫“干锅鱼头”，正经一道名菜。豫南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没有滴水成冰但也雨雪交加，家家户户要在冬季来临之前摊煤饼以备过冬之需。顾长卫的“孔雀”中摊煤饼的场景我读了感到很亲切，因为它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等我家也调成两间屋，每逢大休，父亲就和连里几个“逍遥派”（吴叔叔、戈阿姨、常阿姨他们）在家里“打升级”，一打就到夜里一两点，有时一觉醒来见他们打牌正酣。灯光昏暗，暖意融融，倒也其乐无穷。“站好了！”随着一声呵斥，十几个新揪出的“五一六分子”端着饭盆排着队去食堂打饭，他们要等大家打完了才能打，这里面有我认识的叔叔、阿姨。形势的险恶，有谁知道下一步厄运会降临到谁的头上。母亲在放牛、养猪、喂鸡前还为连里放过一段羊。起初羊没几只，头羊叫“黑癍”和“红头”，唤它们的名儿羊群就随它们走。有戏词儿“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嘛！后来羊越繁殖越多，羊群越来越发展壮大，有几只小羊尤其惹人怜爱。我课余也常帮母亲放羊，与羊群特别是几只小羊结下了深深的感情，我是眼看着它们出生、吃奶、欢跳、长大的，所以当后来连里决定处理掉羊群，大的宰了小的卖了时我还伤心的落了泪，这个劲儿好一阵才过去。连里建起鸡棚，分配母亲养鸡。春天闹鸡瘟也死过很多鸡，那大概就是“禽流感”吧，不知是不是H5N1型的。印象最深的是母鸡孵小鸡。因鸡棚常有黄鼠狼出没，到了“抱窝”的时候我家简直就成了鸡舍，炉台上，床底下都成了母鸡的产床，我亲眼目睹了小鸡从一只蛋经过20多天孵化到破壳而出的全过程。按常规一只母鸡通常孵20个左右蛋，但母亲为了节省空间会让母鸡孵三四十个蛋，办法是在夜晚或母鸡不备时把蛋塞进窝，有一回还塞进一只我从水田里捡回的不知名的鸟蛋，到了日子还真孵出一只小鸟：尖尖的嘴，长长的腿，今天还说不准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呐！只可惜没能成活。话说三四十只蛋孵出的三四十只小鸡可把母鸡给累坏了，看着母鸡带着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房前屋后找食吃，连“老模范”（当地土改时的农民积极分子，被选为“劳动模范”，三连大人孩子都称他“老模范”，70开外，一袭黑粗布衣，留一撮山羊胡，头缠包头布，手拿一长长的烟袋锅）见了都称奇，说有生以来没见过一窝抱出这么多小鸡，这真叫他开了眼！再说三连的狗。三连的狗那真是远近闻名，总在十条上下。“小花”“大黄”“darling”“灰子”“四眼儿”等等不一而足。说来也怪，狗会看人。它们对干校的大人孩子从来不咬不叫亲热无比，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若遇见一袭黑衣的老乡就要群起而攻。一日一老乡从三连房舍旁路过遭群狗围攻，躲避不及被咬烂了裤腿，老乡气的大嚷：“你们干校的狗比地主的狗还凶，我们去地主家门前讨饭地主还没放狗咬我们，你们干校的人却放出大狼狗咬我们贫下中农！”这可是阶级感情和立场问题，大人们赶紧上前道歉赔不是。狗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三夏时节（夏收、夏种、夏管）壮年男劳力凌晨3点就下地收麦，忙到正午才收工回来。这天同往常一样，大人们头上搭着毛巾，肩扛工服手拿镰刀，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回走。快接近连区的时候被“小花”看到了，它那天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冲走在前面的林叔叔狂吠，林本已身心俱疲，立时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冲着“小花”的狗头一刀下去，正砍在“小花”天灵盖儿上，“小花”嗷嗷叫着落荒而逃，知青任志刚急了，冲林大嚷：“你那么大人跟狗一般见识，真没劲！”林沉默无语。“小花”头上从此落下一个月牙状的疤痕。连里丢东西的事也偶有发生：房前屋后晾晒的衣服不见了，种的瓜果蔬菜被损毁了，农忙时场院上的麦、稻也需人值守看管。鉴于此连里农忙时安排人值夜班，有一段时间母亲经常值夜班。夜深人静，黑灯瞎火，四下旷野的，几位女同志值班也够害怕，这时狗就起了作用。白天打饭时留下一个馒头，夜里狗儿们就紧紧地团结在母亲她们周围了，你坐下它们也或坐或卧在旁边，你起来巡视它们立刻前呼后拥的跟着，很为母亲她们壮胆。狗儿也有讨厌的时候。父亲采购伙食从县城买来一对安格拉长耳兔，要做“良种推广”，用木条钉个木笼养在门旁。不多日其中一只的耳朵就被狗夜里咬掉一个，变成了“一只耳”。