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丨刘建生：亲历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金日成

作者简历

刘建生，1954年生人，1969-1976年当兵，1976-1979年当工人，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4-2014年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记者，现已退休。出版专著《当代风流：我镜头中的100位世界领袖》。2021年7月11日，因突发疾病逝世，享年67岁。

原题

我拍邓大人

作者：刘建生

1988年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客人

（2017年）2月19日，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日，咱也整篇小文纪念一下。虽然在他老人家主政的时代，我只是个刚拿上照相机没几年的小记者，但毕竟咱们这个辈份儿的记者，能够拍摄他老人家的还不多，所以我就装一回大尾巴狼吧。

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84年庆祝建国35周年大会上。不过当时他老人家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我只能在长安街边远远地瞄上一眼，还看得不很清楚。那时候本人刚刚拿上照相机没几天，给我的任务是去新华社老同志的各个拍摄点上收集拍完的胶卷。          

虽然我1983年就从人大毕业分配到新华社了，但是按照当时的规矩还要下放到分社实习一年，不过彼时本人干的是文字记者。据说后来干部局的人去调查每人表现，分社的领导说：这小子文字不行。干部局的领导说，文字不行那就干摄影吧。所以我搞摄影完全是歪打正着。

就是在那次大会后举行的群众游行时，几个北京大学的混小子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二版刊登了该报记者王东拍摄的照片，这在当时可是绝无仅有的大胆举措。

我看到新华社没有发类似的画面，就去请教当时在金水桥拍摄点的本组记者老王：你看见北大学生打出的横幅了吗？回答说看见了。我又问：拍到了吗？回答说没有拍。

我不懂事，继续追问，为什么不拍？没想到老王义正辞严地说：“胡闹！”  当时在附近有好几个拍摄点，估计所有的新华社老同志都认为是胡闹，所以没有一个人拍摄。

后来没想到胡闹震惊了全国，我这才认识到胡闹才能够出好照片。之后，新华社摄影部在1984年国庆报道的总结中说：“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

参加国庆群众游行的北大学生，突然举起“小平您好”横幅通过天安门广场。《人民日报》记者王东摄

另一个角度看“小平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摄

现在的年轻记者和老同志的区别在于，老同志是在经过自己的政治判断后才按下快门的，而年轻记者是不管他什么政治不政治，先拍了再说。当然，这也和当时胶卷很贵有关。

题首这张照片，是我在1988年拍摄的，当时是邓老爷子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总书记。现在南联盟早已解体，本来就不太大的南斯拉夫分裂成更小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塞黑、马其顿、黑山等国家。老子曾曰：“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老人家认为国家越小越好，也不知道是对是错。

那时候，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后，我国外交部礼宾司都要准备好一本该国领导人访华的影集送给他们，此类照片我们称之为“送礼照片”，据说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定的。

 “送礼照片”的任务一直由新华社摄影部承担，它基本上概括了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所有活动。比如欢迎仪式、会谈会见、参观游览、欢迎宴会等。所以当时每逢有“国宴”的时候，只有新华社摄影记者可以进去去边吃边喝边照，其他单位记者没戏。

记得当时拿到邓老爷子宴会的请柬，俺心里还着实兴奋了一阵子。虽然我以前虽然也拍过他老人家若干次，但由于都是在会见会谈的场合，一帮记者乱挤乱抢，加上俺辈份儿小技术差，只能在边上梢着，很少有机会拍摄单独的特写。

遇到这样难得的机会，就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拍他老人家的肖像特写了。这张照片就是老爷子在宴会的间隙，点上一支“熊猫烟”时拍摄的。

关于那次宴会，我记得是一次极其简朴的请客。菜肴只是一些腊肉炒苦瓜、豆豉炒盖菜之类的四川家常菜，让人吃得很不过瘾。宴会结束后，我听到外交部礼宾司长气愤地说：“就这些破菜，还每个人35块标准！”

那时候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等都吸烟，每次会议、会见一开始，当着记者的面就点上火，所以拍他们抽烟的镜头特别多。

1988年“两会”开幕式上，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邓小平像往常一样又习惯地点燃了香烟。没想到台下有个女代表、粤剧名伶红线女写了一张条子：“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抽烟。”她写完后就通过代表们往前递，还真的递上了主席台，传到了邓小平手里。

据在现场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说，他看见邓小平看到条子后笑了笑，随即就把香烟掐灭了。当时我也在现场，不过是在后区，所以没注意到这个场景。

李尚志将此事写入大会特写《投票前后》。报道播发后，引发广泛关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他回忆说，“舆论一片赞扬，称小平同志能接受意见，从善如流。”

在随后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某人大常委提出禁止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会场吸烟的建议。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采纳，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再也看不见领导人吞云吐雾了。

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本人有幸参加了拍摄，成为最后五个中方见证记者之一。

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金日成

当时，邓小平在钓鱼台18楼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那时邓小平年事已高，已经不再会见外国客人，但还是破例会见了金日成，与他进行近一个小时的长谈。

这是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见面。随后中韩建交，“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变成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金日成主席讲一口标准的东北话，所以根本不需要翻译。不过邓老爷子右耳听力不行，需要邓榕在左耳边大声重复。

翻开各位拍摄的所有邓小平会见外宾的照片，他都是不按照国际惯例坐在右边主人位置上，就是因为听力的问题。我们这些记者在拍摄了五分钟之后，就被请出去了，还没来得及听他们说什么。      

从现在中国的国内国际境遇上看，邓老爷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十六字方针，还没有过时。

