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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士弘，笔名亦远。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当了小学教师。文革中下放海淀区五七干校。其中一年在香山开煤矿，当装卸工，住在碧云寺和香山昭庙。1973年特准出国探亲。1979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统计硕士。曾在硅谷工作，以后在加拿大工程咨询公司从事信息工作。 现已退休，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下。
原题
碧云寺的水泉院
通常五七干校都是到比较偏僻且远离城市的地方，我的五七干校是北京市海淀区的，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乡交叉地方。结果有幸到了著名的香山风景区，在那里企图开发煤矿，也是荒唐事了。![]()
碧云寺自元代创建，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碧云寺位于北京海淀区香山公园北侧，西山余脉聚宝山东麓。寺院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造。整个寺院布置，以排列在六进院落为主体，南北各配一组院落，院落采用各自封闭建筑手法，层层殿堂依山叠起。整个寺院，由山门至寺后石塔，高度相差一百馀米。在中轴线上的前几重佛殿屋本为明代遗物，内有佛塑佛雕，其中立于山门前的一对石狮、哼哈二将，殿中的泥质彩塑以及弥勒佛殿山墙上的壁塑皆为明代艺术珍品，文革期间塑像被毁。1968年秋天，我被下放到香山。当时毛泽东提出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煤矿。我们海淀区五七干校的一个连，五连被派到这里建立香山煤矿。记得是一个雨夜， 照例在北安河五七干校总部开完誓师大会， 我们乘大卡车到碧云寺。我当时押解行李， 和另一个战友(五七干校的同事当时要互称战友)坐在大卡车驾驶室的顶上。幸亏司机记得，在进碧云寺头一座大门时突然放慢速度，喊我们趴下。我们赶紧使劲弯腰才平安进了寺，不然腰肯定被大门的梁撞折。现在每每回忆起，就直冒冷汗，安然无恙活下来实在是侥幸。碧云寺大门左侧是一个庭院，有走廊把众多房间串联在一起。园内还有土山和花园，看来过去是一个高尚的地方，只不过已经荒凉了很久，一地蒿草。这里就作为我们的宿舍了。庭院的一侧是一条深沟，是碧云寺山门外的护寺河，当年建寺时就利用了这条山沟泄洪自然形成的溪谷一侧做基础。谷约深十来米，周围有人工垒砌的石壁。下面有潺潺的溪水，水并不多，倒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们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宁静中听见溪水的声音和秋虫的鸣唱，好像我们脱离了尘世的阶级斗争，来到了世外桃园。据介绍，香山一带自古产煤，明代就有小煤窑，虽然已经荒废了过百年，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办好小煤窑，据说就能让帝修反发抖。煤矿是在半山腰，就是在香山鬼见愁山峰的背面。那里有一条山路，是沿香山公园外墙和碧云寺外墙的夹道向里。如果一直走上山就到了一个山口，叫挂甲屯。据说大宋年间，杨六郎抗金，骑马路过这里出来一身大汗，在这里脱了衣甲晾晾而成名。后来我才知道北京西山一带山口叫挂甲屯的很多。我曾上去过一次，大约要走四十分钟，有一个残留的城门口，然后又是无尽的石板路，没有望见村子。看来山民住的地方还远。他们上下只有这一条路。所以轻易不下山。老乡后来告诉我，他们山上缺水，坡又陡，十几块地才凑成一亩地，只能种小米即谷子。大约要三到五斤种子播一亩，到秋天能收获二十五斤到三十斤粮食。文革前在春天他们用小毛驴驮点香椿下山卖，秋天则驮点枣子卖，但文革后商业活动全禁止了，一点现钱也没有，种的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公粮，卖余粮，生活非常艰难。