于是另一只就也成了我的玩物放出来满地跑，一次跑到坡下的牛棚钻进干草堆，我们几个孩子分头进去找，养牛的叶元格叔叔和汪道涵老人直看着我们发笑。每年夏天都有一段时间潮热难耐，白天闷得人茶不思饭不想，夜晚热的人难以入眠。最好的解暑办法就是跳到水塘里泡个痛快，我们这些孩子游泳的本领大都是在这儿练的。“大人从周党坂拉回西瓜、香瓜啦！”男女老少围着瓜堆挑的挑捡的捡。半剌西瓜就是午饭，用勺挖着吃完瓜瓤，瓜皮往脑袋上一扣便一个猛子跃入水塘与水牛为伍，牛粪、人尿浑然天成。除了食堂旁的“吃水塘”，“三角塘”“方塘”都是我们的天然游泳场。说到“吃水塘”，那可是我们全连老小的生命之水，相当于今天密云水库之于北京市民那么重要。小铁桶打水是我每天的功课，水浑的看不清桶底，抓一把明矾到桶里搅动一下，过一小会儿桶里的水便清澈见底清亮无比了，大人孩子就可放心饮用！在度过了最初的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后，因干校的“五七小学”还在筹备阶段，一日父亲对我说：你就去十里塘小学吧，那儿离家近，你还能接触农民的孩子，校部太远，老跟干校的子弟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正好和我家同住一排的老贝波一家也有同样想法，这样我同他们的二儿子贝小平（小名：疙瘩）就一起入读十里塘小学了。全干校那么多孩子都上的是干校自办的“五七小学”，只有我俩儿入读农村小学，“坚定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了。“十里塘小学”
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您，心里那个亮堂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领袖毛主席，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伟大的共产党！十里塘小学座落在十里塘这个小镇的一隅，与大队部比邻。几间低矮昏暗的土坯草房，歪斜的门窗，屋内是黄泥抹的墙。干校几年在老乡那儿我就没见过雪白的墙。教室正面墙上小黑板上方倒是挂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两旁是红底黄字的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垛土坯中间担一块长条木板就是课桌，课椅是学生各自从家拿的小木凳子。屋外有一圈矮矮的土墙，中间是操场，我们课间玩耍活动的地方。班上共有十来个孩子，我和疙瘩9岁读二年级，同学里大的已十四五岁，每年打了粮食家里有了点积蓄他们才能读上一个学期，所以十四五岁才读二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胡，三十岁上下，大眼睛，瘦身板儿，留分头，穿一身整洁的蓝布褂（这是他区别于当地老乡的身份象征，老乡一年到头都是一身粗布黑衣，有的到了夏天把棉袄里的棉花取出又做单衣），腋下总是夹着几本书。还有一位女老师姓什么记不得了，她那两条又粗又长又黑的大辫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走起路来大辫子在身后摇来摆去很是好看，对其他老师已没有什么印象了。不多日学校和小镇上就传开了：新来了两个“干校孩儿”，贝小平在班上也很快有了新的外号——“邓小平”。语文课本是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材编写组编的，有两课给我印象最深。一课是“九大”新闻公报，内有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刘少奇、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新的党中央领导成员名单的内容，林彪及“五大金刚”和“四人帮”主要干将悉数名列其中。另一课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剧本。小常宝的唱段是：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那课文念得（确切的说是唱的）是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摇头晃脑口沫四溅。一开始我和疙瘩还想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方言为基础语言”的普通话来读，没读两句就被老师和同学们的河南腔带沟里去了，弄得我们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张口就是满嘴的河南话想改也难。