外一篇

听卡扎菲讲课

作者：刘建生

家人劝我整个公众号，把我在新华社三十多年的拍摄经历写下来。我想，先发一篇卡扎菲的试试吧，如果没什么人点赞，俺就歇菜不整了。

2001年12月22日，在利比亚锡尔特市某饭店，我们中国记者居住的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卡扎菲的专机正在等候，马上出发！”  大家胡乱收拾好行李跑出来，却见警笛呼啸、警灯闪烁，中共代表团的车队已经抛下我们绝尘而去。我们几个被遗弃的记者焦急地寻找各种交通工具，恨不得骑上一头骆驼去追。此时饭店已人走楼空，而目的地又是几百公里外的首都的黎波里。于是大家为这种有点背信弃义的行为而痛骂着，而我已经开始默写检查并预想接受何种处分了。

然而不久，我们的气愤又变成了兴奋：代表团的车队又回来了！原来，在最后一刻，会见的时间又改变了，而这已经是第三次改变会见时间了，我们也终于不会被处分了。

次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代表团的车队貌似在街头闲逛。声东击西地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突然拐入一处深巷。一出巷口，眼前使人竦然心惊：在一个大铁门边，有两个沙包堆起来的环型掩体，上面几个利比亚士兵正摆弄着两挺机关枪瞄着我们。受了惊吓般的车队疾速行过足有一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围墙，又在一扇巨大的铁门前缓缓穿过。只见那个铁门边卧着一尊镇宅狮子般的重型坦克，平射的炮口正对准我们车队的方向。最后，车队终于停下了。随着一阵隆隆巨响，几个戴着红色蓓蕾帽的利比亚士兵费力地推开阿齐齐亚兵营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大铁门。

无暇观看周围景色，我们撒腿奔向著名的“卡扎菲帐篷”，然而那里面却空无一人。                      

 大家回过神来退出帐篷，一边等候一边打量着四周的景色。

就像《桃花源记》里的渔人穿过极狭的隘口，大铁门里的景色使人惊讶：眼前是碧绿的树林和一片小草原，杂花生树、草长莺飞，偶尔还有牧人赶着小群的骆驼和绵羊悠闲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们一边感叹这地方别有洞天、闹中取静，一边体味着漫长的等待。在自己家里让客人等待，近乎一种无礼；而在国际舞台上让客人等待，则代表着主人的一种威严和身份。它是给客人的一记“杀威棒”，是让你期待着一位伟人百忙之中的一次拨冗。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警卫局的哥们突然大喊：“卡扎菲！”大家回身一望，只见近百米外的树林里转出一个人来。由于距离太远并且是逆光，谁也看不清楚。但是转念一想，卡扎菲是何等人也，岂能像一个牧羊人似的独来独往，他的那些美女保镖们呢？于是一面笑话这哥们儿少见多怪、草木皆兵，一面回身继续喝着阿拉伯饮料。但是那个受到奚落的哥们并不死心，以他警卫局受过训练的犀利目光、坚定地迎着刺目的阳光继续盯着那人。直到将近四五十米时，他又大喝一声：“那就是卡扎菲！”

大伙闻讯赶紧回身迎着阳光辨认。只见在草木葱茏、云蒸霞蔚中，那人穿着一件褐色袍子，在撒哈拉直射的阳光下，身上仿佛披着一圈光环向我们走来。

听到这如雷贯耳的名字，中方阵营顿时大乱。记者、警卫和工作人员们纷纷拿起照相机和摄像机冲上前去，准备拍下这意外的一幕。此时唯有我没动。我琢磨，卡扎菲是谁，哪能像歌星影星似的由着你们乱拍？ 

一眨眼功夫，帐篷里跑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人前面一个，一面用英语大声喊道：“NO PHOTO！” ，一面用手挡着镜头往后推人。而我由于坐着没动，因此也没人理我。趁着利比亚士兵忙着看管其他人之际，我偷偷换好镜头，调整好闪光灯以及光圈速度，待卡扎菲走近时，突然举起相机就是一张。等士兵们闻声向我冲来时，我已收好相机，满脸堆笑地道歉了。

只见卡扎菲微笑着和每个人握手，连那个发现了卡扎菲的警卫局哥们都趁机混到队列中和他握了手。在那顶黄绿相间、略显昏暗的“卡扎菲帐篷”里，卡扎菲挂上了一幅独特的世界地图。这地图不是根据相邻国家不同色的原理绘制，而是把每个国家按照他的理解涂上不同的颜色 。然后，他拿起一根教杆，开始讲述他的“七个世界空间”的理论。

譬如，非洲是一个“空间”，它被染上了绿色；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空间”，它们的颜色是红的；而我们中国则被涂上了深棕色，居然和日本、澳大利亚相同。以我的理解，他可能是把世界按照民族、宗教、地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诸因素划分为七种文明。这种奇特的战略眼光使人想起写下了《大趋势》的奈斯比特和《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在帐篷门口燃着一堆篝火，飘进来的缕缕浓烟使“七个空间”的理论更显得云山雾罩。那浓烟是卡扎菲的游牧祖先柏柏尔人的一种古老的驱除蚊虫的方式，也是他时常在沙漠里独自一人冥思苦想时的伙伴。 

在一位老者往篝火上抱了七次柴后（这是那个警卫局的哥们数的），卡扎菲结束了演讲，他把大家送出帐篷外并合影留念。站在一群中国人里，他显得人高马大、鹤立鸡群。拍照时他从不直视镜头，而是若有所思地遥望天穹、极目宇外。 

在返程的路上，我的思绪也随颠簸而起伏。他究竟是何等样人？传闻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人如堕雾中，难辨真伪。

这就是卡扎菲，奢华而又简朴，天真而又深邃，倨傲而又近人，和蔼而又凶残。 

后来卡扎菲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了，恕不赘述。

刘建生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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