我们因为打了的隧道需要荆条插在坑木后阻挡碎石，就得到特别批准向老乡收购。于是一下来了十几个女孩子，小的不过十一二岁，大的也才十七八。她们就在山坡上砍荆条，打成捆，交给我们。我正好负责收购。大概是3分一斤，我和一位叫老李的老工人用大秤称重量，当场结算。当然不给钱，是开白条，不过那时好像还不会不兑现。我总是高打秤，好给她们多算一斤。曾经碰到一个小女孩子在半山腰背不动过不来了，急得直哭。我就喊，叫她把成捆的荆条往山下滚。她说什么也不肯。我觉得农村孩子怎么这样不开窍。往返喊了半天才明白，滚下山的荆条要损失重量，就要损失几分钱！我只好带秤爬到半山收购，给了她开了白条，我再一脚把荆条踢下山来。为什么大人不来打荆条呢？问了乡民才知道，大人干活是记工分，壮劳力一天最多可记十分，那时一个工分不过几分钱，但要到秋天收获时才结算。而打荆条，干校付钱，就可以分现钱。叫这些小女孩干，是网开一面，不能让乡民挣太多了。我记得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穿的衣服是补了几层的，蓝色洗得发白，身材高挑，开着紫花的荆条堆在她的脚下，她背向着我，蓝天相衬下，正挥汗休息。我当时就想，我要有个相机给她照下来多好。那时为了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我们必须有敌情观念，为此要轮流值夜班，两个小时。我当时正值年轻贪睡，白天劳动强度大，还要在睡梦中被叫起来，到院子里巡逻，苦不堪言。和我一起的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个子不高，戴个深度眼镜，文笔很好，也很能发言，凡是冷场的讲用会上，领导就点名他带头发言，他也总能讲上一气。我认为他是个左派，一直躲着他。但值更的晚上，就我们两个人，流水、虫鸣传来的是一阵阵困意，我们必须说点什么才能坚持下来。于是我们就从个人的下放说起，原来全有冤屈的故事，全在竭力挣扎，他说：“我已经五十六了，实在干不动活了， 我只有期望叫我不出工写大批判文章才能缓口气，所以我要带头发言，没有说的也要说。”我们当时先要修一条通到半山的简易公路，以便汽车可以开上来。这要把碧云寺墙外的一些大石头炸掉。这样我就学会了使用风镐。那是最原始的风镐，开动起来，不但浑身颤动，而且白色的石粉飞腾起来可以有十几米高。不一会儿，持镐的人的头发，眉毛，胡子和手臂上的汗毛就成了白色。我们的安全设备就是一个柳条编的安全帽和一副帆布手套。指导我们的是两个四十来岁的“老”矿工，全有很重的矽肺病，走几步路就要喘。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怕，好像根本不在乎。两个老矿工告诉我们在隧道里最可怕的是把风镐的钢钎打到古代的小煤坑里了。他们说那些埋在深山里的古矿坑充满积水，水压非常高，一旦捅破，高压水能把钢钎反向压出来，向标枪一样插到风镐手的身体里。那怎么预防呢？我们问。“就看你小子的命是不是大了”，老矿工一边咳嗽一边狂笑。说来我们还是命大。挖隧道，在爆破时我们要出来等爆炸，等鼓风机把爆炸的硝烟吹散才能进去。一次我们正在隧道口聊天，等排烟。就听里面咕咚一声。烟排完后，我们进去，看见一块巨石，大约直径有一米多，球形，从隧道顶掉下来，就是爆破前我们打风镐的地方。比这还惊险的是运雷管。我当时是装卸工，和商业局的小王及一个八里庄中学的朱老师到红山口一个地方领引发爆破的雷管。那是和钢笔大小的铝管，有两条电线接出来，一个和现在装微机液晶显示屏差不多大的木盒装有上百个，我们搬了一小卡车，就是灰色的北京130。返回香山时，我们真是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小王和朱老师就坐在雷管盒上一路颠了回来。我们还说笑话，说“今天可是13日，又是星期五”。只不过回来后，朱老师揭发我和小王散布资产阶级迷信，吓得我们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我现在后悔的是工作太努力，每次到木材场全竭尽全力要求提供最好的木材。那是直径35到40厘米，长5米的红松，东北来的。到矿上截成两根2.5米的坑木。经我手买进的有几十卡车。而且我利用物理的杠杆原理，可以把木材轻易就装得高过驾驶室很多，一车顶两车拉。和我一起干活的真正装卸工本来是教我如何装卸，很快就听我指挥了。隧道打了有一公里多长，算算用了多少木头?却没有挖出一两煤！上好的坑木全报废在隧道里面了。