语文作业的字词和课文都要求用毛笔书写完成，这可把我们难坏了，我们哪儿练过这个呀！望着同桌在小小的方格里用毛笔写出的蝇头小楷我简直一筹莫展，头都大了。胡老师鉴于我们毫无基础才同意我俩儿用钢笔灌上炭素墨水改写“硬笔书法”，总算过了这一关。“算术”的应用题对我有点难。题目是这样出的：开头总是一段黑体字的毛语录，然后才是正题：生产队挖鱼塘，第一天挖xx方，第二天挖xx方，第三天社员鼓足干劲只比前两天的总和少xx方，问平均每天挖多少？现在的小孩闭着眼也会算的一道题当时可把我绕蒙了。向父亲求教有时给我讲讲，有时就不耐烦地说：“你哥哥、你姐姐学算术都没你这么费劲！”人家自己还郁闷着呢！这天胡老师不想讲课便说：这节课让你们“听广播”，全班顿时欢呼雀跃。胡老师吩咐班长去办公室取来新添置的城砖大的四管半导体收音机，调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同学们或手托下巴或伏于案上都对这个塑料盒子能开口说话“嗞嗞”称奇，听得是津津有味，其实也没什么可听的除了“九大”精神就是“样板戏”。“大队买来拖拉机喽！”小镇上一片欢腾，男女老少奔走相告，都聚拢到大队部前的空场上，一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是十里塘有史以来最现代化的农机设备，人民公社终于向农业现代化又迈进了一大步！后来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疙瘩”放学可以回家玩儿去了我还得参加排练。一次宣传队在操场上排一个舞蹈，我举着毛主席像站在中间，农村孩子手拉手边舞边围着我转（是围着主席像转），这时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我寻声望去见土墙后有几个高高矮矮的人影，是王耀平、隋建辉（好像还有邱大钢）他们，“五七小学”没课跑这儿看热闹来了，弄得我当时特不好意思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一日排练结束中午已过，胡老师拿出1块钱让我们自己解决午饭，大孩子拿这钱买了一块猪肉（肥肉居多），从卖豆腐的小贩那儿买了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卤水豆腐，又从哪儿弄来一棵白菜，几块土坯支起柴锅，引来火种便埋锅烧肉了。锅里的食物“咕嘟咕嘟”开了几开儿，冒出一阵阵的香味儿，大孩子以尝一尝烂不烂为由已夹走好几块肉，大家也早已按捺不住纷纷下箸吃将起来，最后连汤也“嗞嗞”地喝了一个精光。一次参加“会演”，时间三天，地点是罗山县境内的一个什么院校，老师领着我们背着行李卷，举着红旗排着队，徒步从十里塘走到县城又向东走了10里，平坦的柏油马路没有车也没什么人，两旁是高大的杨树。一去20华里是我当时走得最远的一次，回来是怎么回来的？好像是军车捎了我们一段，记得还带回来一身的痒痒包。“我跟你记仇！”这是班上同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开始我还不明何意，后来才知道此为当地的一种“文化”。村（湾）里的大人之间有了矛盾，闹了意见会“记仇”同学之间闹点儿不愉快也会“记仇”，是绝交之意。从宣布“记仇”之日起双方就不再说话而形同陌路，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据说有的两家人好几十年都不说话往来。班里有个“地主”的孩子，毛笔字写的奇好，班里数人与他“记仇”，我真替他难过。“南蛮子，北侉子，你们干校孩儿说话侉里侉气不好听！”同学不屑听我讲普通话，坐拥中原，连小孩儿都“唯我独尊”。同学余及方，家住十里塘镇上（其它同学多住“湾里”），家境在当地算是小康。他姐姐中学毕业回乡，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儿，鹅蛋脸，尖下颏，细眉大眼一笑两儿酒窝，身材高挑，人到哪儿哪儿就会响起一串银玲般的笑声。金x德，家住镇旁，其父开一个打制铝质锅碗瓢勺的家庭作坊，我到他家去过，高大的堂屋里没什么陈设，一大口黑漆棺材停在大屋地上发出幽幽的光，着实令我惊愕，后来明白这是为家中老人备下的“寿材”。他家大白狗特凶，要不是主人吼着，总想伺机对我下口。有个住在湾儿上的同学送我一只大狸猫，那日用布袋装到学校，我连袋子带猫一起装进书包，一放学便兴奋的赶忙往家跑，一路上猫在我的书包里“喵喵”的不停的叫。翌日一觉醒来却不见了猫影，急忙来到学校见到那同学，“昨天你给我的猫……”，“丢”字还没出口，同学笑答：“它已跑回来啦！”说也奇怪，猫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裹着，即没下地走更甭说像狗那样撒尿作记号，却能蒙着眼睛找回几里外的家，该叫“老猫识途”才是。我时常光顾小镇上一家经营日杂百货的小店，最爱吃许昌产的一种叫“猪油糕”的奶糖，还有一种粘着砂糖的饼干我也买过。随着“五七小学”逐步走上正轨，在十里塘小学就读一年后，我又回到“五七小学”。“五七小学”