就在那时，我对工程的管理发生了兴趣。我发现我们的领导根本没有规划，只是临时指派活。其实只要提前想想，就可以事半功倍。而干活的人，在粗糙的管理下，越卖力气干活，返工越严重， 损失越大。这是我后来对超额完成任务深恶痛绝的起因。那时我们修一条山路，应当考虑和隧道口衔接，要考虑隧道口要倒渣石， 有一个水平面高度的问题。可大队书记出身的连长老聂根本不动脑子，结果这段路一会垫高，一会铲低。有时赶上一天因为搞大批判没施工反而成了好事，这样第二天地势变了就不用返工了。我们虽然生活在环境优美的香山，但我也亲眼看到了人间地狱。那时我们隧道对面是公社开挖的煤矿。他们倒是挖出了煤，用马车拉下山。一天，连长叫我到他们井下取个零件。我沿着超过45度的斜井，顶着昏暗的电灯小心地下去了。原来那里整天漏水，就好像下雨一样。在煤井的底层，是混在黑水中的煤，工人站在齐腰的水中，用柳条筐捞煤， 然后放在大筐里，由井外的工人用滑轮拉出去。那里又闷又热，非常难受。我拿到需要的零件，就急不可耐地往外爬。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心也跳快，就更拼命向外攀，结果一见到蓝天我就失去了知觉。如果慢几步，我可能就又滚落井底了。 在碧云寺半年后，我们又搬到香山公园里面的昭庙。那是在著名的琉璃塔下的藏式建筑。昭庙全称宗镜大昭之庙，位于香山公园见心斋以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接待西藏班禅来京而建，故世人称之为班禅行宫。据说中共未进城时，曾安排宋庆龄在这里住过。倒是庙后面的房子有过改造，釉木地板，呈西式风格。这个庙有厚厚的几道土墙围起来，前面围绕一个院子，中间有乾隆御笔的石碑。土墙已经掏空成为住房，好似陕北的窑洞。土墙上也建了一排排屋子。无论夏天多热，到屋子里就凉快下来。而晚上睡觉还要盖棉被。![]()
我们开会就在墙上的城楼开。一次一只蝙蝠飞过来，落到我的《毛泽东选集》上。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蝙蝠，原来它是那么丑陋：它的脸虽小，却非常像人，像一个阴险的小人，用凶狠地眼睛注视着你。我虽然知道它对人无害有益，但还是感到非常厌恶。当时全班的同事全害怕地看着我和蝙蝠。我只好把书推到地上，蝙蝠才从“毛选”上腾空而起，吱吱叫着飞到了夜空。 昭庙的景色又和碧云寺不同。那里有参天的大树，叮当作响的琉璃塔铃声。夏天可以听到杜鹃鸟的叫声，我们全说听起来好像是“不哭不哭，光棍好苦”，由此联想到自己孤独的身世，缥缈不定的前途，渴求未得到的爱情，在内蒙古插队的兄弟和未曾见过面的父母兄妹，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时是每两周休息一次，两天。我往往就不回城，一个人留下。在暮色的黄昏散步到琉璃塔下，登高望去，只有苍苍的松涛。偶尔可以看见狐狸匆忙地在身边跑过去，不由引起无限的遐思。 哪知道即使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还是不能脱离开阶级斗争。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听到喊声：“有人自杀，有人自杀”，连忙跑过去。只见一个男青年滚落在琉璃塔边，身上全是血。我把他托起来，他还清醒，看来是企图割腕自杀。估计没有切到主动脉。我和其他几个人把他抬下山坡，连长老聂同意调一个车送他去医院。因为那是一个大休日，大家全要回家，只好由我送他到医院。我忘记是到哪个医院了。只记得，把他衣服脱了下来，看到胳臂上是一个一个张开的口子，和小孩嘴大小。没有血流了，是惨白的肉。我问他为什么想死，他说看到死人的事太多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就从保定来北京自杀。当时保定武斗很厉害，动用机关枪、卡宾枪，死人的事是天天发生的。但我觉得他并没有讲实话。我问他在北京可有亲人。他犹豫半天，终于告诉我有一个大伯在北京。我马上和来看他的警察说了。警察立刻带我到附近的公安局查户口。我这才第一次领教了公安的效率。那时没有计算机，当然无法检索。但公安分局有一个个扇形的户籍卡片存储器。那是按姓存放的盒子，一个大转盘上上下下有几层，可以转来转去地查找。很快就找到了两个同名的，立刻给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有一个老家是保定的。马上就找到，通知了他。不到半夜他大伯就到了医院，果然是他的侄子。记得他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工人，他还告诉我中国只有两只鸭嘴兽的标本，全在他的管理之下。香山琉璃塔。始建于清乾隆 45年（1780年）。我在这个塔下救过一位自杀的外地青年
看到自杀未遂的青年的亲人找到了，我就告辞离开了。星期一的晚上，我当成一个罕见的经历和战友讲。不料一个战友说：“你怎么知道他的背景？你救了他，他这是自杀的吗？人家要看见了，你可要小心呀。” 说得我毛骨悚然，突然那么害怕，连昭庙的大门全不敢迈出去了。我当时23岁。在煤矿的工作虽然累且危险，但有两个当年梦寐难求的好处：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套劳动布的工作服，上面还印上“香矿”两个让人琢磨不透的标记。这在那年头可是大事，首先这样一套服装值贰拾元，超过我半个月的工资；再说我根本没有什么衣服，禁不起煤矿上的消耗。按规定到五七干校的人士不能领工作服而我们有一套，说明我们的地位高了一点，向工人阶级靠近了一层。另一个好处是每天有五毛的食物补贴。这可是一笔大钱。那时一斤肉才一元。五毛的补贴使我们天天可以吃肉。做饭的大师傅是大学的厨师，专门会做大锅饭菜，还教我如何炒酱爆鸡丁，是我学烹饪的启蒙人。那时我的梦想就是留在香山煤矿当个采购员。哪想到折腾一年多之后，煤依然不见踪影，和来时一样突然，一夜之间，我们又被送回了北安河干校，梦消失了。原来，我们虽然没有挖出煤，却把水泉院的泉水断了，宋庆龄听说赶来看了，回去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周批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处理。吴德就下令关闭了香山煤矿和我曾经晕倒的人民公社小煤窑。在离开香山时，我填了几首词作为怀念，这是其中两首 ：沁园春
在碧云寺为出煤修路有感
参天翠柏，香蒿遍地，千年国槐。听流水潺潺，松涛澎湃。曲径长廊，一字南房。碧云寺内，哼哈二将，惟妙惟肖今何在？众罗汉，深院得保全，香火已断。
少时几次郊游，昔僻静风光今依在。叹世事多变：现为煤炭，修路筑桥，劈石开山。登临望远，昆明玉泉，风尘滚滚来天半。对归终，盼萧湘月圆，可称我愿？
1970．3．20
采桑子 杜鹃啼血
拂晓林间杜鹃啼，不忍多听，又欲多听，雨燕纷纷报天明。
姹紫嫣红落瑛时，残瓣伶仃，我亦伶仃，无限心事与谁云？
1970．5．31
多少解释一下，碧云寺山门里左右各一个三米多高的泥塑哼哈二将是明代的艺术品，在文革初的破四旧时被砸毁。寺内西后院有一个五百罗汉堂，因为管理人员及时锁住了门窗，红卫兵不知道其存在，得以保全。我在那里下放时， 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大群士兵，打开了佛堂，给蒙尘了的众罗汉擦洗干净。原来那是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要来拜访。他走之后，我和一位薛姓小伙子偷偷进去看了，知道众罗汉得以保全。我最遗憾的是在碧云寺看到在砸烂的佛像的红泥堆里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罗汉头，我想偷偷拾起来，终还是胆却，放弃了。我估计这也是明朝的古物。在香山远眺北京城中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如果接连一周不下雨，从香山看北京城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那时候雾霾主要是黄土形成的尘埃。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干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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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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