“五七小学”位于原劳改农场的一处院落，从黑黝黝的大门洞进入到这个院落，四周是灰砖平房，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空场。门洞上方有一个二层门楼。第一批随大人来到这里的好动的孩子们曾爬上门楼，在上面发现一挺木头机枪架在窗口。不难想象空场原来是犯人们集合、放风的地方。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劳改犯们（刑事犯和各类“反革命分子”）一定会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力量的强大”，一把木头机枪就让他们这些“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了。就这样，四周的平房成了我们的教室，犯人们放风的空场成了我们的操场，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就在这监牢改成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因为同龄的孩子少，有一段时间上课采用复式制，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先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预习，布置作业让第一拨儿做，再给另一拨儿讲。印象深的有外语课，作为外事口的子弟，颇有眼光的大人们想让我们早一点接触外语，于是小学二年级就开设英语课（当时恐怕北京的学校也做不到），由刚从外语学院毕业分来的外语干部任教，教材和发音都极规范，从ABC学起，只可惜我那么早就接触英语却至今还是ABC水平，真是浪费了大好时光！教语文的方老师，天津人，长脸齐耳短发，戴一副赛璐珞镜框的眼镜，讲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谈吐幽默而风趣，她对北京话管脚叫“脚巴丫子”颇为不解：“脚丫也行，干嘛非脚巴丫子？”我爱写因之对我较关注，但更对学友陈延平欣赏有加，夸他老成持重做事踏实学习好纪律也好，方老师的确慧眼识人，要不人家现如今怎么能在部机关大事呐！不过方老师有件事可没看准，校部演了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方对片中的农庄女社员劳动时穿着西服裙、高跟鞋羡慕不已，“瞧人家那儿农民下地干活都穿着小皮鞋儿，咱什么时候到人那样就行喽！”除了教语文，方老师课余还带我们自编自演“活报剧”，请探亲的“五七战士”家属（哪个团的舞蹈演员）给我们编动作，到底是科班出身一个动作让她一弄就是不一样。沈老师，一位戴眼镜的瘦瘦的男老师，原来教我姐姐，是一帮在县城上中学的干校子女的辅导员，看了我写的学毛著讲用稿夸道：这孩子能写！我此时写讲用稿的水平已非昔日能比。记得刚上一年级，时逢“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之际，上至70岁老太，下至几岁的娃娃，天天开讲用会，人人写讲用稿。讲用稿的标准写法是开篇一律先引用若干段毛语录标明出处第多少多少页，然后以若干事例说明如何活学活用，举例越多学得越好。我因写不好总向姐姐求援，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吃力的提着一篮菜，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立刻跑过去帮老奶奶提，她激动地看着我说：你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有一次，我写作业写累了，这时毛主席的教导在耳边响起，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我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很快把作业写完了”云云。一次“五七小学”考时事政治，试述为什么说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我从巴拿马人民要求收回运河区的主张诌到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从越南人民抗击美帝侵略诌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洋洋洒洒两大篇。那时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学校请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陈兴农讲传统，一下午他讲的什么我已不记得只记得他说朝鲜人民军跟老毛子（前苏联）学的打仗不爱挖战壕，只顾端着枪往前冲。乖乖，怪不得说中朝人民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原来钻的都是咱志愿军的战壕哇！“五七小学”的陆校长是个态度和蔼的老同志，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一次全校大会上陆校长为了说明苦与甜的辨证关系，高声问大家：“是糖好吃还是药好吃？”他的南方口音让大家把“药”听成“肉”，齐声回答：都——好——吃！问了好几遍还是都好吃，校长无奈了。班里同学还有连钢，他父亲在驻越使馆负责经援工作，“抗美援越”的物资很多都是其经手的。蒋盛敏：手拿一本文革前出版当时已遭批判的“红旗飘飘”翻到某页给我看：蒋克定将军（注：其父是新四军还是东江纵队？）1945年8月某日在某地接受日军投降，当即令我对他也刮目相看。他还时常拿来一些自动雨伞和折叠望远镜之类的洋货给我们开眼，颇令我们惊羡，他便露出得意神色，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日我穿了一件哥哥穿小了的皮夹克，为别太扎眼还在外面罩一件绿上衣，可还是被发现了一通起哄。唱“样板戏”
“朔风吹，林涛吼”，“临行喝妈一碗酒！”“穿林海，跨雪原”，“浑身是胆雄赳赳！”“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这些革命样板戏中的经典戏词凡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耳熟能详，那时的大人孩子没有不会唱几句样板戏的。我唱样板戏的历史可追溯到学龄前。文革风暴骤起，“文攻武卫”之外，所谓文化生活，舞台上演的，广播里播的，报纸上宣传的都是“八个样板戏”。我学会了杨子荣、少剑波、李玉和、郭建光等革命英雄人物的主要唱段，也反串过刁德一、胡传魁。但小时候家里连歪戴帽子都不让何况学反面人物，学坏容易学好难嘛！于是革命英雄人物的唱段就成了我的保留节目，要唱就唱男一号，高大全那种，大义凛然正气四射顶天立地那种，给个大山、李勇奇都不唱。就这样公共电汽车上唱，我曾跟着哥哥姐姐到车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念语录、唱样板戏）；大会小会唱；家里来人也唱，下干校前我的“唱功”已达一定水平。在干校第一次露脸是在“五七小学”筹备大会上，四年级的王家驷先上台唱了一段也是英雄人物（好像是杨子荣）的唱段，之前已风传他唱得好。然后我上去唱，唱的哪一出已不记得，只记得掌声热烈，于是一炮打响。后来干校只要开大会定要让我唱一段，“联欢会”更不用说还要返场，到了全干校大人孩子无人不晓的程度，王家驷打那以后再也没唱。现在想来我当年的演唱差的太远，不过是“五七战士”们业余文化生活太过单调贫乏，唱戏使大家暂时忘却了身体的疲劳和内心的苦痛，调剂一下他们的生活罢了。在一片赞扬喝彩声中我还真有些飘飘然了，戈阿姨不是还说过要介绍我回北京的戏校学戏吗？她说她喜欢我的“童音”。现如今戏没学成，嗓子也早已倒仓了，连李勇奇也唱不了喽！一回在校部演罢已过晚上9点，脸上的油彩顾不得擦，顺着月色下的校部到三连的满是辙印的土路，路旁“五七战士”种下的小杨树的树叶“哗哗”作响，绕过豆地里传说中的坟地里的“鬼火”急步往三连赶。一进家门父亲已在等我，“我觉得你今天唱的没有往常好，唱完还站着不走是不是想听掌声呵？”兜头一盆凉水，令我清醒许多。“校部”
随着父亲调到校部生产组，我随父母又搬到校部。校部绿树成荫，基础设施较好，有礼堂、“大食堂”，二层小楼是“二厂”（电子管厂），安置的都是随家长到干校的“知识青年”，生产的产品也比设在城关的“一厂”（制钉厂）技术含量高。干校自建了18米高的水塔（我们终于结束了吃水塘水的历史），水塔下有水房和澡堂，往北是一片开阔的葡萄园，再过去是一排又一排的红砖灰瓦的家属房。礼堂周围的灰砖平房是原来留下的，这里有干校各行政部门，小卖部（母亲工作的地方），一个人的邮局（县人民邮政在校部设的点）收发往来信件和包裹，县新华书店的流动售书车也不定期来卖书，我买了《艳阳天》《沸腾的群山》《山岗上的星》《芬芬为什么剃光头》等小说和许多小人书，盖上大红的“罗山县新华书店流动售书专用”章。礼堂西侧的水泥场院比三连的大很多，夏夜里经常在这儿放电影，往东是“五七小学”和四连，还有大型机械（“东方红”75，“丰收”55，解放牌卡车和联合收割机）停车场、马场和种猪场等。我去过一次种猪场，在一连那儿，膘肥体壮的大种猪足有两三米长，周围十里八湾的老乡都盼着自家的母猪能和它配上。校部南面有一大片桃园，夏末，甜的和不甜的桃子象小山一样堆在小卖部门前的空地上，母亲饭没吃完就去卖桃，各家都用洗脸盆装。我家在校部住的具体位置我还真有些印象摸糊，只对一些人和事记得清。“小孩儿，你知道元宵怎么算煮熟了吗？”一位住在我家隔壁的二厂女青工问。“飘起来就熟了。”我答道，我没煮过但听大人说过，这天也不是什么日子？家家差不多都从小卖部买了元宵。“新裤子就让你给刮破了，你说气人不气人！”看到我正在床边低头补一条绿裤子母亲生气的说道。这裤子我刚穿上一小时就让铁丝网刮了一个“L”形的大口子。“算了！算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不是正在补吗！”李瑛阿姨（同母亲一起卖货）劝解道，母亲仍余怒未消。也是，那会儿买一尺布还要三寸布票呢！这晚场院上放映《地道战》，虽已看过无数遍仍兴致勃勃，日头刚一偏西我们便各自从家拿了小凳去占地方，离开演还有一两小时银幕前的凳子、椅子就摆的差不多了，再来就得坐背面。有时我没来的及占地儿开演前才到，“快来！在这儿呢！”同伴们招呼我，他们已帮我占了地儿，我高兴的坐到最好的位置上。“瞧他多像一个土皇帝！”又是后面的几个二厂青工在说话，管他土皇帝洋皇帝先看了电影再说皇帝。校部有丰富的文化生活，看电影（我看了《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奇袭》《打击侵略者》《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外国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阿福》）、打篮球、打乒乓球……说起乒乓球，二厂青工嫌水泥台面不上档次还专门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专业球案”，先在木制台面上涂胶，再蒙上一层层布打磨后刷上绿漆画上边线就做成了全干校最“牛”的乒乓球台，还专门辟出一间屋做乒乓球室。他们打我们在旁边看，等他们不打了我们就一拥而上，也找找那“专业的感觉”。“反革命分子xxx，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长期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追求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在校部召开的现场批斗大会上的“批斗词”，据说是他偷了女内衣，谁知道都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这儿还有幸看见了部里来此视察的有关领导，此领导身披黄呢子大衣，足登黑亮的皮鞋，分头油亮，肤色白里透红，有数人陪同，真是派头十足。与“穿着破棉袄戴着上海表”土里刨食的“五七战士”们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桃园那绿树掩映的桃林深处有一座新坟，面南的墓碑上写有：“熊本龄同志之墓”，熊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原农场留守人员（我与其女同学），因把干校病死的猪挖出来吃了，食物中毒抢救无效去世。因他属生产组，抢救和后事（包括穿衣入殓和下葬）父亲都亲历了，很是感慨。那几日每当我晚上躺在床上熊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一想到他孤伶伶独守的桃园，想到桃园中那座新坟，我便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惊出一身一身冷汗。那几年我几乎每到春天都犯眼疾，眼睛发红发痒视物不清。到信阳看了不见好转，那日随母走在信阳街头，遵医嘱戴一墨镜，路遇一看自行车老太撇嘴说道：“小小年纪不学好！”干校已经人心惶惶，眼疾又久治不愈。就这样在1972年的一个夏日我离开了生活了近三年的罗山干校随母返京。后记
清晨随着人流走出北京站，望着长安街上滚滚川流不息的汽车和自行车流，我这个穷乡僻壤回来的少年已不知该先迈哪条腿了！这是后话。时光已流过逾四十年，有些记忆已渐摸糊但绝无杜撰。拉拉杂杂写下以上文字，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五七干校邮票一套三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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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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